显而易见，因为谈话时措辞不当，我便丧失一次与年长的J.P.摩根合作共事的机会。我们几乎要成为合伙人的那个开发项目，后来证明是我赚钱生涯中最有利可图的一个企业。这个企业还使得美国在世界硫黄市场上保持了主导地位。不过，我过去对摩根先生退出这一风险投资总是感到遗憾，因为那不仅让他的银行付出失去巨额利润的代价，也让我失去一次与我们国家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金融天才合作的经历。

摩根先生的银行本来可以赚到那些钱，但没有那些钱，摩根先生照样可以过得挺好。其实，对于占有金钱，他不怎么在乎。他努力想成就的，是国家经济达到整体协调和稳定。从我的经济、产业和社会观点来看，我更倾向于支持西奥多·罗斯福的政策。但我当时把摩根视为大师和导师，在他手下效劳原本可以成为一次不可多得的阅历。

我以前从未与长者摩根真正熟稔过，至今仍然觉得这是一件憾事。年轻时我在华尔街做跑腿儿的小职员，有好几次送证券和市场报告给摩根先生本人。有一回，我还在位于Lower East Side社区圣乔治教堂的小伙子俱乐部看见过他。我本来一直在西69大街小伙子俱乐部上夜校健身课，这回正在本市其他地方的小伙子俱乐部转转，看看它们都有些什么活动。我记得摩根先生当时全神贯注地站在一个男孩身旁，俯身看着男孩从一只雪茄盒子上剪下一个智力拼图。

在为阿瑟·豪斯曼工作期间，我曾送一份报告给摩根先生，报告上有一些密尔沃基电气公司的债券报价。摩根先生问我有什么想法。我以为他问的是总体金融形势，就回答说：我觉得我们即将面临一场恐慌。

摩根先生那双著名的眼睛紧紧地盯了我一会儿，然后他质问道：“年轻人，你知道什么叫恐慌？”

我不知该如何作答。

直到1909年，这是我与摩根先生仅有过的一次谈话，这年摩根银行的查尔斯·斯蒂尔（Charles Steele）请我调查一处硫罩现象，地点大约在得克萨斯州加尔维斯顿市西南40英里处的布拉佐里亚县。我深感惊讶，摩根他们竟然找到了我。我们达成协议：如果硫矿开采前景看好，摩根他们提供资金，我来做具体工作，利润按六四分成。

我第一步要做的当然是找到一个很够资格的矿业工程师。为此我求助于西雷·穆德，他曾在古根海姆矿石勘探公司为哈蒙德工作过。穆德又雇请一位名叫斯宾塞·布朗的年轻助手。

我们南下得克萨斯，组织一帮钻井工人，开始试探着钻一些孔。

日复一日，我坐在过去被称为布赖恩山冈的那个地方，看着钻井人员将一个个竖井安置下去、把要检测硫含量的结实土块运上来。夜复一夜，在布拉佐里亚县城的那座小旅馆里，我一边拍打恼人的蚊子，一边研究世界硫贸易的事实和数据，以确定要是此处开发前景看好我们可能在这种贸易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最后，穆德认定，布赖恩山冈硫含量达到实现盈利开采的可能性大概为五五开。

返回纽约后，我跟摩根先生汇报情况，向他说明我们可以直接把那块地方买下来，包括缴纳矿产资源使用费，总共需花费50万美元。我又说自己愿意出一半资金“赌一把”。

说“赌一把”，措辞实在是太糟糕了。我本应说“投资”的。

“我从来不赌。”摩根先生一边回答，一边做了个手势，表示面谈到此结束、对他而言这个风险项目就此终结。

在一起谈话才几分钟，我就这样被轻慢地打发了。他甚至不给我机会，让我陈述一下我在布拉佐里亚的旅馆里研究世界硫贸易所得出的一些结论。我做的研究显示，当时“正是”美国硫生产量需急剧扩大的大好时机；其中一个理由是，美国工业增长当前增加了对纯硫的需求，纯硫是生产硫酸的原料，而硫酸此时可以说是所有化学品中最为重要的产品。

而且，硫矿开采技术已发展到美国生产商可以摆脱依赖进口硫的阶段。

时至1900年，纯硫生产主要由意大利垄断，西西里岛占了世界95%的产量。早在1870年左右，路易斯安那州西部发现一处分布广泛的硫矿，但早期对这些硫资源的开采并未成功，因为硫矿上覆满流沙，并且硫矿赋存有毒气体。流沙和有毒气体这两大障碍对赫尔曼·弗拉施（Herman Frasch）的发明天才带来挑战，他本是一位成功的石油工程师，曾到路易斯安那州勘探石油。经过多年实验，弗拉施于1891年完善了一套开采硫矿的新工艺，这套新工艺以弗拉施法而闻名于世。

按照弗拉施的新工艺，先自地表钻一个孔，将直径大约为10英寸的一根金属圆管放入孔中，形成采硫井，在采硫井中再置入三根同心套管。过热水从三根套管的一根中压入地下，熔融地下硫矿。然后，再通过另一根管子将压缩空气压入地下，迫使已熔融的液态硫自第三根管子上升。一旦升至地表，液态硫便输入大型冷却储藏箱，形成固态硫。

为开采路易斯安那州硫矿而成立的联合硫矿公司，使用弗拉施法开采自然硫，成了一家盈利极为丰厚的企业。但是，随着美国工业的发展，事实表明联合硫矿公司的产量不能满足国内需求，因此国内需求者高度重视其他供给来源。

1908年，弗拉施法的基本专利权利到期终止。这样，得克萨斯州布拉佐里亚县，或者开采问题与路易斯安那州相似的其他任何地方，都可以使用这一开采工艺。我本来打算向摩根先生推荐使用弗拉施法，但他突然打断我的话，拒绝参与这一项目。

摩根先生的态度一时间让我深感气愤也感到尴尬，我决定继续推进自己的硫矿开采事业。

***

我和穆德待在得克萨斯的时候，很多探矿人、发起人以及其他希望获得成功的人，过来找我们，描述各种关于含硫地区的故事，或是主动报价，出让含硫地块。有些地方我们当时很快看了一遍。摩根先生不再参与布拉佐里亚县的项目之后，我们继续进行相关调查。

穆德认为得克萨斯州有一处地方很有开发前途，那地方位于马塔戈达县，名叫大穹顶。在此之前，爱因斯坦（A.C.Einstein）让我们注意到那个地方，他与圣路易斯市的一家公用事业公司有业务联系。一次矿体测试表明穆德的观点非常正确，于是我组建海湾硫矿公司（Gulf Sulphur Company），开始在马塔戈达县收购更多的地产。

与此同时，先前让摩根注意到布赖恩山冈的那群人当中，有一些也开始以自由港硫矿公司的名义开发布赖恩山冈的硫矿。这里的开采很快就表明可以赚到钱。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硫的需求大大上升，自由港硫矿公司的利润因此逐渐增长。可是，有了联合硫矿公司和自由港硫矿公司生产硫，市场上看来不存在第三家公司的发展空间。

我们所能做的就是等待将来的新发展。爱因斯坦建议我们在马塔戈达县再收购一些地块。我授权他照此办理，同时建议他邀请那些地块的产权人和我们一起开采。不过，没一个业主参与进来。所有这些地块的收购都由我提供资金。

到1916年时，由于战时硫需求旺盛，自由港硫矿公司已对股东投资大致产生了200%的回报。穆德觉得，时机已成熟，可以动手开发我们自己的硫矿。为了实现富有成效的开采，我们还需要一些资本。长者J.P.摩根3年前去世。考虑到几年前摩根银行对硫矿开采有过兴趣，我认为可以看看他们是否愿意共同出资来开发海湾硫矿公司拥有的那些地块。

我去找亨利·戴维森商谈此事，他又将事情交托摩根的另一位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W.Lamont）负责。拉蒙特请威廉·鲍埃斯·汤普森（William Boyce Thompson）来帮忙；汤普森是纽蒙特矿业公司的发起人，他的公司最终成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矿产和石油投资公司之一。

汤普森研究我们的开采提议之后，建议摩根银行出资共同开采。他们大约拿了60%的股份。我们的开发尚未取得很大进展，摩根银行便将持有的股份全部转手给汤普森，只获得了很小的赚头。股份转让的事并未征询我的意见。我认为这一行动有失公允，并如实告诉了摩根银行。

股份首先应该回售给我，而不是给汤普森。倘若有人如此对待摩根银行，他们绝不会原谅。倘若他们一直持有我当初以每股10美元的价钱配置给他们的那些股份，那些股份本来可以让他们获得很多很多倍的回报。截至20世纪20年代后期，他们最初的360万美元投资本来会价值4500万美元。另外，他们本来还可以得到近2500万美元的现金股利。

***

在此期间，随着我们参与第一次世界大战，威尔逊总统指定我进入战时工业委员会，最后又任命我为委员会主席。鉴于担任公职的责任，我觉得自己理应放弃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席位，并抛空自己持有的可能从政府合同或政府采购中得益的任何企业的股票和债券。

我抛出的股票中就有像费雪汽车车身制造公司（Fisher Body）这样的一些股票，要是我一直持有下来，几年后这些股票每只都会带来一大笔财富。不过，我还是应该补充一句，我过去从未因卖出股票而感到悔恨。我需要的钱，都已拥有了；况且，无论财富价值有多么大，也不可能给予我因为国家做出贡献而获得的满足感。

有几只股票我不得不留在手上，因为没在证券交易所上市，无法脱手。那些股票中有我自己开办的硫矿公司的股票和加利福尼亚州一处钨矿的股权。对于这些股份，我指示自己的秘书玛丽·鲍埃尔，此后只要有红利发放，所有红利均转给红十字会或其他爱国机构。这些事情我都给威尔逊总统做了说明，他也非常赞赏我的做法。

那座钨矿的确产生了一笔笔可观的红利，所有红利都捐给了慈善事业。不过，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名称已由海湾硫矿公司做出变更）直至战争结束才投产运营。

我成为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之前，联邦矿业局敦请生产稀缺战争物资的厂家增加各自产量并新增产能。得克萨斯海湾硫矿也是矿业局接洽的公司之一，公司得到承诺，可以获得通融优先得到建筑材料和设备。

一天，在华盛顿战时工业委员会办公楼的走廊上，我碰见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的总裁沃尔特·艾尔德里奇（Walter Aldridge）。我问他怎么出现在那儿，他回答说来询问优先订单的事。

我此时已完全退出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的管理层，我还是第一次得知政府正在考虑给予优先权以提供开发马塔戈达硫矿的设备。我立即告知战争部长牛顿·贝克尔（Newton Baker）我在这家公司持有股份。我还请时任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董事的老同学迪克·莱登务必坚持一点：不但要按成本价出售公司生产的硫，而且若成本不比价格最低的竞争厂商的售价低，便以亏本价出售。

实际上，我预先采取的措施后来证明是多此一举，因为战争结束4个月之后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才开始生产。

参加巴黎和会返回后，我又在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积极参与了一段时间的经营管理。当时，这个行业有很多事情需要理顺，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战事突然终止让另外两个硫矿公司──联合硫矿和自由港硫矿──遇到了麻烦，数百万吨硫露天堆放，市场无法立即消化这些东西。

而且，三家生产硫的公司之间也存在敌意。联合硫矿战争结束前已控告自由港硫矿，声称弗拉施工艺的专利权受到侵犯。联合硫矿输了官司，因为专利权的保护本来已到期了。这很可能让我们免了一场类似的诉讼，我们也在使用弗拉施工艺。

不过，联合硫矿还是从另一个角度对我们展开攻击。他们有些矿区与我们连在一起，于是以我们矿井从他们矿床中抽干了硫为由打起官司。这场官司虽是庭外和解了，但解决前双方已发生大量争执，闹得极不愉快。

联合硫矿有位股东是弗拉施家族的成员，他做得太过分，甚至指控我任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时索要极大一笔佣金，否则我不愿让联合硫矿按政府合同提供产品。据他声称，这项指控赫尔曼·弗拉施先前就曾表达过。而实际情况是，赫尔曼·弗拉施1914年去世，那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没打响呢。我当庭指出这一事实，让控告我的人好好回忆回忆。

20世纪20年代初出现的经济萧条，使得全世界范围内的矿物和金属销量大为减少。一方面美国迫切需要国外市场吸纳日益累积的产品，另一方面国外又存在一些卡塔尔垄断组织，这两个因素促使美国国会通过WebPomerene Act，该法案鼓励美国厂商联合行动，处理出口销售。对硫矿公司来说，这是天降及时雨的一大幸事。

联合硫矿、自由港硫矿和得克萨斯海湾硫矿三家公司共同组建硫品出口股份公司。之后不久，硫品出口股份公司与西西里岛达成协议，共同解决美国之外的国际市场需求问题。

在接下来的5年里，美国硫产业内部发生了急剧变化。就销量吨位而言，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获得大发展，与联合硫矿公司享有的地位大致相当，而自由港硫矿公司则滑向第三位。然后，联合硫矿公司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硫矿储量开采枯竭，无奈之下工厂宣告关闭。自由港硫矿公司发现新收购的那些矿区盈利能力大大低于预计水平，他们本来对那些矿区寄予了厚望。如此一来，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便成为全世界规模最大、成本最低的硫生产商。

此后一直到1929年，得克萨斯海湾硫矿公司的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功。公司成立伊始的股份每股只需花费10美元，后来的交易价每股相当于320美元。不过，在股价达到这一最高峰之前，我已抛出自己持有的121000股。当时朋友都问我为何要卖股票，我给他们解释说，在我看来股价似乎已攀升得过高了。我也建议这些朋友卖出股票。

然而，多数朋友都并不在意我提的建议。当时公司股票还在大幅上升，很多问我问题的人暗示说，我抛售股票的举动说明我信心不足、应付不了新形势，是个过气落伍的人。但在1929年大崩盘到来之前，我还是抛空了硫矿公司的股票。

我在股市操作中，一次又一次当股票尚在上升途中便抛出股票──这也是我一直能守住财富的一个原因。 太多的时候，倘若继续持有某只股票，我本来可能挣到多得多的钱，不过话又说回来，当某只股票崩盘时，我本来也会恰逢不幸，惨遭巨亏。如果说由于这种习惯做法我错失了一些赚钱机会，我同时也避免了陷入“破产”的境地，而我看到其他很多人正是因此而不名一文。

有些人自吹自擂，说什么可以逃顶抄底──我绝不相信谁能做到这一点，除非他们是当今的曼丘森 。 东西看起来价钱足够便宜，我就买入，看起来价钱足够高，我便卖出。正因为如此行动，我才成功避免被市场波动中出现的极端狂野的情形冲昏头脑，才不至于随波动的大潮一道颠簸起伏而葬身水底；事实证明极端狂热和极端悲观的氛围必将招致灾难。

***

1929年股市崩盘之前，市场上出现狂热的不计后果的投机行为，我们究竟为什么会成为这种疯狂表现的牺牲品呢？我相信，这种疯狂表现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展现出的非同寻常的大众心理。

约翰·戴特尔（John Dater）是《纽约先驱论坛报》老刊的一名财经记者，正是他第一次引起我对这种奇怪的群体行为进行思考。20世纪初，我从欧洲旅行返回的途中，戴特尔在乘坐的轮船上采访我。我们谈起金融恐慌时，戴特尔极力劝我阅读他偶尔碰到的一本书，书名叫《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众性癫狂》，作者是查尔斯·麦凯（Charles Mackay）。我和戴特尔四处寻找，逛了很多二手书店，最后才发现一册。

麦凯的书于1841年首次出版，1932年由L.C.Page公司重印，这本书极为精彩地记录了数个世纪以来令人类疯魔得不可思议的投机狂潮。自此书出版后，没有任何国家对这些病态狂热具有免疫力。如果说一般认为不易激动的荷兰人因郁金香球茎热而难以自持，那么易动情感的法国人则制造了他们的密西西比泡沫，而轻易不改变主意的英国人也吹胀了自己的南海泡沫。

我当时读着对这些疯狂行为的描述时，忍不住大叫：“不可能有这样的事！”然而，在此后的人生中，我亲眼看到了类似的狂热表现，例如20世纪20年代佛罗里达州出现的地产繁荣和导致1929年崩盘的股市投机。同样的群体狂热对希特勒在德国政坛的崛起至少负有部分责任。

这些群体疯狂行为在人类历史上一再重现，发生的频率如此之繁，说明它们一定反映了人类天性中具有某种根深蒂固的特质。或许，正是这种同样的力量驱使鸟类长途迁徙或者各种海鳗进行群体活动。这些活动中似乎存在一种周期性交替变化的特征。譬如，一次牛市行情会不断兴风作浪向上推升，随后便有什么事发生──或者微不足道或者至关重要，于是，起先会有人卖出股票，接着其他人也抛出股票，人们想着价格继续走高的思维连续性被突然折断。

“思维连续性”──这实在是个恰到好处的表达。这不是我首创的。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时，在操作一只J.P.摩根正力图收集的钢铁股票。这时整个市场都在上涨。然后，这一切还在不断向上推进时，洛克岛的那只股票突然暴跌。我当时正巧和米德尔顿·巴里尔在一起，他说：“那只股票的崩盘将使牛市思维的连续性被折断。”我此前从未听说过这种说法，但我立即看明白了巴里尔所言非常正确，因此即使美国钢铁公司的股票正得到摩根他们的护盘，我还是卖出股票落袋为安。

这些群体性疯狂行为还有令人奇怪的一面，无论受过的教育多么高，也无论职位多么高，都不能让人获得不受这种病毒传染的免疫力。麦凯撰写的书满篇都是例证，说明国王和亲王以及商人和教授如何抵挡不住诱惑而最终屈服于这类狂潮。在我们自己所处的时代，1927～1929年的股市投机风潮就席卷了整个社会的各个阶层。

我还能记起那时自己的所思所想。从1928年以后，我便对股票价格水平感觉很不安稳。放眼观察世界事务，我可以看到：我们若能在哪里解决战败国赔款和战时债务的问题──这一问题当时像海老人骑着水手辛巴达一样正让世界贸易举步维艰，哪里便可能会出现新一波经济繁荣。而另一方面，在1927年联邦储备委员会实行放松银根的政策时，我对这一政策产生的后续影响深感不安。

实际上，1928年我多次卖出股票时，觉得行情突发逆转就迫在眼前，结果却发现市场继续攀升。

1929年8月，我去苏格兰猎松鸡。其间，我从国内接到消息说，有人提议用若干只老铁路公司的股票交换新组建的两家控股公司的股票。这种交换很有可能将相关公司的股票提升至极高的价位。

我发电报给三个关系密切的人，问他们对时下行情做何判断。其中两位给我的答复模棱两可，但第三位──此人当时在美国金融界占有极高职位──给我回的一份电报，描述整体工商业形势时说它“就像风向标，表明将会出现一阵狂风似的繁荣发展”。我知道此人对他电报中所说的话深信不疑，因为在股市大崩盘中他赔光了所有的钱。

我缩短逗留苏格兰的时间，决定乘船返回国内。在伦敦等着上船时，我好几次给纽约的经纪人打电报，下单买入股票，结果第二天又紧跟着发出卖单。在回国的船上，碰巧有一个证券经纪事务所，事务所由一个招人喜欢的年轻人经营，他向我兜售经纪业务，恳求我照顾他的生意。我给他报了几次卖单。在纽约上岸不久，我决定卖出一切能卖出的股票。

在此后的多年黑暗岁月里，我重读麦凯，发现他阐述的故事很奇怪地也有鼓舞人心的一面。如果说他的书表明人类因怀有希望而陷入各种非理性狂热的乐观情绪毫无根据，那么他的书也表明不抱任何希望的悲观情绪同样也是毫无道理。在过去，无论前景看来多么黯淡，后来的情况总会变得更好。

人们无论试图做成哪件事，似乎总会被驱动着做过了头。所以， 当希望高涨之时，我总是再次告诫自己：“二加二仍然等于四，谁也不曾发明过什么方法，可以做到没有任何付出却可以有所收获。”而当展望前景陷入悲观之际，我又会提醒自己：“二加二依然等于四，谁也不能让人类长期消沉下去。” UUjH7RjcSOWozectdAh4IBU29ObewCbypELQfPgbqfEMjovO3V1GMGyRy7r3gW0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