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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世纪之交时，我已逐渐认识到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情都可能影响证券市场或商品市场。
我在伦敦所做的套利交易以及我们在圣迭戈海战后几乎战胜所有纽约经纪行一类交易，有助于我认识到空间上的相互关联性，认识到世界上最遥远的角落里发生的事件会多么迅速地在华尔街为人感知。我在从事铜、糖、橡胶及其他原材料的交易中，也逐渐领会到任何商品的供给和需求在全世界范围内可以自动实现平衡。
不过，直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我才真正理解我们这个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和各种力量之间的相关性已变得多么全面。面对超过现有供给的一切需求，我都不得不权衡同样的东西在众多竞争用途之间的相对重要性。这经常就是拿一个紧急情况与另一个更紧急的情况进行权衡的问题。比如说，像潘兴（Pershing）将军要得到骡子拉枪炮到前线一样，我们不得不与西班牙进行贸易，将我们自己尚且短缺的硫铵售出。同样，我常常得决定同样吨位的钢材用于何处才会产生最大贡献──是用来建造一只驱逐舰还是建造一只商船，是留在国内还是运往法国的某家军工厂，等等。
当然，所有这些我都被迫在战争激烈进行的过程中学会处理。不过，即使在战争爆发之前，由于从事金融交易的诸多经历，对于将经济因素与国家防务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各种联系，我也有了一些认识。
20世纪初出现的两种新情况，尤其预示着未来的发展方向。首先是德国和美国作为新兴海军强国出现在世界版图上，其次是一个崭新的“电气时代”来临。
新生的电气技术在全世界鼓励着人们搜寻每一种原材料。有人认为，这种寻找原材料新来源的行动，反映了应是资本主义制度弱点之一的赚取利润的动机。
但是，追逐利润的动机当然存在，但在全世界各地开发自然资源，实际上是由我们的工业文明全面大步发展所驱动的。后来使广大民众生活水平得以发生巨大变化的技术新发展，要求利用更多的物质资源。同样的技术进步也彻底改变了安全和国防方面的需要。例如，随着旧式武器被淘汰废弃，所有海军舰队必须完全重建。
搜寻新材料的行动也并非仅仅指向国外。比如说，1880～1890年期间，世界铜产量增长10倍，整个地球的表面像用梳子梳理一样搜寻新矿体。正是这种急速增长的需求驱使古根海姆家族进入铜业领域，但这同一需求也在美国西部各州开辟了使用低品位矿石的新思路，这最终使得我们国家在铜的供应上基本实现了自给自足。
我始终提倡对我们国内矿石加大集约式开发力度，我很高兴为国家在这方面进行首次试验做出了融资贡献。9年的辛苦努力加上大量的资金投入终于使这一项目大功告成。
***
在犹他州宾厄姆附近，正巧有一个大而幽深的矿化斑岩峡谷。岩体测试表明这里的斑岩在生成过程中蕴涵有铜，但矿石品位太低，似乎谁也不觉得可以进行有利可图的商业开采。一位长期待在宾厄姆地区的老者──恩诺斯·华尔（Enos A.Wall）上校，在这个含铜峡谷买下200英亩地面，花费20000美元试图加以开发──没有成功。
华尔的钱看上去白白扔进了谷底，这时突然从密苏里州来了一位名叫丹尼尔·杰克林（Daniel C.Jackling）的矿业工程师。杰克林是个高大健壮、爱虚张声势、面色红润的家伙，看起来就像个矿工，尽管最初还是个大学教授。来宾厄姆之前，杰克林一直在科罗拉多州卡农城经营一家锌矿，他相信可以发明一种新方法，开采这种低品位铜矿石也能获得利润。
一个名叫戴勒马（Delamar）、生于国外的资本家持有一份买入宾厄姆地产的期权，但还是让期权过期作废，因为他的一位工程师说开采峡谷铜矿不可能赚到钱。杰克林建议查尔斯·麦克内尔（Charles MacNeill）买下峡谷。
1903年6月，犹他铜业公司宣告成立，麦克内尔任董事长，华尔任副董事长，杰克林任总经理。
正如所有了不起的想法都很简单一样，杰克林的想法本质上也很简单。他发现通过常规的隧道和竖井开采矿石无法获利之后，提出用蒸汽掘土机开采──也就是现在知名的露天开采。然后，将挖掘出来的一切输入研磨机，再通过一种浮选工艺分离出铜，最后将其变为精铜。
为了让这一套做法经济可行，杰克林想建一家研磨厂，这个厂必须每天处理3000～5000吨矿石，而不像同类工厂通常只有300～500吨的处理量。依靠增加研磨机的处理能力，同时又保持工厂经常性支出不变，这种低品位矿石提炼后便可以产生利润。
从一开始，大家就意识到这一试验将耗资巨大。犹他铜业公司的股票每股卖价10美元。公司组织者认购大量股份，但仍无法让公众深感兴趣以获得足够的运营资本。正是此时，麦克内尔跟我谈了这个项目。
于是，我见了杰克林，一下子就觉得他挺招人喜欢。他的那套设想在我看来似乎很合理，就是将刚刚出现的大规模生产理念应用于铜矿开采。我买了很多股份。
拿到手的资本有限，杰克林只好建了一个装有一套实验性研磨机和选矿机的工厂，以便确定将来更大规模生产时需要采用的最为经济合理的计划方案。不出1年，工厂运转起来。我们急切地等待最后结果。这个小型工厂的试验结果显示可以获得营运利润。
杰克林想继续推进，建一个大型工厂。要是建大型工厂，先期投资就需要数百万美元。犹他铜业公司多方寻求建厂资金，1906年古根海姆家族正好决定在铜业进行另一次尝试。
原来，在宾厄姆开采铜矿一事引起古根海姆家族的很大兴趣，他们请约翰·海兹·哈蒙德（John Hays Hammond）对此进行调查。哈蒙德可以说是那个时代最为知名的矿业工程师。他的名声不仅建立在超强工程技术能力的基础上，也建立在善于处理公共关系的技巧上。
早在南非期间，哈蒙德被布尔人逮捕，并被判处死刑。在美国参议院的请求下，他才从绞刑架下捡回一条命。此后，古根海姆家族和威廉·惠特尼让哈蒙德负责管理古根海姆矿石勘探公司。在墨西哥，哈蒙德一边在工程技术方面开展工作，一边辅以极其高超的外交手腕对付波菲里奥·迪亚兹，协助古根海姆家族在墨西哥逐渐积累了商业利益。
哈蒙德派出席雷·穆德（Seeley W.Mudd）和切斯特·比蒂（A.Chester Beatty）两个有名望的工程师考察宾厄姆峡谷。他们的考察结果给宾厄姆峡谷引进了古根海姆家族的投资，带来了急需投入的资本。这个风险项目后来让古根海姆家族对包括联合铜业在内的其他铜业公司确立了巨大竞争优势。联合铜业公司是当时业界大型托拉斯企业，也像古根海姆家族一样派出聪明能干的工程师研究杰克林提出的宾厄姆项目，但联合铜业调查人员觉得杰克林的想法不切实际。现如今，我们国家提炼的铜，很多都采用杰克林的方法或根据其工艺改良的方法进行加工处理。
古根海姆家族进入犹他铜业公司时，一波投机性浪潮正开始聚集能量，而且资金流动比1903年金融恐慌以来任何时候都更加自由。实际上，犹他铜业公司的前景看来非常诱人，支持公司的人可以按每股20美元的价钱，从古根海姆家族获得起初卖价为每股10美元的股份。
杰克林得到新资本如获至宝，将其全部投入工厂。然后，他一次又一次提出需要资金。为满足他的需要，有人建议发行一笔300万美元的债券。
杰克林资金支出大得惊人，公司里很多人都吓坏了，其中包括华尔上校，他可是第一个吃螃蟹敢于在宾厄姆峡谷下注开发铜矿的人。华尔在公司多次召开的董事会上反对发行债券融资。董事会上的抗争失利之后，他辞去董事职务，将斗争转向法庭。他得到法院下达的债券发行禁令，但事实证明这个障碍只不过暂时起到了作用。禁令解除后，债券得以发行。
围绕禁令的争斗快要决出结果的时候，丹尼尔·古根海姆请我过去商讨发行300万美元债券一事。我提出按5%的费率承销债券。
我本来已确保很大一部分债券得到认购，这时，海登斯通公司的查尔斯·海登（Charles Hayden）找上门来，愿意按不足1%的费率承销债券，我从来没听说过承销费率还有这么低的。尽管我认为已从古根海姆家族赚到了一笔公平合理的承销费，但面对如此之低的承销费报价，我觉得不能仍然让古根海姆家族付出原先说定的费用。这笔债券获得超额认购，杰克林得到了为建成那些巨大研磨机所需的资金。
与此同时，我同意承销内华达联合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债券。这一有风险的发行项目也由海登斯通承担。查尔斯·海登展示了非常精明的一面，两个发行项目都紧紧地握在自己手中。事实证明内华达联合公司非常优秀，后来它为犹他铜业所吸收合并。
***
当初众人期待着杰克林的工厂于1906年年底之前投产运营。由于工厂建设方面存在一些障碍，直到1907年春季，工厂的机器才运转起来。齿轮转动之时，杰克林已耗资800万美元。
1907年3月，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出现一次深幅调整。精明的人开始收帆减速。不过，谁也没预计到真的会发生金融恐慌，哪怕摩根也未曾料到。
时至夏季，杰克林的工厂加快生产节奏，但整个金融形势变得越来越不稳定。10月，尼克尔伯克尔信托公司（Knickerbocker Trust Company）破产倒闭，公司董事长自杀身亡。这一事件引发储户挤兑纽约的多家银行，在我的记忆中，挤兑之疯狂纽约市从未经历过。恐慌蔓延至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整个国家的信用结构也随之崩溃。我们突然发现自己身处南北内战以来最为危急的金融形势之中。
摩根当时71岁，他如何运用沙皇般的力量遏止这次危机，在此已是无须重提的故事。不过，我忍不住还是要叙述一番我个人与摩根所做的事有关的一次经历。
为拯救市场，摩根创立一只特别基金，当时各种金融机构都在捐献钱款给这只基金。有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无法入睡，想了很长时间后决定为这只基金做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态。
我要去摩根办公室，走近那位老先生的办公桌，对他说希望为他牵头建立的基金捐款。当摩根先生问我打算注入多少钱时，我就说给他提供150万美元，全部用现款。我完全有理由相信，除非摩根自己捐出这么多，否则这笔钱很可能将是基金收到的最大一笔个人捐献。
然而，第二天上午去市中心的路上，我发现自己实在不忍心照原来的计划行事。于是，我去了曼哈顿银行，告诉行长斯蒂芬·贝克尔（Stephen Baker），不管他们银行将捐出多少，从我的账户中添加150万美元一道捐过去。捐款就这样以曼哈顿银行的名义而非我个人的名义到了摩根的基金。
为什么又决定不直接去见摩根先生，我现在也无法解释。我这样说，并非过于谦虚。当时我也想给摩根先生留下深刻印象，让他知道我信赖他的领导力，也相信自己能够辨明国家经济基本上健全无忧，但我就是不能把计划坚持到底。
倘若我按最初的计划行事，后来我与摩根他们的关系可能会是另一番景象，比如说我收购大西洋沿岸铁路公司和投资得克萨斯湾硫黄公司时，情况也许会大不相同。可是话又说回来，倘若我在金融事务方面成了与摩根他们关系密切的人，伍德鲁·威尔逊可能永远也不会给我机会，让我担任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从而为国家做出贡献。王国因缺少一颗马掌钉而消亡，但有时同样是这颗缺失的马掌钉却会给骑马的将军带来可能永远也不属于他的经历。
正当1907年金融恐慌最为严重并且谁也无法预见摩根先生能否成功拯救市场之际，我收到一份紧急请求，请我借出50万美元现金支付犹他铜业公司的工资。这时铜价已从每磅22美分跌到12美分，犹他铜业公司的股价也由39美元跌至13美元；但是，杰克林为了让公司免于分崩离析，即使铜在铁路轨道边堆积成山也得继续生产。
看起来可能有些奇怪，古根海姆家族和海登斯通公司支持的一家公司，竟然不得不来找一个与银行没有特殊关系的证券市场独立运作者借入50万美元；更让人奇怪的是，我居然在恐慌如此蔓延之际还能用现款交付这样一笔资金。不过，解释起来也很简单。
在此之前，我像其他很多人一样已做好准备，为的是应付一个银根收紧的金融局面，但不是为对付一场金融恐慌。我在曼哈顿银行增加了现金余额。而且，我还告诉贝克尔行长任何时候都可能动用现金。
“你会拿到的，”他向我保证，“我们向来把客户都照顾得很好。”
当我接到犹他铜业公司董事长麦克内尔的电报时，我认定摇摆不定的经济形势迟早会摆回正常状态。另外，在某种更好的替代品能够发现之前，经济发展也一直需要铜。于是，我去找贝克尔，对他说要50万美元现金。这笔钱正是麦克内尔需要的东西──塞进工资信封的现钞。这个时候，即使麦克内尔能够获得信贷，也起不了实际作用。
贝克尔先生派人进保险库取钱，现钞点清后装进一个箱子里，通过特快专递运往盐湖城。
这一天，市场资金贷款利率为150%。我告诉麦克内尔，付给我6%就足够了，而且什么时候还都行。他寄回他们公司的借据，在上面注明20%的借贷利率。这次交易之后，我进入股市，买进很多犹他铜业公司的股票，买入价都是当时普遍偏低的报价。
犹他铜业公司安然度过恐慌，第一年的经营业绩超过杰克林的预测。这之后的30年里，犹他铜业公司给股东分配了2.5亿美元以上的红利。那个世界上最大的铜矿工作区，杰克林于1903年开始在宾厄姆地下挖掘的那个大坑，现在仍然是地球表面人工开凿的最大洞穴之一。
有些人想知道究竟什么因素成就一项良好投资，对此，犹他铜业公司能挺过1907年金融恐慌一事值得一提。一项投资的价值好比一个人自身具备的品质。优良投资的价值更能经受逆境的考验，而且能更容易、更迅速地战胜逆境。杰克林在不断完善低品位矿石采炼工艺的过程中，毫无疑问为先前价值备受怀疑的工厂增添了一份全新的价值。如果全新的价值通过这种方式创造出来，那么它们甚至连金融恐慌也可以挨过。一次金融恐慌可能引发一项投资的市场价格暂时暴跌，但如果公司真正满足经济需求，并得到良好的经营管理，其股票必然会收复失地。
犹他铜业公司的成功还证明个人主观能动性和个人品质有多么重要。杰克林年仅35岁便提出让世界铜产量翻一番的宏大设想。他费时5年才找到出资人，又经过4年拼搏最终证明那些出资人没有白白地信任他。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人们极度怀疑可以建立无烟火药厂时，杰克林为政府成功建起一家工厂，他因此而被授予杰出贡献勋章。杜邦家族本来已设定建设这家工厂的条件，但军方觉得那些条件过于苛刻。有一次，为解决这一问题而举行的一上午会议结束时，我说我知道有个人能做好这个工作，并推荐了杰克林。战争部长贝克尔说他会跟总统商量一下提议。
当天下午，我打电话给在旧金山宾馆的杰克林，告诉他：“不知道他们会不会接受你，但不管怎样，我还是希望你能先过来。”几天之后，贝克尔部长请我找到杰克林，我说：“他已到这儿了，我带他进来。”
杰克林进去前，我给他支了一招。“不要让他们给你穿上军装，”我告诉他，“记着，军阶高你一级的人叫你向左就得向左、叫你向右就得向右。”杰克林一直没穿上军装，他像跳吉格舞一样风风火火地按时建成了工厂。
1933年，美国矿业、机械、电气和民用工程协会联合会授予杰克林约翰·福瑞兹奖章，这是一个美国工程师能够获得的最高荣誉。
不过，除了获得极大成功之外，杰克林也遭遇过一些失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建了一台导向磨铣器，这种机器显示钢铁公司在高品位的Mesabi铁矿石采掘枯竭之后，可以对Mesabi矿脉的低品位角岩铁矿石加以利用。然后，他又第三次进行尝试，这回是开采阿拉斯加的低品位金矿，但失败了──不仅他自己有损失，我也有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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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斯加朱诺黄金公司这一风险项目──可以说是我投资的还没从地下挖出一分钱来就已扔进去最多钱的一个项目。公司的主要资产是一处露天矿山，位于朱诺城
以南加斯蒂诺海峡对面的一座山旁。弗雷德·布拉德利、麦肯兹（J.H.Mackenzie）、赫伯特·胡佛的好友马克·雷夸（Mark Requa）是采掘业出类拔萃的人物，他们让我注意到了这座矿山。实际上，胡佛一度对这座金矿很感兴趣，但我们抢先了一步──我们后来深感懊悔。
杰克林此前已北上阿拉斯加，提交了一份充满溢美之词的报告，说毗邻阿拉斯加朱诺黄金矿的阿拉斯加黄金矿公司（Alaska Gold Mine Company）拥有极为诱人的发展前景。因为深信杰克林的判断力，我决定加入阿拉斯加朱诺。1915年春季，矿石报告显示黄金含量令人欣喜，于是，阿拉斯加朱诺发行40万股股票，每股10美元，发行文件中载有如下文字：
“未被公众认购的所有股份将由小尤金·梅耶尔和B.M.巴鲁克认购。”
在此之前──并且在此之后，我的名字从未因一次股票发行而被公开使用。股票发行得到5倍超额认购。不出几天，股价猛涨至15美元。
可是，过了不久，人们得知杰克林在阿拉斯加黄金矿公司的矿石中发现黄金含量低得出人意料。这一发现也给阿拉斯加朱诺的未来蒙上一层阴影。公司股票开始下跌。
最后，杰克林只好放弃，阿拉斯加黄金矿公司决定关门歇业，但布拉德利拒绝放弃阿拉斯加朱诺。既然我的名字已用做阿拉斯加朱诺的保荐人，我感到在布拉德利放弃之前自己有不言放弃的义务。其他几个人也同样看待此事。募集的股本用光了，公众也对阿拉斯加朱诺失去信心，威廉·柯罗克尔（W.H.Croker）、达利阿斯·米尔斯（他的儿子在赫伯特·胡佛任总统期间担任其财政部长）、布拉德利、尤金·梅耶尔和我自己共同出资300万美元继续开展工作。
1916年，阿拉斯加朱诺年终收盘价为
美元，1917年是2美元，1920年
美元，而在1921年经济萧条时期，股价跌至（5/8）美元。公司债券持有人因债券本息无法偿付准备取消债券抵押品赎回权，这时一线希望之光又映入人们眼帘。1921年9月，公司实现24000美元的营运利润。毋庸置疑，这肯定不足以支付固定费用，但为扩大经营规模奠定了基础，而经营规模的扩大将会覆盖固定费用。
布拉德利逐步改进生产方法，增加产出量，甚至在公司每吨矿石只能产出价值80美分的黄金时，也能加工矿石获得利润。要是在10年前，谁想到能对付这种低品位矿石，会被人骂做疯子。到1930年，公司债务已全部偿还，1931年第一次宣布发放红利。公司能够发放红利，应归功于布拉德利不屈不挠务求成功的决心。
当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让美元贬值、提高黄金价格时，阿拉斯加朱诺当然从中受益了。然而，像当时的《华盛顿邮报》出版人尤金·梅耶尔一样，我反对罗斯福的做法，哪怕我们两人都持有大量金矿股份。
在后来数年中，随着成本上升和矿石黄金含量下降，阿拉斯加朱诺再次陷入经营困境。最后，矿山只好关闭，尽管电力工厂现在仍然在使用。
***
从这些低品位矿开采试验中学到的东西，对于我们的国家安全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我们在对外经济政策中持续面临的一个冲突源于这样的问题：我们应该从何处获得所需的原材料──如果成本较高，是从我们自己国内获取，还是从成本可能较低的外国获取？
在这一冲突中，我从未完全站在所谓“自由贸易者”一边，也从未完全支持贸易保护主义者。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形清楚表明，能够使用国内矿石和矿物是国家防务的一大优势。
杰克林开发了矿石采炼工艺，后来的工程师逐渐对其工艺进行改进和完善。倘若没有这些工艺，我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铜本来多数都得从国外进口；这反过来又会消耗相当多的海运能力，而这些海运能力又不得不从其他战争用途中转移出来──这样势必造成生产成本上升，或者战斗力下降。
正因如此，我始终觉得我们应该鼓励为更经济合理地利用品位更低矿体而进行的方法改进试验。不过，从我在阿拉斯加朱诺中所认识到的看来，要明智地做到这一点，还是存在一些限制因素。
我们需要做到的就是在两种选择中找到平衡，不仅要继续从最廉价的国外来源进口我们需要的原材料，还要继续提高自身能力，以改善和利用国内资源。
我不赞成像希特勒全面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那样不惜一切代价试图实现自给自足，但我也不认为我们应该牺牲较高程度的自给自足的供应体系──仅仅为了增加对外贸易量，北美大陆也必须保持这种体系。
试图对待这一影响深远的问题，好像通过宣称某个信条或某个一成不变的方案真实可信便能解决，这似乎也并不明智。技术新发展可以给数年前可能还毫无价值的领域带来新的用途。
关于那些于我们国防至关重要的所有原材料，我们应该对我们的需求和可能的供应来源进行动态记录。国内生产和国外进口之间达成的平衡，应该既能反映经济成本，也能反映每一个确定供应来源对我们国家安全的相对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