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早拥有的汽车是一辆8或12马力 的潘哈德 ，那辆车有次参加巴黎至波尔多 的车赛时获得了第二名。1901年，我在伯斯维克（A.C.Bostwick）建议之下买了那辆车，伯斯维克继承了一大笔从投资美孚石油公司中赚取的财富。

就那个时代来说，潘哈德跑起来像个怪兽，速度很快；我买下它感到非常自豪，我自己学会驾驶后就更得意了。买车的时候，我还雇了个专职司机，他叫海因里希·希尔根巴赫，熟谙操作汽车的技艺。海因里希不醉酒时是个很不错的人，但他常常喝得太多，让本来已令人兴奋的驾车活动增添了更多刺激。

潘哈德的点火系统由一些电子线圈组成，点燃时会发出爆响，如同小型加农炮在轰鸣。有些人因此而不敢坐在车上。在我们度夏的北泽西沿岸，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的潘哈德何时会开过来。人们总是从自己的小马车上跳下来，牵住马的龙头，不让马受惊。

至少有一位邻居──小尤金·梅耶尔的父亲──认为我那辆潘哈德是“在公共场所滋扰他人的东西”，但我要等到多年以后才领会到。

我买的第二辆车是40马力黄色车身的梅赛德斯。这辆车花了22000美元。W.K.范德比尔特有一辆与我相同的车。或者说，我有一辆与他相同的车，因为他那辆车在美国是同类车型中的第一辆。

那辆梅塞德斯也装有电子管。我第一天开上它就跑得很远，一直跑到格兰特将军墓，出了故障才歇下来。后来，我驾着这辆车在朗布兰奇的小路上与伯斯维克进行一场表演赛，他开的是一辆国产车，每分钟只能跑1英里多一点。大家都认为这次表演赛非常精彩，不过谁也不会比我更觉得精彩。

在汽车时代早期，有个交通规则规定，当一辆马车上的人举手示意时，汽车驾驶员必须停车，等待马车主从车上下来勒住自己的马。纽约的汽车行驶速度上限为每小时10英里。汽车禁止驶入中央公园。由于存在这些限制，我多数时候都在新泽西州飙车。那个时代，欧洲道路的等级比我们国家的高多了，所以我会在夏季把车运出国，就是想称心如意开个痛快。

早期的汽车是价格昂贵、性能很不稳定的玩物。一个车胎要是能撑几百英里而不爆裂就已经谢天谢地了。

我不敢冒充说自己富有远见，预见到汽车会发生令人惊奇的大发展。不过，我当时的确认为，驾车“时尚”日益深受人们喜爱，会对橡胶产业带来极为有利的影响。

1903年金融恐慌期间，我买进的工业股中就有橡胶制品制造公司的股票，这家公司当时是为数不多的生产橡胶制品的美国企业之一。我持有这家企业的股票促使我对橡胶消费进行深入研究，这反过来又激励我设想建立一个庞大的联合企业，在橡胶产业实现整合，就像洛克菲勒家族曾经为石油工业所做的那样。

单靠自己的财力，我无法做成这事，所以1903年金融恐慌第一波冲击尚未过去，我就着手四处寻找一些富有创造力的企业家，他们既要有雄厚的资本，还要在业界起到领袖作用。从各方面看，古根海姆家族最为适合，我首次带着建立一个橡胶帝国梦想时找的人正是丹尼尔·古根海姆。

我请丹尼尔先生和我一起收购橡胶制品制造公司的控股权。这只股票因金融恐慌而处于低位时，我已买进一批，此时从那些低点上涨了一些；我主动提出将为已买入股票所付出的价格与为获得控股权需另行买入的更高价格进行平均。为了能与古根海姆家族合作共事，我愿意付出这个代价。

丹尼尔先生说，他会仔细考虑此事，并与几个兄弟商量一下。挺长一段时间过去了，我再没听到什么消息。

当我买的橡胶制品股票涨至已产生可观利润的价位时，我心里没有着落，不知期望的事能否实现，于是只好让建立橡胶联合企业的设想置于次要地位，将股票悉数抛出。

几个月之后，丹尼尔先生问起我持有的那些橡胶股。我告诉他因等得失去耐心已抛空股票，他说我把股票卖了太可惜了。然后他请我就另一个与橡胶有关的提议进行调查。

这个提议的目标在于，设法找到一个供应量大且真正靠得住的橡胶来源。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橡胶的工业用途将得到极大扩展。这个时候，种植园橡胶才开始种植。所有可获得的橡胶几乎全是野生的，其中大部分又来自亚马逊河下游流域的巴西Para地区。野生橡胶品质不一；而且，野生橡胶由土著人采集，依靠他们提供稳定的供应来源也行不通。

在那个时代，10万吨橡胶对于全世界来说也是很大的需求量。而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担任国防部橡胶委员会主席，仅仅美国一年就需要67.2万吨橡胶。

一位名叫威廉·劳伦斯（Willaim A.Lawrence）的发明家开发了一种新工艺，可以从银胶菊中提取橡胶；银胶菊是一种银灰色灌木，属于菊科紫苑族植物，产于墨西哥北部地区。劳伦斯游说托马斯·莱恩和纳尔森·艾尔德里奇参议员，让他们对此发生了兴趣。他们两位又竭力拉进古根海姆家族，就像我此前拉他们入伙一样。正是莱恩和艾尔德里奇的提议促使丹尼尔·古根海姆找到了我。

我去墨西哥做第一手调查，想弄清楚银菊胶的发展前景。我发现，这种生长于数百万英亩半沙漠土地上的灌木，能够通过简单方法进行人工培植，大约3年就可以成熟。随着考察越来越深入，我的兴趣也越来越大。就在我们家门口这儿，在益于健康的气候条件下，存在着一种可以和热症肆虐的南美洲和非洲丛林所产橡胶相竞争的可能的橡胶供应来源。

我的实地考察促使1904年11月大陆橡胶公司成立，后来公司又变更为洲际橡胶公司。艾尔德里奇参议员、莱恩先生、丹尼尔和我在公司里持有相同股份。还有些股份由约翰·洛克菲勒、H.P.惠特尼、列维·莫顿（Levi P.Morton）、毕林斯（C.K.G.Billings）以及这些人的一部分亲戚和朋友拿走。

***

墨西哥并非我们探寻橡胶的唯一国家。实际上，曾有一个时期，我们公司在地球上很多地方进行探险勘察。我们派出的人深入亚马逊河上游河段，翻越安第斯山脉，沿着山脉西面山脊往下探寻。在非洲，他们沿刚果河逆流而上，勘遍刚果河支流。另外还有几个分队勘察婆罗洲半岛和海峡殖民地。

我们在非洲有2人失踪，在加勒比海有1人遇暴风雨落水身亡。威廉·斯戴顿（William Stayton）曾困于委内瑞拉的热带丛林之中，他后来因力争废除禁酒修正案而知名。历尽千难万险之后，斯戴顿终于跋涉到海边。看到远处海上一只双桅小帆船，他便大声呼喊，游到海里上了船。他们的相遇无论对这只船上所有的人还是对斯戴顿来说都值得庆幸。帆船上全体船员已染上黄热病，而斯戴顿在美国海军军官学校受过教育，他接管帆船，将船带进了港口。

我们应利奥波德二世（Leopold II） 的邀请进入非洲探险。利奥波德是个非同寻常的人。年轻的时候，他发现，自己的小王国所得岁入不够满足他那些奢华的喜好，也不足以实现对自己国家所抱有的宏大理想。于是，他着手补救这两点不足，手段便是让比利时成为一个殖民强国。

通过运用一连串机智灵活的策略，利奥波德将物产丰饶的刚果河盆地组织成貌似独立的刚果自由国，然后又将刚果自由国纳入比利时的主权控制之下。这些举动都是在英国及其他强国的眼皮底下实施的；从经济上看，这些漂亮之举本应是像摩根、哈里曼、洛克菲勒或莱恩这样的人才干得出的大手笔。

刚果河流域最富饶地区的经营特许权都留给了比利时王室。他们对这些地区的开发异常野蛮，尤其在早期更是残酷无情。刚果橡胶以“红色橡胶”而闻名，部分原因在于橡胶的颜色，但主要原因还在于据说当地居民为生产橡胶牺牲生命而流出了无数鲜血。骇人听闻的残暴故事有些由其他强国刻意加以传播，那些强国因利奥波德玩弄狡诈的政治手腕而大为气恼。不过，虽然比利时也做出反向宣传，将一切归因于对手国家的嫉贤妒能，但我始终相信“红色橡胶”的名号爰得其所。

时至1906年夏季，已经71岁的利奥波德感到，是对刚果政府进行重组的时候了。而且，他残酷对待当地居民已引起国际社会义愤填膺的反对，他再也不能对此充耳不闻。利奥波德打听谁是美国最有能耐且信奉天主教的资本家。有人向他提及托马斯·莱恩，莱恩那时在自己家里建了一座私人天主教堂。

利奥波德正打听这事的时候，莱恩碰巧在瑞士。他当时正投入很多时间和金钱购买艺术收藏品。召到布鲁塞尔之后，莱恩觐见利奥波德，利奥波德对他提出了一些构想。结果，便有了美国刚果公司和刚果森林矿业合作公司的成立，后者通常称为森矿公司。美国刚果公司享有特许权，可以寻找和开发橡胶新来源，而森矿公司将作为经营更为全面的企业开发矿业和林业产品。

利奥波德是个精明商人。他拿特许权做交换，在两家公司都获得了半数股权。另外，森矿公司有（1/4）的股权留给了比利时资本家，莱恩只拿到25%的股份。我无法想象，除了一个国王，一个精于商道的国王，还有谁能诱使托马斯·莱恩在哪项交易中接受这样的结果。

比利时王室给予的支持让莱恩受宠若惊，他回到家后，对这些新项目满怀热情。他成功地将古根海姆家族、H.P.惠特尼、艾尔德里奇参议员、我自己以及其他一两个人拉进了项目。起先，丹尼尔·古根海姆并不感兴趣。作为一个以自己与劳工保持良好关系为傲的人，他不喜欢利奥波德作为雇主的恶名。他提出，若要他参与项目，公正对待当地工人必须作为先决条件。

我参与这些风险投资也拖了些时间，因为我怀疑利奥波德的举动意在消除美国对其政策进行的批评。但莱恩热情高涨，并坚信那些特许权提供了实行人道主义的极好机会，同时也可能让我们每个人成为塞西尔·罗兹（Cecil Rhodes） ，因此，当丹尼尔·古根海姆加入时，我便决定跟进。后来事实表明，莱恩对刚果劳工状况会有所改善的期望还是得到了实现。

经过两年充满危险的探险勘察，美国刚果公司的特许权并未带来任何结果。不过，在森矿公司的地产上倒是找到了钻石，这使得森矿公司股票成了很好的投资对象。莱恩对这两家公司从未丧失热情。我以为，其中一个原因是一位国王请他帮忙开办了公司。首次发现钻石之后，莱恩常常在口袋里揣着几颗，四处向人展示，欣喜之情溢于言表，仿佛小男孩在炫耀自己收集的玻璃弹球。

***

不过，我们寻找橡胶的努力主要还是集中在墨西哥。1904年年初，我在墨西哥期间做出安排，购买几百万英亩土地用来种植银菊胶，并且建立一家工厂，利用劳伦斯的新工艺专利从银菊胶植物中提取橡胶。

我们乘坐自己的私人专列去墨西哥。与我同行的有我妻子、我弟弟塞林、在北方太平洋股票轧空行情中表现极为突出的艾迪·诺顿，以及另外一些人，他们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

我们在得克萨斯州Laredo过河进入墨西哥。列车行至铁路线海拔最高处的阿瓜卡连特时，我突然感到腹部和胸口疼痛。等车翻过极高的地方，疼痛又随之消失了。

在墨西哥城，我们住在Iturbide宾馆──当地人称之为Ity Bitty。我们平生第一次看到斗牛。大多数运动我都非常喜欢；尤其是赛马，我始终感到紧张刺激，即使现在我仍然在南卡罗来纳州寻找那份激动得浑身发抖的感觉。可是这次墨西哥斗牛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有好几匹马被公牛顶伤，伤口流出的血凝成了块，我感到恶心、愤慨。

我妻子和塞林多数时间都在购物，买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其中有些半宝石和墨西哥珠宝。他们出门旅游时，我一头扎进生意，与墨西哥官员进行交易谈判。很快我便发现自己深陷于法律、技术、农业甚至是社会问题之中，所有这些问题让我对我们以南这个共和国有了更深切的认识。

在短暂的逗留期间，我逐渐了解的墨西哥给我呈现了一幅对比鲜明的画面。波菲里奥·迪亚兹（Porfirio Diaz） 在自己周围聚集了一个趣味相投的小团体，他们才干非凡，彬彬有礼，活动其间的社交圈优雅得堪比任何欧洲国家首都的社交圈。但是，在他们草木葱茏、鲜花盛开的庭园之外，数以百万计的抵债奴却鲜有改善自己命运的机会。

我们后来发现这种状况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不过，我当时并未预见到这一点。这种社会问题并未引起我的足够关心，而在人生的那个阶段我本应更为关切。

去墨西哥之前，我已有所耳闻，知道在那里与官场打交道有些特别流行的做法。从我与他们交往的情况来看，我只能说并没发现墨西哥人与我长期以来进行交易的其他人有任何不同之处。我接触到一些诚实的墨西哥人，也接触到一些不诚实的，我发现有些墨西哥人自私自利，有些人却热爱国家──总之，不管在什么国家，你又期望会看到什么样的人呢？

在我结识的墨西哥人中，有一位给我的印象最为深刻，他叫帕布罗·马丁内兹·戴尔·里奥。他会说英语、法语、德语和意大利语。他有着西班牙大公般的形象，受过良好教育，文化背景宽广，在世界上任何一群人中，都会引起众人瞩目。

戴尔·里奥担忧会让美国人在墨西哥产生太多的经济影响。据他对我解释，他担心给予美国人的特许权不知哪一天可能会被用做攫取墨西哥北部的借口。

几年之后，我想起他说过的话。我们石油界有些人提议要做戴尔·里奥担忧的事情──倘若伍德鲁·威尔逊不加阻止，那些人可能真的想怎样就怎样了。

这件事发生于我们介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不久。威尔逊总统邀请我到白宫参加一次关于石油短缺的讨论，当时石油短缺使我们各项军事计划面临被扰乱的危险。有位官员提议占领位于Tampico的几座墨西哥油田。数只海军分遣舰队已得到预警。

威尔逊总统几乎等不及争论结束。他情绪激动时，会以坚定、慎重而缓慢的语气说话，心中所想表露无遗。

“你们现在要我做的，正是我们反对德国所犯下的罪行，”他严厉地谴责说，“你们说墨西哥的那些石油对于我们是必不可少的。德国人侵入比利时的时候，也这样说。进入法国也是‘必不可少的’，先生们，”他最后说，“你们自己有多少石油，就拿多少用于战争。”

为了在墨西哥开展橡胶项目，我们买下300多万英亩土地。所有这些土地我们都是通过常规渠道购买的，我们支付了公平合理的价格，未付出其他任何代价。我听说有些捷径可走，但从没找到合适机会尝试一下。我们在向墨西哥人描述自己时，说我们热切希望给墨西哥引进一种产业，让数百万英亩闲置土地利用起来，也让墨西哥人民获得工作。在我眼里，这些似乎是迪亚兹真心想做到的。我们和墨西哥人签订大量合同，这些合同后来的执行程度与在其他任何地方基本上一样。

实际上，我们执行合同的麻烦并非出现在墨西哥，而是在美国国内。我们在墨西哥Torreon建了一家从银菊胶植物中提取橡胶的工厂。甚至在工厂开工之前，我们便已签订一份协议，按照协议，美国的橡胶制品制造公司将在两年里按实际产量接收Torreon工厂所产橡胶。Torreon工厂刚开始生产生胶，橡胶制品公司就拒绝履行协议。他们硬说我们的产品不合规格。这并非实情。

要是出现生意上的分歧，我通常总能想出办法在法庭之外解决，但这次我要对美国橡胶公司提起诉讼，美国橡胶公司先前已收购橡胶制品公司的控股权。然而，摩根和第一国民银行的乔治·贝克尔（George F.Baker）偏要拉住我们，不让控告。于是我便建议让我们收购美国橡胶公司，将之作为我们所产原材料的制造业出路。这事没做成之后，我又尽力想与戴蒙德橡胶公司建立生意往来，但我的那些合作人因为想得到过于有利的交易条件把事情弄砸了。

我无法与美国橡胶公司对着干，感到气愤至极，于是我处理掉持有的洲际橡胶公司股份，退出了这家公司。然而，洲际橡胶公司找到了其他买家采购自己的产品，而且在1910年墨西哥发生马德罗革命推翻迪亚兹的统治时，公司正开始支付红利。反对派军队肆意侵扰我们的种植园，最后，Torreon工厂关门歇业。不过，此时这一风险项目已建立了稳健的经营管理。

虽然我相信老迈的迪亚兹确实为自己的国家做出很多贡献，但从迪亚兹被推翻后政治骚乱中新生的墨西哥，此后一直优于先前。当时，我在墨西哥，感觉美国人正在忽视自己在墨西哥的大好机会。尽管现在局面已有改观，但我仍然认为可以取得多得多的进展。

***

困扰墨西哥的问题，有一部分在于遗留下来的对过去帝国主义的疑虑──其他欠发达国家的情形更是如此。我出生于美国南北内战后重建时期，知道过去的罪孽会给人们留下多么凄苦而深刻的记忆。然而，如果这些欠发达国家要让经济难题变得易于处理，就必须埋葬过去，绝不能让过去像幽灵一样游荡从而给现在带来挫折。

在亚洲、非洲和南美洲的很多地方，政府领导人的思想沉湎于对过去不平遭遇的记忆之中，这使得他们看不清自身利益。

这些国家完全没注意到一件事，即未能真正理解人们的利润动机。社会要取得进步，只有让人们的辛勤付出获得一定的利润──如果收入大于投入。要是亏本产出，余下可供所有的人分享的必然更少。一家营利企业对国家独立和自由的贡献肯定大于一家亏本经营的企业。

诚然，利润可能经常分配不公，但那些徇私舞弊的行为可以在不破坏利润的条件下得以矫正。

利润动机还是个人获得自由的宝贵工具。是什么让人们去工作？一般而言，有三个诱导因素：喜欢劳动付出或渴望为他人服务、渴求利润和收益、受迫于某个更高权威而工作。

在吸引人们热望改变自身命运的因素活跃的社会之中，所需的推动力量较之这种激励因素缺乏的社会更少。

欠发达国家关于利润动机的观念，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卡尔·马克思宣扬的一个理念，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经济体特有的事物。在这些欠发达土地上的很多地方，资本主义国家过去的确扮演了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角色。但古罗马、古希腊和古代波斯的历史表明，在资本主义逐渐兴盛之前很久，帝国主义就已存在过。

判断一个国家的优劣，不要通过某个如“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的意识形态标签，我建议不妨用另一种衡量标准，即一个国家为改善其人民生活正在取得的进步。

我强调使用这一点作为判断标尺，是因为国家对外政策的水平极少会高出其国内水平。任何一个国家在海外的运作都不会与国内有显著差异。一个国家若将资源运用于改善民众生活，通常也会将对外政策指向于帮助其他国家提高生活水平。一个蓄意降低人民收入的政府，很可能会被迫推低每个与其打交道的国家的生活水平。

引入外来资本的确会给一个国家带来自身不具备的资源。与引进资本一道进入的还有管理技能，而欠发达国家通常正欠缺这些管理技能。

只要为引进资本和管理技能而付出的代价不是太高，欠发达国家定将从外来投资中获得利益。在这样的相互交往中，欠发达国家必须认清一点，如果它们增加外国投资者必须承担的风险，它们也就增加了自己对任何外来投资必须付出的代价。

简而言之，欠发达国家和发达国家目前所应争取的，就是在使私人投资互惠双赢的条件方面达成一致。在一套公平的国与国之间投资做法上达成谅解应该不会太难。当然，外国投资应该改善欠发达国家的生活水平。这些投资在欠发达国家也应该对各种技能的培训做出贡献，应该稳步提高受训工人和经理人员的数量。在可获得本地资本的地方，外国投资应该尽可能给予本地资本更多的股份。

对于欠发达国家来说，它们必须懂得有序管理国家的重要性。它们应该谨防对这种意识形态的颂扬和吹捧：承诺带来一切但结果却只带来束缚和制约。学会自我治理的方法和艺术需要时间。在我们自己的对外政策中，我们不应努力做出比别国更多的承诺，而应帮助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赢得它们学习如何自我治理所需的时间。

我们和这些新独立的国家至少有一个能以之为发展基础的共同兴趣──这个共同兴趣就是这些国家要保持自由。 rHwX2tFsaD5kkzaTYHxrDHrt03UFR68pUPlB+VLp9AuYxzStQO6uvU2keegJjWt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