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永远不会忘记有一天去看望父亲，告诉他我已身家百万了。他平素亲切和蔼的脸上现出探询的表情，好像领会一百万美元的事实有些困难。我想他可能在怀疑我算得不准确，便提出要给他看看实实在在的证券。

“不用了，”他说，“我相信你说的话。”接着他就谈起别的事情。

或许，我本不该期待父亲会有其他任何反应。父亲始终认为，与道德价值和对社会所做贡献相比，一个人赚钱多少，其重要性是位居其次的。还在南卡罗来纳州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态度，那时母亲常抱怨他把该花在诊疗上的时间用在他的“实验农场”上。我在普特因贝铁路投机中赔了他的储蓄金，他也是这个态度，他认为对我表示有信心非常重要，于是便允许我拿了他更多的储蓄金去冒险投资。

不过，父亲的反应让我真正开始认真思考此前不止一次困扰我的问题。一个人要是不拿钱做些有价值的事情，一百万于他有何用呢？

但凡外面出售的、我自己想要的任何东西，我现在都可以买到，可是我又认识到有很多东西是用钱买不来的。我不禁将自己的职业与父亲的事业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我赚到了钱，而他在医学和卫生领域以及帮助自己的同胞方面取得了成就。

我发现自己真希望没有放弃最初学医的打算。我羡慕弟弟赫尔曼，他这时已是一位医生。

我决定至少要以某种方式让自己在情感上认同父亲所做的工作。当时，父亲努力为之争取的第一批公共浴室，正在纽约的莱文顿大街建立起来；父亲撰写的水疗法方面的书籍也有两本译成德文和法文。但父亲还在做着一般开业医生所做的辛苦乏味的工作，他还是乘坐自己的轻型马车出门问诊，几乎不知道晚上休息不被打扰是什么滋味。当母亲和他与朋友们一起吃晚饭时，他总有可能在席间被叫走，去给人看病。他们去戏院看戏的时候，也总是把父亲的名字留给售票处。

尽管我从未听到过他抱怨自己的职业，但这些事情显然已开始越来越消磨他的身体。1900年7月，他过60岁生日那天，我好言相劝，叫他放弃执业，接受一份收入。这份收入能够让他从医学实验的角度继续从事自己的事业。能获得这份新的自由令他心驰神往。自己的儿子能够主动提出这个邀请，他也感到非常高兴。直到那一刻之前，他对我已是个富有的人这个事实都没什么兴趣。

不过，父亲犹疑不决。有几个病人他无法舍弃。他对这些病人的病情了解深透，觉得自己不能把他们转给别的医生。他继续给这些病人看病，不管白天还是黑夜，他仍然会随叫随到。

我乐于认为，我能用钱给父亲买来的时间，有助于他拓展在水疗法方面的开创性工作。到1906年时，他在美国已被公认为这一领域最重要的权威。从1907年到1913年，他担任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学院水疗系的主任。

那时候，很多医生对水疗法不屑一顾，认为水疗法是一种江湖冒牌医生的骗术。直到20世纪40年代后期，我才体会到父亲为了推广水疗法得克服多少障碍，这时我给一些大学和医疗机构捐了不少钱，目的就是要促进对物理医学的研究。我还帮助贝勒福医院（Bellevue）建立物理医学与康复研究所，该研究所现已在全世界成了这一领域的模范机构。

在极力促成这些进步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必须与美国医疗协会的一个部门做斗争，才最终让物理医学被认可为值得信任尊敬的医学领域。1957年春季，我感到尤为欣喜，因为我得知美国医疗协会准备授予小亨利·维斯卡迪（Henry Viscardi, Jr.）杰出贡献奖，表彰他在理疗康复方面取得的成就。维斯卡迪天生没有双腿，他帮助很多残疾病人康复身体，让他们能够从事一些生产性工作。维斯卡迪长期坚持的工作正是我父亲首先发起的，现在这种工作似乎终于赢得了医学界的支持。

我回头过来再说1900年，这年夏季我帮父亲拓展了他对社会的贡献，我对此感到非常满意。不过，一个人帮助他人做事并不能真正填补自己内心的空虚。只有你自己付出行动才能让你成为一个完整的人。对于只是赚钱，我仍然觉得不满意。我还意识到，虽然把钱用于一个有价值的事业是往正确方向迈出了一步，但这并不像因为某种事业而亲自付出努力那样更能让我感到心满意足。

***

然而，我并未因受到不满意心绪的搅扰真正付出过行动，直到1年多以后在华尔道夫酒店出席一次晚宴，这些烦忧又被重新唤醒了。这次晚宴专门为戴蒙德火柴公司的董事长巴布尔（Barber）举行。

自助冷餐会之后，有人布置好桌子，大家准备玩百家乐。曾在Goodwood杯马赛中与盖茨合伙支持同花大顺夺冠的约翰·德拉克和房地产商人劳伊尔·史密斯（Loyal Smith）联席坐庄。我们都落了座，买好了筹码。白色筹码代表金额最少的赌资，每枚价值1000美元。

押了几轮2000、3000、5000美元的赌注后，盖茨开始骂我们是派克佬 ，又提高了自己的赌注。哈里·布莱克（Harry Black）和人称哈蒂的哈德森也跟着盖茨把赌注押到2.5万美元；但接着，哈德森又拒绝提高赌注。我看到盖茨正准备大赌一场，便把每局赌注限定在5000美元以内。看到我预先有了防范，其他客人中至少有两人也效仿我采取预防措施，他们两人是后来做了驻法大使的休伍·沃利斯（Hugh Wallace）和威里斯·麦考米克（Willis McCormick）。

这让劳伊尔·史密斯很不高兴，他正在帮着收进各家赚到的筹码，拿出坐庄输掉的筹码。“真受不了你们这帮派克佬，”他说，“拿进拿出筹码你们得自己动手了。”

赌注又上升了──一局升到5万美元、7.5万美元。

是什么原因让平常押注变成不计后果的赌博呢？输得惨的人铤而走险、孤注一掷是一个因素。另外，据我观察，如果一个人手风很顺，一直赢钱，他会冲昏头脑，以为要是把赌注再抬高些，可能会多赢很多钱。不过，这场赌局到此都没谁输得很惨，也没谁赢了很多。很奇怪，整个晚上下来，基本上都打了平手，注押得很大和押得很小的都没什么输赢。总是输了赢，赢了输，谁也没有朝一个方向走得很远。

或许，正是赌下来没个输赢结果让盖茨有些气恼。他随意往桌上扔出两枚黄色筹码，每枚价值5万美元。庄家接受他押的注。其他玩家也都提高赌注，但我还是坚持用不超过5枚1000美元的筹码下注。

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看到有人拿10万美元凭翻看一张牌来冒险。我纳闷了一会儿，心想这还是不是真钱。当我看到德拉克和史密斯脸上的表情时，我知道那还是真钱。

盖茨仍不满意。他又往桌上扔了4枚黄色筹码。两个庄家商量了一下，接受盖茨的挑战。谁也没有把赌注翻倍。现在一局赌20万美元，我们所有人都成了派克佬。盖茨有好几次都押了同样的注，结果还是不输不赢。

然后，他收起自己的筹码，捧在手里晃了一会儿，弄得叮当响。接着只见他粗短的手指灵巧地摆出两叠一样多的筹码，把一叠放在自己一门，另一叠放在我正在玩的那一门。每叠都堆着10枚黄色筹码──两叠合计100万美元！

“只是很小的赌注，”盖茨一边说着，一边抬眼期待地看着两个庄家。如果说他也会稍稍喘喘粗气，就像他有时在压力之下激动不已时那样，或者说他说话的声音里带有什么不同往常的语调，我没觉察到。

我们所有的人都看着两个庄家。史密斯表示反对。他说押得太多，他可冒不了那个险。

“快点，”德拉克催促说，“我们让他把钱都掏出来，他竭尽了全力才会赢。”

又做了一番说服之后，史密斯同意接受赌注。德拉克抓起牌开始派发。他脸色煞白，但手上发牌的动作还是稳稳当当的。他身后站着史密斯，史密斯脸色白得跟死人一样，汗水一滴滴从额头上滚下。

我看了看自己的两张牌。那是一个天然9点，我很快就亮了牌。盖茨既押了我的牌，也押了自己的牌，在我这一门他首先赢了50万美元。

然后，盖茨把自己的两张牌翻起来看，牌点不合他的意。他又要了牌，想让点数好些，但他输了。盖茨和庄家打了个平手。

即使是德拉克，我迄今认识的最胆大自信的人之一，也对这个结果感到满意。但盖茨不满意。他押注的时候，就是要押赢。

这天晚上剩下的时间里，赌局高潮跌落，因为庄家宣布，要是桌面上的赌注超过50万美元，他们不愿接受。不过，我们还是玩了挺长时间，赌注大小挺适合我。实际上，赌注还是太高了，我只是拿着白色筹码跟在后面应应景，一次押注绝不超过5000美元。

奇怪得很，牌局继续以平衡方式发展。押得多的那些人大体上都盈亏相抵。输得最惨的一位倒是在场的人中最输不起的。我自己离开时留下了1万美元。

***

第二天上午，像平常有时候那样，我在艾德文·霍利位于57大街与百老汇大街之间的单身公寓短暂停留了一会儿，然后和他坐车去市中心。他告诉我盖茨和德拉克为何来了纽约。他们俩正准备与基恩、丹·雷德、霍利以及其他好几个人联手拉抬股市。我听着，什么也没说。

霍利接着又解释他们打算如何吃进30万股不同股票。他一路上都跟我说着准备联手操作的细节，故意引我开心，并邀请我加入。

我还是保持沉默。我暗自思忖，一群抱着投机目的的人联手炒作股票，这表明股市已出现脆弱迹象。我们到了百老汇大街20号我们公司所在地，站在楼梯脚时，霍利问我：

“那么，伯尼，你想占多少份额？”

“或许25%吧。”我回答说。

霍利眉眼扬了扬。“我想我们无法让你买下那么多。”他回答说。

“霍利，实际上我什么也不想买，”我说，“我要卖出。”

我接着跟他解释，与他一路谈话的过程中，我心里一直想着前一天晚上华尔道夫的那场赌局。我发现那场赌局既令人不安又有教育意义。它向我表明，钱要是轻轻松松地到了人们手上，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这样的钱好像不是真钱似的。

人们在赌牌、赌赛马时把那么大的赌注押来押去，这便意味着他们已丧失所有的价值感。我告诉霍利，在这样的人手上，市场不可能稳定，也不可能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

市场股价已经够高了，我继续对霍利说。一定要说有什么不同，股价实际上是太高了。

我对霍利说的一番话可能使他有所触动，毕竟从根本上讲他还是个有判断力、有见地的人。不过，在那一刻，他就是不愿赞同我的看法。他临别时绝不会说看淡股市的话，除非我想跟他闹别扭。

我爬上楼梯，到了公司就提出要下单开始卖出股票。我的合伙人阿瑟·豪斯曼一直是个乐观派，他不赞同我的意见。当天下午，华尔道夫那帮看多股市的人弄得我非常恼火，他们不是开着玩笑数落我，就是纠缠着要我加入。不过我想，在他们嬉笑怒骂的背后，我觉察到他们有了一种不安稳的感觉，他们言辞激烈，语势强硬，好像就是为了遮掩自己的弱势。

我在电话中对霍利说：“谁要是跟他们搅和在一起，肯定傻到家了。”“是啊，”他勉强承认，“也许你是对的。”

在他们合伙重仓买入的刺激下，股市起先上涨了，但不久又委靡下来。“只是看空的人造成市场走弱，”那些聪明人说，“下跌不会持续的。”但市场还是继续下跌。有一次跌幅特别大，收盘后我坐在华尔道夫酒吧里一张桌子旁，听到一些交易员说着自我安慰的话。雅克·菲尔德这次也站在看空股市一边，他代表我们两人的观点跟他们交谈。我绝不会就眼下发生的行情与人争辩，我只是力图让结果说明一切。不一会儿，詹姆斯·基恩走了过来。

“先生，你认为豪斯曼这家了不起的公司怎么样？”他声音尖利地问道，“一边是咆哮震天的公牛，一边又是龇牙咧嘴低声吼叫、爪子乱抓的大熊！”

或许，能够将自己的损失归罪于看空市场的人，会让受伤的自我得到一些宽慰。但是，真正让市场跌落的当然不是我在卖出股票，而是因为股票价格已推升得过高──超过了从任何经济意义上可以合理解释的高度。 要说有什么区别，看空者的批评意见和卖出操作，倒是拯救了那些赌徒，也拯救了大众，否则，倘若看空者未加阻止本来无法支撑的行情继续走高，从而未能阻止算总账的时刻到来时本会出现的更具灾难性的下跌，那些赌徒和一般大众将会蒙受更加惨重的损失。

甚至那些经验丰富的股市操作者，也难以认识到操纵只能在市场上产生有限的暂时性效果。归根结底，始终还是经济事实──价值──才是决定一切的力量。做空股市的人也只有在做多的人把股票推升到价格过高而站不住脚的时候，才可以赚到钱。

在我们国家，看多一直以来总是比看空更为普遍，因为乐观精神是长期以来根植于我们文化中的一种极为强烈的传承。然而，过度乐观造成的损害会比悲观情绪来得更大，因为过度乐观往往把谨慎行事抛掷一旁。

要享有自由市场带来的种种益处，我们必须既要有买家，也要有卖家，既要有看多做多的人，也要有看空做空的人。一个没有看空做空的市场就像一个没有自由言论的国家一样，没有任何人批评，没有任何人抑制错谬虚幻的乐观情绪，灾难必将降临。

***

大约这个时候，我也开始厌恶自己的处境，作为一个经纪人，我要不断地为其他人管理投机账户。我向安东尼·布拉迪解释为何拒绝加入中央信托的董事会时说，我认为一个投机者不应该担任公司董事。 我逐渐感觉到一个投机者应该孤身一人踏上自己的旅程──后来的经历更是让我坚定了这一信念。

有个简单的事实真相是，市场上根本不存在“有十足把握的事情”。而且，我也不想因他人可能依据我的判断行事而承担责任。即使最优秀的投机者也必须做好犯错误的准备，他的操作可能会有一定比例的失误。在发现自己犯了错误的情况下，他必须当机立断，迅速、娴熟而悄悄地撤出。

如果他犯了诱导大批跟随者与他一道同行的错误，那么他便无法做到这一点。要是他承担了这种责任，做人的基本准则必然要求他给予别人与自己完全相同的逃脱机会。我数次发现自己处于这样的困境之中，此时，我要么替所有的人行动，要么立即告知他人我打算采取什么样的行动。但这种责任承担起来实在让人提心吊胆。

正如上面说的，我尚未深刻认识到投机者为何应独自走自己的路，但我这时正开始感到有些不对劲儿，我一方面在从事着自己的投机交易，另一方面还在继续打理别人的账户。

然而，要想与其他人的账户彻底隔绝，那就意味着我必须退出豪斯曼经纪公司，而这又是难以迈开的一步。

另外，一旦我离开公司，接下来会怎样呢？这个问题可不容易回答。

32岁时，我自己想象中需要有的或想得到的钱，我都有了。实际上，每年我都可以花销10万美元的钱，并且持有的还都是现金。这些钱全在5年的时间里赚得。

除了外祖父沃尔夫之外，我们家族中没有任何人，当然是指自从独立战争以来，发财致富过，但外祖父沃尔夫去世时还是个贫困的人。不过，我父亲家的那些人和母亲家的那些人都活得有意义，也都感到满足。我发现自己感到困惑，不知是否应该离开华尔街去学习法律，为穷困和不幸的人做一个守护者。

那年夏天──1902年夏天，我决定去欧洲，要彻底把事情想明白。

考虑到股价已经普遍高企，我将持有的多数股票转换成现金。就在动身离开前，为了对自己的资本重新做些配置，我从公司提出一些钱，走到国民城市银行去存放。我没带介绍信，进去后要求见银行总裁詹姆斯·斯蒂尔曼。在那个时代，银行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副总裁。他们让我见出纳员霍利斯·吉尔伯恩。

吉尔伯恩先生问能为我做些什么，我回答说希望开个账户。他问我是谁。这可打击了年轻的自我，本来我以为银行一定熟悉我的名字，因为在斯蒂尔曼先生感兴趣的联合铜业和其他交易上我都积极参与过。

我有点儿尴尬，便主动提到咖啡商赫尔曼·西尔肯。我看出这起了一些作用。然后，吉尔伯恩先生问我希望开多大规模的账户。我掏出一张100万美元的保付支票。我拿出的这张支票产生了任何妄自尊大的人都可能会羡慕的效果。

跟我一道坐船去欧洲的有我妻子和我父亲，还有亨利·戴维斯（Henry C.Davis）。戴维斯被引进我们公司，是因为阿瑟·豪斯曼觉得我们需要一个人，可以告诉我们霍博肯 以西的美国当时正在发生的事情。戴维斯对美国的了解，几乎胜过我过去认识的任何人，他在豪斯曼公司干得非常出色，让我们对美国有了更多了解。在这次旅行当中，我设法回报他，想让他熟悉欧洲的情况，但我所做的努力并未产生效果。

戴维斯和我们一道去了伦敦，但之后便不愿再走下去。用他自己的话说，“我不会说当地话”的地方，他都不喜欢。戴维斯不喜欢欧洲，不了解欧洲，也不想了解欧洲。

戴维斯在铺设北方太平洋铁路的工程大军中做过探路工。他熟悉股票市场上的运作，但不怎么关心。如果他想知道股票是涨还是跌，他总会将视线越过我们这些盯盘者，看向广阔的乡间田野，从那儿寻找想要的答案。我记得有一次和他一道驾车穿过一片麦浪翻滚的广袤田野。

“只要把每年土地上长出的连鬓胡子剃掉就行了，”他说，“那是我们所有的人获得成功的途径。”

我和妻子、父亲从伦敦出发，踏上悠闲自在的旅程，一路往东穿过欧洲大陆，一直到了君士坦丁堡。然后，父亲和我们分手，独自去维也纳、柏林和巴黎的专业圈访问，他在这些地方越来越知名。我和妻子又从容地回到巴黎。

就我自己的前途来说，我在旅行后并不比刚开始时思考得更深入。不过，我已放弃成为穷苦人法律守护者的想法，因为我想到，再回学校读书并开始一个新职业费时太长。但对于自己究竟想做什么，我还是没有头绪。

我们在巴黎住在里兹酒店（Ritz）。有天晚上，我突然从酣睡中被叫醒，我最小的弟弟发来电报，说我的合伙人阿瑟·豪斯曼正处于遭受灭顶之灾的危险之中。当然，这意味着我们公司也处于危险境地。我无比震惊，几乎瘫软在地。

我做出安排，立即从我的账户上划出一部分资金给公司，并赶上最早一班汽轮返回美国。阿瑟·豪斯曼在码头接我。他告诉我，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和科罗拉多南方这两条铁路的股价已巨幅下挫，他和艾德文·霍利投资了这两只股票。我接手合伙人的账户，注入很多资金，足以让他继续持有与他的财富息息相关的那些股票。这些股票一直放在我的箱子里，直到一段时间以后那两条铁路的情况有了改善、豪斯曼先生可以卖出获利，我才交给他。

我感到无与伦比的快乐，我可以利用自己的信用和资金让豪斯曼先生度过那段生死攸关的时期，帮助他保住一生辛苦积累下来的钱财。他给了我在华尔街起步的机会，在我最初几年里奋力挣扎的时候，他给了同样的帮助，或许比我给他的还要多。

我心里翻来覆去地受着折磨，反复地思考着该让自己的事业实现什么样的转变，最后终于做出一个重大决定──逐渐退出豪斯曼公司。这是难以跨越的一步，因为我对豪斯曼兄弟的感情实在太深，不过，做好决定之后，我还是觉得轻松多了。毕竟，谁也不能同时服侍好两位主人。现在，我可以在财务上实现和保持绝对自由了。

我把自己的感受告诉托马斯·莱恩。他说我做得对。后来，他好几次要拉我与他合作，但我再三提到他当初给我提出的劝告，告诉他我想独自走自己的路。

1903年8月，我已完全撤出豪斯曼公司。我搬到百老汇大街111号，在那里一直待到后来退出纽约证券交易所会员席位。尽管这时我已33岁，但搬进自己开设的公司，兴奋刺激的感受完全不输于我和别人玩棒球时自己打出本垒打，也不输于菲茨西蒙斯对我说我具有成为拳击冠军的潜质，同样也不输于我好不容易谋取了第一份工作、推销出第一份债券、把自己持有的一份债券的息票剪下来──那是佐治亚太平洋公司年息5%的一期抵押债券。

我的新公司开业那天，母亲发来一份贺电，我把电文装裱好挂在办公室的墙上。她还送给我一只绿色瓷猫，上面缀有红色斑点，现在这只猫依然放在我的写字台上。父亲送给我一张他自己的照片，在照片上题了这样一句话：“让始终不渝的诚实信用永远作为你的座右铭。”

我给自己定下的第一条准则是“不为任何人代理证券账户”。我严格按照这一准则行事，只有几个例外。一个例外是代理罗德岛参议员纳尔森·艾尔德里奇（Nelson Aldrich）的账户，我和他在一家橡胶勘察和开发公司结成生意伙伴。有一回橡胶公司开完会，艾尔德里齐参议员问我，怎样把一些钱投资出去获得收益。我告诉他说，我认为美国钢铁公司的股价被低估了，因为我觉得国家将迎来经济复苏，这家公司会得到巨量钢铁订单。他请我代他买些股票，我说自己不替其他人代理账户。

艾尔德里奇参议员跟我父亲年岁相仿──曾在北方联盟军队中当过兵。他宽容地看着我说：

“听着，孩子，你买下那只钢铁股，放在我的名下。我打算一碰到有资格知道这个信息的人，就告诉他我正在买入美钢、我把买单给了你。”

我买下股票，交给了他。不久，他告诉一些在美国钢铁公司的朋友，说自己买了他们公司的股票。那些朋友说他们担心他犯了个错误。参议员回答说，他当时是听从年轻朋友巴鲁克的建议买的。

“哦。”美钢的人说。后来有人告诉我，他们就说了这个字。

尽管我并不总是赞同艾尔德里奇参议员持有的政治观点，但一直到他去世，我们都是很好的朋友。我注意到替他买的那些股票成了他遗产的一部分，感到非常高兴。

不过，除了像这样的几次私人帮忙之外，我不愿代人管理证券账户。我自己开办公司，整个目标就是要能够独自追求自己的投机事业；这样一来，如果我判断错误，其他人谁也不会受到伤害。

采取所有这些步骤之后，我可以更加自由地从事投机交易了，但这时发生一件特别的事情。我非但不能较先前进行更多的投机交易，反而投机操作得更少了。1903年秋季之后，我花在股票市场上的时间越来越少，对股市涨涨跌跌的行情关注得较少了。我发现自己已经将视野转向一些崭新领域，于社会有益的事业和投资越来越多地占去了我的时间。 xa5WBOBcv76TsK5IrSLmRdkjvKx3xpouCjqe8Z41eGU9lEXFAJQ54HhH+1btR91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