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常有人问我，世纪之交的华尔街有一些居于支配地位的金融巨人，为什么我们当代社会就没有与他们等量齐观的人物呢？美国人真变成一个新的软弱物种了吗？

当然，部分答案是，今天的股票市场与摩根、洛克菲勒、爱德华·哈里曼（Edward H.Harriman）以及其他巨头所处的时代已大不相同。即使晚至1929年的很多习惯做法要是出现在当代，根据法律法规，它们都必然是违法违规之举。在托马斯·莱恩与詹姆斯·杜克展开的烟草大战中，我为莱恩操作了有关交易，这种交易搁在今天便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我在联合铜业股票中的交易如今也是不可能再现了。

另外当然还有一点，在现今的税收制度下，不管你赚了多么了不得的钱，其中相当大一部分都去了政府那里。

不过，我认为，华尔街之所以失去我年轻时代个人跌宕起伏的金融冒险活动所具有的鲜明特质，主要原因还在于市场活动涉及的经济利益在范围和领域方面都出现了令人称奇的拓展。

这种变化反过来也反映一个同样令人称奇的转变，即美国从一个不断开疆拓土、主要关心如何征服北美大陆的民族，转向一个维护整个西方文明稳定的首要力量。

你不妨将这种变化视为从几乎毫无约束的个人主义时代到承担全球责任时代的转变。关于这种转变的意义，我想在本书后面的叙述中再做探讨，因为这种转变在我们国家的历史演变中所占分量非常之大，而且这种转变在我们理解未来时依然是可能帮助我们打开未来之锁的钥匙之一。

我自己的职业生涯看来几乎纵跨了这两个时代，我既从事了金融交易，后来也从事了政治；这并不是因为我有先见之明，看到了将来要发生的事情，主要还是因为我身不由己地被推入时代巨变的大环境之中，不由自主地为这种转变贡献了自己的一份力量。我进入商业和金融世界的时候，正好赶上目睹那些金融巨擘处于可以激荡风云的力量之巅。他们成了呼风唤雨的个人主义典型代表──他们也苦苦挣扎搏斗，我从这样的金融氛围当中突然被推向另一种环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任命为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这使我需要面对我们国家承担全球责任所遇到的一切问题。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其他人力求回归“正常状态”，而我则连续在几个职位上继续与这些棘手的问题纠缠在一起，从在巴黎和会上担任伍德鲁·威尔逊的顾问一直到代表美国出任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委员，我都得想方设法处理这些问题。

实际上，我发现自己在40年多一点的时间里，都在努力将早年从金融交易和商业上学到的一切与一个不断收缩的世界强加给我们的国内和国际新需要调和在一起。

50年前的华尔街如果不说易于受到少数人的控制，也可以说易于受到他们的影响，那时的华尔街与今天有着显著不同，所以这种控制或影响达到何种程度，现在的人可能很难加以认识。那个时代光芒四射的人物多半是金融家，所有的报纸和星期日特刊对“他们”当前正在进行的活动都有大量报道，在民众中制造了神秘感，引起了人们强烈的好奇──所谓“他们”就是指以摩根、哈里曼、莱恩、洛克菲勒及其他“大人物”各自为首的一群群人。

那时股市似乎可以受到某个果敢无畏的人物控制，为了举个有趣的例子说明这一点，我想起一个关于丹·雷德（Dan Reid）的故事，此人是美国钢铁公司的董事，但他还是喜欢偶尔在股市上扮演“超级大熊”的角色。

在一次股市深幅下挫期间，雷德袭击了一只又一只股票，直到看起来他已完全控制整个市场才住手。实际上，他能多次成功地做到“袭击市场”，是因为他适时地利用某个不稳定的市场形势，这种不稳定的市场形势给浑身是胆的人提供了袭击的有利条件，不过有利条件也只能暂时存在。雷德深谙个中奥妙，没人能比他更胜一筹。然而，即使最强有力的银行家还是惧怕雷德可能会做出什么。

雷德碰巧很喜欢亨利·戴维森（Henry P.Davison），戴维森当时理应是J.P.摩根最为重要的初级合伙人。一天，雷德打电话给戴维森，他说：

“哈里 ，你知道我准备干什么？”

“不知道。”戴维森说。

“你想知道我准备干什么吗？”

“想知道。”戴维森急切地说。

“你真的想知道？”

“真的想知道。”戴维森说着，心想雷德说什么出人意料的事都有可能。

“告诉你吧，”雷德回答说，“我不打算继续干这该死的事了。”

股市几乎立即矫正了自身，恢复了常态。当然，在今天，任何一个个人也无法操纵市场，哪怕想操纵几天也做不到，任何一个个人打个电话就能让市场稳定下来，也是天方夜谭的事情。

在以前的股市上，市场参与者之间有着极为密切的联系，或许，比上面的例子更能揭示这种内情的是人们在老华尔道夫酒店里的所见所闻，这家酒店当时位于帝国大厦现在所处的地方。那个时代，当收市的锣声在证券交易所响起之后，多数交易员会聚集在华尔道夫。要是你属于“华尔道夫那群人”，就意味着你已获得了成功。我在这个圈子里也已赢得接纳，因为我在收购利杰特—迈尔斯烟草公司的过程中确立了很大声誉。

在华尔道夫待上一两个下午，你可能会与很多知名人物摩肩相遇，他们可能是理查德·哈丁·戴维斯（Richard Harding Davis）、马克·吐温、莉莲·鲁塞尔（Lillian Russell）、“绅士吉姆”科贝特（Gentleman Jim Corbett）、海军上将杜威、马克·汉纳（Mark Hanna）、昌希·戴普（Chauncey Depew）、“钻石吉姆”布拉迪（Diamond Jim Brady）、艾德文·霍利（Edwin Hawley） ，也可能是无数的银行和铁路公司的董事长、总裁。像查理·施瓦布（Charley Schwab）和詹姆斯·基恩一样，美国钢铁公司的头儿艾尔伯特·盖瑞（Elbert ＆ nbsp；Gary）法官 也住在华尔道夫。正是在华尔道夫酒店的一次私人晚宴上，我亲眼看到约翰·盖茨（John W.Gates） 玩百家乐时押100万美元的赌注。

华尔街的重要人物几乎每个人你都能在华尔道夫看到他们的身影，在这里你会看到很多鲜为人知的事情，这一点让华尔道夫成了研究人性的实验室。有一回，我就利用这个事实对人类心理进行了一次实验。在实验中，一家公司只是出示一张银行保付支票 便得到了融资，我在后面对这件事再做叙述。华尔道夫酒店里有各式各样的“房间”──有帝国间、孔雀巷，也有台球室、男人咖啡屋，咖啡屋里设有著名的四面可走人的桃花心木吧台；这些房间宛如众多的美术馆展览室，每一种人类品性都在其中陈列展示。

坐在这些房间里，你努力对赝品与真品加以甄别，从夸夸其谈的人中辨出实干家，将虚情假意与真心实意区分开来，努力做出这些辨别总是一件令人着迷的事情。我也永远不会忘记一天晚上恐慌如何袭击华尔道夫、如何将它由展示一切流行时尚的炫耀场所变成惊恐万分的动物藏身的洞穴。

这是我第一次目击一场恐慌，而这场恐慌只持续了一个晚上。我后来经历的其他金融恐慌，譬如1907年和1929年发生的股市崩盘，对整个经济产生的影响较之更具灾难性。不过，1901年5月8日突然袭来的这场恐慌似乎更能揭示人类秉性，之所以如此，或许是因为恐慌来得如此迅速，消失得也如此迅速，抑或是因为我恰巧做到了像个事不关己的看客而非其中突遭霉运的受害者冷静地目睹了这一切。

***

正如多数金融恐慌发生的那样，不切实际的奢望和热论一个“新时代”的来临，已提前给这场恐慌搭就上演的舞台。 各种各样的因素促成乐观情绪如潮水般汹涌奔腾。我们对西班牙战事赢得的胜利，激发了帝国主义的狂热梦想，也令人们对海外新市场产生了眼花缭乱的期待。大众过去从未像现在这样热情高涨地投身于股市。

我想，正是这个时候，女性第一次大规模地参与到股市中来。她们在华尔道夫四周围有玻璃的棕榈间，一边手捧茶杯品茗，一边深知内情似的谈论着美国钢铁或联合太平洋或联合铜业肯定会有什么样的动作。杂役侍者、侍应生、理发师──每一个人──都会有一条“内部消息”可以传给他人。既然股市在上扬，每个看涨的内部消息也就变成现实，每个提供内部消息的人似乎也就是市场先知了。

有好几次，股市看起来已走上正常轨道，健康合理的市场反应正在显现当中。接着，就有一只新股提前推向市场，市场又像气球升空一样出现一波飙升。1901年4月的最后一天，市场创下至此时为止史上最大单日成交量──3270884股的交易量；这表明，在证券交易所5个小时的交易时段内，平均每分钟就有价值100万美元的股票易手。单是股票经纪行一天内收到的交易佣金便达到80万美元。

5月3日，股票突然纷纷下跌，少则跌去7个点，多则跌去10个点。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很多人都以为，这预示着长时间以来预期会降临的股市下调终于来临了。可是，接下来，在星期一，也就是5月6日，一个奇怪的新因素开始进入股市──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股票呈现令人叹为观止的上涨势头。

我想不起来自己在证券交易所从事证券交易的整个生涯中见到过跟这只股票相似的开盘情况。北方太平洋第一笔卖价为114美元，比上星期六的收盘价跳空高开4个点；第二笔卖价又跳到117美元。此后，在全天交易中，这只股票断断续续地突然急升，华尔街—诺顿经纪公司（Street ＆ Norton）的艾迪·诺顿在市场上见到股票就吃进。

似乎谁也弄不清这只股票为何出现如此疯狂的飙升行情。北方太平洋的董事解释不了，银行家 也解释不了。艾迪·诺顿此时正不亦乐乎地忙着买进，对此也闭口不谈。

由于难得一遇的好运气，我成了全世界屈指可数的知道内情的人之一，我们在这个至关重要的星期一上午就知道了北方太平洋令人困惑的大幅飙升行情背后隐藏的关键事实──这种市场表现并非说明只是有人为了投机获利在操纵股价，而应视为分别以库恩—洛布和J.P.摩根两家银行为代表的爱德华·哈里曼与詹姆斯·希尔（James Hill）之间为争夺这条铁路控制权展开的一场股市大战。

我暂且按下不谈我是怎么无意中得知这一信息的，先简略地说说两大巨头之间展开竞争的关键问题。

爱德华·哈里曼开始来华尔街时还是个办公室小职员，他的崛起多年来一直是J.P.摩根先生的眼中钉、肉中刺。哈里曼在往上爬的早期，就不是一次而是两三次与摩根狭路相逢，并彻底击败了摩根。两人之间的个人关系越来越恶劣，敌意不断升级，摩根先生从来就没放松过对哈里曼的仇视，习惯性地把哈里曼叫做“那个只拿2美元佣金的掮客”。

19世纪90年代后期，联合太平洋铁路在全国似乎已成了最无可救药的铁路之一。摩根拒绝重组这家公司之后，哈里曼收购控股权，使这条铁路重新焕发生机，并拓展了运输里程。他不仅让铁路产生大量盈利，还将铁路变成大北方铁路（Great Northern）和北太平洋铁路不可轻视的竞争对手，这两家铁路公司都在希尔—摩根集团的控制之下。

接下来，哈里曼又收购南方太平洋铁路，而且收购动作一如既往地迅速敏捷、悄然不为人知，他的目的已达到了，对手才如梦初醒。就这样，“那个只拿2美元佣金的掮客”成了世界上最杰出的铁路大王之一。

顺便提一下，我们经纪公司曾给哈里曼做过一次大买卖，那次交易先由阿瑟·豪斯曼经手，后来由克莱伦斯·豪斯曼处理。1906年，查尔斯·埃文斯·休斯（Charles Evans Hughes）和威廉·兰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竞选纽约州州长一职，哈里曼让豪斯曼兄弟下大注赌休斯赢得竞选。好几十万美元的钱押出去以后，豪斯曼两兄弟停下不押了。哈里曼听到这事就给他们打电话。

“我不是叫你们下注了吗？”他质问道。“继续下。”

克莱伦斯·豪斯曼告诉我，他获准进入哈里曼办公室报告已投注多少钱时，看到民主党委员会老板水牛城的康纳斯（"Fingy"Connors）。康纳斯在那儿可能是为了商谈解决水牛城码头运输的生意合同，但我们在解释他为什么待在那儿时冷嘲热讽，认为他没安什么好心。

哈里曼收购南方太平洋主要也是通过豪斯曼公司来操作。大部分交易都是由艾德文·霍利亲自指挥。不过，我没参与这次交易，那时也不认识哈里曼。

我记得，有一天，在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里看到一个有点儿罗圈腿、有些神经质的小个子男人，戴着一副大大的圆边眼镜。我转身问一个交易员：“那小个子家伙想吃进全部联太优先股，是谁啊？”

交易员告诉我他就是爱德华·哈里曼。我现在还不明白那天他为何亲自到交易大厅来。此后，我再也没看到他在那里出现过。

既然哈里曼控制了联合太平洋和南方太平洋，希尔—摩根利益集团便需要得到进入芝加哥的线路。于是，他们买下柏灵顿铁路，这条铁路哈里曼也看中了。哈里曼提出收购柏灵顿铁路（1/3）的股份。摩根拒绝了他。哈里曼做出回应，立即采取华尔街历史上一次最为铤而走险的行动──在公开市场秘密买进北方太平洋铁路总计1.55亿股普通股和优先股中的多数股票。

1901年4月初，摩根拒绝给哈里曼柏灵顿铁路股份之后，乘船前往欧洲。哈里曼和库恩—洛布银行的高级合伙人雅各布·西弗开始吃进北方太平洋公司的股票。

在这种买入行动的刺激之下，北太大约上涨了25个点。不过，因为整个股市都在急剧上扬，便没什么人会考虑北太的大幅攀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人们普遍认为是大众预期收购柏灵顿会让北太处于优势地位而在买进股票。即使摩根银行和北太的一些内部人也抵挡不住股价高攀的诱惑，卖出手中的北太股票。

4月下旬，大北方铁路公司老谋深算的董事长詹姆斯·希尔，远在西雅图也感到有些不对劲儿。他预订一辆专列和一条铁路线，飞速驰往纽约，速度之快打破了现有的列车运行记录。他在5月3日一个星期五上午赶到纽约，像平常习惯的那样在荷兰宾馆住下来。这天晚上，西弗先生告知他哈里曼已控制了北方太平洋。

这个头发又长又乱的西部人怎么也不相信这一消息。西弗先生一直是个最会故作温文的人，他文绉绉地说着话，让希尔确信实有其事。

不过，后来事实证明西弗也并不完全正确。哈里曼已持有明显多数的优先股，也在普通股和优先股加在一起的总股本中占有明显多数，可单就普通股来说，并未持有多数。第二天是一个星期六，哈里曼打电话给库恩—洛布银行，叫他们买进4万股北太普通股，要是买进了，便能让他占有多数普通股。接到这个信息的一位合伙人等着要征求西弗先生的意见，西弗先生当时正在一个犹太教堂。西弗说，今天就别买了。

到星期一时，再想买进已经太晚了。原来，与西弗谈话之后，希尔设法找到摩根银行的罗伯特·培根（Robert Bacon）。电报打给了在欧洲的摩根。5月5日，星期天，摩根先生回了电报，授权在市场上吃进15万股北方太平洋普通股。西弗忽略了一点，他没想到北方太平洋的董事有权收回优先股，因此摩根他们通过控制普通股仍然可以保有这条铁路的控制权。

正是在这个节骨眼上，我得到一条信息，知道了正在发生的控股权大战。下面就会讲到怎么得到消息的。

***

还在科恩公司做办公室小职员的时候，我养成一个习惯，每天总在证券交易所开盘之前一两个小时赶到市中心，就是想看看能否从伦敦股市的报价中找到赚取套利差价的机会。尤其是星期一，我更会早点赶过去，利用周末可能新出现的情况进行套利交易。

这个星期一上午，北方太平洋开始了令人困惑不解的一天大幅上涨行情，此时我正站在证券交易所的套利交易台旁，从这个交易台可以收发伦敦股市的交易电报。站在我身边的是泰尔伯特·泰勒（Talbot Taylor），他是一位比较出色的经纪人，也是詹姆斯·基恩的女婿，而摩根他们要是进行棘手的股市操作通常都会请基恩帮忙。

我让泰勒注意一下，北方太平洋可以在伦敦以低于纽约当前价好几个点的价钱买到。

泰勒一双棕色眼睛全神贯注地盯着我，脸上毫无表情。

“伯尼，”他一边说一边拿着铅笔粗大的一端不停地敲着嘴唇，“你是不是要在北方太平洋上搞点什么？”

“是啊，”我回答说，“我告诉你怎么从中赚些钱。在伦敦买进，在这儿卖出，可以赚到套利利润。”

泰勒继续用铅笔敲着双唇，接着又敲额头，过了好长时间，他才说：“如果我是你，就不会做套利。”

我没问他为什么。要是泰勒想让我知道，他会告诉我的。我主动跟他提出，我此前在伦敦买进了股票，如果对他有所帮助的话，可以卖一些给他。

“好吧，”泰勒同意着说，“你可以在伦敦买进北太，但是，如果我需要这只股票，我想让你以我设定的价格加些赚头卖给我。”

我答应他的要求。泰勒又原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拉起我的胳膊，领我到谁也听不到的地方。

“伯尼，”他用低得几乎无法听清的声音说，“我知道你绝不会干扰我执行买入指令，所以才愿意向你透露消息。现在对北太控股权的争夺热闹着呢，基恩先生正替J.P.摩根操作此事。”

“你小心点儿，”泰勒最后说，“不要卖空这只股票。我买的股票必须马上交割。伦敦买的不起作用。”

有了这条极其重要的信息，艾迪·诺顿在当天后来那么疯狂地吃进北太，对我来说当然就没什么神秘的了。我本来可以告诉其他人正在发生的事，要是我真的说了，后来发生的一切有很多便绝不可能出现。但是，我果真告诉他人，那必然会让泰勒不信任我，他也没信心执行买入操作。一旦消息传出去，给泰勒公司的买入指令他执行起来就更困难了。

一些经纪人经常满怀信任地告诉我他们手上的买卖指令，他们知道我会严守秘密，不会打乱他们的操作。通常我会尽量躲着，不让人跟我说这类知心话，因为有时候可能会出现很尴尬的事情。比如，有好几次，我都被迫放弃已打定主意要进行的交易，因为这样看起来好像我就不是在利用机密信息跟告诉我信息的人对着干了。不过，这次不同寻常，一个关系不错的经纪人告诉了我非同一般的秘密。

我一边离开套利交易台，一边细致地想着基恩女婿告诉我的事情。每一股可能买到手的股票，摩根和哈里曼都急切地想吃进，在这种情形下，北方太平洋股票可能很快便“被轧空”（cornered） 。有些交易员预计股票下跌而进行卖空交易，这些人在这种情形下就无法回补股票。他们会被迫报出极高的价格竞购北方太平洋。为了防止出现这种损失，他们将不得不卖出其他股票筹集资金，这样其他股票必然会出现压价抛售的情况。换句话说，北方太平洋股票被轧空之后，将会导致整个股市全面崩溃。

于是，我决定沽空好几只市场上的其他重要股票，这几只股票受到抛压时，我就能赚到钱。我决意在北方太平洋股票上不做任何交易。后来的结果说明，站在场外旁观，可以最清楚地观察纽约证券交易所迄今为止最为疯狂的风云变幻。

第二天，即5月7日，星期二，形势很明朗，北太已被轧空。市场上几乎谁也不想卖出北方太平洋股票。在交易过程中，股价上摸149美元，最后收盘143美元。不过，对这只股票的疯狂抢夺还是出现在下午3点锣声响过之后。

根据当时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交易规则，所有买进或卖出的股票必须在第二天交割完毕。如果某人卖空某只股票，按照通行做法，此人必须向某个经纪人借入该股票的股权凭证，如果有必要，因为使用股权凭证，他还得支付一笔使用费。要是一个交易员无法借到他需要的股权凭证，已从他手上买入股票的人可以进入市场为股票支付任何价格。被轧空的卖空交易员便不得不认可这一价格，并按价支付欠款。

可是，在北方太平洋这个情形下，市场上根本没有足够的股权凭证可供已做空的所有交易员弥补空缺。当收市的锣声响起时，如热锅上的蚂蚁的交易员惊恐万分地蜂拥在北方太平洋交易席位周围，他们竞相出高价要借入任何可以借到手的北太股票。

我查看了《纽约先驱论坛报》的以往报道，好让自己更清晰地回想起当时发生的情景。如果我的记忆可算做评判标准的话，这份报纸描述那天疯狂争抢股票的画面丝毫也不夸张。

一个交易员走进人群，其他交易员以为他可能有些北方太平洋股票，都朝他冲过去，把他撞压在栏杆上。

“放开我，好不好？”他高声吼道，“这只股票我一股也没有。你们以为我揣在衣服里吗？”

这时，赫兹菲尔德—斯特恩公司（Herzfeld ＆ Stern）的艾尔·斯特恩（Al Stern）大步走过绝望无告的人群。他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年轻经纪人。他到这里是受库恩—洛布银行之托来执行一个特殊使命，库恩—洛布银行正在代理哈里曼买入北方太平洋股票。斯特恩漫不经心地问道：“谁要借北太？我有一批可以借出来。”

那些交易员一听有股票可借，立即声嘶力竭地喊着要股票，呼声震天价响。人群停了极短的一瞬间，然后那些绝望的经纪人不顾一切地奔向斯特恩。他们拼命地挤近斯特恩，希望他能听见自己高声喊出的借入价格，他们把一台台股票自动收报机撞翻在地，弄得满处狼藉。身体强壮的经纪人猛力把身体瘦弱的推向一边。一双双手在空中挥舞、颤抖。

斯特恩被挤坐在一把椅子上，一本便签簿紧挨着脸，他开始记下借出股票的交易。他一会儿对这个人嘟囔着说：“行，行，借给你了。”一会儿又抱怨另一个人：“天哪，手指戳到我眼里了！”

有个经纪人突然倾过身，一把扯下斯特恩戴着的帽子，像击鼓一样连续快速地敲打他的头，想引起他的注意。

“把帽子还我！”斯特恩尖叫，“你不这么激动，或许对你还好些，该死的东西！”

那些交易员继续推搡、继续争夺，有些人几乎爬到他人的背上，奋力要靠近斯特恩。他们像渴得发疯的人群在争抢水一样，身高最高的人、体格最壮的人、嗓门最响的人最可能得到自己想要的。

斯特恩很快便把股票借光了。他脸色惨白，衣服被扯得凌乱不堪，好不容易才从人群中挣脱出来。

第二天，5月8日，北方太平洋股票受到轧空的消息尽人皆知，市场恐慌蔓延开来。空头们明白自己得在当天交易结束之前借入股票以填补卖空头寸，于是便疯狂地出高价要弄到股票。股票以155美元开盘，较前一天最后一笔报价高出12个点。很快股票就飙升到180美元。

这一天，西弗先生公开宣布哈里曼已掌握北方太平洋的控股权。但是，希尔—摩根“军团”拒绝摇旗认输，他们依赖“战地元帅”詹姆斯·基恩──当代最了不起的股市运作人，相信他的判断和决断。

基恩在此次操作中始终未在证券交易大厅露过面，他做其他的交易时也从不出现在那里。的确，他不是证券交易所的会员。在争夺北方太平洋控制权的整个过程中，他没待在泰尔伯特·泰勒公司的办公室，外人都找不到他。为了把行情报告送达基恩，艾迪·诺顿总会传话给哈里·康登特，康登特接到消息会在房间里徘徊片刻，然后才走到泰勒身边，把给基恩的信息告诉泰勒。

在证券交易所，人们的恐惧完全取代了理性。股票纷纷遭到抛售，股价疯狂下挫，下跌幅度从10～20个点不等。市场传言，另外又有一些股票出现了轧空行情。

在恐慌混乱之中，想避免不被疯狂的抛售浪潮席卷而去谈何容易。然而，在这次恐慌性暴跌当中，因为事先已制定计划，所以我能走到一边冷眼旁观，保持头脑清醒。股票遭到压价抛售时，我买进股票平掉空头仓位，我那天赚到的净利比我此前和此后任何一天在股市赚到的都要多。

我当时还认定，其他任何股票都不会出现遭到轧空的情形。那些联手行动的铁路巨头和银行家差不多也已受够了，不久便会尽力终结股市的恐慌行情。在我看来，整个局势正掌握在两大对立的“军团”手上，他们迟早得相互妥协──我感觉是更早。

不过，那天下午，以及收市锣声敲过之后，市场上的情景从表面看来并没有显示出两大敌对派系之间有任何讲和的迹象。

下午3点到3点半，借入股票的交易员人群中涌动着一片混乱。当艾尔·斯特恩再次出现在交易大厅时，惊恐的交易员潮水般朝他冲过去，推推搡搡地把他抵在一根柱子上，要他续借前一天借出的股票。斯特恩爬上一把椅子，大叫着让交易员让开点，说自己有话要讲。

交易员人群终于安静下来，斯特恩打破平静，宣布一个让人承受不了的毁灭性消息──从他手上已借入股票的人必须交还股票，因为他不能再续借了。

我不妨解释一下，斯特恩这样做并非要挤压空头，想迫使他们把最后一美元的钱都掏出来，而杰伊·古尔德（Jay Gould）于1872年在逼空芝加哥西北公司股票时却正是要榨干别人的每一分钱。斯特恩要收回已借出股票的原因在于，哈里曼和摩根两大集团争夺北方太平洋控制权的对垒已到最后摊牌的紧要关头。双方谁也不清楚各自一方已持有多少拥有投票权的股票，只有等到股权凭证实实在在拿到手上，他们才真正清楚。

当天晚上，在华尔道夫酒店，所有公共房间和走廊都被人群堵得水泄不通，但此时的人群却迥然有别于几天前，他们几天前还在这宫殿般的地方营造了充满闲适和欢乐的氛围。而此时，女士已不见踪影，男人也顾不上在这种消遣娱乐场所应有的着装体面。

你注意到过，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没有危险威胁时，动物都是怎么表现的吗？它们或用舌舔着自己的皮毛，或用喙整理自己的羽毛，都在精心装扮自己；它们会昂首阔步，耀武扬威，它们会放声歌唱，唧唧复唧唧，清脆而婉转；每个动物都要表现得比同伴更加出色，发挥得比同伴更为精彩。人类同样如此。而且，人类也如同走兽飞禽，每当恐惧侵袭他们的心，他们会忘记一切优雅的做派，有时甚至连最起码的礼貌举止也抛诸脑后。

那天晚上，在华尔道夫酒店，只要扫视一眼，便足以让你猛然领悟我们与动物的差异实在是微乎其微。华尔道夫由一个富丽堂皇的所在变成惊恐得已处崩溃边缘的人们藏身躲避危险的窝穴。一群群惶恐不已的人漫无目的地乱兜圈子，焦急万分地想逮住任何有关形势变化的消息。有些人吓得要死，喝不下一点东西；有些人怕得要命，只能不停地饮水灌酒。总而言之，那是一帮暴民，一帮被所有不合情理的恐惧、冲动和激情占据了头脑的暴民，他们已完全丧失理智。

只有最为勇敢坚定的人才能保持外表镇定。我看到阿瑟·豪斯曼和享有“赌100万美元”盛名的约翰·盖茨在一起。盖茨是位爽朗粗率的芝加哥人，他带着轻松神态故作往常的勇敢自信。他对所有关于他在北方太平洋股票上持有空头仓位的传闻一一否认，说自己一分钱也没赔，要是真做空了，也不会发出刺耳的长啸。

如果说盖茨讲的话前半部分不真实，那后半部分却属于实情。实际上，盖茨以前赚到的那一笔笔百万美元全都岌岌可危。他和其他大腕儿这时只有一个疑问──在这漫漫无期的晚上会达成妥协吗？

***

第二天上午，一帮紧张不安、面色苍白、几乎死寂无声的人围在北方太平洋交易席位旁。在交战双方的将军以及他们这次行动的现场指挥官有人把守的一扇扇门背后，并没传来任何妥协的消息，也未看出任何休战的希望。

一阵叽叽喳喳的说话声淹没了开盘小木槌在空中的回声。不出1小时，北方太平洋就卖到每股400美元的价钱。到正午时，股价涨到700美元。下午2点刚过一会儿，有300股北方太平洋卖出30万美元的价钱，用现金支付──每股1000美元。

我碰巧知道艾迪·诺顿本人倒是做空了这只股票。他后来告诉我，他当时就是在赌：股价不可能维持那么高；要是保持在那么高的位置，那整个股市就垮掉了。

北方太平洋不断飙升，而其他所有股票都在崩塌，被不计价钱地抛售，有的竟跌去60个点。银行贷给经纪人保证金的利率一开始便涨到40%，一度触及60%。人们已完全丧失心智，所有的价值感已不复存在。

艾迪·诺顿站在那儿，想着很多朋友即将遭遇灭顶之灾，眶中浸满泪水。谣言疯狂恣肆地传来传去。后来我才知道，有一个报告还用电报打到伦敦，说阿瑟·豪斯曼轰然倒地，猝死在我们经纪公司的办公室。为了辟谣，他不得不亲自到证券交易所的交易大厅里露面。

在各个经纪公司的办公室里，情景如同交易大厅一样惨不忍睹。我的一位朋友，H.B.豪林斯经纪公司的弗雷德·艾迪（Fred Edey），冲到摩根银行，在一个个办公室里警告他们说，要是借款不能马上筹到，到傍晚就会有20家经纪公司破产倒闭。艾迪跑了一家又一家银行，极力恳求它们、说服它们。他的努力给交易所的交易员带来数百万美元，帮着抵挡了一场毁灭性灾难。

下午2点15分，是空头必须拿出股权凭证回补前一天卖空仓位的截止时间。此刻之前几分钟，库恩—洛布银行的特使艾尔·斯特恩走上交易大厅。他踩上一把椅子，亮开嗓门让人听清他说话，他宣布说，自己的公司不会强行让交易员交割昨天公司买入的北方太平洋股票。

斯特恩说完之后，艾迪·诺顿紧跟着宣布，他的公司也不会执意要求交割该给他们的8万股股票。

这场危机终告结束。北方太平洋股价回落到300美元。整个市场也稳定下来。

这天傍晚5点钟，华尔道夫酒店里的一群群人终于如释重负，因为股票自动报价机上已传来一则公告，公告称摩根银行和库恩—洛布银行将以150美元的价格向卖空者提供股票。这比多数空头期待的交易条件慷慨多了。恐慌宣告结束。

谁也不比奇人盖茨更加宽心释怀，他再也掩盖不了自己做空的事实。这天晚上，他在华尔道夫酒店男人咖啡屋发表了一通风趣幽默的讲话，陪在他两侧的是他的律师马科斯·潘姆（Max Pam）和阿瑟·豪斯曼，人们都挤着要拥到他的身边。他一副兴高采烈的样子，不过做到这一点还是费了很大努力。

“盖茨先生，你对这场突然刮起的阵风有什么看法？”有人问他。

“是阵风吗？”他反驳说，“要是你把这叫做阵风，那我永远也不想遇到龙卷风。”

“你破产了吧？”有人莽撞无礼地问道。

“只是压弯了腰而已。” 他像爱对付刁难问题的老练政治家一样反驳说，“你知道吗？我感觉就跟自己过去在伊利诺伊州养的一条狗一样。那条狗四处遭人踢打，踢打多了以后，它只敢侧着身子走。最后，它对踢打习以为常了，就不把踢打放在心上，又直起身子端端正正地往前走。这会儿之前，我就侧着身子走，不敢面对他人。我被踢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没了人样儿，但是，我一直走到了今天傍晚，走到了夕阳西下，我的身子又正过来了。现在我可以像旁边的伙计一样，目不斜视地往前走，我可以面对无数条通向星期天的路。”

大概一两天之后，盖茨先生漂洋过海前往欧洲，整个事情已从他的心头撇得干干净净，或者说，至少从外表上，谁也看不出他还在想这件事。

硝烟散尽时，人们不免要问一问究竟是谁控制了北方太平洋。哈里曼是一头雄狮，他随时准备继续搏斗下去。但摩根和希尔感到受够了，他们愿意做出妥协，以免将来再发生激烈对抗。双方达成协议，根据该协议，哈里曼在柏灵顿铁路公司和北方太平洋铁路公司的董事会均获得代表席位，这超过了他当初提出的要求。 CeRYtil5efhLV4Sj/w+xBxnKv6B9ghNh0h50jtmXMbubcrsSMgVJppVzMG2ythY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