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公司利润丰厚，我拿到分红后，花了39000美元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买了一个交易席位。两年前，我用19000美元买下一个席位，又送给了哈迪。这次新买的席位是上次两倍多一点的价钱，买席位的代价上升了，可我没放在心上。

看到自己的名字列在交易所会员名单上，我像喝了一杯美妙无比的烈性甜酒，精神振奋，情绪高昂。我浑身洋溢着自豪，充满着自信，开始四处探寻新的金融冒险机会。但很快我就懂得：赚到钱是一回事，留住钱又是一回事。实际上，赚到钱常常比留住钱更加容易。

我接下来犯了一个愚蠢的错误，即便最业余的人在股票市场犯这样的错误，也不容原谅。我听说美国烈酒酿造公司很不错，值得买进。托马斯·莱恩就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或者说，一个比我与莱恩先生接近得多的人告诉我莱恩这样说过。我相信莱恩先生的判断，于是就买了。

以前的烧酒养牛 联合公司即“威士忌托拉斯”在1893年的金融恐慌中轰然垮掉，美国烈酒酿造公司正是这个托拉斯遗留下来的残羹冷炙──说是狂欢暴饮后的宿醉可能更为确切。我买进美国烈酒酿造公司股票的时候，这家公司仍然是美国规模最大的烈性酒制造商和销售商。听说将美国烈酒酿造公司与其他三家大型烈性酒企业合并的举措正在酝酿之中，我便把所有的钱都投在美国烈酒酿造公司的股票上，因为这一合并本会将美国的威士忌业务几乎全都“装进一个瓶子中”。

即将合并的消息公布于众了──但事与愿违，美国烈酒酿造公司的股票此前如冒着气泡涌出瓶子的香槟酒蹭蹭地往上猛涨，这会儿再也不嘶嘶作响了。既然我没留下一分钱的现金储备，为了弥补保证金不足，无奈之下我被迫卖掉持有的其他股票。事实证明，这次操作真是应了“赔了夫人又折兵”那句话。

利杰特—迈尔斯那桩交易大告成功，我洋洋自得，自视甚高；这之后不过几个星期，我又“刮桶底找酒喝” 了。

这是我至此为止遭遇的最为脆败的一次失利，就损失占全部财力的比例而言，还是一生中最大的损失。我之前给妻子买了一辆黑色的豪华折篷马车，车上装有厚玻璃制作的几盏吊灯，还雇了两个身穿制服的男仆照顾她乘车出行。现在，我只好告诉她，我们只能放弃我们“在戏院包厢里的那两个座位”，其他的梦想也只能推迟实现了。

我灰头土脸地向莱恩先生老实说了自己为何变得如此落魄。

“我叫你买那只威士忌了吗？”他问道。

没有，我说，我从未问过他关于这只股票的事，可我听到过一个与他关系密切且喜欢我的人说莱恩认为这只股票非常好。

“千万不要理会关于我向其他任何人讲了什么话的说辞，”莱恩以他一贯平静的语气回答，“很多问我问题的人都没有权利知道答案，但你有这个权利。”

我从投资威士忌遭受重创中学到了很多。 关于内幕消息，这次挫败教会了我一点，即人们有时不经意地露出一些话语，其实是蓄意要把小米诺鱼 引进网中，好来喂大鱼。 我就做了一回小小的米诺鱼。

我在华尔街做交易的时间越长，便越不相信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和“内部”信息。

如果假以时日，我相信内幕信息也能破坏英格兰银行或者美国财政部。

常常有人编造内幕信息来误导易于轻信的人，而且关于内幕信息，情况还不仅仅如此。即使内部人知道他们的公司正在做什么，他们也可能因为知道内情而疏忽大意，犯下愚蠢的错误。

关于内幕信息，似乎有些方面会令人麻痹，让你无法运用分析推理的理性思考能力。其中一个原因是，对于知道他人所不知道的事情，人们非常重视，哪怕并非实有其事。 一个人要是没有特别的信息渠道，可能会去研究某个形势下的经济事实，会冷静地以此为据实施行动。如果要让同一个人有了内幕信息，那么他会觉得自己比别人聪明得多，这样连最显而易见的事实他也会视若无关紧要。 我看到过有些内部人不愿卖出股票，几乎每个人都已看清他们应该卖出时，他们还是死死捂住不放。

长期以来，我发现人们依靠自己对经济事实进行冷静而客观的判断是更为可取的做法。 著名的库恩—洛布银行的奥托·卡恩（Otto Kahn）喜欢讲述一个情景。有一天，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在市场上交投活跃。他正开始告诉我些什么，我打断他说：“请你别跟我说联太现在怎么样了。我不想让自己的判断受你的话影响。”

美国烈酒酿造公司自存在以来一路风风雨雨，让很多人的财富随之化为乌有，可谓狼藉遍野。后来詹姆斯·基恩对我说，一些与这家公司有关联的人不择手段，希望能让自己从绝境中摆脱出来。我这里提起基恩的话，并不是要为自己找借口，也不是要解释自己为什么赔得那么惨。怪就怪自己判断错误，其他人都没有责任。

我在整个操作过程中，每一步都违背了合理明智的投机应遵循的行事准则。我调查做得浮光掠影，只注意表皮的东西，之后又根据未经核实的信息采取行动。到头来，就像此前和此后其他无以数计的人们那样，只会自食其果，咎由自取。

***

投机威士忌托拉斯惨败之后，我费了几个月时间才找回勇气，不过勇气也来得及时。我四处寻找良机，开始注意到前州长罗斯威尔·弗劳尔（Roswell P.Flower）所做的事情。

亨利·克卢斯（Henry Clews） 曾说过，弗劳尔让他想起了知书识礼、身着节日盛装的农场主。这样描述弗劳尔恰如其分。的确，弗劳尔早年生活在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农场，他幼时丧父，不仅要为养活自己奔波劳碌，还要在家里承担起一个男人的责任。他曾做过国会议员和纽约州州长。

弗劳尔先生已证明是个经验丰富的公司高层管理人。在芝加哥煤气公司和芝加哥洛克岛太平洋公司时，他都显示了经营才干，可以接手破败不堪的公司，通过引进令人满意的行政管理方法提升公司的盈利。弗劳尔州长声望很高，据说，只要他在“街上”反复对朋友们说某只股票不久就要涨了，他就可以让公告版上任何一只股票涨起来。

我开始注意到弗劳尔州长时，他已接手掌管布鲁克林捷运（BRT）公司。他刚上任那会儿，BRT公司股票以20美元左右的价格在股市交易。州长宣布说：BRT公司管理不善，经营不当；在胜任其责的管理层领导下，公司有能力实现盈利，提高后的盈利可以让股价名正言顺地达到75美元。于是，他开始拨乱反正，整顿公司的经营管理。公司营业收入上升。股价也随之起来了。

1899年春季，BRT公司股票是股市上的一只领涨股。在这只股票向上攀升的途中，我动手买了几次，但现在开始担忧起来。公司的财务报表不像应有的那么清晰明了。直觉告诉我，情况有些不对头。

不过，一直到现在，弗劳尔州长所做的每一次预测都兑现了。股价20美元时，他宣称要涨到75美元；等股价涨到50美元，他又预测会涨到125美元。这些预测没哪一次未变成现实。

4月，股票上涨到137美元，然后开始委靡下来。这时市场上有人议论，说这只股票推升得太快，也推得太高，任何合理稳健的盈利预测都难以支撑股价如此快速的飙升和如此巨大的涨幅。我同样持有这个看法。

1899年5月12日的晨报上都刊载了一份声明，文章结尾处署有弗劳尔州长的大名，声明说捷运公司的盈利正在稳步增长，公司前景一片光明。这一消息刺激了股价上涨。

但是，当天下午，这只股票风云突变，猛然跳水，因为有利空消息传至证券交易所，不知道消息从何而来，消息说弗劳尔州长突然染病，病情危急。那天傍晚，交易所收盘后，《华尔街日报》以大字标题“前州长弗劳尔安然无恙”发表了一篇安抚性社论，文章说他突发消化不良症。但是，等报纸发售到“街上”时，弗劳尔州长的身体状况发生变化，他已处于弥留之际。

弗劳尔州长先前带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去长岛一家乡村俱乐部，准备钓一天的鱼。春风和煦，暖意融融。州长照例吃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只是他称之为晚餐而非午餐──之后又喝了一壶冰水。他差不多立马就病倒了。晚上10点半，他的死讯被公布于众。

第二天上午，恐慌占据了证券交易所。要不是有人组织强力护盘以缓冲消息对股价的冲击，可能灾难性后果就会随之而来了。参与联合护盘的有J.P.摩根、范德比尔特家族、达里尔斯·米尔斯（Darius Mills）、约翰·洛克菲勒（John D.Rockefeller）、亨利·罗杰斯（Henry H.Rogers）以及詹姆斯·基恩。

股价跌到100美元后，市场上传言有一些大腕儿在维护股价，股票便出现了反弹，缓缓回升至115美元。然后，那些大腕儿为避免引起市场严重恐慌，悄悄地开始撤出BRT公司股票。虽然市场上其他股票都慢慢上涨了，但BRT公司股票却逐渐滑向100美元。9月的一天，股价击穿100美元。为让股价维持在100美元的位置，艾里·沃姆瑟尔（Allie Wormser），也就是I.S.沃姆瑟尔公司一位合伙人做运动员的那个儿子，出价100美元买两三千股。我眼睛眨也不眨一下就卖给了他。

那些股票再也没卖上那个价。这一年还没过完，BRT公司股票就下跌到60多美元。我在BRT公司股票的整个操作中大约赚了60000美元。我的信心又开始回来了。

***

重新找回的自信不久便受到一次至关重要的考验。1901年春天──此时我31岁，联合铜业公司的发起人聚合在一起，准备联手抬高公司股价。联合铜业于1899年组建成立，作为一家联合企业，其设立宗旨是要像洛克菲勒运用美孚石油控制炼油业那样，在铜业实现垄断。 托马斯·罗森（Thomas Lawson）于1905年出版了一本极其精彩的书，名叫《疯狂金融》（Frenzied Finance），他在书中讲述了这次联手操作的全班人马如何奇怪地聚拢到一起。

联合铜业的发起人开始是从马科斯·戴里（Marcus Daly）手中收购森蚺铜矿（Anaconda Copper）及其他公司，总收购价为3900万美元。根据罗森在书中的描述，为这笔钱，戴里和他的一些朋友收到一张由国民城市银行② 签发的全额支票，他们得到私下约定，以后可以据此提出现金。

于是，联合铜业的股票开始认购了，核定股本为7500万美元。罗森负责勾起公众的认购兴趣。美国金融界最耀眼的人物中有几位──亨利·罗杰斯、威廉·洛克菲勒和国民城市银行的詹姆斯·斯蒂尔曼（James Stillman）──由广告宣传为铜业公司的保荐人。结果，公司股票以每股100美元的价格发行还受到了超额认购。罗森接着在书中说，公司发起人有了这7500万美元在手，便告诉戴里先生可以把支票兑成现金了。

他确实兑现了，余下的3600万美元打到联合铜业公司的账上，公司的发起人没让自己冒一分钱的险。

然而，在1901年春季，这些细节均无人知晓，此时联合铜业公司的发起人开始着手控制世界铜供应量。到6月份时，他们已将股价从发行价100美元抬高到130美元。华尔街风声四起，人们议论纷纷，说股价要涨到150美元、200美元。

不过，大约此时，我碰巧与赫尔曼·西尔肯（Herman Sielcken）进行了一次长谈。他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咖啡商，在所有商业事务上，他的判断力都是人们求之不得的。这时候，他正处在精力旺盛、魄力非凡的人生阶段，刚刚过了中年，身体强健壮实，身高超过6英尺，一双黑眼睛犀利逼人。他喜欢在股市投机，不过他的买卖操作只控制在相对较小的规模上，之所以这样做，更多的是为了检验自己的判断，而不是为了赚钱，因为他经营的咖啡生意极为成功。

这天下午，西尔肯先生在他居住的华尔道夫酒店不知不觉地便把铜业形势做了清楚而细致的阐述。他认为，当下铜价普遍高企，在全世界范围内遏制了铜的使用。市场上铜的供应正变得过剩。美国铜出口量正在下降。而且，几年前法国曾发生过一起未遂的铜价操纵事件，人们对此仍记忆犹新，因而已产生了担忧情绪。西尔肯先生预测说，联合铜业公司试图大幅度提高铜价的努力，甚至像法国发生的那次铜价操纵事件一样将会归于失败。

我认真思考西尔肯先生说的话，并亲自做了调查。我的调查结果证实他的担忧合情合理。7～8月间，联合铜业股价开始下跌。1901年9月6日，威廉·麦金利（William McKinley）总统在水牛城参加泛美展览会时遭到枪击。只有J.P.摩根才有能力、有声望让证券交易所避免了发生一场恐慌。股票纷纷暴跌，但又反弹了。大约此时，我决定卖空联合铜业股票。

当然，我卖空联合铜业就是在支持自己的判断，我认为，无论这家公司的发起人为了拉升股价会有什么动作，这只股票还是要跌。如果股票继续上涨，我付出的代价就很惨重了。

我刚开始进行卖空操作，托马斯·莱恩就来找我谈话，他说：“伯尼，听说你在卖空联合铜业。我只是想让你知道，那些大腕儿打算让你好看。”

跟联合铜业那帮人一起拉抬股价的“大腕儿”当中就有詹姆斯·基恩。莱恩说的话和基恩的多头立场自然让我停下来做了一番思考。但是，重新认真地考量之后，我仍然深信联合铜业发起人的所作所为正是在违抗供求法则。想起纽科姆教授在市立学院的教诲，我认定，既然铜的供应量很可能已超过铜的需求量，联合铜业公司的股价就得下跌。于是，我继续放空。

起初，在摩根影响市场从而导致股价反弹后不久，联合铜业的股价又掉回到106美元左右，这时我赚了钱。然而，联合铜业很快又涨了回去。

从最权威的渠道传来麦金利总统已恢复健康的保证之后，9月14日，总统却去世了。这对市场产生了不良影响。而且，在华尔街，有传言说联合铜业的一些内部人正在设法卖出股票。我又增加了空头仓位，不过是小心翼翼的。

我不断听说操纵联合铜业的重量级内部人知道我在卖空时气得嗷嗷狂叫，我对自己基本上已处在优势地位就更有信心了。有人告诉我，要是我继续卖空联合铜业，结果只会是得罪那些大腕儿，招致他们的对抗；对于这种威胁，我以年轻人特有的狂傲姿态、用鲍勃·菲茨西蒙斯曾讲过的话回答说：“他们体重越大，摔得越重。”也有人老是对我说，如果做空股票把一家于社会有益的企业弄垮，那太伤天害理了。

毫无疑问，这些全是一派胡言。倘若联合铜业的发起人没有过度募集股本，后来也没有操纵股票以吹胀股价，联合铜业绝不可能涨到那么高，也绝不会像随后发生的那样跌得那么深。此时联合铜业股票下跌的原因正是经济引力不可抗拒的力量在寻找其恰当的平衡点。

我此时此刻并不是说他们有着邪恶的动机。很多时候，在这类企业从事经营的人，都会设想建起商业帝国，如果这种设想证明是合理的，那么他们可能已为企业付出的高昂代价便合乎情理。但是，我当时觉得联合铜业那帮人一路走来所做的一切并不能以合理的经济因素给出恰当解释。我认为他们人为推高股价是不明智的做法。我用自己的钱，而不是用其他任何人的钱，来支持自己的这个观点。

面对这些攻击，我坚持立场，并保持沉默；我知道，如果我是正确的，我会赢；如果我不正确，我就会输。

我这种保持沉默的态度可能是个错误。或许，我本应该用批评我的人对付我的武器来与他们较量，根据我亲眼所见的情况揭露他们犯下的错误，甚至还应该像他们那样进行人身攻击。但是，我在华尔街生涯里自始至终都采用了保持沉默的策略。也可能我沉默得过了头，但我当时真是希望以自己的方式独自从事投机交易，不希望因为自己可能说了什么而让其他人跟随我。

所有的眼睛都盯着联合铜业临近召开的董事会议。他们会继续发放8%的股利吗？削减股利？还是对股利不做决议？

如果他们继续发放8%的股利，那我们这些“空头”可能要遭到重创。这是令人兴奋不已又让人捉摸不定的一个星期。9月19日，星期四，因麦金利总统的葬礼将举行，证券交易所休市。纽约的财经记者一致认为股利会保持不变。

董事会议于1901年9月20日星期五召开。股市收盘后传来重大消息，联合铜业的股利从8美元减至6美元。在星期六的短暂交易时段中，联合铜业下跌了7个点 ，收盘价刚好位于100美元上方。我预期下星期一我整个操作的紧要关头就要到来了。

这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也正是这件事情使得我不用通过运用自己的智慧和事先筹划就成功地迅速赚到一大笔钱。我母亲打电话说：“儿子，你知道赎罪日要到了吗？”赎罪日正好赶上星期一，也就是下一个交易日。

我听到这个心都凉了。我知道母亲会盼着我过这个节，赎罪日是犹太教圣日中最神圣的日子，过这个节就意味着要杜绝一切世俗事务。

我决定过赎罪日，于是尽量着手布置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情况。我叫艾迪·诺顿（Eddie Norton）继续手上的操作，他是我为卖空这只股票一直在用的经纪人。然后，为了保护自己免受这只股票可能出现上涨而带来的损失，我又告诉另一个经纪人哈里·康登特（Harry Content），要是联合铜业的股票涨到某一价位，他就开始买入。尽管我几乎完全肯定股票会下跌，但谁也不敢说那些财大气粗的利益相关者暗中已有什么样的应变打算，因此，我便设法自我保护，以防任何不测之事发生。

然后，我留下话说，星期一无论有什么交易上的事，也不管事情的性质如何，谁也找不到我。

尽管如此，星期一找我的电话还是响了。我们这时还在新泽西州南埃尔贝伦自己度夏的房子里。当在纽约也找不到我时，在朗布兰奇的那些经纪人便被要求找到我，但我就是不想接悉任何消息。下午，我和妻子到大约1英里外的母亲家看望她。电话也不停地跟着打到那儿。

只是在太阳落山圣日过完之后，我才得知所发生的事情。联合铜业以100美元开盘，开盘后1小时内股价下跌了2个点。后来股价出现反弹，一直到正午都维持在97美元上方，此后股价又进一步下跌。要是我当时在交易大厅，很可能我就清仓了，果真如此的话，相对而言，我只能赚到较少的利润，而故事也就到此结束。但是，这只股票在下午持续下滑，最后收在93.75美元，这让我赚了一大笔钱，而且为应付反弹也有了非常多的保证金，不会出现保证金不足的情况。

我深受鼓舞，更坚定自己的信念，认为联合铜业股票注定会跌得更深，于是，我就放开手痛痛快快地赚下去。12月，股票下探60美元。

我现在想不起来自己究竟在哪个价位平掉仓位结束了交易，我记得赚了70万美元左右。这是我到此时为止一次操作中赚得最多的一回。有两件事促成我赚了那么多──我勉强同意母亲的要求，恪守了一个宗教圣日的习俗；联合铜业的那帮人犯了试图违抗供求法则的错误。

无论我在威士忌托拉斯股票上遭遇败绩，还是我在联合铜业股票上大获成功，都凸显了一点──获得关于某个形势的事实，不受小道消息、内部信息或一相情愿的思考之影响，至关重要。 在努力寻找事实的过程中，我领会到，一个人必须像外科医生实施手术那样不能掺杂任何情感，要始终保持冷静客观。 而一个人厘清了事实，就可以满怀信心地岿然不动，可以对抗人们认为最了解内情的人之意志或心愿。

后来在公共事务生活中，我发现这一准则同样适用。在处理政府交付给我的每一项任务时，我开始总会坚定不移地寻找关于任务所面临形势的所有事实。威尔逊总统养成一个习惯，喜欢称呼我为“事实博士”。我当时总是努力让事实说话，让事实形成自己的政务建议。有很多次，比如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其后，我与通货膨胀做长期不懈的斗争时就是这样做的，以至于朋友们总会过来找我争辩：“伯尼，你怎么就不能更讲道理些？你的提议在政治上是行不通的。”

但是，即便处在这样的情势当中，我也总是坚守自己的立场，我认为只要事实要求采取某些措施就足够了。我现在依然相信，无论总统还是国会，无人能让二加二不等于四而得出别的任何结果。 ZHg0xfv6aIjzRiGGg6FEMAv0lPdWbiO/AfQf7GN+1U4EK5TK1f1OJg0Y2bXyi0Q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