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首往事，现在似乎已清楚，我在糖业股票操作上的成功，标志着在如何成为成功的投机者方面我接受教育的过程真正开始了。

现代人在语言使用中已将“投机者”（speculator）一词变成“赌徒和不计后果之冒险者”的同义词。其实，这个词源自拉丁文的speculari，而拉丁文的意思是“暗中查明情况并予以评判”。

我把投机者定义为：评判未来并在未来情形出现之前即采取行动的人。 要成功地做到这一点，这是人类在处理一切事务包括缔造和平和发动战争中一种最无价的能力，有以下三件事必不可少：

第一，你必须获得关于某种形势或某个问题的事实；

第二，你必须就这些事实所预兆的前景形成判断；

第三，你必须及时行动──免得为时已晚，再行动已于事无益。

我听到很多人在谈到某件事时颇有见地，甚至是聪明绝顶──结果，当需要按照自己的信念实施行动时，却看到他们软弱无力。

行动需要及时付出，这一点可能特别突出了民主社会存在一种最残酷的两难现实。在民主制度下，多数人的意愿理应是要根据规则和原则进行控制和支配；但对于处理很多关键问题，如果行动拖延至所有人均已看到需要采取行动，那必然为时已晚。要是等到所有人都已看得清楚明白，一定是危险已经逼近或者让我们无法控制了。

对于有些问题，我们需要耐心等待，让时间来解决。但对于其他许多问题，不作为却可能是最糟糕的选择。

比如说，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任战时工业委员会主席的经历教会了我：要想在下一次战争中预防通货膨胀和牟取暴利的不法交易，就必须在危急形势初露苗头时，立即对物价、工资、租金和利润予以上限控制。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和国会都决定“耐心等待，看看再说”。非实施不可的全面上限控制在两年里都没有付诸实施，然后只是在通货膨胀飞速发展时才被迫得以实施了。

倘若我们在这两次战争一开始便采取预防通货膨胀的有效措施，那么我们国家背负的债务绝对达不到现在的一半，我们今天也不会遭受诸多令我们痛苦不堪的问题之折磨了。

同样，在处理其他政府事务方面，当行动耽搁得太久时，一度可能做到的事情也变得不可能或是做起来成本过高。每当回想起伍德鲁·威尔逊总统设法做到的事情，我便深感这些年来缔造和平的代价已高得惊人。1919年，当威尔逊提议我们加入国际联盟时，这对很多美国人来说似乎太过意外，因而无法接受。但是，与我们为了和平事业已被要求付出的代价相比，与我们以及我们的孩子现在仍然必须付出的代价相比，这又算得了什么呢。

自冷战开始以来，我们已听到很多关于旨在“争取时间”的政策。我们却未扪心自问：我们现在争取时间是为了什么？时间在匆匆流逝，它是在朝着有利于和平的方向发展吗？如果不是，那我们又怎能看见它发挥作用呢？

而在股票市场上，你很快就能学到迅速行动有多么重要。我想起一次终身难忘的经历。

当时我正在新泽西州朗布兰奇和我父母一起度过7月4日国庆节那个周末。星期天晚上很晚的时候，阿瑟·豪斯曼打来电话，说有个报社的人告诉他海军准将施莱（Schley）已在圣迭戈消灭西班牙舰队。在杜威（Dewey）取得马尼拉海湾战役胜利之后传来的这一消息，预示着美西战争即将结束。

第二天是7月4日，美国各交易所将会休市，但伦敦交易所将照常交易。在伦敦交易所开盘时，如果下单买入美国股票，便可以赚到数目可观的利润。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赶到纽约，在天亮之前发出越洋电报。

然而，在星期天晚上这种时候，已没有火车在跑了。搜寻到一些铁路员工之后，我们租了一辆带煤水车的机车和后面连着的一节旅客车厢，旅客车厢载着我们驰向新泽西一边的哈得孙河渡口。当我、克莱伦斯·豪斯曼和我弟弟塞林坐在车上穿过黑夜飞奔在去纽约的途中时，时间肯定没超过凌晨2点多少。

这是我第一次乘坐的“专列”。真是太刺激了！我们的专列一边轰鸣着掠过沉睡的城镇和小村庄，我一边好像有点儿在重复着一次金融壮举，一次据传说是纳森·罗斯柴尔德（Nathan Rothschild）在滑铁卢战役时创下的壮举。

在英国政府未能而自己承兑惠灵顿的汇票时，罗斯柴尔德就已经把自己的财产押在拿破仑将被推翻上。惠灵顿在比利时发动的攻势开始时出师不利，导致英国证券价格出现一片萧条景象。罗斯柴尔德为获得战事第一手信息先前已渡过英吉利海峡，据说在战役态势转向不利于拿破仑时他就在滑铁卢的战场上。通过将这一消息提前几小时在官方信使之前送到伦敦，他让罗斯柴尔德家族在股市反弹前买入了大量股票。

我们的火车急速穿过黑暗，仿佛历史正在重演。想到美国军队环绕半个地球从古巴到菲律宾在陆上和海上都获得了怎样的胜利，我心中涌起一股帝国豪情。我丝毫没想到多年后一个“美利坚帝国”的存在可能带来什么样的问题和责任。

当我们赶到位于曼哈顿下城的公司时，我才发现仓促之间自己忘了带钥匙。幸好，门顶窗开着。塞林体重大约只有150磅，我从下面托着他，让他爬了过去。太阳还没升起，我已在发电报了。

在伦敦股市开盘后几分钟里，类似于电影中经典画面的场景呈现在我们的眼前。比我们稍晚赶到办公室的阿瑟·豪斯曼，摇通曲柄电话，把客户从假日酣甜的梦乡中一个个惊醒。他一直是个乐观豁达的人，天生就具有做这份工作的素质。我在电报机旁忙不迭地发电报，耳边断断续续飘来豪斯曼兴奋无比的话语：“美利坚打了大胜仗……合众国一个世界强国……新财富……新市场……可以和英吉利相抗衡的帝国……多年里最壮观的股市繁荣……”

几乎从豪斯曼打电话的每个人那里，我们公司都接到了吃进股票的买单。我们在伦敦大量买入美国股票，以满足这些买单和我们自己持有的需要。第二天上午，纽约的交易所开盘，所有股票一路飘红。我们在伦敦买的股票立即产生了很大利润。我们几乎彻底干净地击败了纽约的其他证券经纪行。除了快速赚到大量利润以外，这次精彩的成功之举还让豪斯曼公司赢得一个美名：一家机智敏锐、知道何时采取行动的公司。

***

我不知道我们公司新赢得的声誉是否起了作用，反正过了几个月之后，有人给阿瑟·豪斯曼带来了一项提议，这件事后来证明是我职业生涯的一个转折点。

这项提议让我承担起一次重大交易，这是我从到华尔街以来还没遇到过的重大交易，同时也让我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股市运作。而且，这也标志着我与一个人开始了长期而亲密的友谊，此人就是那个时代金融巨人之一的托马斯·福特恩·莱恩（Thomas Fortune Ryan）。

莱恩是个相貌惹人注目的人物，身高6英尺1英寸，你在哪儿也听不到像他那样轻柔、缓慢、文雅的南方嗓音。他要是想给人留下特别深的印象，总会压下声音窃窃低语，但他行动起来像闪电一样迅疾。他还是我在华尔街私交比较深的人当中最足智多谋的人，似乎从来也没什么事会让他猝不及防，出乎他的意料。

莱恩是弗吉尼亚州一个贫穷农民的儿子，完全靠自己的努力劈出一条通向财富和影响力的道路。很多人会带着尖锐的语气批评他冷酷无情，指责他不可信赖。在都市街区铁路公司突然垮掉之后，一项就他在其中所起作用的大陪审团调查，得出结论认为他没有实施犯罪行为，但发现“他在很多事情上应受到严厉谴责”。不过，我发现他在和我进行的所有交易中都是细致严谨的。

我第一次见到莱恩时，他已作为塔曼尼协会 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确立了自己的声望和地位，并且控制了纽约城市运输公司。这时他正打算侵入詹姆斯·杜克（James Duke）的烟草帝国。

杜克绝非等闲之辈，跟他缠斗在一起可没什么好处。有个故事说明他的个性极为刚强。有一回，他的好几位生意伙伴利用詹姆斯·基恩买入美洲烟草公司（American Tobacco）的控股权。杜克马上毫不客气地告诉他们：虽然他们可能拥有了公司，但并不拥有他杜克；他要出去办一家公司跟他们较量。杜克的对手都蔫了。他们到底还算精明，不想让美洲烟草公司失去杜克的智慧。

此后，杜克乘胜追击，开始吞并一家又一家竞争对手，到1898年时，只剩下3个颇有实力的独立公司尚未纳入他的“托拉斯”。一家是布莱克威尔烟草公司，其著名的达勒姆公牛牌烟草最受自己动手卷烟的烟民青睐。另外两家独立的烟草公司是全美卷烟公司和利杰特—迈尔斯烟草公司；前者的海军上将牌卷烟与杜克的香卡勃拉牌卷烟势均力敌，抽卷烟的人在一起吞云吐雾时嘴巴里喷出的烟总是这两种牌子的，后者的星牌咀嚼烟草销量超过杜克的战斧牌。当时有报道说，杜克一年花费100万美元促销战斧牌。

当然，如今卷烟已占到烟草销量的大半份额，可在1898年，我们国家的烟民主要还是咀嚼烟草、用烟斗吸烟、抽雪茄烟、吸鼻烟。在三个独立的烟草公司当中，利杰特—迈尔斯生产咀嚼烟草，是最重要的公司。在那个年代，女性烟草消费者都是乡姑村妇，其中大部分在南方，她们喜欢把烟草捻入圆头烟斗中抽吸，或者吸鼻烟，要不就放在嘴里咀嚼。当时，教堂和主日学校都在积极开展一场反对吸卷烟的运动。我要说，这场格调高尚的宣传运动大部分均受到咀嚼烟草和雪茄利益集团的秘密资助，这些利益集团利用无知的参加运动的人作为自己的牟利工具，我这样说希望不会损害任何人对人类善良动机所持有的信念。

我本人此前已放弃尝试学嚼烟草，因为它让我恶心，对于用达勒姆公牛牌烟草自己卷着抽已感到心满意足。

杜克每次主动示好希望能够实现合并时，利杰特—迈尔斯公司，还有布莱克威尔公司和全美卷烟公司，全都断然拒绝了他。杜克多次发动无情的降价和广告攻势，想迫使这三家公司破产倒闭，三家公司都成功击退了杜克的每一次攻击。

然后在1898年秋季，这几家独立烟草公司之一的全美卷烟公司，被以莱恩为首的财团收购。接着，全美卷烟又并入新组建的联合烟草公司，尽管这家公司注册设立时不太引人注意，但它实际上受控于莱恩、威廉·惠特尼、怀登纳尔（P.A.B.Widener）、安东尼·布拉迪（Anthony N.Brady）、威廉·艾尔金斯（William L.Elkins）以及其他一些具有同等实力的人。公司总裁是威廉·巴特勒（William H.Butler），他先前是美洲烟草公司的副总裁，但因与杜克不和闹翻了脸。

大约这个时候，我们经纪公司对正在上演的烟草大战得到一条有价值的线索。这条线索是由哈兹尔廷（C.W.Hazeltine）或者我们称之为哈兹尔廷上尉的人带给我们的。哈兹尔廷是安纳波利斯毕业生 ，曾为了多赚钱从美国海军退役转而经商。我们与西班牙进行短暂的战争时，他返回海军服役，现在又脱下了军装。

一天，哈兹尔廷来我们办公室见阿瑟·豪斯曼。经过短暂的交谈之后，他和豪斯曼先生各自拉把椅子在我办公桌边坐下来。哈兹尔廷解释说，他得知联合烟草公司正在策划收购利杰特—迈尔斯公司，如果收购成功，联合烟草公司将成为杜克公司的有力竞争对手。哈兹尔廷特别提到，他跟利杰特—迈尔斯公司的人都很熟，他认为自己可以让我们和这些人联系上。

我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先拜访乔治·巴特勒，然后拜访莱恩先生。乔治·巴特勒是威廉·巴特勒的兄弟，威廉·巴特勒一度是美洲烟草的高管，现在是联合烟草的总裁。我拜访的这两个人我都不认识。

开始交谈时，他们都很谨慎，口风很紧，但我推断哈兹尔廷说得没错，他们是想购买利杰特—迈尔斯。而且，利用哈兹尔廷给我提供的信息，我可以让这两位先生相信，我在这件事上可能不无用处。

从威廉·巴特勒这方面来说，我得知这必将是针对杜克的一场非同小可的战争。他的目标就是要把三大独立烟草公司联合起来，置于联合烟草公司的旗帜之下，合三为一让杜克日子不好过。

此后不久，1898年12月初，联合烟草宣布收购布莱克威尔及其著名的达勒姆公牛品牌。这一收购行动使利杰特—迈尔斯公司成了既不受杜克控制也不受莱恩控制的惟一一家大型烟草公司。

不管杜克对威廉·巴特勒此前“起义”离开美洲烟草作何感想，反正现在他是意识到已置身于一场战斗之中必须奋起而战了。利杰特—迈尔斯公司的股票正巧大部分都在圣路易斯人的手上。杜克的代理人急忙赶到圣路易斯，报出诱人的价格，诱惑利杰特—迈尔斯的股东出让手中的股票。

莱恩把我召到他办公室，介绍我认识威廉·佩吉（William H.Page），此人是一名律师。莱恩叫我们两人去圣路易斯设法抢在杜克的人之前把事情搞定。我和佩吉一起离开，踏上了火车。

像我一样，佩吉也是第一次为莱恩先生承担这么重要的工作。在圣路易斯，我们在南方宾馆驻扎下来。乔治·巴特勒已先于我们到了那里。我们先拜访利杰特—迈尔斯公司的总裁摩西·威特莫（Moses Wetmore）上校，以此开始我们的行动。

摩西上校是个有趣且不同寻常的人物──既平易近人又精明狡黠。他拥有种植园主宾馆，在里面开了一个套间，我们在此度过了一些非常愉快的夜晚。

另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人是威廉·斯通（William J.Stone），绰号叫“侦探比尔”，他不是利杰特—迈尔斯公司的律师，就是威特莫上校的律师，我记不清是哪一个了。“侦探比尔”曾做过密苏里州州长。后来，作为美国国会参议员，他是“固执11人”之一，就在我们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这些人故意以冗长拖沓的发言，阻挠威尔逊总统力图武装我们国家的商船。

奇怪得很，我对签订正式协议之前的谈判几乎想不起来，只记得谈判持续了好几周。说起我们的策略，最主要的就是在社交上搞好关系，让自己受人欢迎。

圣路易斯至少在当时还有一半南方的气息，高压式行事方式在这里绝对不起作用。巴特勒是摩西上校的一个老朋友，纸牌玩得出类拔萃，说起故事来也是娓娓动听。佩吉在这些方面跟巴特勒不相上下。几乎每天晚上，他们两人都会在种植园主宾馆与上校见面，为的是能友好地喝上一杯、在一起玩一会儿纸牌。我自己和哈兹尔廷的任务是，与一些持有大量股票的利杰特继承人保持接触。我可以用佩吉的原话对整个收购行动做个描述，他说：“我们通过亲切待人的行事方式逐渐消磨掉了摩西上校的意志。”

关于交易谈判的事，报纸上的很多报道在人们中间流传，我平生第一次发现自己成了众人瞩目的焦点。自然，这对于一个首次承担重大交易使命的28岁的人来说也并非令人不悦。头一天所有报纸都会报道说杜克“托拉斯”的代表已取得了胜利，到第二天，又有报道称谈判局势“尚不明朗”，再过一天，传言又说威特莫上校已把公司股份全卖给我们了。

当地民众的反应非常强烈。圣路易斯人以利杰特—迈尔斯公司为傲，他们希望公司能保持独立。这里的人对“托拉斯”存有特别的偏见。有一次，当地杂货店主协会大约有100名会员一起游行到利杰特—迈尔斯公司的工厂，他们佩戴的袖章和举着的标语牌上都是“反对托拉斯”的字样。摩西上校亲自见了他们，并没给他们任何承诺就把他们高高兴兴地打发回去了。

这件事情的结局是，利杰特的继承人和其他公司的股东让上校拥有购买他们手上股票的期权。上校有了这个期权，加之自己持有大量股票，便能决定并购事件的走向。他选择跟我们走。这样，双方达成了一个协议，根据协议，我们拥有买入超过半数利杰特—迈尔斯公司股本的期权。买价略高于660万美元。

交易文件起草时，出现了一个问题，即究竟哪一方该支付一笔20万美元的法律费用。佩吉和斯通州长决定用抛硬币来确定。我们输了，但我相信这很值得，因为我们在圣路易斯的烟草民众中建立了友谊。

***

至此，莱恩一群人和杜克之间的较量已扩展到更广的战场上。作为这场斗争的一个手段，杜克已新设一家子公司，即大陆烟草公司，公司股票在场外交易所（Curb Exchange） 交易。

那个时候，场外交易所就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前面的露天大街上。所有的场外交易经纪人聚集在百老汇大街上，在露天进行证券交易，无论是雨天还是晴天，也无论刮着暴风雪的寒冬还是热浪蒸腾的酷暑，都是如此。他们常常通过站在附近各自办公室窗口的公司职员发出的信号，接收买卖证券的报单。单子的成交情况，他们也会发信号告诉公司职员。

为了骚扰杜克并让他知道联合烟草的强势和财力，莱恩决定通过操盘对大陆烟草股票实施攻击。我被从圣路易斯叫回，负责这次操盘。在圣路易斯时，收购行动有一帮人参与，我是其中之一，而在这里，操作过程完全由我控制，我只听命于莱恩。

我会在每天早上见莱恩。他住在西72大街，与我住的地方只隔几条街，我到市中心去的路上会在他家短暂停留一下。通常去看他时，他还没起床。在一般情况下，我会被引进他的卧室，有时他一边对我说着话一边刮着胡子。

几年之后，很多人议论莱恩和他妻子闹僵分居了，可那时候，他们看起来还是一对恩爱夫妻。确实，莱恩显得心无旁骛，只专注于生意上的事。而相比之下，他妻子则把全部精力放在家庭中，放在正在成长的几个孩子身上。她的孩子全是男孩，在屋里满处乱跑，闹腾得厉害。那年冬天，她还给我的宝贝女儿贝尔织了一件小巧的羊毛夹克。

在大陆烟草股票上的交易是我在场外交易所进行的第一次大单操作，也是我在那里做过的为数不多的几次操作之一。我当时并非一流的场上交易员，说实话，我也从未成为过一流的场上交易员。不知何故，我就是缺乏那种天赋。幸好，我发现得够早，知道自己没那种天分。很多人给自己做经纪人，会省下几美元交易佣金，但结果却是损失成千上万美元。

为了这次行动，我雇请了两个经纪人。莱恩先生容许我有20万美元的损失。1899年新年过后不久，我就开始动手了。

大陆烟草这时的交易价是45美元。经过6个星期操盘，我把这只股票打压到30美元。要不是人们害怕一场即将打响的烟草大战会给大陆烟草造成损失，这只股票也不至于被赶到那么低的价位。

在通常情况下，一只股票价格下跌时，市场上进行卖空投机的经纪人为了将股价压得更低，总会在股票下跌时继续卖出股票。而我却采取另一种战术，当这只股票行情疲弱时，我买进，等它回升了，我又卖出。即便我一边把大陆烟草股价压低了，这种操盘手法还是让我一边有净利可赚。

一天，我比平常干得更加得心应手，这时莱恩先生冲到我们公司，叫我收手。他问我给他赔了多少钱。我告诉他，一分也没赔，倒是给他的账户赚了很多。

“我要你惹恼他们，不是要你把他们毁了。”他声色俱厉地警告我，但我知道他心里高兴。

通过袭扰大陆烟草公司股票，莱恩展示了可以撼动杜克烟草托拉斯的力量。我一被告知停止操作，华尔街上就听到人们传说杜克与莱恩“军团”之间已达成谅解。

在1899年3月1日召开的董事会上，美洲烟草公司董事正式同意收购联合烟草。联合烟草将带来布莱克威尔的达勒姆公牛品牌、全美卷烟公司，外加利杰特—迈尔斯公司。莱恩、怀登纳尔和布拉迪被选为美洲烟草公司董事。整个交易的最后结果是，莱恩和以他为首的一群人甚至在闯入杜克组织核心的同时，实际上还使美洲烟草公司更好地垄断了市场，从而赚得丰厚利润。

巴特勒兄弟二人当初启动联合烟草公司，目的是要建立一个让杜克托拉斯自惭形秽的托拉斯企业，但是，莱恩看到另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并且按照自己的意愿行事了。莱恩受到指责说，事情一开始他就与杜克暗中串通勾结。我不知道事情的真实情况，但鉴于莱恩指示我对大陆烟草股票所进行的操控，这种说法难以成立。

争夺烟草市场份额的大战尘埃落定，美洲烟草及各子公司的股票价格迅猛攀升，达到的高度使杜克和莱恩在整个行动中付出的代价均物超所值，将他们先前的暂时性损失全都弥补了回来。

或许还有一点值得一提。过了一段时间，政府强行责令烟草托拉斯解散，尽管杜克进行了激烈对抗，这个托拉斯企业还是解体了。一些年以后，我碰巧遇到杜克。“为反对解散烟草托拉斯，我进行了奋力抗争，”他告诉我说，“可要是再把它重组到一起，我要费更大力气。我们解散之后，相互竞争，赚的钱倒是更多了。”

垄断经营常常就是如此。它的劣势甚至连那些实施垄断经营的人也不知道。

***

这次参与烟草大战使我开始了与莱恩的交易合作，到1928年他去世时，他一直是我的朋友。莱恩不是个轻易可以了解的人。对有些人，他表现出一种令人费解又反复无常的行为──有时对他们慷慨仁慈，有时又对他们冷酷无情。

除非要进行某个特定交易，否则我会婉言拒绝和他绑在一起，我会坚持根据自己对规则的理解而不是他或任何其他人对规则的理解来玩游戏。为这些原因，有好几次我都让他大为光火。

我这种保持自我独立的态度在我们两人关系的早期终于受到考验。当时莱恩和威廉·惠特尼想方设法要让詹姆斯·基恩遭受牢狱之苦。他们搜罗一些罪名，控告他挖墙脚，损害他们有股份在其中的一家银行的利益。他们请我出庭作证，我拒绝了。

过去发生的那些争斗都是极其残忍、执意要干到底的较量，敌对双方之间谁也不心慈手软，谁也不乞求怜悯。

我本来以为，自己拒绝作证指控基恩会让自己与莱恩的关系就此终结，但这事发生之后，他对我似乎比以前更加信任。即使在莱恩和基恩如此交恶的时候，我都能让他们两人依然信赖我，我不免有些得意。

在那些早期岁月里，有一次莱恩先生请我到他新成立的莫顿托拉斯公司（Morton Trust Company）的办公室。他的办公桌在里面一间。我问他，由于都市街区铁路公司那件事，他受到了攻击──这也是咎由自取，他对此有何感想。他以惯有的平静、缓慢、低沉的声音回答说：“哦，你现在并没看到有砖头扔进那个窗子呀。”

然后，他起身走到一个大保险柜旁，说：“这里有不少东西，希望你都拿下去卖了。”

柜子里塞满了佐治亚太平洋铁路公司第一、二、三期债券。这些债券随随便便扔在柜子里，好像一堆废纸似的。据我回忆，当时它们的平均价格大约是9美元。

我叫了一辆出租马车拉债券，债券堆满了马车的底部，我坐上位子时，双脚都没处放。就这样，我坐车到了我们经纪行。我开始研究佐治亚州的那条铁路，想办法让人有兴趣购买这些债券。

有一天，这些债券的市场交易价大约是30美元，莱恩先生打来电话，想知道我为何还没把债券卖了。我告诉他，我正是在按照他的指示行事，当我看好行情，觉得债券价格还会走高，才可以卖。他老是催我脱手，于是我便以大约50美元的价格把债券卖了。最后，这几只债券的价格一路上涨，几乎达到了平价 。

在利杰特—迈尔斯交易后不久，莱恩先生给我下达指令，让我购买诺福克—韦斯特公司（Norfolk ＆ Western）的控股权。我没把股价推高多少，一次就成功地为他买进大批股票，不过买入量还不足以达到控股。

另一次，莱恩先生请我收购沃巴什（Wabash）铁路的控股权。到这时候，我已是名副其实的大交易员了，为别人执行交易指令时，可以做到不引起他人怀疑我不是在给自己买入。实际上，有时正是那些给我买入指令的人会说：“不知道巴鲁克都在给谁吃进那只股票。”他们放烟幕，设法混淆视听，不让好打听的人知道背后的买家。

买入沃巴什控股权的交易有一个方面或许值得一提，可以作为例子说明经纪人如何在一起合作。我走向沃巴什股票的交易席位时，看到戴弗·巴尼斯（Dave Barnes）坐在那儿。戴弗是我在朗布兰奇认识的一位好友。他和一些朋友喜欢游到海里去，游的时候脖子上都用绳子吊着个小小的威士忌扁酒瓶，不时地从扁酒瓶上嘬一口，好让身子不要冷下来。

这天，戴弗正出价卖出沃巴什股票，普通股每股大约卖三四美元，优先股是17美元左右。如果我从戴弗手上买股票，我知道他转身就会开始买入沃巴什股票，然后以更高的价钱卖给我。

我走过去在他身旁坐下来，说：“戴弗，听我一句，这只股票你不要卖了，今天就到此为止，离开吧。”

“行啊，巴里。”他回答说，然后起身走了。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巴尼斯总是叫我巴里。

于是，我继续买入沃巴什股票，普通股和优先股都买，不过巴尼斯再没来干扰我。要是我设法跟他斗智，显示比他更精明，那可能会给客户造成数万美元的损失。我只是直接请戴弗收手不要再干，让我好执行自己的交易。他知道，哪天我也会为他做同样的事情。这就是那个时代经纪人如果相互认识并相互信任便如何相处的。

因为参与利杰特—迈尔斯那桩交易，我给公司赚了15万美元佣金，考虑到这桩交易的规模和重要性，这笔佣金也不算很多，但我那时可不像后来经常能赚到这么多。不过，15万美元对豪斯曼公司来说却非同一般，这笔佣金占了当年公司利润的相当大一部分，公司利润总额是50.1万美元。总利润的（1/3）分给了我，我在公司占的股份已由阿瑟·豪斯曼先生从（1/8）大幅度提高了。接下来，我们在百老汇大街的几个大办公室里办公，我们正逐渐成为金融区内一家大型证券经纪公司。 JlCw4HMroKIRoQ6cf5iXI9F/beX1Z6Xf2838FMsScMER0RMG2L8j8NdOSUjblCn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