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尔街打拼4年之后，从物质方面看，如果说我获得多少资产可以说明自己付出了种种努力，那些资产也是微乎其微。我的薪水逐渐上升，由每周5美元涨到25美元，可这也只是让我更有能力去做亏本投机的交易罢了。我对在市场上发横财不抱希望之后，便主动出击，找阿瑟·豪斯曼给我加薪。我要求很高，要周薪50美元。

“每周50美元，我给不了。”豪斯曼先生告诉我，“但可以给你公司（1/8）的股份。”

实际上，这等于给我加了薪，至少相当于加到每周30美元，因为前一年公司的利润是14000美元。另外，要是业务量增加，我净得的钱可能比每周50美元还要多。

我迫不及待地接受提议。这样，我25岁就成了华尔街证券经纪公司的合伙人。

我心想，作为一个经纪行初级合伙人，我需要在个人花销方面增加一些开支。于是我添置一件阿尔伯特王子牌外套、一顶丝质礼帽以及所有与这些相匹配的饰品。那个时候，要是天气晴好，星期天在第五大道散步被视为一件最适宜不过的事情。每逢星期天，我会穿上考究的服饰，把自己精心打扮一番，比如鞋子就比平常擦得更加用心，然后就拿上手杖上路了。

我不能说在公众场所漫步是完全令人愉快的。毕竟还有我在华尔街认识的其他学徒和跑腿儿的，他们不是经纪人的儿子，就是银行家的儿子，因此也就有钱花在一些乐事上，而我却无法享受到那些乐事。我沿着第五大道闲逛，他们乘坐豪华双轮轻便马车，同拉一辆车的几匹马迈着轻快的步伐，从我身边疾驰而过。我常常为此感到妒火中烧。

这是我年轻时不得不在心里要解决的另一种斗争，我必须防止嫉妒的情感驱使我做出一些莽撞的决定，否则我会因嫉妒那些比自己更成功的人而让自己无形中受到伤害。

在提出给我合伙人身份之前，豪斯曼先生问我为什么觉得需要那么大的收入。我解释说自己想结婚。

当时正等着我的姑娘叫安妮·格里芬（Annie Griffen）。我第一次见到她大约是在我大学毕业那会儿。我和一个叫戴弗·申克（Dave Schenck）的男孩走在一起，路过他继父开的一家旅馆，他跟两个非常迷人的姑娘说了话。戴弗告诉我，一个是路易斯·格温登小姐（Louise Guindon），另一个是她的表姐妹格里芬小姐。

我只瞥了一眼，就对那个身材高而苗条的格里芬小姐产生了好感。

我想方设法打听她和她家的情况。我发现，格里芬小姐和她的父母本杰明·格里芬夫妇住在一起。她家在西58大街41号，是一座褐石砌的房子，我每天去第六大道上班时，都会情绪高昂地路过那里。她父亲是一个美国新教圣公会牧师的孙辈，是纽约市立学院PBK联谊会的会员。格里芬先生有个儿子在纽约市立学院读书，与我弟弟赫尔曼是同班同学。

格里芬先生从事玻璃进口生意，公司名叫霍恩—格里芬。范·霍恩家和格里芬家是表亲。格里芬夫人是猪油商人威尔考克斯（W.J.Wilcox）的女儿，若干年前，我看到他家的大炼油厂被一场大火烧毁。格里芬家养了几匹马，还有一辆马车。

我探听这些事，就是希望能找到什么办法结识这家人的女儿。这些信息，甚至包括我们的兄弟在同一所大学读书这样的信息，似乎没一样让这个希望实现起来更容易点儿，我东打听西打听，得来的消息全都毫无用处。

一天，我正打格里芬家旁边经过，看到格里芬小姐走近了。我鼓起所有的勇气，走到她家门前台阶边，正好她也走到了。我举了举帽子，问道：“请问您就是安妮·格里芬小姐吧？”

“不是！”她头一甩说道，扭头就上了台阶。

这可让我认识她延缓了好久，不过，最后戴弗安排我们通过他熟悉的格温登小姐相互认识了。

认识以后，我便经常登门拜访格里芬家。安妮的父亲反对我追求她，觉得我们俩之间存在的宗教差异将成为无法逾越的婚姻障碍，我们不可能幸福。幸运的是，格里芬夫人的反应倒是对我有利。

安妮和她母亲过去常在马萨诸塞州的匹兹菲尔德度过夏天，而格里芬先生就待在城里。我总是去匹兹菲尔德过周末。我们会去看望安妮的朋友，会去跳舞，不过多数时候，我们会一起骑着自行车跑得很远。

在城里，我每天去工作的路上都会经过格里芬家，安妮几乎总是在窗口朝我挥手。我们还有一套联络暗号。要是遮阳窗帘拉起来，就表示她父亲不在家，我可以过来待一会儿；要是遮阳窗帘拉下来，那我就继续走过去。

其他时候，安妮和我会在中央公园碰面。坐在公园的长凳上，我常常告诉她，一旦我赚到钱，足以养活我们俩，我们就怎样把婚给结了。我们结婚的希望总是摇摆不定，头一天我那小打小闹的投机交易看起来做得挺顺手，结婚的希望就大了，到第二天，我们的希望随着行情不好又变得遥不可期。

1951年，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在中央公园里指给我看一块地方，想在那里建个凉亭，好让人们在亭子里下国际象棋和西洋跳棋。摩西问我是否愿意出钱建这亭子。我对那块地方看了一眼就表示同意。摩西感到吃惊，我怎么那么快便定了下来。我没告诉他，他选中的那块地正是安妮和我过去常坐的地方。

***

我做合伙人后第一年，公司净收入为48000美元，我从中占了6000美元的份额。这远远超出我预想能赚到的钱，要是守住这笔钱，我们可能就可以结婚了，但我那时还在过度交易。当我发现一种投机方法根据自己的判断会有好结果时，我便倾囊而出，尽自己最大财力买入股票或是债券。行情总会突然掀起一些波动，一个浪头过来，我就被淹没了。只是在这种情况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后，我才学到不能太贪心而要始终保留一部分资本作为储备的教训。要是早点学到这个教训，我就不会因一次又一次不名一文而遭受那么多次的痛心疾首了。

1897年春天，也就是我作为豪斯曼公司合伙人第二年快结束的时候，我东拼西凑勉强凑齐几百美元，通过保证金交易买入100股美国炼糖公司（American Sugar Refining）股票。这次交易标志着我在投机操作的方法上发生了一个重大变化。我对这家糖业公司的前景进行了彻底研究。你也许说我仍然在赌博，但这一次我是在对事实和资料做了精心分析之后，对这家公司将来会有什么变化形成了自己的判断。

那个时候，美国炼糖公司控制了全国（3/4）的食糖产量，拥有2500万美元税后盈余，派发给股东的红利一直极为丰厚。不过，公司的未来因有不确定性而蒙上了阴影。

当时通常被称为“糖业托拉斯”的美国炼糖公司，与咖啡商阿巴柯尔兄弟公司（Arbuckle Brothers）卷入一场商战，两家公司都在侵入对方的领域。

另一个让公司未来变得复杂的因素是，公司可能会遭到国会调查。当时粗糖根据从价关税进口。外界传言，这家糖业公司的进口粗糖被人为压低了进口价格。国会终于展开调查，发现公司受到的指控确实有些根据；糖业公司必须因此支付200万～300万美元未交税款。

不过，我买入糖业公司股票的时候，决定性问题还是在于关税。尤其是在农民当中，人们对“托拉斯”抱着相当大的对抗心理，并且这种敌对情绪已在人民党的宣传鼓动中反映出来。一个降低食糖进口关税的法案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既然这个法案获得通过便会使得国内的炼糖企业遭遇外来竞争，这家糖业公司的股价也就大幅下挫了。

参议院进行辩论之后，我认定参议院将赞成继续施行原有的关税征收，因为以农业为主的西部地区会觉得关税对国内的甜菜种植者有利。这一直是糖业代表在华府主张的主要观点，最终这一观点占据了上风。当通过的法案实质上使关税税率保持不变时，美国炼糖公司的股价突然发力，迅速蹿升，9月初触及159美元的高位。

我一直在竭尽全力让自己的利润不断增加，也就是说，随着这只股票不断上涨，我利用已赚到的钱买入更多的股票。等我把手中的股票清空，我获得的总利润大约是60000美元，这让我成了自己眼中的克罗伊萨斯（Croesus） 。

赚到钱后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给安妮·格里芬打电话，告诉她我们终于可以结婚了。开始她还不相信，老是说：“这钱你赚得有多快，赔得就有多快。”我向她保证：“这次我要留着。”我告诉她当天晚上就去见她父亲，跟他说我们结婚的事。

格里芬先生非常客气地接待我，但对拒绝我们的婚事丝毫也没松动。他说，我是到他家来过的最叫人喜欢的年轻人，但我有我的宗教信仰，安妮有安妮的宗教信仰。他坚持认为，这种差异对我们的婚姻构成太大威胁，我们的婚姻不可能幸福。

我把这些话告诉安妮，但这并没有让她改变嫁给我的意愿。于是，我们把婚期定在1897年10月20日。

***

我将糖业公司的股票套现之后，立即决定在纽约证券交易所购买一个交易席位。买席位花了19000美元。当我把这事告诉母亲时，我记得她是多么开心、又以什么样的神态和语气告诉我：“太棒了，你的前途会更好！”

当天晚上，母亲和我打单人纸牌。按照一种老式打法，我玩牌，母亲洗牌、发牌。大概刚刚玩好一局，哈迪进来了。此时已过了午夜。他和奈瑟索尔小姐就他续签合同的事讨论了很长时间，两人谈话并不愉快，闹得不欢而散。

为了帮他走出困境，我主动提出，要是他愿意安定下来，专心做交易，我就把自己在交易所的席位送给他。这时席位所有权还没放到我的名下。哈迪接受提议，从此结束了演艺生涯。

直到躺上床努力想睡着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做了什么事。要是我当时掏出心来，把微微颤抖的心放在桌上，我现在也不相信那会比失去席位让我感到更加痛苦。我辗转反侧，难以成眠，过了很久，最后认定只有一个办法可以消除我的痛苦──再给自己买个席位。

我和安妮结婚了，婚礼由理查德·范·霍恩（Richard Van Horne）博士、牧师阁下主持，他是格里芬先生的一个亲戚。霍恩博士身材矮小，蓄着一脸的络腮胡子，从外表和举止就可看出是个典型的牧师。婚礼开始之前，他告诉我，打算略去新教圣公会教徒婚礼仪式中提及圣父、圣子和圣灵的那些地方。我感谢他考虑周到，尽力与我信仰的婚礼仪式相一致，但我告诉他，尽管放心，就我来说，他完全可以像他平常那样主持婚礼。

为了度蜜月，我们从从容容地旅行到华盛顿，然后坐船去切萨皮克湾边的老波因特康福特海岬。我坐船总是晕船，这次也晕了船。接着，我们南下到我出生的地方卡姆登镇。

我们回到纽约后，与我的父母在一起住了一段时间，他们这时已在西70大街51号有了自己真正的家。后来，我们在西端大道345号租了一个小住所，这地方宽不超过15英尺。1899年8月，我们的第一个孩子贝尔出生，她生于父亲在新泽西度夏的小屋里。是父亲给她接的生。

我们拥有的第一个房子在西86大街351号，是一座4层楼高的宽大褐石房，小伯纳德就出生在这里。这房子正好位于有轨电车公交线路的终点处，有个电车司机成了我们家的朋友，他叫彼得·米纳弗。在寒冷的冬天，我们总是准备好一杯热咖啡等他来，他喝了咖啡就会感到浑身暖融融的。每到3月17日小伯纳德的生日，彼得会衣着盛装过来，给我儿子一枚金币。

我们后来从这儿搬到西52大街6号，住在另一个宽敞的褐石房子里，最后，我们又搬到靠近86大街拐角的第五大道。

心里记着妻子在我们结婚前等了我那么多年，我总是设法对此做出补偿，我会买来各种各样的礼物给她惊喜。有一回，我为她买了一枚昂贵的戒指。“不要再给我买了，”她说，“我想要的都有了。”

我听了真高兴。

格里芬先生直到最后都没同意我们结婚，也没来出席我们的婚礼。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终于愿意和解。我非常愉快地听到他承认说，他自己想错了，本以为我们的婚姻因信仰的宗教不同会不成功的。

我们的婚姻很幸福，或许一个原因是我们彼此尊重对方的信仰。我们结婚后多年里，我妻子总会陪伴我去犹太教堂，参加星期五晚上的礼拜仪式。我也总是遵守基督教圣日的习俗──我现在仍然如此。我妻子自己去教堂。

我们夫妻达成一致，认为两个女儿──分别出生于1899年和1905年的贝尔和蕾妮──应该接受洗礼，按照她们母亲的宗教信仰培养成人。至于儿子，我们决定，等他长大了，由他自己选择信仰哪种宗教。

对于宗教信仰，有很多方面我始终无法让自己信服其正确性。但我一直恪守一个规矩，绝不质疑任何人持有的信念，绝不试图以任何方式影响他们的信念。在我看来，一个男人或女人如何感知上帝，似乎始终是个具有强烈个人倾向的问题，每个人应该由其自己对此做出决定──而其他人则应给予尊重，无论其做出的决定是什么。 OI0YGFz+cuo9UYX32dmbOFJJc0RjVK3gQOp6LvimoR5cQiF6cb60nT1ntys4ctR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