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场给人们施加不可思议的魔力，我始终对此充满了惊叹之情。

年轻的时候，我在华尔街积极参与投机，很快了解到，人们为了获得市场上的“内幕消息”，什么样超乎寻常的蒙蔽伎俩都会用上。他们会请你吃饭，请你看戏，请你到自己的俱乐部和乡间的家里，所做的一切全是为了从你嘴里套出一些消息。他们常常会给你提些精心设置而听起来又很随意的问题，让你浑然不觉是在打探消息，或者常常抓住交谈中出现的最细微处，引你不经意间说出一些事情。

熟悉了这些花招之后，我便在自己的交易问题上三缄其口，恪守保持沉默的誓言，这本应是特拉普派修道士 给自己争脸的做法。即便如此不愿多言，我发现这种态度也常常被人解读为某种市场信息。

我从未见过的男人和女人会给我写信索求建议。这类信函现在仍然雪片般飞来，甚至在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就有邮件送来，其中一份邮件带来一位孀妇的恳求，也随件带来15000美元的现金，她问道：“我应该现在投资还是等到以后再投，好让自己逐渐积累些钱，退休后可以生活？”

除了向我提出的其他问题以外，下面这些问题很常见：

“一个年轻人现在白手起步，也能像你过去那样在华尔街发大财吗？”

“你是怎么知道1929年时股价已经过高了？”

“你看我年纪越来越大干不了活了，能不能告诉我一项安全投资，让我把积蓄都放进去？”

“我有一些额外的钱，赔了也没关系──您建议我怎么做？”

毫无疑问，我有一些关于投资和投机的行动准则，这些准则是我从亲身经历中学到的，今天依然适用。但从这些硬要我答复的询问中可以看出，似乎对很多人来说，股票市场对他们产生了诱惑，仿佛中世纪炼金术士要寻找一些魔法，把普通金属变成黄金。要是一个人拥有魔法石──得到确实的内幕消息，那可就好了，贫穷可以变为富有，经济上的不安全感可以化为闲适自在。

不管我写什么，我看都未必会对此有所改变。对许多人来说，华尔街仍将是一个下注赌博的地方。不过，股票市场远非装有空调的跑马场。

实际上，股票市场可称作总体反映我们社会文明的晴雨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股票价格──以及商品、债券等价格──会受到世界上发生的任何事、一切事的影响，新的发明创造、货币的价值变动、天气的变幻无常、战争的威胁、和平的展望等，无不会产生作用。但是这些发生的事情在华尔街又并非以无人情参与的方式──像地震仪上出现急速摆动的波纹那样，自动让人感知它们的出现。股票市场产生波动，所记录的不是事件本身，而是人类对这些事件做出的反应，是数以百万计的男人和女人如何感知这些事件可能会对将来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我最初在华尔街身为办事员和跑腿儿时，对此一无所知，也一无所察。我该犯的错误全都犯了──因为雄心勃勃、因为精力充沛，很可能所犯的错误还超过了我应该犯下的。所以你不妨说，我在华尔街的整个生涯实际上就是一个在人性方面接受教育的漫长过程。

后来，随着转向公共生活领域，我发现，自己从过去作为投机者的岁月里学到的关于人的东西，同样适用于其他所有人类事务。无论我站在股票报价机旁俯身查看股票报价，还是在白宫发表演说；无论我出席战时理事会，还是参加和平会议；也无论我关心赚钱，还是设法控制原子能的使用，我发现人性毕竟还是人性。

***

我真正在华尔街起步是在1891年，这一年我到位于交易大街52号的豪斯曼经纪公司工作。与得到第一份工作一样，我能去豪斯曼公司主要也是通过母亲的努力。她在从事慈善工作的过程中结识了德福雷斯，当时他正在打理一次展会，为蒙特菲欧之家募集善款，那是雅各布·西弗创立的多个慈善机构中的一个。我从科罗拉多一回来，母亲就安排我认识德福雷斯先生，他又带我见了阿瑟·豪斯曼（Arthur A.Housman）。

当年我们初到纽约时，我上文法学校，豪斯曼的弟弟克莱伦斯带我上学，放学后又送我回家，事实表明他是个性情温和的胖男孩。克莱伦斯为公司记账。我的工作是充当小办事员、跑腿儿的、校对员和办公室勤杂工，周薪5美元。

我早上打开办公室，先把豪斯曼先生办公桌上的墨水池、墨水笔、吸墨纸都摆放整齐，确保井然有序。然后，我把那些账本从保险柜里拿出来，放到克莱伦斯的桌上。我誊抄信件，抄的时候在习字簿上给信件编索引，我还帮着编制公司月度报表。要是有别的公司跑腿儿的过来，我还得随时查问没办完的事情。

那个时候没有股票清算所。卖出的每一股股票都得在第二天下午2:15以前送达。在交易街西北角的百老汇大街立着一幢楼，有好多层，里面挤满了经纪人事务所。我们男孩子跑上跑下送股票，脚步匆匆，擦身而过时发出衣物相碰的声音。我会把一捆股票递过出纳员的窗口，随手一放，大声叫道：“给豪斯曼开支票。”接着又急忙冲出去给下一家送股票。

一天，把一些股票送到杰维特兄弟公司（Jewett Brothers）之后，我去其他地方送了股票，又回来取杰维特公司给豪斯曼公司开具的支票。其他好些跑腿儿的正站在出纳员的窗口。当然，我比他们的个头高出许多。

“豪斯曼的支票在哪里？”我隔着站在前面的那些男孩子大声喊道。

里面没人应我，我又大叫：“快点，出纳员先生，把豪斯曼的支票给我。”出纳员从他那小笼子里抬起头来，看到了我，只是说：“从凳子上下来。”我回答：“我没站在凳子上。”

他说：“再对我无礼，出来给你几个耳光。”

“真的？”我回答说。

他开门走出来，身后跟着他们公司的两个合伙人。出纳员看着6英尺3英寸高的我，上下打量，惊呼道：“天哪！”

他们三人放声大笑，又回到了里面。我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的会员时，杰维特公司那两个合伙人偶尔还会对我喊道：“从凳子上下来。”

就升职来说，我眼睛盯着的位子是记账员的工作。尽管为父亲的账目干过一些活儿，我还是决定上夜校，学习簿记和合同法的课程。即便是现在，我还能抱着一套很复杂的账簿，从账目中查出个所以然来，完全不用他人帮忙。

在科恩公司期间，我已经领略到，我们从事证券交易，掌握证券所属公司的信息非常重要。现在到了豪斯曼公司，我便开始定期阅读《金融年鉴》（Financial Chronicle）。我一得着机会，就拉过《普尔手册》（Poor’s Manual）来阅读，使劲往脑子里塞进关于不同公司的各种信息。

真遗憾，那时候没有提供价值64000美元的问题让人回答的电视智力竞赛节目，否则我可能不费力气就赚到大钱了。我能一口气说出美国所有重要铁路的运行路线，以及它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于运输哪些商品和物产。我也不用查看地图册就知道，哪些铁路在全国的某个地方会受到干旱的影响、在另一个地方受到洪水的影响，哪些铁路因某个新矿的发现或者某个新居住地区的开辟而受到影响。

我的右耳没有毛病，我就用它来对身边人的谈话保持高度关注。我肯定变成了一个善于倾听的人，因为与很多相识的颇为重要的人比起来，我对“街上”发生的事情很快就有了更加清晰的了解。

不久，我便在那些跑腿儿的、小职员、最后是一些公司的初级合伙人当中有了名气，他们知道我是个随时可以提供很多有用信息的小伙子。我脑子里装了那么多信息，也让我引起一些地位较高人士的注意，他们常常问我问题，而不是去查阅书籍寻找答案。

我与米德尔顿·斯库布雷德·巴里尔就是这样认识的；在股票市场投机中，他几乎是我知道的惟一能连续赚钱的非专业人士。年轻的巴里尔是约翰·巴里尔的儿子，他父亲的法律业务客户中就有范德比尔特家族，他本人在其父亲的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工作。他是豪斯曼公司的客户，在我们办公室时经常停下来问我一些问题，而不是翻看《金融年鉴》和《普尔手册》。

他们问我问题，既让我感到脸上有光，又对我有实际助益。这使我对于市场参与者所需信息有了更好的了解，也激发了我获取信息的热情。有时，巴里尔先生会请我吃午饭。我们坐在午餐吧前面的凳子上，在交易街西北角的新街上是老联合交易所，午餐吧就在交易所的地下室里。这种时候，我会点上烤牛肉和土豆泥，痛痛快快地吃一顿。在其他日子，我独自吃饭时，只买得起一份三明治和一杯啤酒。

在记忆里，我当时中午只能吃一份三明治，而其他跑腿儿的不是哈佛和耶鲁的毕业生，就是一些知名金融家的儿子，他们都能给自己点上一份丰厚的午餐，我常常为此感到一丝丝妒意。

正是通过巴里尔先生，我认识了詹姆斯·基恩，他身为投机家的水平比我认识的其他任何投机者都要高出一大截。而作为狂热的赛马爱好者，基恩自己拥有一匹马，这匹马后来叫做“多米诺”，他这时正准备让它在科尼艾兰参加比赛。他想给这匹马下注，同时又不希望因泄露赌注的来源破坏了赔率。巴里尔告诉基恩，认为我能替他下注。

基恩先生把我叫到他在百老汇大街30号的办公室。我回答了一两个问题，看得出这已让他确信我对赛马押注有足够的了解因而可以不负所望；于是，他交给我好几千美元的现金。以前我对一匹马下的赌注从来不超过几美元。我坐上去科尼艾兰的火车，没让任何人猜到这些钱的来源就投注了。

基恩的马没下大力气跑就赢得了比赛。我在34大街坐渡船往城区赶，几个口袋里都装着钱，鼓鼓囊囊的。我一路担心，会不会有人给我头上来一下子，把钱都抢走。

我记得，当汹涌的波浪拍打船头时，我想船就要翻了。我把外套扣紧，心里想好了：要是船下沉，我就坚决游开，离落水的人远远的，这样谁也不能把我拖下去。后来，我意识到这些想法太愚蠢了，但这些想法也反映了我当时的决心，我决心要把钱安全交付基恩先生，决心不想见他时找借口，开脱自己怎么弄丢了他赢的钱。

***

我已开始独自投机买卖股票了，在百老汇大街豪尼格曼—普林斯公司（Honigman and Prince）有个小小的保证金账户。如今在证券交易所买股票，你必须按买入价的70%投入实有资金，可在股票市场的早期年代，你只需拿出买入价的10%～20%作为“保证金”，其余的买入成本均由经纪人垫付。当然了，要是买入的那只股票价格下跌，把保证金都跌没了，经纪人就会把我的股票全给卖掉，除非我能筹到钱作为追加的保证金。

在一般情况下，我在联合股票交易所一次买卖10股股票。我的操作主要限于买卖由破产管理人监管的铁路公司的股票以及一些工业股。

当然，我有时会赚钱。任何“新兵蛋子”都可能赚到钱；糟糕的是，这种事经常发生，结果便会鼓动不太懂的人开始贸然行动，从而陷得更深。可我一旦有了几百美元的利润在手，就会赔光所有的钱，包括开始投进去的本金。

我不仅把自己的钱赔掉，还把父亲的钱赔了一些。有一回，我满怀信心，觉得买入一个高架有轨电车线路的股票可以大赚一笔；这条线将伊利湖中普特因贝上一家宾馆和陆地连接起来。约翰·凯洛瑟尔斯（John P.Carrothers）让我注意到这家新公司，他是个富有个人魅力的公司发起人，是我和父亲1890年从欧洲返回时在轮船上认识的。我高兴得忘乎所以，还说服父亲投了8000美元，这笔钱占了他积蓄的相当大一部分。结果，我赔得一分不剩。

尽管父亲丝毫没责备我，但这笔损失力抵千钧，压在我的心上。我现在想，对于这次交易失败，自己当时比父亲看得重多了，因为他关心人的价值观要甚于金钱。

买卖有轨电车股票遭遇挫折之后不久，我对母亲说，要是手上有500美元，我在田纳西煤铁公司股票上可以赚些钱。

“干吗不向父亲要？”她极力劝说。

我坚持说，在那次投资普特因贝彻底失败以后，我再也向他要不到一分钱了。

过了几天，父亲来找我，身上揣着500美元的支票。记忆真是捉弄人，我现在想不起来是否接受了那笔钱。拿没拿钱的细节让更有意义的事情弄得含混不清了──我葬送了父亲那么多的积蓄，而他依然相信我，得知这一点后，我的自尊心被大大地激发了。

毋庸置疑，父亲很懂得人的心理，知道我的内心在痛苦地挣扎。我当时的心境好比一个平衡的天平，只要拿手轻轻一碰，就会突然偏向一个可以决定我整个事业路径的方向。

在这样的处境下，有些人会不顾一切，铤而走险，而我变得小心谨慎了。 我开始养成一个习惯，一个从此永不摒弃的习惯──就是分析自己为何失败，认清都在哪些方面出了差错。随着我在市场上操作的规模越来越大，我后来把这个习惯做得更加全面深入。每当我操作完一次重大交易，尤其是当市场形势已转向萧条时，我便抽身离开华尔街，到某个安静的地方，让自己能够回顾所做的一切，检讨在哪些方面出了纰漏。这时候，我绝不会寻找借口原谅自己，心里只思虑着要防止再犯同样的错误。

像这样每隔一段时间便进行自我审视，无论在私人事务方面，还是在政府事务方面，都是我们所有人需要做到的。无论何时，个人和政府都应明智地停下步子自问，我们是否还应像以前那样盲目地急速前行？是否出现了新情况，要求我们改变行动方向或者调整行动进度？我们是否忘记了考虑和处理核心问题，而只是将力量和精力浪费在无谓的令人分心的事情之上？我们从错误中得到了什么样的教训，有助于我们避免再犯与过去相同的错误？我们还应明白，我们对自身的种种缺点和弱点了解得越多，那么理解他人、理解他们何以有那样的行为，也就随之变得更加容易。

在那些早期岁月里，要思考清楚我在做的事情出了什么问题也不算太难。有两个主要错误，这两个错误几乎是股票市场上所有业余投资者都会犯的错误。

第一个错误是，对自己正在交易的证券了解得不确切，对一家公司的管理层、它的盈利和它的未来增长前景所知甚少。

第二个错误是，超出个人财力进行证券买卖，试图靠极少的资金快速赚到大笔财富。这是我开始时犯下的主要错误。我起初买卖证券时，可以说没有任何“资本”。我买股票投下的保证金极少，股价要是发生几个点的波动，我的股权就一笔勾销了。我那时做交易差不多就是赌一只股票上涨或赌一只股票下跌。我有时也能赌对，但任何较大的波动都会让我血本无归。

在进行这些投机交易的时候，我在豪斯曼公司已经成了一名债券销售员，同时兼做客户管理的事务。从国家金融形势的角度来说，那时正巧赶上一个关键时期。1893年发生了金融恐慌，致使很多工厂和矿山关门歇业，也致使全国铁路中很大一部分铁路陷入破产接管之中。不过，时至1895年，已能察觉到金融气候的好转，出现了最初的几抹希望之光。

我此前从未经历过经济萧条。但即使这个时候，我也开始隐隐约约意识到，经济逐渐从萧条中摆脱出来的时候，会出现绝好的赚钱机会。

在经济萧条时期，人们逐渐觉得好时光永不再来了。他们不能透过悲观绝望的迷雾看到沉沉雾霭之后即是光辉灿烂的未来。每当此时，如果你买入证券，并持有到经济繁荣时期来临，那么，对国家未来抱有基本的信心，便会让你取得成功。

从我所看到、听到和读到的一切当中，我了解到那些金融巨头和产业巨人此时正是这样做的。他们悄悄收购一些资产的股份，这些资产当前已无偿债能力，可是一旦正常的经济条件得以恢复，在有才干的经理层管理之下将会清偿所有债务。我用自己有限的财力也尽力去做同样的事情。

无偿债能力的铁路证券尤其令我感兴趣，我现在猜想，部分原因是由于铁路建设和运营的浪漫色彩从孩提时代就吸引了我，那时货运火车从温斯伯勒我外祖父家的房子边开过，车上的司机常常朝我挥手。那么，现在同时也处于这样一个时期：全国很多铁路因过度建设造成了浪费，正在被整合以并入效率更高的资产之中。

棘手的问题在于确定哪些证券会度过这些重组存续下来。能渡过难关的证券将会拥有巨大价值；而没能幸存的证券将被视若垃圾，毫无用处。

起先，我犯了一些错误，没有选对证券。这鞭策我更加细致地研究有关的铁路公司。

有些铁路公司正处于重组当中，它们发行的证券在我看来很可能是些稳健的投资对象，我便将这些铁路公司列了个清单。为了检验自己，我还在一个黑皮小笔记本上匆匆记下自己预期这些证券将发生的情况。

我做的一条记录显示，我卖出了纽黑文铁路公司股票，买入了理查蒙德西点铁路公司股票，理查蒙德西点后来受到重组，并入现在的南方铁路系统公司。其他有关艾托桑铁路公司（Atchison, Topeka ＆ Santa Fe）和北太平洋铁路公司股票的看法，显示我有些先见之明。我那黑皮小笔记本上还记载了另一次成功预测：如果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以当时通行的价格被收购，那么当它走出破产托管并得到充分发展时，就会带来百分之百的投资回报。

研究了这些铁路证券之后，我接下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让人有兴趣购买这些证券。这可不容易，因为我是无名之辈，豪斯曼又是个小经纪公司，并且经济形势依然严峻。我推荐买入其证券的那些铁路公司都处于无力偿债的状态，公司股东也都损失惨重。当时投资大众都提心吊胆的，担心有风险──当东西廉价的时候，情形总是如出一辙。

既然基本上不认识什么有钱投资的人，我就在一本本工商企业名录中彻底搜寻，想找些可能投资的人。我认真写了几十封信，用通常字体把这些信誊抄下来，再寄出去。得到的回应可以说百分之百都是负面的。

每天下午，在证券交易所闭市后，我总会走上百老汇大街，一家公司一家公司地问过去，设法找到人听我推荐证券。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在多少家公司的门口驻足过，也不知道走在硬路面上将多少英里的路程甩在身后，才做成了第一笔交易。

第一笔证券推销给了詹姆斯·泰尔考特（James Talcott），他是干货商中的领袖人物，当时的推销情形在我记忆中仍然栩栩如生。泰尔考特身材高大魁梧，灰白的胡须布满面颊，外表就是平常英格兰商人的那种形象。遭到他秘书的一再婉言谢绝后，我就坐下来等着，等他离开办公室。当他出现在门口时，我做了自我介绍，跟着他走向人行道。他只是不客气地点了一下头，便不再搭理。

我一边紧跟着他走上大街，一边对他说着话，竭力做到彬彬有礼，也力图让自己说得令人信服，完全不理会他已明显烦躁恼火的神态。我使尽浑身解数，要让自己善于说服他人的能力发挥到极致。泰尔考特反复说了好几次，不管我推销什么，他都没兴趣。最后，他终于同意只买下一只债券，那是俄勒冈大陆运输公司发行的年息6%的债券，我想当时卖价是每份78美元。

豪斯曼公司从我卖出的每份债券中赚到了1.25美元佣金。但我当时看重的是将来，这比短期内赚到佣金更为重要。如果事后证明我推荐的证券让人有钱可赚，我希望能把一时的买家变成稳定的客户。

泰尔考特先生这次买入的债券，没有受到当时公司正在进行中的重组的影响，价格涨得越来越高。这次交易成了一个开端，后来我们经纪行为泰尔考特先生做了一笔规模相当大的业务。

对于其他客户，我也会跟踪已推荐买入的证券，时不时地建议他们做些变动，以保护他们的投资不受损失，并让他们的投资收益更好。可是，如果说我为客户操作时小心又小心，那么对于自己的账户仍然在疯狂地投机。

后来发生了一件让人好笑的事情，我才猛然意识到，这种自相矛盾的双重金融生活实在太危险了。证券交易所白天收盘之后，我往往会受到诱惑，参加各种各样的消遣娱乐，这些活动也都吸引了城里其他年轻人。桑迪·哈齐（Sandy Hatch）是证券交易所的一名会员，也是一个真正的运动好手，他有很多斗鸡。斗鸡比赛那时被称做“mains” ，常在一家酒馆里进行，从酒馆可以俯瞰175大街附近的哈得孙河。

有天晚上，一场斗鸡赛正打得热火朝天，这时，有人突然大叫：“警察来了！”

大家一窝蜂挤出窗子和其他各个出口，我也是“要鬼捉不到，抢在人前跑”，不顾一切逃了出去。结果是虚惊一场。大多数看客又成群结队回到斗鸡坑，可我回家了。

我想清楚了，要是因为看鸡打架，被拉到法庭上见治安法官，那可绝对没什么好，这种引人关注的事绝不会对一个年轻经纪人在客户当中赢得行为明智又保守稳健的好名声有什么帮助。我想不起来这以后再去看过斗鸡赛。

当然，那时我内心深处正在斗争而力图解决的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冲突，每个有抱负的年轻人都会经历这种内心冲突：是不顾后果地盲目冲动，让自己的努力都付诸东流，还是心存谨慎的欲念，为自己的将来逐渐积累财富。就我来说，正是走那条小心谨慎的道路，才可能获得成功，但成功也并非不需经历很多鏖战和一些挫败便能实现。 tJ7nW0bInAXMYOFm8pAErQPyhPyDEdrnpWE1ta8gfwiCJs/Bv+oUnRSriMIJbg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