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很多家庭一样，父母早年对孩子抱有的梦想均未得到充分实现。父母本想让四个儿子都获得大学教育，但后来的事实表明，我们四个男孩子中只有两个人对接受大学教育有足够的兴趣──赫尔曼和我。

塞林在我们家年龄最小，他十二三岁的时候被送到一所军事学院读书。但跟一个同学打架后，他不得不离开学校。他尝试过多份工作，也试着做过多种生意──从做一个店员到经营一家服装厂，他都干过；但最终他还是跟随我进了华尔街。

赫尔曼本来想成为一名律师，却做了医生。他曾获得PBK 联谊会的荣誉钥匙，并在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学院，以接近班级最高成绩的水平学成毕业。他开诊所干了几年，然后进入华尔街，最后先被派往葡萄牙做大使，接着又成了驻荷兰的大使。1953年，也就是81岁那年，他去世了。

母亲原想让哈迪成为一名犹太教拉比。哈迪以曾外祖父哈特维格·科恩的名字命名，曾外祖父就是一名拉比。小时候，哈迪曾经病得非常厉害，母亲祈祷时立下誓言：要是哈迪病体康复，就让他成为一名拉比。但哈迪到头来却走上了舞台。

哈迪身高六英尺，英俊潇洒，看起来就像个舞台偶像。他拥有人猿泰山般的体格和力量。他能做前空翻和后空翻，在单杠和双杠上耍起来像个专业运动员。他还会举重：有一回，我看到他一把拎起一个男人，将这男人扔向靠近42大街的百老汇大道上一家咖啡馆的旋转门，这人的身体穿门而过。

哪怕在79岁的高龄，哈迪仍很强壮，还承受得了截去一条腿。他5年后去世，只比弟弟赫尔曼早走两周。

我记得哈迪首次正式登台表演的情形。实际上，是我促成他登上了舞台。关于这次经历，没什么好吹嘘的，我也很少谈到。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尔逊总统竟然说起这件事，我感到颇为惊讶；很显然，他认为这件事非常滑稽有趣。

约翰·高尔登（John Golden）是戏剧制作人，也是哈迪的密友，他告诉威尔逊总统说，“如果不把这部戏说成伯尼·巴鲁克作为一名戏剧制作人的辉煌介入，”他乐于将它描述为“伯尼·巴鲁克的戏剧性退出”。

当时，我大学毕业大概有1年，在哈迪看来，我仍然是对他又敬又畏的弟弟。他这时正在迪昂·波西考尔特（Dion Boucicault）开办的戏剧学校学习，在学校里结识了一位年龄比他大的女人，这女人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认为这女人是个很了不起的演员。她向哈迪描绘了等待他们两人去实现的美好演艺前程，弄得哈迪满腔激情，如同一团火在燃烧。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他们需要的只是有人赞助一次演出，给他们机会向期待着他们横空而出的世人展现他们的才华。

哈迪和他的女演员朋友，过来找我商谈他们的演出计划。这位女士本人确是戏剧魅力的化身；哎，我当时也正处于因年轻而易受影响的时期。况且，她还是马克·吐温的小说Colonel Mulberry Sellers的正宗拥趸。她一口气给我勾勒了赞助艺术家的人会如何发财致富的前景：一个戏院能容纳好几千个座位，那么多座位都卖座了，会赚到好多好多美元，而一场演出的花费也就那么多，剩下的钱全都装进了制作人的腰包。就这么简单。

我当时的薪水是每周5美元，但我还是千方百计筹集了一些钱。我们计划在新泽西州森特维尔的那家剧院首演《东林恩》（East Lynne）一剧。演员班底召集起来，但是没进行排练。显而易见，排演根本就没人理会，对于这样一个由技艺精湛的艺术家组成的演出团来说，排演是多此一举的细枝末节。

首演那天傍晚，我尽早放下工作，赶到渡口码头和全体演员会合。我们坐渡船到新泽西之后，我把火车票分发给所有演员。当我走到男主角面前时，他索要10美元。既然这个要求以最后通牒的性质提出，他便得到了那10美元。

在那个春意融融的夜晚，舞台大幕徐徐升起，台下观众坐满了三排，看了叫人心里舒坦。我一直信心满满地以为我们演出团每个成员都是艺术家。至少，扮演城中大骗子那个角色的男主角没有选错──他还提前拿到了报酬。我们甚至还准备了一个真人婴儿，戏演到第三幕，女主角会在舞台上抱着婴儿。并不是每个演出《东林恩》的剧团都会有一个真人婴儿。然而，结果却是，那个真人婴儿并没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处。戏只演了两幕。

或许那些演员像他们举手投足所表现的那样都是艺术家。果真如此，那他们也不是熟悉《东林恩》台词的艺术家。演第一幕的时候，观众一会儿愤怒，一会儿又被逗得挺开心。演第二幕时，观众便只有愤怒了。

观众人数虽少，却超过演出人员的数量，所以我叫售票处的伙计把钱退给那些赞助人。我像《哈克贝利·费恩》里的“公爵”一样跑到后台，告诉剧团全体人员：幸亏我买了来回车票；只要走一点路，穿过一条昏暗的街道，就可以到小火车站。

我想，观众还没意识到不再有第三幕的时候，我们就已经到了火车站。一列火车刚刚进站。我们爬上车，甚至都没管这车要走哪个方向。真幸运，车是开往纽约的。

这次演出完全搞砸了，但哈迪并没灰心丧气。他继续在波西考尔特的指导下学戏，也在波士顿会堂（Boston Lyceum）学习。正是在波士顿会堂，他认识了约翰·高尔登，这人当时也是一个很有抱负的演员。他们俩成了极好的朋友，连母亲过去都常叫高尔登“我的小五子”。

在巡回路演中扮演好些小角色之后，哈迪以南森尼尔·哈特维格（Nathanial Hartwig）为艺名第一次在纽约登台表演。当时演的是《科西嘉兄弟》（The Corsican Brothers），罗伯特·曼特尔（Robert Mantell）领衔主演。后来，哈迪加入玛丽·韦恩莱特（Marie Wainwright）办的剧团，并在一批优秀保留剧目中成了她的台柱子，这些剧目包括《卡米尔》（Camille）、《丑闻学校》（The School for Scandal）以及莎士比亚的好几部剧作。

哈迪在《卡门》一剧中与奥尔伽·奈瑟索尔（Olga Nethersole）演对手戏，还帮助她让“奈瑟索尔之吻”出了名。当哈迪作为剧中的唐·何塞（Don Jose）站在酒吧边、卡门在他面前翩翩起舞时，哈迪表演的精彩场面出现了。他旋风般一把将奈瑟索尔小姐揽入怀中，抱她走上楼，一路上他的双唇与她如胶似漆地粘合在一起，演出海报上将这一吻宣传为有史以来舞台上历时最长的热吻。在后来演出的《萨福》（Sappho）一剧中，奈瑟索尔小姐演绎了一次耗时更长的拥抱，致使警察突然冲击了那次演出，但此时哈迪已经放弃舞台转投华尔街了。

***

就我自己的情况来说，家里的计划是要求我继承父亲的事业做一名医生。不过，母亲很快便改变了想法。她是以有点儿非正统的方式做出决定的。

我们搬到纽约后不久，我叔叔赫尔曼的生意合伙人萨缪尔·维特考斯基，从南卡罗来纳州北上办理采购事务。跟母亲谈论我们男孩子将来从事什么职业的过程中，维特考斯基先生建议母亲带我去见一位叫福乐医生的人，此人是一名颅相师，我想其办公室就在斯迪沃特商店的对面，这个商店后来叫约翰·瓦纳梅克商店。

我记得福乐医生是个男人，他戴着一副双片金眼镜，言谈举止令人印象深刻。他仔细查看了我的头，然后用手指抚过我双眉的上方，问道：

“您想让这个年轻人将来干什么？”

母亲回答说：“我在考虑让他当医生。”

“他会成为一名好医生的，”福乐医生附和着说，“但我建议您带他到做大事的地方，比如说金融或政治等领域。”

母亲后来告诉我说，因为有了这次与颅相师的会面，她才打定主意认为我不该做医生。

1889年，我从纽约市立学院毕业后，实际上立即开始阅读医学书籍，心里想着在秋季进医学院读书。不过，我对这个决定并不感到踏实。家里常常提到关于我前途的话题，母亲总会回想起那个颅相师说过的话。父亲当然看得出，这是母亲在想办法力促我朝商业事业发展。他自己只是说：“孩子，不要做医生，除非你喜爱这种工作。”

母亲一再劝我，我随她的意，开始找工作。结果，这求职的过程证明是一个希望破灭的经历。像一般大学毕业生一样，我也不愿从最底层干起。我回应了一些“招聘启事”广告，但毫无结果，我期待着自己的那些求职广告得到回应也没有成功，之后，我便把找父亲看病的人列了一个单子，心想是否会突然“发掘”到什么人，可以向他求职。

我拜访的第一个人是著名的古根海姆家族的丹尼尔·古根海姆（Daniel Guggenheim）。19岁的我很可能比丹尼尔先生高出了1英尺，但这只会让我感到很不自然。

丹尼尔先生微微笑了笑，笑得极为得体，这让我恢复了一些镇静。让我感到放松下来后，丹尼尔先生告诉我，古根海姆家族计划进入采矿业和冶炼业，并问我：“你想不想去墨西哥，给我们做矿石采购员？”

但是母亲行事果断，坚决不让我去墨西哥。即便她不停地激励我们要胸怀大志，但还是想把我们男孩子留在国内。

她考虑我们能不能住在离她近的地方。一天，我们沿着第五大道往前走，她指给我看位于57大街角上的威廉·惠特尼（William C.Whitney）公馆，说道：

“将来哪天你也会住在那样的房子里。”

很多年过后，我告诉她已在86大街和第五大道交界处的角上置下房产，她想起了这次谈话。

我尝试着找了父亲的另一个病人，他是位于巴克莱大街86号的惠特尔—泰特姆公司（Whitall, Tatum ＆ Company）的查尔斯·泰特姆，他们公司是为药剂师供应玻璃器皿的批发商。泰特姆先生是基督教费城贵格会教徒，1889年夏季或早秋，他雇用了我，开始让我做学徒。我从这份工作也是第一份工作上得到的工资是周薪3美元。

一天，泰特姆先生叫我到“摩根先生的事务所”去取一些证券。“摩根先生的事务所”是德雷克塞尔—摩根公司的银行业务商号。我走进那幢华尔街上的老楼──现在此处矗立着宏伟的摩根大厦，我没受到任何耽搁，也没办任何正式手续，就被带到摩根先生本人面前。

我现在想不起来，摩根先生是否对我说过话，但我可是好好地瞅了瞅他那有名的鼻子和黄褐色的眼睛。它们给我的感觉是，他有着巨大影响力。

到这个时候，我已对拳击产生兴趣并花时间练习了，我心里闪现的第一个念头便是，摩根先生在拳击台上会成为怎样了不起的一个人物。然后我想到，他跨在马上会和查理曼大帝多么相像，手执战斧，就像法兰克王国的这位伟大国王。

如果可以说正是这次与摩根先生令人难忘的相见激励我走进华尔街，那会产生多么强烈的文学效果。引我进入华尔街的事并非激励人心的故事选集所描绘的那种插曲。实际上，那件事却是我光顾了一家赌场──或者叫“赌博地狱”的地方，多数品行端正的人都这样称谓这类地方。

***

这时候，我父母正在新泽西州的朗布兰奇度夏消暑。当时朗布兰奇是最负盛名的划船、钓鱼、游泳和赌博的度假胜地之一。

父亲在西端宾馆做驻馆医生。他有两个房间，一间是办公室，一间是卧室。我星期一至星期五待在城里，但星期六下午会跟哈迪一道去朗布兰奇过周末。我们就睡在父亲办公室的折叠床上。

我偶尔也会在新泽西小银盘的一家寄宿屋里住一夜，这个寄宿屋由一个人人皆知的名叫迪克·伯登大叔的人经营。在快乐湾赛帆船，是住在迪克大叔这里的人感到非常带劲的一项户外运动。我记得自己曾驾着他的小帆船艾玛B.号绕过普赖斯码头并穿过什鲁斯伯里河。我身着平常穿的帆船服──一条帆布裤子，不穿衬衫，不戴帽子，也不穿鞋。

我操控着舵柄和主帆索，尽可能擦堤而过，以此卖弄自己的身手，就在这时，我听到一位女士的说话声。抬头一看，只见码头上有个令人目眩的大美人站在著名运动员弗雷迪·杰布哈特（Freddie Gebhardt）身边。那个大美人正在逗他开心，说我的外表如何如何，说得头头是道；君子不自尚其美，我在此就按下不表了。

虽说做人应该谦逊，但在那一刻，我对她的评说还是不胜感激──现在仍然如此。顷刻间，我一走神就放松了对帆船的驾驭。一阵狂风突然袭来，打在帆上。其他驾船的人粗言恶语，朝我高声叫骂，我这才回过神来。我刚好来得及放开主帆索让险情缓和下来。那天我再也没什么好表现了；我回去时仍然心乱如麻，想着那位美丽女士赞美我的话语。后来，我得知她就是著名演员莉莉·兰特里（Lillie Langtry）。

我回到伯登大叔的寄宿屋，心想为了多留50美分做赌注，步行3英里到蒙茅斯赌马再走回来，算不上什么难事。那时正是“陷脊”特尼、汉诺威、矫正这些骏马名动天下的时候。当时，奥古斯特·贝尔蒙、弗雷迪·杰布哈特、劳瑞拉家族拥有极好的马厩，都是杰出的马主；卓威亚斯家族很可能是给这些人的马下注最大的人。我现在记得的赛马骑师有墨菲、麦克拉弗林和加里森，“最后出人意料地获胜”（the"Garrison"finish）这个说法就是因加里森而得名。

朗布兰奇本地有很多赌场，所以待在这里就更有乐趣了。靠近西端宾馆的是费尔·达利开的场子。在他那个地方，我赌不起，因为那里一枚筹码最少也要1美元，但我会在里面闲荡，看别人玩。那场面可热闹了，有赛马赌注登记人、沿街兜售的小贩、运动员、经纪人、商人、银行家等，但这些全是男人，那里没有女人。还有一间包房，不希望被看到公开赌博的人可以使用。

有天晚上，我正在旁观轮盘赌和法罗牌，突然，一个名叫帕特·西迪的有名赌徒走过来对我说：“小伙子，我想跟你说说。”我们走到外面游廊上，他接着说：

“年轻人，我注意到你一直在这里吊儿郎当瞎逛。听听精通此道的人一句劝告，不要到这种地方来。我见过你的母亲，她一脸温柔敦厚，也见过你的父亲，他看起来品格挺不错。其实，前几天晚上，我闹肚子疼，你父亲就给我看过病。要是不远离赌场，你会让他们伤心的，自己也不会得到任何好处。”

但是，帕特·西迪的劝告并没打动我。又过了几个晚上，狄克·邦索尔（他跟我年龄相仿，父母很富有，在花钱方面对他慷慨大方）建议我们到另一个达利家人开的赌场去，那场子里一枚筹码只要50美分。我换了两三枚筹码，在轮盘赌桌边轻易不下注，只押颜色。不久，我面前就有了2美元，感觉很不错。突然间，我似乎感到房间里死一般沉寂下来。那个转动轮盘的人也停下手来。

我一抬头，看见父亲站在门口。如果那一刻上天许我一个可以实现的愿望，我希望有个地洞，可以钻进去。

我一生中投下的第一注，是父亲给我的钱。那是在赛马场，当时我告诉他，我认为那匹叫帕沙的马会赢。父亲一边递给我两个美元的银币，一边说，如果我觉得帕沙会赢，那最好支持自己的判断。结果，帕沙的实际表现却没有看起来那么好。

但是，在父亲的眼里，给赛马下注与进赌场赌博可不一样。他走到轮盘桌边，以极温和、极平静的语气说：“孩子，等你准备好了，我们就回家。”

我马上就准备好了。我走在父亲前面出了门。屋外，哈迪正等着。我一下子没了羞愧，倒是发起火来。

“究竟为什么？”我压低声音质问哈迪，“为什么让父亲来这里？”

哈迪解释说没他什么事儿。家里人担心我可能溺水了。他说自己曾在海滩边来来回回地喊我、打口哨找我。

在西端宾馆，我和哈迪默默地脱去衣服准备睡觉。当我们躺到折叠床上时，父亲最后说：“你想想，等到了我这个年纪，你就知道我为什么把儿子从赌场叫回来。”

过了好一会儿，我才迷迷糊糊要睡着，没想到母亲坐到折叠床边，我又醒了。她把我揽到怀里，轻轻地说了几句安慰的话。

那天夜里，我再也睡不着了，老觉得自己给家里带来了莫大耻辱。早上大约5点钟，我静静地穿衣起床，蹑手蹑脚走出去。我走到火车站，在一个小酒馆与一些马车夫和马贩子一起吃了早餐，然后坐上最早一趟开往纽约的火车。太阳渐渐升起，我的精神也随之振作起来。一个身体健康的19岁男孩是不会垂头丧气很久的。

等到城里的时候，我已忘了离开朗布兰奇就是为了逃避那件丢脸的事。我去看表兄弟马科斯·海曼（Marcus Heyman），他正在贝尔维优学院（Bellevue College）学医。我发现他和好几个年轻人像平常星期天一样准备打一天的扑克牌。我建议说，我们家房子正好空着，在那儿打牌挺好。我们在地下室正打着牌，马科斯突然跳起来，大叫：“天哪！是贝尔姨妈！”

果然，母亲正踏着上面的台阶下来了。母亲走进房间时，我们已纷纷穿起外套、收拾扑克牌不想让她看到。在前一天晚上发生那次越轨行为之后，我想母亲肯定会把我当做无可救药的赌徒不管我了。但是，看得出她什么也没注意到，她跑到我身边，伸出双臂一把抱住我。

“看到你真高兴！”她哭着说，“你天生敏感，我担心你会有个三长两短的。”

我为自己的行为羞愧得无地自容，但这让我更加爱她了。接着，她告诉我有个好消息要对我说。在来纽约的火车上，有人介绍她认识了朱利利斯·科恩（Julius A.Kohn），他是个退休的服装商人，现在已进入华尔街办了公司。科恩告诉母亲，他一直在找一个小伙子，小伙子得愿意从底层干起，并且愿意接受银行业务培训，就像这类年轻人在法兰克福接受培训一样。他想要的人还得思想严肃认真、为人值得信赖、工作刻苦努力，而且他还强调说，这人“不得有不良习惯”。

母亲告诉他自己就认识他正在找的这种年轻人。

“他是谁？”科恩先生问道。

母亲想也没想我赌博的事，就回答说：“我儿子，伯纳德。”

第二天，我拜访了科恩先生。他解释说，学徒在欧洲干很长时间都不给报酬，因为他们本来就不值钱。他不准备给我支付任何薪水，但会尽力教我学做事情，如果我期望成为一个商人，这些事情是我应该熟悉的。我告知惠特尔—泰特姆公司我要离开了。这就是我首次进入华尔街的经历。

***

我的新雇主要求严格，但并非不友善。从一开始，这份工作就让我着迷，也提供了更多学做事情的激励，而在惠特尔—泰特姆公司我就没感到有那么大的积极性。

除了其他业务以外，科恩先生让我初次了解到套利交易的复杂细节。比如说，同一只证券，可能同一天在不同的地方报价稍有差异，例如，在纽约、布恩斯伯勒、波士顿、阿姆斯特丹和伦敦等地就可能有点不同。假定在阿姆斯特丹买入在波士顿卖出，或者在布恩斯伯勒买入在纽约卖出，便可以赚得一笔套利收益。

尽管我是办公室小职员，又兼做跑腿的事，但我被给予了机会，可以做以不同外币进行套利交易的计算。这要求对不同国家的货币进行计算时头脑敏捷，因为汇率哪怕出现一点点差异，也可能意味着赚不赚钱。通过实践，我教会自己几乎能在一瞬间根据需要把一笔金额由荷兰盾换算成英镑、由英镑换算成法郎、由法郎换算成美元、由美元换算成马克等。后来事实证明，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凡尔赛和会期间是一个明显优势，这时我不得不处理很多棘手的国际经济问题。

公司也买卖新的铁路债券。铁路重组时，会发行新债券取代老债券。如果重组后的铁路资产收益表现令人满意，那么新债券的卖价最终会比老债券高得多。有新债券发行以替代老债券时，通过买入老债券卖出新债券，便可以获得利润。当然，要是重组没有正式通过，债券砸在手上，你可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这样一来，即使身为默默无闻的小职员，我也亲眼目睹了套利交易、外汇买卖、资产重组以及投机交易。记录这些操作的账簿成了我最爱看的东西。我似乎对这些交易有着天生的学习能力。后来有一天我终于因在大西洋的这一边成为积极从事套利操作的主要交易人之一而享有了声誉。

我来到科恩先生身边之后不久，他就给我发工资了，周薪3美元。那年夏天，父亲在少年时移居美国35年之后第一次去欧洲。赫尔曼叔叔、母亲和我们几个男孩子到汉堡船务公司的哥伦比亚号上给父亲送行。我一直是赫尔曼叔叔最喜爱的人之一，他问父亲：“何不带上伯尼 一起去呢？”

父亲说，只要我能赶回家收拾行李并及时赶回船上，就愿意让我一起去。当时夜已很深，有轨电车也跑得少了，但我还是赶回家又及时上了船。我被安排在一个小船舱里，与3个古巴人在一起。我们4个人一上来就晕船，一路晕到目的地。

我在前面已经讲述过在德国的祖父母给我留下的印象。到什未森他们家看望他们之后，父亲带我去了柏林。关于这座城市，我记得最清楚的是勃兰登堡石山和街上随处可见的德国军官。

父亲憎恶德国的军事精神，他的这种情感很可能也影响了我。看到那些身穿制服的军官趾高气扬、耀武扬威，我便恼火不已。那个时候，我的拳击正练得相当好，觉得自己可以和看到的任何军官一较高低。我对父亲说了一番话，大意是，如果在街上再碰到哪个军官对我放肆，我就给他一拳。父亲劝我说，那样做太傻了。

母亲已去见过科恩先生，向他解释我为何不辞而别去了欧洲；结果，我一回来，他就挺和气地把我召回公司，但我在他那儿没干多久。我当时感到耐不住性子，想出去闯荡。我和迪克·莱登下了决心，要去科罗拉多的金矿银矿发大财、发横财。本来以为母亲可能会从中阻挠，但她没有反对。

乘坐日间行驶的长途汽车走了很久，我们才到了丹佛，然后换乘驿站马车继续赶路到了普尔克里克。普尔克里克是一个采矿集镇，幅员广阔，有小酒馆、舞厅和廉价赌场──逛赌场是我最关心的事情。我们暂住在镇里最好的地方，也就是住在皇宫宾馆，我们被安置在一个摆满了折叠床的大房间里。我们夜里很晚进来时，非得在朦胧中瞅着一些人熟睡的身形跨绕过去，才能躺到自己的床上。

各种各样快速发财、轻易暴富的故事在镇上到处流传。我记得，有个含矿量最丰富的矿属于一个来到镇上时还是木匠的人。当然，我们也听说了艾弗林·沃尔什·麦克利安的父亲汤姆·沃尔什如何发迹的经过。麦克利安拥有“希望之钻”，后来我到华盛顿任公职，他成了我的一位好友。

我决定把“资本”“投资”于当时称作“旧金山矿”的那只股票。这是我有生以来买的第一只股票。我和莱登剩下的钱不够，不能继续住在皇宫宾馆，于是换住到一个寄宿屋里。我还把在纽约穿的衣服收起来，到一个与旧金山矿的矿井毗邻的矿井做挖石工。

挖石工在矿里干的活，是最重、最不需要技能的体力活。我们跟在爆破组后面，把炸松的岩石聚成堆，再弄到要运上地面的篮子和矿车里。我干这个活儿没多久，就有一个高大健壮的矿工开始戏弄我，让我丢脸。我心里琢磨定了：迟早要跟他干一架，让他知道我的厉害；要是真的打起来，我最好先发制人。没等他再次惹恼我，我就揍他了，我使尽浑身力气给他一记重拳，把他打翻在地。我再也没遇到麻烦了。

莱登就在我身边干活。我们上白天的班，因此晚上就有空去光顾那些“机会之宫”。我偏爱与皇宫宾馆联业经营的那一家。那是镇里最高级、最雅致的场所。每天晚上，我们都去赌牌、赌轮盘，小笔财富不断换手，今天是自己的，明天又是他人的。

在对各种轮盘布局如何操作进行一番评判性审视之后，我认定轮盘很可能被人做了手脚，可以操控赌局结果。至少当赌注很大的时候，轮盘总是在对赌场有利时停下来。我开始下些小注，不管押大注的人怎么玩，我都反其道而行之。这样，我每天晚上都会赢到几美元。

我还以为自己发现了一个稳定、可靠的收入来源呢，这时赌场老板把我叫到一边，说他不用我来惠顾了。

在此期间，我已受到提拔，到了爆破组。干活的时候，我握住钻，另一个人拿着把铁锤敲击那钻。这份活儿比干挖石工容易。不过，我的兴趣主要还在于旁边的旧金山矿。

我几次和在旧金山矿井干活的人聊了很长时间，不久便认定，我买的股票绝没有那么好的预期，而那个转卖给我的人巧舌如簧，说这只股票预期会好得不得了。由此我在赚钱方面学到第一个教训──试图靠采矿致富的人扔进地下的钱常常比从地下挖到的钱更多。

我开始觉得纽约很好了。迪克·莱登也有同样的感受。于是，我们放弃采矿工作，回到家里。受到点儿挫折之后，我重新进入华尔街──这次一直待到伍德鲁·威尔逊把我带出此地。 yWIZlhfcZ8HXnAFVCCNyl+z5xvaTuiNaUkdCUm1J56VPFxtsd0fcRFMqpOY5YyH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