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是人类具备的最重要的价值之一,因而备受心理学家关注。一个人是否能够理性地思考和行动,决定了他的幸福和快乐程度。与其他一些对理性或贬低或指责的描述截然不同的是,本书对理性给予了极高的地位。例如,有的说法认为理性无非就是解决教科书中经典逻辑问题的能力,还有的说法认为理性损坏了人类本来充满享受的情感生活。这些对理性的看法都出自一种对理性思维狭隘、错误的观点,和现代认知科学对理性的研究发现是不一致的。
字典对理性的定义——一种和理智始终保持一致的状态或品质,也相当不具体和有失偏颇。一些想要贬低理性重要性的批判家更是对理性做了漫画般的讽刺描述,将其定义限定为解决哲学初级课上三段论推理问题的能力。然而,恰恰相反,理性在现代认知科学中有更加强有力的影响和更重要的意义。
认知科学家认为有两种不同类型的理性存在:工具性理性和认识性理性。对工具性理性的一种最简单且最接近现实世界的定义是,个体基于已有的物质和精神条件,采取行动使自己能够得到自身最想要的东西。在更为专业的表述下,工具性理性就是对个体目标实现的最优化。本书在第2章中,将会介绍经济学家和认知学家的工作,讲述他们是如何将目标实现的最优化这一概念提炼为“期望效用”这一专业术语的。另一种认识性理性,则涉及个体所持有的信念在多大程度上是符合真实世界架构的,有时也被哲学家称为“理论性理性”或“证据性理性”。这两种理性是密切相关的,为了能够实现我们的目标,我们需要把行动建立在对世界正确认识的信念上。
虽然出于误解或其他原因,很多人认为他们即使没有解决教科书中逻辑问题的能力,也能生活下去(而这也是对理性的讽刺描述,低估了其地位的原因)。但事实上,经过妥善定义后,几乎没有人希望脱离工具性理性和认识性理性。实际上,所有的人都希望自己的信念和现实有一定相关,都想要自己的行动使得目标能够最大化实现。心理学家肯·曼克特洛(Ken Manktelow,2004)强调了这两种理性的实用性,因为它们和两个关键性的问题相关:什么是真实的,以及我们应该如何行为?认识性理性是关于什么是真实的,而工具性理性关乎如何行为的问题。我们的信念要想是理性的,就必须和世界原本的方式相一致——必须是真实的。同样,我们的行为要想是理性的,就必须是实现目标的最佳方式——必须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选择。
这种帮助人们确定什么是真实的,以及如何采取最好行动的思维过程,对个体生活非常实用,重要性远超其他事情。本书的主题,即采用了这种把理性思维看作一种有突出实用价值的努力的观点。这一主题与前文提到的对理性充满限制和贬低的观点形成了鲜明对比。从本书的出发点来看,理性并不只要求有逻辑。相反,逻辑(以及其他所有认知工具)必须被重新证明其价值。只有重新被证实能够帮助我们认识到什么是真实的,或者选择出最佳行动方式的认知工具才是有意义的。本书采用的这种哲学观点与乔纳森·巴伦(Jonathan Baron,2008)提到的以下观点相对应:
最佳的思维类型,我们称为理性思维,是能够帮助人们更好地实现目标的任何思维类型。例如,如果发现依照形式逻辑的规则能够获得永久的快乐,那么假定我们都想获得永久的快乐,依照逻辑规则就是理性思维。另一方面,倘若发现在事情的每个转折都刻意去违反逻辑规则能够获得永久的快乐,那么我们就应该称这种对逻辑的违反为理性的。
相同的评价也适用于对情感和理性关系的思考。在大众心理学中,情感被视作与理性相矛盾的、不含情感成分的思维,被认为是最纯净的理性形式。这种观点与本书对理性的定义不一致。如前所述,工具性理性指的是采取与实现目标最大化相一致的行动,并非一种特定的心理状态,情感完全可以对工具性理性既有促进作用也有损害作用。实际上,认知科学中的“情感”这一概念,更加强调情感的适应和调节功能。例如,约翰逊–莱尔德和奥特利(Johnson-Laird and Oatley,1992)就阐述了情感的理性成分,将情感比作有助于目标实现的一种中断性信号。他们的基本观点是,在选择时,如果仅靠智能系统对未来所有可能发生结果的效用进行计算比较,将产生各种可能性的组合爆炸,而情感则阻止了这种选择爆炸情况的发生。情感会基于以往相似的情况,将可能性限定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因而减少了选择的范围。
简而言之,情感将我们放在正确反应的一个合适的选择范围内。当然,如果要求更高的精确度,我们就需要一种更为精确的分析认知工具(将在第5章中介绍)。当情境需要更为精确的分析思路时,我们显然不能对情感依赖过多,不能把反应仅建立在一个选择范围内。不过,在更多情况下,情感调控过程都促进了理性思维和行为。
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Malcolm Gladwell)在他的畅销书《决断2秒间》(Blink)中采用了与认知科学观点有差异的、大众心理学对情感和理性关系的看法。格拉德威尔论述了认知神经科学家安东尼奥·达马西奥(Antonio Damasio)的著名案例,即大脑腹内侧前额叶皮质的损伤导致了个体行为能力的丧失,但智力并未受到损害。格拉德威尔(2005)因而主张,“大脑腹内侧受损的人非常理性,他们具有很高的智力和能力,只是缺乏决策能力”。但其实这并不是对这些案例的正确解读。本书中将要说明的是,缺乏决策能力的人不可能具备理性。
下面是以达马西奥(1994)对他最著名的一个病人埃利奥特(Elliot)的描述为例进行的具体分析。埃利奥特曾经事业有成,在公司内是年轻同事的模范。他曾有一段美满的婚姻,也是一个称职的父亲。埃利奥特以前的生活是一个完全成功的故事,直到有一天开始瓦解,他出现了头痛症状并且无法保持对工作的注意。之后的检查发现,这种头痛是由脑肿瘤引起的,肿瘤很快被成功切除。然而,手术之后,医生认为埃利奥特的大脑腹内侧前额叶留下了一定的损伤,并且发现他丧失了大范围的情绪反应。
在这些坏消息之外,好消息是埃利奥特在术后进行的智力测验中,取得了极高的成绩。但实际的问题是,埃利奥特的生活却变得一片混乱。在术后的工作中,埃利奥特不能像以前那样将自己的时间高效地分配,他无法排出工作的优先程度,因此受到了领导的多次警告。而当他收到这些反馈却并未意识到需要改变自己的行为后,很快就被解雇了。埃利奥特之后又投身了几次创业活动,但都以失败告终。由于他将所有的钱都投入其中的一次创业活动中,不幸导致破产。他已与妻子离婚,之后又和一个不合适的异性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姻,迅速结婚又迅速离婚。在最终来到达马西奥博士的办公室时,他向社会保障局提出的伤残补助请求刚刚被拒绝。
依据本书先前提到的定义,埃利奥特根本不能被称作是理性的,他不是一个能够为实现目标最大化而采取最佳行动的人。然而,按照格拉德威尔的大众心理学定义,埃利奥特丧失了情感功能,应该是一个相当理性的人才对。可见这种解释是与实际不符的。采用现代认知科学的观点来阐释这个案例,埃利奥特由于情绪调控功能的缺失,无法协调更多的分析认知功能来实现自身的最佳反应,因而是缺乏理性的。正如逻辑本身是理性思维的工具一样,情感也是理性思维的工具之一。
如前所述,理性地思考意味着个体能够根据自身目标和信念采取合适的行动,并且持有和所掌握的现实依据相吻合的信念,但这更意味着,个体首先要有一个合适的目标。先前提到的工具性理性与其中的第一部分(依据目标采取合适行动)相对应,认识性理性与第二部分(持有与现实相吻合的信念)相对应,而第三部分(首先要有一个合适的目标)则引出了一个新的话题,这个话题也区分了广义和狭义的理性概念。政治科学理论家乔恩·艾尔斯特(Jon Elster,1983)认为,传统的工具性理性观点是狭义的理论,因为个体的目标和信念被研究者全盘接受,对个体理性的评价,仅着眼于个体是否在这些信念下最好地满足了自身的需求。这种对“驱动被评价个体产生实际行为的信念和需求经不起检验”的观点是狭义理性的代表,并没有把个体要实现最大化的这些需求和目标作为被检验的主体再做研究。
狭义的工具性理性理论的优点是众所周知的。例如,在第2章中将介绍到,如果理性的概念被限定在狭义的范畴内,那么许多有力的形式体系(如决策理论的公理)就可被用于行为的规范性标准,而狭义理论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不评价需求的好坏,那么采用狭义理论的观点,就不得不承认希特勒是一个理性的人,只要他在实现自己荒诞目标的过程中始终采取符合他选择准则的行为。由于对需求评价的这种缺失,狭义理论无法对一系列的人类行为和认知过程进行评价。艾尔斯特(1983)作为意识到这种情况的学者之一,主张“我们需要一种对理性超越这种单一考量范围的、更为广阔的理论……这将使行动背后需求和信念的真实本质得以被仔细研究”。
然而,建立一种对理性包括了对需求本身的评价的广义理论并不容易,需要面对哲学和认知科学中一些异常艰难的问题,在第6章中我们会涉及其中一些复杂之处。由于心理学的判断和决策领域,主要反映了对产生理性行为的思维过程(依据目标采取合适行为)的研究,以及信念理性(持有与现实相适应信念)的研究,本书将首先在第2章介绍前者(工具性理性),第3章介绍后一部分(认识性理性)。在这两章中我们将提到,人们很多时候的表现会偏离这两种理性的范畴。第4章将主要介绍认知科学中的理性大争议,即对如何解释第2、3章中提到的违背理性原则的实证结果的争议。其中,传统的直观推断和偏见领域的学者,将人们对最优决策规则的违背,解释为人类认知过程中还存在有待改善的缺陷之处。而与之相比,发展心理学家和其他一些理论家,则强调了人们对判断和决策任务产生反应的一种可适应性。在第4章我们会详细论述这些实证文献中的其他解释。第5章将会介绍一种能够调和理性大争议双方观点的认知双加工理论。第6章则涉及狭义理性理论的不足,以及判断和决策制定领域的一些更为广义上的问题。例如,个体什么时候表现得理性(狭义上)是理性的?追求什么样的目标是理性的?在一些合作情境中,如果每个人都出于理性只追求自身利益则谁也得不到好处,个体又该怎么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