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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力于一种元理性的批判，也可以看作是一种调和过分乐观派和社会改良主义者立场的方式。社会改良主义者强调规范性规则的重要性以及遵循这些规则的必要性，并且在我们的行为对此有所违背时须纠正自身行为。过分乐观派则强调，这种违背可能只是表面性的，并且有时它们是不合适地使用了规范性规则才造成的结果。而我们对元理性的强调，既认识到了规范性规则的重要性，同时也表明这些规则对于批评是非常开放的。
考虑第4章讨论的沉没成本效应。传统的理性要求是，沉没成本在决策时应当被忽略。决策应当只考虑未来的结果，而沉没成本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对此，回想一下第4章提到的电影的例子，如果电影免费时，人们想要关掉电视，那么花了7美元购买电影时，人们也应当想要关掉电视。我们不应该只是因为自己在过去花了钱，就继续做出一些在未来会让自己不那么开心的事。但基斯和施瓦茨（Keys&Schwartz，2007）指出，认为对自己已经支付了7美元的记忆，可能会降低自己之后决定做的其他任何事所带来的享受，这种想法似乎并没有错。我们可能会感觉很糟糕，因为如果没有继续观看交了费的电影的话，就相当于“把钱扔进了水沟里”。不论忽略沉没成本的原则是否符合规范性，人们认为“不看电影并且后悔花了7美元”，比起单纯的“不看电影”是更坏的一种结果似乎是合理的。人们为什么就不应当把忽略沉没成本后产生的后悔情感考虑在内呢？基斯和施瓦茨（2007）引入了“泄漏”这个概念，来帮助人们理解这一情境。传统上，我们会把决策和对决策结果的体验区别开。在决策时，已经花费的7美元不应是需要考虑的因素——按照忽略沉没成本的原则。但如果“已经花费的7美元”事实上会影响你对某一选项的体验呢（这里，特别地，关掉播放的电影的选项）？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7美元的效应（“浪费”它的遗憾）就在功能上泄漏进了对结果的体验中——如果这实际上是这一选项结果的一部分，那么为什么要忽略它？
基斯和施瓦茨（2007）引用了一些研究，其中，一些选择框架中使用到的（看起来）不相关的因素，实际上却泄露进了对所选选项的体验之中。他们引用的研究，发现标有“75%瘦肉”的牛肉被认为比标有“25%肥肉”的牛肉口感更好；还有一些结果，发现人们在饮用标价1.89美元的能量饮料后，比饮用相同的但标价0.89美元的能量饮料后，表现更好。同样，选项被表述的方式泄漏进了对选项的实际体验中。因此，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情况下的框架效应不应被认为是非理性的，因为框架泄漏进了对结果的体验中。事实上，基斯和施瓦茨（2007）指出，如果泄漏是一种生活事实，那么明智的决策者在进行决策时，可能确实需要将它们纳入考虑范围。
让我们来考虑泄漏因素的另一个例子——后悔的作用。基斯和施瓦茨（2007）讨论了这样一个例子：人们站在杂货店结账处的一条队中，怀疑旁边的一条队似乎移动得更快。我们应该怎样做，留在那儿还是换一条队？一方面，我们通过对旁边队和队中排队的人的目测发现，这条队好像移动得更快。如果这就是我们的判断的话，那我们还在犹豫什么呢？因为经常我们犹豫的原因其实是，我们回忆起了过去的一些与此相似的例子。当时，我们换了一条队排队，结果最后发现我们原先所在的那条队反而移动得更快。当这种情况发生时，我们会懊恼不已，我们后悔自己选择换一条队的决定。并且，这种后悔要比我们没有换队，最终旁边这条队确实移动得更快，所感受到的后悔更为强烈。如果我们考虑到这种预期到的后悔感，我们很可能会决定留在原先的队中，即使旁边的队看起来移动得更快。
在杂货店队伍和电影的例子中，预期到的后悔都让我们做出了否则并不会成为我们最佳选项（没有这种预期时）的行动。研究者对这类选择持有两种立场；一种立场是，维护其所具有的理性，认为人们做出这种决策，考虑到决策的框架性层面，因为其中包含的一些成分在人们采取行动后，确实会泄漏进体验到的效用中去；另一种立场则争辩说，如果后悔使得我们不能从事本来对我们更好的行动，那么或许我们应当质疑自己在多种情况下感受到的这种后悔是否真的合适。
或许我们不应当让选项的框架层面泄漏进我们的体验中，对于这种反应基斯和施瓦茨称为“堵漏”。他们讨论的另一个例子表明，有时人们可能确实需要这样一种堵漏。例如，学生们经常认为，如果他们修改了自己在一道多选题上的回答，那么他们更有可能是把对的答案改成错的，而不是把错的改成对的了。基斯和施瓦茨指出，这种信念是错误的，但这种迷信可能是为了帮助人们避免后悔的出现而形成的。而对待后悔，还有另一种除回避外的应对方式，比如我们可以针对多选迷信这一相关情境询问自己：成绩较低但也较少后悔的人更好，还是会有一些后悔但成绩较高的人更好？从而帮助自己应对后悔的情感。
多选的例子，反映了另一种对情境因素泄漏进入决策可采取的应对方式——代替仅仅将这种泄漏包含进我们对效用的计算中去这种做法，我们可以尝试摆脱掉这种泄漏情况。简而言之，我们要去做的最具理性的事，或许就是，在假如没有后悔因素影响我们会做出其他选择的情况下，尽力避免自己产生后悔的情感。如果没有后悔，我们可以自由而理性地选择关掉电影，去享受一个比看无聊的电影更能够满足自我的活动；如果没有后悔，我们可以换到任意一条看起来结账更快的队中，而不用担心如果预期结果没有出现我们会产生的消极情绪。
值得注意的是，在电影的例子中，选择把自己置于避免后悔出现的状况中去，这种做法代表了一种对不考虑沉没成本这一理性原则的更加批判性的使用。它反映了一种经过了元理性的批判后，对沉没成本原则的选择性使用，这是对理性原则采取的一种更具批判性的立场，而非对其盲目地使用。对沉没成本原则的一阶使用是不考虑任何条件的，而这在人类心理的自然结构下，有时会导致人们体验到较低的效用，因为这种对原则的盲目使用未能考虑后悔这一因素的影响。而一种对理性原则具有批判性的立场应当认识到，有时由于未考虑到的后悔效应，这样做会导致人们体验到较低的效用。但在更进一步的元理性分析中，后悔本身也可能会被批判。此时，沉没成本原则又会再次提醒我们，如果没有后悔，关掉电影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如果这时我们决定去遵从沉没成本原则，这种做法比起不考虑人类心理而单纯盲目地将它作为一个规则使用，就是一种更有反思性的应用方式。基于规则来改变我们的心理状态，这一决策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对规则的二阶使用，代表了一种元理性的判断。
元理性的这一方面，实际上询问了我们对决策所产生的情感反应的合适程度。如果我们认为这些反应是合适的，那么就必须将其作为影响因素考虑在内，并且正如过分乐观派所持有的观点，它们有时会超过决策的规范性规则的重要性。然而，另一些时候，我们会认为这些反应没有我们其他的目标重要。我们想要更好的成绩，在杂货店结账时排在更快的队伍中，以及比收看无聊的电影更有趣的活动，我们对所有这些事情的期望都超过了我们对避免后悔的重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回到了社会改良主义者所支持的传统规范性规则上来，但是这一结果是在我们进行了元理性的反思后得到的。
基斯和施瓦茨（2007）的研究发现，重复性的情境可能更会让人们想要阻止泄漏情况的发生，并针对某些情感做出改变。例如，一些害怕电梯的人在一个特定的场合选择走楼梯可能是非常理性的，虽然走楼梯更慢，但要考虑到他们搭乘电梯时产生的害怕情绪所带来的负效用。然而，如果这种人住在高楼林立的纽约的话，他们很可能会认为自己应当接受一些消除这种恐惧心理的治疗服务。在一个给定特例下符合理性的行为，从充满相似活动的整个生命历程的角度来看，却可能是不太优化的。积累性的金融决策也有相似的逻辑。假定你是那种会受到表现得非常友好的推销员影响的人，更进一步，假定这种因素会影响你对决策的体验——你更享受从友好的人那里买到的商品。这样下来很明显，根据我们所处市场主导性社会的逻辑，最终在你的整个人生中，你会为你消费的众多商品支付更多的钱。在这里，整个人生和单一的例子看起来是非常不同的。如果明天你会多花费25美分从一家店买咖啡，因为你不喜欢另一家更便宜的咖啡店里的人。这是没问题的，但如果通过计算显示，在整个人生中从友好的人那里买东西，这一决策将会花费你共计175667美元的养老基金时，你可能就会做出不同的选择了。有了这个信息，你可能会决定阻止这种泄漏情况的发生，并且在未来的决策中停止对“友好因素”的回应。
针对此种情况，还有一个与实际生活中的消费者相关的例子，是和许多电器一同出售的“延长型保修期”。在每个顾客进行购买的单一例子中，这种小额的保险合同可能给了我们一些保证和安慰。但消费者杂志经常指出，当积累多次后，它们就是非常糟糕的商品了。也就是说，在大量这种合同的情况下，消费者得到的回报是非常低的——更多的钱都花在了保险金上，而非在保修申请中所获得的退款。当然，在一个特定物品的购买中，选择购买保修可能是有正效用的，不是因为它节省了钱，而是它降低了我们在购买时感受到的担忧所产生的负效用。然而，不论在某个特定电器的例子中保修的安慰作用有多大，综合多个这种电器来看，这种担保都是一个对消费者不利的交易。因此，消费者最好要克服这种导致每次都购买担保合同的消费担忧心理。
以上这些例子表明，当我们考虑元理性而非单纯的狭义理性时，规范性原则、个体的决策，以及对个体目标和需求的长期性视角，三者之间会产生一种更加微妙的关系。元理性通过揭示社会改良主义者和过分乐观派观点之间的不完善之处，融合了这两种观点。一个不加思考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可能会太快给一个特定情境使用一种涵盖性的规范性规则，而不顾这种情境可能存在的其他解读，以及其他可能会泄漏进对结果的体验的微妙环境因素。与此相反，过分乐观派的拥护者当然能够很快地指出任务可能存有的其他符合理性的解读方式，并且在决策时可能会有泄漏进体验的情感产生。但过分乐观派有时不能对生活采取一种更为广阔的视角，即检验特定反应随时间增加会产生怎样的积累效应。过分乐观派也常常未能意识到，我们所处的市场导向型社会这种不利的环境，可能会利用决策者的“其他解读”。一种对生活采取的更为广阔的视角、一种能够注意到不利环境及重复例子积累效应的视角，可能会带来对规范性规则更多的重视。元理性要求对生活持有更加广阔的视角，对任务理解和决策中情感的作用加以考虑，并且还要考虑结果的期望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