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是文化的产物。支持理性的信念、行动的策略及知识，并不是生物天赋的一部分，而是文化上的发现。概率论、经验论、数学、科学推断以及逻辑学等领域几十年来的进展，为人类提供了多种概念上的工具，它们能够辅助人们信念的形成和校正，并帮助人们对行动进行推理。作为一种文化传统，我们一直对我们所使用的认知工具进行着进步性文化批判，以使自身的表现和思考更加理性。第4章的内容即为这种批判的一个例子。在第4章我们看到，对理性模型的某些应用成了争议的对象。这是一件好事，理性思维的原则并不是一成不变、不可更改的。事实上，最佳的决策策略是那些能够进行自我校正的策略。我们可以将其称为一种元理性的洞察力——所有的推理原则，甚至那些有关理性本身的原则都应成为被批判检验的对象。

在本章中，针对先前章节提到的理性思维整体框架，我们将思考一些对其更加深刻的批评。在第1章我们提到过，本书主体中所讨论到的模型被艾尔斯特（1983）称为理性的狭义理论。它们是“手段–目的”模型：评定人们是否使用了有效的手段，以实现他们已有的需求和目标。狭义理论认为信念和需求是给定的，仅仅探讨在给定这些信念和需求的情况下，人们是否选择了正确的行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需求的内容并没有受到评价。这种理性狭义理论的优势是众所周知的。例如，理性的概念被限定在狭义理论的范围内，许多有力的形式体系（比如第2章讨论过的决策理论的公理）就能作为最优行为的标准。然而，在第1章中我们也提到了狭义理论的一个著名的缺点。例如，基于理性的狭义理论，希特勒可能会被认为是一个理性的人。大多数人都会认为这是狭义理论中一个不可接受的结果。而元理性（metarationality）则克服了狭义理论的这一弱点，它评定了采用工具性理性方式所追求目标的内容合理性。所谓理性的广义理论，指的是试图评价个体追求的目标和需求的理论。本章我们会讨论这样一种元理性的视角所带来的影响。

理性的狭义观点中还涉及另一个著名的研究领域，也是一个好的决策需要考虑到的情况之一，即需要合作行动的情境，比如囚徒困境和公地悲剧（Colman，1995，2003；Hardin，1968；Komorita&Parks，1994）。本章的后半部分将详细解释这些困境所蕴含的逻辑，而囚徒困境和其他公地悲剧所要表明的是：理性必须受到自我监督。

最后，狭义的理性实现我们需求的能力可能还取决于环境。元理性要求我们明白什么时候表现的理性（狭义）是理性，什么时候不是。本章的最后将讨论理性的这一方面。

在本章，首先，我们会讨论理性的广义理论——在评价手段之外还要对所追求的需求进行批判；其次，讨论集体行动的问题；最后，我们将讨论元理性什么时候会认定无关环境因子是与决策有关的这一问题。 X9dt9EopGgf6m6zAyff24VG1JuG7nJlEpEIIQHIKpLV5e/eM7csiIk8UAIK/OuZ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