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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分乐观派已经说明，许多推理错误其实都可能有一种进化上或适应性的基础。但社会改良主义者对此的观点是，现代社会正在加速变化，使得那些与进化适应相符的反应对个体而言，越来越不符合工具性理性的要求。简单地说，随着现代科技社会的发展，理性的要求变得越来越严格。决策科学家希勒尔·艾因霍恩（Hillel Einhorn）和罗宾·霍格思（Robin Hogarth）很久以前就注意到，“在一个快速变化的社会，涉及的自然生态会是什么样是很不清楚的。因此，尽管实验室对被试来说可能是一种不熟悉的环境，但如果人们不能在不熟悉的情况下有良好的表现，这在现代社会中会有越来越大的影响”（Einhorn&Hogarth，1981）。之前提到的对许多实验和标准化测试所用抽象材料内容的批评，就犯了相同的错误。
令人难以理解的是，进化心理学家却未能意识到艾因霍恩和霍格思警告的意义。他们一致觉得启发式和偏见文献中所使用的“抽象化”问题和任务是不恰当的，并表示既然这些任务与“现实生活”并不类似，就不需要担心人们也会在生活中有糟糕的表现。讽刺的是，现在的情况是，认为实验和测试与“现实生活”并不类似的主张越来越不符合真实情况。实际上，“生活”正变得越来越像实验测试！例如，试着使用一台你不熟悉的国际ATM机，或者试着说服你的医疗保险机构使用一个不被允许的医疗程序。在这些情况下，我们会发现，我们的个人经历、情感反应、对社会公正的1型直觉，都是无用的。当你与对面的客服代表打着电话，而对方盯着电脑屏幕上有一系列分支选项和情形的电子表格来对你进行询问的时，以上所有的这些都是无价值的。当基于现代技术的客服代表试图“按这种规则行事”时，社会情境、个人经历的特异性、个人的叙述——1型加工的“自然”层面，都被剥离出来了。
不幸的是，现代世界就倾向于创造一些对仅在进化上适应的认知系统默认规则来说并非最优的情况。现代科技社会持续产生一些，人们必须脱离情境来考虑信息的情形，他们必须用一种抽象的、去个体化的方式来对待信息，而不是按照进化心理学家关注的1型加工模块的针对特定情境的加工方式。启发式和偏见研究者所研究的抽象任务，经常准确地抓住了这种加工方式会产生的实际生活的冲突。简而言之，现代世界比起认知系统在进化上适应的环境，对理性的要求经常会更加严格。这就会突显出2型加工覆盖1型加工能力的重要性。类似地，在与每个人利益关系密切的市场经济中，也存在一些会在考虑利益时直接使用自动1型反应的个体（例如，150美元的电器最好买“保修延长的”那种）。这种现象又一次说明了，覆盖市场经济中可能会被其他人利用的1型反应的重要性。
当然，不应因此就认为启发式的使用总会使我们误入歧途。正如之前讨论过的，启发式经常会在给定的情形下，首先给我们提供一个最优反应的有用近似值，并且可以不需强调认知能力就做到这些。事实上，这些启发式是如此有用，有一些很有影响力的心理学家为赞美这种有用性，甚至不惜贬低理性原则的有用性（Brandstatter，Gigerenzer&Hertwig，2006；Gigerenzer，2002，2007；Todd&Gigerenzer，2000，2007）。然而，大多数心理学家尽管也承认启发式的有用性，却认为这种过分赞美的观点夸大了事实。原因是，我们所依赖的这种能够减轻我们认知负荷的启发式，其有用性需要一种良性的环境。良性的环境，就是一种包含了能被多种启发式所利用的线索的环境（如情绪诱导性线索或生动和突出的刺激成分）。此外，启发式的良性环境还要求，环境中不能有其他为了利用那些只依靠启发式的人而改变自身行为的个体。
与此对应，一种对启发式不利的环境，即环境中没有线索能够被启发式过程所利用。即使环境中包含这些线索，如果环境中其他个体察觉到诱导个体启发式的这种简单线索，并学会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去安排这些线索（如广告或者为最大化收益而对超市占地面积做出的故意设计），环境也会变得不利。
以一本书中解释称为“识别启发式”（recognition heuristic）的一章为例（Gigerenzer&Todd，1999）来对此说明，章节的副标题是“无知如何让我们变得聪明”。这种“基于无知的决策”背后的思想是，正如标题所示，选项中一些我们不认识的项目可以被用来辅助进行决策。简而言之，是或否的识别反应可以被用来作为一种估测线索（Goldstein&Gigerenzer，1999，2002；Todd&Gigerenzer，2007）。例如，一个新的网球迷可以通过使用如下这种简单的识别启发式，正确预测出2003年温网所有男子配对中72%情况下的获胜者：如果你认得其中一个球员的名字而不认得另一个，那就预测你认得名字的那位会获胜。这种启发式能达到同温网的专家排名同样好的预测结果。
通过独创的模拟方法，吉仁泽和他的同事们展示了，特定的信息环境是如何导致此类“越少越好”的效应发生的，即什么情况下，那些对环境了解较少的人能够在其中表现出更好的推理准确性。在阅读了这样的材料后，人们一定会确信识别启发式必定在某些情况下是有效的。然而，这种有效性并不能持续很久，如果我们考虑一下将这种启发式特定应用于一种市场环境后的情况，就会立刻感到担忧了。例如，如果我在明天的生活中只能依靠识别启发式，这将很可能导致我：
1.买了一杯3美元的咖啡，而实际上一杯1.25美元的咖啡就足以满足我的需求。
2.仅靠一种零食来获取一整天所需的脂肪含量。
3.支付了最高的银行费用。
4.产生了信用卡账单，而不是支付了现金。
5.买了有6%销售费用的共同基金，而非无销售收费的基金。
所有的这些行为都没能服务于我的长期目标。然而，识别启发式却在试图帮助我们穿越现代社会的迷宫时，诱发了这些还有其他更多的类似反应使我们犯错。我们所处城市的商业环境，并不是认知吝啬者的一个良性环境。
有一项著名的研究，充分体现了在个人金融领域这种认知吝啬倾向的危险性，以及在此领域使用2型加工的必要性（Bazerman，2011）。这项研究发现，寻求金融服务的顾客几乎都购买了高成本的金融产品，而这些产品在投资收益上的表现，却低于真正的专家所推荐的低成本策略（如对无销售费用的指数基金采取的成本平均策略）产品。原因当然是，高成本又需要额外费用的产品和服务，在市场中是有高的立刻识别性的，而这些低成本策略产品则必须要在金融和消费类出版物中才能找到。英国出版物中的一篇文章（MacErlean，2002）说明了这种情况，它提出问题“70%的人们可能都会是错的吗”，得到的答案是，“是的，人们的表现看起来确实如此”。在文章中我们了解到，在该研究实施时，英国人中10个有7个会把钱存在四大银行（巴克莱银行、汇丰银行、劳埃德银行和苏格兰皇家银行）中利率只有0.10%的活期账户中。而同时，英国主要的消费出版物上推荐购买栏目中提到的活期账户，却可提供该数额30倍以上的利率。这样的对比让我们意识到，数以百万的人们在利率上共损失了上亿金钱，而这种情形的原因十分明了——“四大”是最易被人们识别的银行，因而它们成为认知吝啬者的默认选择。可见，个人金融市场对其并不是一种良性的环境。
对人们选择的实验研究表明，人们对1型反应的监控不足所导致的错误可能一直都在发生。诺伊曼（Neumann，1992）描述了这样一个研究，其要求人们在两种保险政策间进行选择。政策A每年有400美元的免赔额，每月需要支付40美元；政策B没有最低赔付额度，每月需花费80美元。一些被试选择了政策B，因为它能保证事故发生后一定可以得到赔偿。然而，只需通过简单的计算就可以发现，选择政策B的人受到了避免错误、寻求确定性的1型倾向诱导（参见第3章对确定性效应的讨论）。即使有事故发生，选择政策B的花费也永远不会比政策A少。这是因为，对于政策A，自己支付免赔额（400美元）加上12个月每月的费用（480美元），总共需花费880美元，而政策B 12个月每月的费用加起来就需要960美元。因此，即使事故产生了需要自身支付的最大免赔额，政策A也是花费较少的。由“避免大数额的损失”这种偏见性逻辑所诱发的自动化反应，违背了正确的选择——更经济的政策A。
现代社会的大众传媒从业人员，经常会非常熟练地利用人们的默认1型加工。这些认知默认策略被广告商、竞选活动甚至被政府所利用。例如，当政府在宣传它们的摇奖系统时，“你能成为幸运儿”是安大略省彩票委员会的广告宣传，以此让人们感觉增加了中奖结果的可能性。然而在一个被称为6/49的游戏中，参与者其实客观上只有1400万分之一的中奖概率。
塞纳森、希斯和科尔（Sinaceur，Heath&Cole，2005）的一篇文章，说明了人们利用自身的1型加工倾向，依靠易加工的刺激来做选择这一情况有多容易发生。他们将下面这个假设的情境展示给被试：“想象下你刚吃完晚饭，你吃的是从超市买来的牛肉打包食品。听了电视上的晚间新闻后，你发现吃的这种食物可能让你染上了牛海绵状脑病的人类变种。”读了这段材料后，被试被要求针对下列问题在一个七点量表上做出反应：“听到这个消息后，你会在多大程度上减少你对这种打包牛肉的食用？”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你会改变自己的饮食习惯，不再强调红色肉类的摄入，而增加其他食物？”可以想到的是，在听到这个假设的情况后，被试认为他们应当减少对牛肉的摄取。然而，另一组被试会更加想要减少他们对牛肉的摄取。他们听到的是几乎完全相同的故事，只是最后几个词稍有不同。取代“牛海绵状脑病的人类变种”，第二组听到的是“疯牛病的人类变种”。这里的区别很明显，疯牛病自动召唤出人们对这种动物源疾病的可怕想象，而“牛海绵状脑病”则没能产生这样的效果。简而言之，当我们依赖1型加工时，我们的行动和想法都太容易被词语上的一些改变而影响，虽然这些改变可能仅是引起了我们反应所含的情感效价的一些小变动。基于此，我们甚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把社会保障改称为老年福利的话，社会保障税一定会减少。
简而言之，如果我们只是依靠自动的1型加工进行决策，那我们简直就等于没有“自己的思维”。1型加工的反应由面前最生动的刺激、最易被吸收的事实或可得到的最突出的线索所决定。这种倾向可以被那些能够控制贴标签、控制什么是生动信息、控制框架的人所轻易利用。我们在第2章中改变了人们偏好的框架效应的部分描述过一些例子，说明了对浅显1型加工的过度依赖，会如何威胁到我们作为一个独自思考者的自主性。随着现代社会越来越要求人们的1型计算偏见被覆盖，2型加工对此的重写功能会对个体的良好状态产生更加关键的作用。
因此，过分乐观派和社会改良主义者之间长期的争论，可以看作是一场有关图形和背景在知觉上发生反转的话题。我们可以接受过分乐观派理论家提出的大部分研究结论，却能从中得出完全不同的道德观。例如，进化心理学家庆幸于进化在使人类认知器官适应更新世
（Pleistocene）环境中所做出的惊人工作。当然，他们这么做是对的。我们对进化机制了解得越多，我们会对其产生越多的敬畏和感激。但同时，人们也会经常被下面的事实所震惊——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广告行业可能会专门创造出诱导人们1型加工启发式的刺激，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没有认知能力或认知倾向去覆盖此种反应。对社会改良者来说，得知人们被诱导出的启发式曾经也是进化上适应的这点，毫无安慰作用。
正如本章之前所提过的，进化心理学家已经证明，一些问题如果以一种与大脑多种模块展示信息的方式所匹配的方式出现的话，就能被人们更高效地处理（“当人们面对的信息形式与他们对概率的自然思考方式相啮合的话，他们可以变得十分准确”，Pinker，1997）。然而，社会改良主义者担心，世界并不总会让我们解决与自身进化过程设计的认知机制能够最优化匹配的情况。我们生活在一个科技社会，我们必须基于抽象的数据而不是经历过的频率，来决定加入哪种健康维护组织（医疗保险机构），决定买哪种抵押贷款类型，决定车险选择哪种最低赔付额，决定是换一辆车还是自己卖掉旧车，决定是租车还是买一辆车，思考如何分配我们的退休金，以及决定是否加入一个图书俱乐部来节约买书的钱，这些仅仅是从现代社会成堆的决策和选择中随机列出的一些。此外，我们还必须根据以我们的大脑并不适应的方式展示出来的信息，做出所有这些决定。在任何例子的决策中，我们都没有从自己的个人经历中把个人频率信息进行编码。为了在所有这些领域都进行理性地推理（为了最大化我们的个人效用），我们将不得不解决以非频率形式展示的概率信息，而这是进化心理学家表明的，同我们对解决频率信息所适应的算法不同的展示方式。
我们试图在这里强调，一些进化适应过程可能确实无法实现工具性理性的少数情况，并不是为了印证进化心理学家指出的，大多数情况下进化目标和个人目标都相吻合的这一观点是正确的。在一个纯粹数量的考虑范围下，就每天的日常生活中所发生的微小事件来说，这的确是对的。每一天我们都探测了千百次的频率，探测了几十次人脸，重复使用我们的语言模块，不停地推测他人的思想等，所有这些都是进化适应性的，也满足了个体的目标。然而，一些生活中需要我们覆盖1型倾向的例子，却可能拥有不同寻常的重要性。正如之前讨论过的几个例子所表明的，在市场经济下，一些人能够非常有效地发现并利用他人的非最优1型反应，把其他人非最优的行为倾向转化为自身的效用。一个消费者买了价值1万美元股份及额外收费（5%销售费用）的共同基金，可能仅仅因为一本光鲜的宣传册，却没有买具有同等收益但未做广告因而没有额外收费（没有销售费用）的指数基金。这种做法其实就相当于，以我们所能想到的最直接的方式，把500美元直接给了销售员和收费共同基金公司的业主。现代市场经济到处都是此类1型陷阱，并且经常是在潜在的花费越大的情况下，这种陷阱就越多（可以想到的例子，如汽车购买、共同基金投资、抵押借款手续费、保险等）。现代社会越来越成为不加判别地依赖启发式的个体的不利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