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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章中，我们介绍了描述模型和规范模型间的差别。描述模型是对人类实际反应模式的精确详述，这种类型的模型是实证心理学中大量研究的目标。相比之下，规范模型则体现了行动的标准，及用来最优化信念准确性和行动功效的信念所依据的标准。例如，遵从贝叶斯规则就是一种与信念校正有关的规范模型。
然而，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要意识到不是所有规范模型和描述模型之间的差别，都代表了人类的非理性。这一结论也是社会改良主义者和过分乐观派都赞同的一点。因为正如赫布·西蒙（Herb Simon，1956，1957）很久前就注意到的，人类的理性要受到人类大脑限制和环境中可获得的信息的约束。西蒙创造了有限理性这个术语，来说明对人类行动和信念理性的决策，必须要考虑到人类认知器官资源有限性的本质，以及环境限制的情况。哈曼（Harman，1995）解释道，“推理过程要用到资源，而可使用的资源是有限的。推理者只有有限的注意范围、有限的记忆，以及有限的时间。理想的理性对受限制的生物来说并不总是可能的”。斯蒂克（1990）更幽默地表述了这个问题，他注意到，“如果因为被试没有使用一种要求大脑有飞船那么大容量的策略，就认定其完成了一个糟糕的推理任务，显然是有违常理的”。
承认认知资源的有限性带来了这样一种观点，主张用规定性（prescriptive）模型代替规范模型作为行动要达到的标准（Baron，2008；Bell，Raiffa&Tversky，1988；Simon，1956，1957）。规定性模型通常被看作是，在给定决策者必须面对的人类认知器官限制和情况约束（如时间压力）下，规定了信念形成及决策实施的过程应当如何进行。因此，在规范模型能够由人类大脑计算出时，它也是规定性的。在规范模型不能被计算出时，对人类表现评价的标准就变为，与规范模型最接近的可计算策略。社会改良主义者和过分乐观派在这一点上一般都能达成一致。然而，许多人们表现出推理错误的任务，事实上都并非有繁重计算要求的任务种类（框架任务、基础比率任务等）。因此，还需要提出一些其他的观点，来彻底解释社会改良主义者和过分乐观派之间观点的差距。
要使得社会改良主义者阵营和过分乐观派阵营的立场之间达到更进一步的和谐，需要考虑进化适应（进化适应环境下基因的最优化）和工具性理性（对个体当前目标的最优化）的区别。例如，进化心理学家喜欢指出认知功能的最优化，他们说明了一些特定的推理错误，原本虽然被认知心理学家认为是人类推理某个有问题领域的特征，实际却在进化上有符合逻辑的解释（见第4章；Brase，Cosmides&Tooby，1998；Cosmides&Tooby，1996；Rode，Cosmides，Hell&Tooby，1999）。问题是，进化心理学家倾向于只强调基因的古老进化目标与个体目标一致的情况。他们这样做并没有错，因为现实的确经常如此。例如，自然世界中个体有能够使自身精准地导航至目标的需求，其在进化适应的环境下是适应性的。同样，它也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对我们个人目标的实现有所帮助。但这些都不能说明，这种重叠性一定就是100%的。
用于人们在前工业化时期生存的机制，在科技文化下显然有时是不能适应的。比如说，我们存储和使用能量的机制，是远古饥寒时代进化出的；而在当代科技社会中，街上到处都是快餐店，这些机制就再也不能适用于现代人的目标了。许多其他的1型加工也面临着类似的情况。
现代社会创造了许多需要人们彻底去情境化的情况，需要我们的自然1型加工反应被覆盖掉。例如，当代法律体系的许多领域都重视在证据审查过程中，审查者必须要隔绝开自己先前的信念和对世界的知识。因此，想象一下，如果有些陪审团的判决，完全是根据陪审团在商议过程中编造出来的，基于陪审团成员自身背景知识和个人经历的理论和叙述，而与证据毫无关系的话，人们产生愤怒也是可以理解的。而这里要强调的是，研究表明，在需要分离和去耦的特定文化环境中，必须完成这类去情境化要求的人们却经常未能这样做，甚至在法律强制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覆盖1型加工倾向的需求，是当代社会许多工作情境的特征。以零售服务部门的一个普遍告诫“顾客永远是对的”为例。这个告诫经常被解读为，它适用的情况甚至要包括当顾客进行了不正当的非常尖刻的语言攻击时。服务工作者在这种冲击下，也被要求保持礼貌和乐于助人的态度，尽管这种情绪社会刺激，毫无疑问会诱发进化上的自我防卫及情绪反应的具体模块。但是，所有的这些情绪、所有的这些个人化的属性、所有的1型加工基本计算偏见，都必须要被服务者放在一边。在市场交易的这种特殊的、社会构建的领域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抽象的规则——“顾客永远是对的”，必须被服务者激发出来。员工必须要意识到，他并不是在与该顾客进行实际的社会交往，而是在一种适用于不同规则特殊的、实际上不自然的领域中与顾客互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