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2、3章中我们看到，启发式和偏见文献中的多种任务都反映出，在有关人们行为的规范模型和描述模型间存在着巨大差距。有关人们实际表现的描述模型，偏离了规定理想的理性行为的规范模型。我们也看到，对规范–描述模型之间的差距有两种不同的表述方式。在启发式和偏见研究的早期，这一差距被认为（如第2、3章中所讨论的观点），反映了人类认知中出现的系统性非理性之处。

在第4章中，我们介绍了几种对这一差距的其他解读方式，许多解释都假定了被试会产生对任务的另外解读方式（与研究者预期的不同）。第4章提到的几个论点，都是通过把被试的反应解释成是对另一种不同任务的理性反应，驳斥了研究者最初认定的非规范性表现。也就是说，被试被认为是针对不同于实验者本来意图的另一种任务做出了理性的反应。因为这种反应经常是模式化的，是被试给出的最常见的反应，因此可能有人会认为，第4章中讨论的这些对人们表现的合理化解释应当被认为是正确的。然而，这一主张忽略了第4章最后讨论到的数据模式特征——有关个体差异的部分。尽管在许多此类任务中，大部分被试都给出了非规范性的反应，但还有一些人给出了规范性的反应，并且这种变异也是系统性的。

虽然目前在这方面的证据还不完全统一，但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都表明，对人们行为的规范–描述模型之间差距的大小同认知成熟度有负相关。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述，即被试给出规范性回答的倾向，同非规范性的反应相反，与用智力、思维倾向或发育水平表示的认知成熟度间正相关。本章试图调和这两种主导性的数据模式间的冲突——模式化的反应方式及其与个体差异间的关系。进化心理学家和最优数据选择理论家对大量启发式和偏见研究的事例，都正确预测了模式化反应的出现。然而在所有这些情形下，适应主义的模型尽管可以很准确地预测到模式化反应的出现，却不能解释个体差异分析所展现出的这种相反联系，而后者也是必需的。本章所提出的理论概念就解释了这两种数据模式，并提出了一种调和社会改良主义和过分乐观派的不同元理论立场的合理途径。这种框架就是双重加工理论。 mq9jfvtq9q5Hc28GZwF9oW048Zr0jF0j6QxQDBCe3mvTslywgNZ+Is/5HvAguog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