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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2、3章中提到的30多年来的启发式和偏见研究中，我们看到了许多证明人们在多个推理任务上都偏离了规范性反应的例子。而在本章中，我们又得知有关人们行为的规范和描述模型之间这种差异的原因，仍然还处在争论之中。然而，直到最近，这些争论都忽视了人们表现中所反映的一个重要问题。
这一被研究者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的现象就是，在经典的启发式和偏见研究中，虽然人们的平均表现都很有可能会表现出过度自信效应，未能利用基础比率，忽视P（D/~H）、违背效用理论公理，在卡片选择任务中选取P和Q，犯合取谬误等，但在每一种任务中，总有一些人给出了标准的规范性回答。因而，这个被忽略的问题就是个体差异。例如，在知识校正研究中，虽然整个样本的平均表现水平可以通过一个反映了过度自信的校正曲线来刻画，但几乎总有一些人会表现出接近完美的校正情况。类似地，在概率评定实验中，大部分被试可能都会忽略无关联的基础比率证据，但也有小部分被试却经常会精确地按照贝叶斯规则规定的方式来利用这些信息。少部分人甚至在以困难性闻名的抽象选取任务中也给出了正确的应答（Evans et al.，1993；Stanovich&West，1998a，2008）。对于第2、3章中讨论到的其他任务也都是如此。尽管一般模式下的被试做出的反应很可能会偏离传统上认为对规范合理的要求，但小部分的被试确实严格按照工具性和认识性理性的要求做出了反应。
简而言之，一些人给出了传统上认为符合规范的反应，而另一些人则没有。对所有这些任务的反应都存在变异。因此，类似下面这些说法都是不对的，例如，认为某个特定的实验表明人们在总体上表现出了一种特别的非理性思维模式或反应模式。而应当说，实验表明，人们的平均表现或者说模式化的人，展示出了一种亚优的思维。其他的人，经常都只是一小部分人，却并不是这样。那么，这种变异情况能够带给我们什么启示？还取决于这种变异是否在某种方式上是系统性变化的。因为在理论上，这种变异情况的出现可能仅仅是出于误差偏差。单纯出于概率的原因，一些人也可能会正确回答出某个特定的理性思维问题，在下一个问题上又有可能有另一群人幸运地猜中了符合规范化的正确答案。如果是这种原因的话，人们反应的变异就不会与其他任何变量相关了。那么，究竟确实是这些机会原因所致，还是一些更有趣的因素决定了这种个体的差异？
研究者仔细检验过这种变异的一类情况，即它是否与认知成熟度（cognitive sophistication）有所相关。在此方面可能的问题有：表现出更复杂认知的人，是否更易给出传统上认为规范的反应？或者，还有另一种非常有趣的可能：表现出更复杂认知的人，是否更易给出模式化的反应——被过分乐观派以其他解释方式进行了合理化的这种反应？事实上，对于与这些个体差异相关的因素，已经有了一些提示性的数据。
个体在认知成熟度上的差异在研究文献中有三种不同类型的指标。第一种是发育性的。这是一种比较直接的方式，假定青少年比小孩在认知上更成熟，同理，成人又比青少年在认知上更加成熟。这样，问题就变为了认知发育水平（以年龄为指标），是否与理性思维任务上的表现相关。而对于一组有相同年龄的被试，认知能力的天然指标即智商测验上的表现。这样问题又变为：以智力为指标的认知发育水平，是否与理性思维任务上的表现相关。
然而，智力并不是对认知功能的一种穷尽性测量。比如有一点缺陷就是，智力未能触及重要的元认知策略以及认知风格，而这些成分都是被称为反思性思维（reflective mind）的关键组成部分（Stanovich，2009；Sternberg，2003）。这些认知成分在心理学中有多个名称，最流行的两个是“思维倾向”和“认知风格”，本书将采用前一个名称。许多思维倾向都包含了信念、信念结构，以及更重要的对于形成和改变信念的态度，简而言之，它们触及了认识性理性的方面。其他的思维倾向涉及个体的目标以及目标层次，简而言之，它们触及了工具性理性的方面。一些被心理学家研究过的思维倾向的例子，如主动开放式思维、认知需求（进行很多思考的倾向）、对未来后果的考虑、闭合需求、迷信思维以及教条主义。考虑认知的这些成分，问题就变为：以多种思维倾向作为指标认知发育水平，是否与理性思维任务上的表现有所相关。
那么实际数据对这些关系，即理性思维任务上的表现与年龄、智力、思维倾向，又有怎样的关系呢？有关智力的数据是最多的。智力在多种启发式和偏见研究中都与理性思维表现出了正相关关系，但并不是所有的任务都符合（Stanovich&West，2008）。在一些任务上，两者间并没有相关。不过，从未出现过负相关关系，也就是说，给出过分乐观派所维护的非规范性回答（例如，本章中提到的被过分乐观派所维护的反应）的被试，在智力上从来都不高于那些给出规范性回答的被试。
我们总结实际研究中发现的两者相关性的例子，可做如下的简要说明：智力大体上与演绎推理中的信念偏见有0.35~0.45的相关（以绝对值表示）。与对关联性基础比率的使用有0.25~0.35的相关；与多种共变检测及假设检验任务的表现有0.20~0.25的相关；与个体内测量的结果偏见有0.15~0.20的相关；与四卡片选取任务中的表现有0.20~0.40的相关；与过度自信的多种指标间有0.05~0.15的相关（Bruine de Bruin，Parker&Fischhoff，2007；Handley，Capon，Beveridge，Dennis&Evans，2004；Klaczynski&Lavallee，2005；Kokis，Macpherson，Toplak，West&Stanovich，2002；Newstead，Handley，Harley，Wright&Farrelly，2004；Parker&Fischhoff，2005；Stanovich&West，1998c，1998d，1999，2000，2008；Toplak&Stanovich，2002）。这些相关都是中等到低的水平，但它们的方向都是智力更高的个体会给出更为规范的反应。启发式和偏见研究中的其他认知错误与智力间基本没有表现出相关性，比如非关联的基础比率使用、沉没成本效应，以及确定性效应（Stanovich&West，2008）。
思维倾向上的数据与智力上的数据大致相似。多种之前提过的思维倾向都与多个启发式和偏见研究中的任务表现有正相关性，但也不是与所有的任务表现都相关。在一些任务上并没有发现相关性，但也从未出现过负相关性，也就是说，给出过分乐观派所维护的非规范性回答的被试，在有效的思维倾向（如认知需求）上的得分，从来都不高于那些给出规范性回答的被试（Bruine de Bruin et al，2007；Klaczynski&Lavellee，2005；Kokis et al.，2002；LeBoeuf&Shafir，2003；Parker&Fischhoff，2005；Smith&Levin，1996；Stanovich&West，1999；Toplak&Stanovich，2002；West，Toplak&Stanovich，2008）。
然而，在发育趋势上的数据则不太一致（见Stanovich，Toplak&West，2008），这部分也是因为发育上可研究的对比情况比智力和思维倾向研究中要少很多。年龄与对关联性基础比率的使用相关（Jacobs&Potenza，1991；Kokis et al.，2002）。但对框架效应的发育性研究则比较混乱，一些研究没有发现这种发育趋势（Levin&Hart，2003；Levin，Hart，Weller&Harshman，2007），其他研究则确实发现有时框架效应会随年龄增加而增加（Reyna&Ellis，1994）。相反，信念偏见则随着年龄增加而减轻（Kokis et al.，2002），赌徒谬误也是如此（Klaczynski，2000，2001；Klaczynski&Narasimham，1998）。四卡片选取任务上的表现也随年龄增加而提高（Overton，Byrnes&O払rien，1985）。
智力、思维倾向以及发育上的数据，在趋势上并不完全统一，并且在许多任务上的数据还比较稀缺，然而它们似乎都指向了同一个方向。总体看来，依据第2、3章中对标准任务描述的定义，理性思维倾向于随认知成熟度而递增。简而言之，启发式和偏见研究测试中的被试反应是有差异的，而这种差异是系统性的，并非误差偏差所致。在第5章中，我们将看到，这种人类行为中的差异所包含的各方面问题，如果都能被研究完全理解，那么我们就有可能调和理性大争论中两大阵营各自所依据的基本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