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框架效应也是另一个启发式和偏见研究领域中发现的结果受到其他解释的例子。回想第2章中讨论过的疾病框架效应。人们更喜欢决策1中的确定性选择（确定可以拯救200人）：
决策1 想象美国正在为控制一场重大疾病的爆发而准备，这场疾病预计将夺去600人的生命。专家提出了两种对抗这种疾病的措施。假定对这两种措施预计效果的精确科学估计如下：如果采取措施A，200人会得救；如果采取措施B，有1/3的可能性600人都能得救，2/3的可能性600人都不能得救。
大多数面对这个问题的人都更倾向于选择措施A——能够确定拯救200人的方法。他们在这个“增益”的版本中都是风险厌恶型的。然而，人们在另一个问题中不一致的表现反映出了框架效应：
决策2 想象美国正在为控制一场重大疾病的爆发而准备，这场疾病预计将夺去600人的生命。专家提出了两种对抗这种疾病的措施。假定对这两种措施预计效果的精确科学估计如下：如果采取措施C，400人会死去；如果采取措施D，有1/3的可能性600人都不会死，2/3的可能性600人都会死。
措施的结果在决策2中是相同的，但现在，在这个“损失”的框架中，人们又是风险寻求型的。他们更喜欢措施D——1/3的可能性没有人会死的情况。这种框架效应——被试的偏好翻转仅仅取决于对选项是增益还是损失的不同表述——就违背了描述不变性原则，而它是工具性理性的大部分基本框架都需要依从的一个原则。然而，麦肯齐和纳尔逊（McKenzie&Nelson，2003）展示的一种分析方法，却维护了违背描述不变性的框架效应的合理性。他们的主张是，框架在明确性的叙述之外，还提供了额外的隐性信息。作为一个例子，他们提到了一个之前的研究，这个研究发现，人们会认为一块被描述为含75%瘦肉的牛肉，比一块被描述为含25%肥肉的牛肉更瘦。这可以看作是非理性框架效应的一个说明。可是，与此相反，麦肯齐和纳尔逊（2003）提出，选择将牛肉描述为含25%肥肉，可能是在大部分牛肉都没有那么多肥肉的情况下才合理的做法。因此，以这种方式描述牛肉可能会被人们认为传递了其他的信息。
在一个实验中，他们展示了一个相似的效应，这个实验表明，大多数人会把一个被描述为“半空的”杯子理解为它之前是满的，而把一个被描述为“半满的”杯子理解为它之前是空的。麦肯齐和纳尔逊的观点是，虽然“半空”和“半满”的框架在表面上看来是形式相当的，但这只是对情况的一种狭隘的看法。“半空”暗示着先前的状态是满的，而“半满”暗示着先前的状态是空的，在一些情况下先前的状态可能是很相关的。例如，当人们对改进还是恶化的标志十分敏感时，框架暗示的之前状况可能会对此有一定影响。
麦肯齐和纳尔逊（2003）认为，著名的疾病问题可能就受到了对隐性信息解读的影响。具体来说，这种观点是，选项A（200人会被救活）可能包含一个潜在的暗示，即之前的状态是没人能被救活；而选项C（400个人会死亡）可能包含一个潜在的假设，即之前的状态是无人会死亡。如果是这种原因的话，那么基于暗示的先前状态，选项A的发展轨迹看起来要比选项C更好。这种暗示性信息，会带来与之前问题1（增益框架）风险厌恶和问题2（损失框架）风险寻求发现相一致的选择。总之，关键的一点是，如果麦肯齐和纳尔逊（2003）的观点——框架包含了在不同情境下不同状况的隐性信息——是正确的话，在描述不变性上的失败就不一定是非理性的一个标志了。
还一些研究者争论说，对沉没成本谬误的展示就是框架效应的一种例子（Frisch，1993；Sieck&Yates，1997）。标准的经济学理论规定，所有的决策都应当是未来导向的，也就是说，我们的决策应当以未来的结果为导向，而不是以过去发生的事为导向。在对未来进行决策时考虑了过去的经济历史（已经做出的投资），就是著名的沉没成本谬误。下面就是在研究文献中经常使用的一个沉没成本问题的例子：
决策1 你在一家酒店里度假，打开电视后发现在播放一个电影，5分钟后你觉得无聊并且这个电影看起来也很糟糕。你会继续观看这个电影吗？
a.继续观看 b.关掉电视
在一个本书作者实验室的研究中（Stanovich&West，1998b），被试样本中只有大约7.2%的人在听到这个描述后会继续观看电影。现在再看一下相同研究中用到的另一个版本题目：
决策2 你在一家酒店里度假，你花了6.95美元在付费电视收看一个电影，5分钟后你觉得无聊并且这个电影看起来也很糟糕。你会继续观看这个电影吗？
a.继续观看 b.关掉电视
这里的情况除了你为电影付了费之外与上个例子完全相同。花费是在过去产生的——如同桥下逝去的水流一样，你不能再收回它了。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认为，你唯一要做的符合理性的事情，就是面向未来去看哪种行动会是最好的结果。决策1的答案（只有7.2%的人继续观看）告诉了我们，被试认为未来最好的情况是什么。可是，在对决策2的回答中，大部分人都表现出了一种沉没成本效应。特别地，在本书作者的研究中，62.5%的样本表示，由于他们已经为电影付了费，他们会继续观看。如此一来，他们继续去做了一些在未来会让他们不那么高兴的事。而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一种无关的原因，即他们在过去花了钱。这样来看的话，沉没成本效应似乎是一种非理性的框架效应。
然而，基斯和施瓦茨（Keys&Schwartz，2007）指出，类似这样的沉没成本问题却在一个关键方面违背了框架效应产生的前提。正如在第2章中所讨论的，框架效应最直接的特征是，那些连被试自己都认为无关的情境特征导致了他们选择的翻转。但是，这一特征却并不符合许多沉没成本问题的情形。弗里希（Frisch，1993）以及斯坦诺维奇和韦斯特（1998b）都发现，当把两个问题并排摆在被试面前时，大部分人都不认为它们代表了相同的选择问题。在本书作者的研究中，只有35.4%的样本认为决策1和决策2表示的两种选择情境是一致的，因而这类被试几乎都成功地规避了沉没成本谬误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还有33.9%的被试认为两个决策在主观上是不同的，30.7%的被试认为两个决策在客观上是不同的。这两个组中2/3的被试都表现出了沉没成本效应。
基斯和施瓦茨（2007）指出，被试可能产生的如下这种想法是有意义的，即认为如果自己在决策2中没有选择继续观看电影，那么对自己已经白白付了款的这种记忆，会对之后选择替代去做的任何事都造成一种负面影响。从这种立场来看，被试不认为决策2中“关掉电视”的结果同决策1中“关掉电视”的结果相同，也就可以理解了。即使经济学理论认为两个决策中情境的差异（他们是否为电影付了钱）与决策不相关，人们却认为是相关的。社会改良主义者可能仍然会争论说，这一情境中产生的后悔这种情绪，对我们的未来决策造成了过度的影响，它不必要地损害了我们对未来选择的享受（在决策2关掉电视后，影响了我们的愉悦感）。因此，社会改良主义者可能会主张，作为一种长期的策略，我们可能想要学习在后悔可能导致我们造成沉没成本谬误的情境下，如何改变我们这种后悔的感觉。然而，过分乐观派在这里的立场是，仅就评价类似这个例子中的单一选择问题来说，很难继续以不合理性的罪名指责造成沉没成本谬误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