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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3章中我们讨论过了知识校正领域中的过度自信现象。在一种流行的实验室范式中，人们回答多选或正确/错误问题，并且针对每一项，提供一个表明他们对回答正确率的主观概率判断。在这个任务上的标准性发现，即人们的过度自信现象（主观概率估测值一致性地高于得到的正确率），被普遍认为是不合理性的。
然而，吉仁泽、霍弗拉格和克莱因博尔滕（1991；也见Juslin，1994；Juslin，Winman&Persson，1994）主张，如果假设被试以某种方式分析了任务状况，那么一定程度的过度自信也是符合规范的。例如，一种比较普遍的观点，就是假设人们的信心判断是基于人们从记忆中提取到的有关任务判断的概率线索。例如，当被问及费城还是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人口更多时，个体可能会提取这样一个线索——费城有一支美国职业棒球大联盟队伍而哥伦布市并没有。这条线索在自然环境下的美国城市是有一定可靠性的（随机选取两个城市，前者有棒球队而后者没有，前者有超过50%的概率更大）。
吉仁泽等人（1991）假设，人们不仅使用这种概率线索来推测问题的答案，也会根据它来确定信心的水平，对高有效性线索的使用会带来更高水平的信心。吉仁泽等人（1991）假定，储存在记忆中的线索有效性能够很好地适应实际环境：“线索有效性与生态有效性能够很好的吻合”。然而，当人们使用储存在记忆中的、与实际环境适应得很好的有效性线索，对非随机化抽样的问题进行信心判断时，过度自信现象就会产生。例如，棒球队这条线索，尽管在对美国城市的随机配对选取时十分有效，却不会是知识校正实验中通常使用到的配对类型的诊断性指标。这种实验经常选取的条目，类似哥伦布市和辛辛那提市的比较（在这里，通常有效的棒球队线索会导致错误的回答）。
当处在典型的知识校正实验这种非代表性环境下，依赖一般情况下与代表性环境适应良好的有效性线索进行信心判断，就会导致对知识的过度自信评价产生。在一系列严谨的实验中，吉仁泽等人（1991）证明了，知识校正研究中部分的过度自信效应，可能源于这些实验中所使用的非代表性刺激——这些刺激与被试存储的线索有效性并不相匹配，而这些线索是与环境能够最优匹配的（与此相反的观点，Brenner，Koehler，Liberman&Tversky，1996）。但是，社会改良主义者仍然会反驳这些争议，认为实际生活中也有很多例子，我们会突然被置于线索有效性不再有效的环境中。对这些变化情况的感知，以及抑制这种自动的线索反应所带来的错误信心判断的策略，都需要一种至关重要的元认知意识存在（这种抑制过程将在第5章提及双重加工模型时进行讨论）。例如，渴望以音乐为职业的高中音乐爱好者在步入大学时，会第一次看到一大批同样有才华的其他音乐爱好者，这时他们都要校正自己能够成为音乐家的信念。如果他们还坚持自己旧有的信心判断的话，就可能会错过应当转专业的最佳时机。现实生活中发生的许多情况，如新的创新成果产生出一种对表现要求更加严格的环境，就符合这种逻辑。更普遍地说，每一次我们在资本经济竞争环境中得到地位提升之后，我们所面对的情况（环境新的改变），都像处于使用了非代表性题目的过度自信知识校正实验中。社会改良主义者会主张，在这种情况下，学习过能够缓和我们的过度自信现象的策略是非常重要的。因此，过度自信的现象——即使是在使用了非代表性材料的实验范式中才展现出来，仍然是一件需要关注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