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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理论家试图从启发式和偏见研究者长期认为不对的被试反应中寻找合理性的例子，来自第3章中被广泛研究的琳达问题（“琳达31岁，单身，性格直率，并且非常聪明……”）。人们评价琳达是一名女性主义银行柜员的可能性，比她是一个单纯银行柜员的可能性更高，这就犯了合取谬误。特沃斯基和卡尼曼（1983）主张，对这个问题的逻辑推理（所有的女性主义银行柜员仍然是银行柜员），被一种基于所谓的相似性评价（一个女性主义的银行柜员比起另一个“银行柜员”的描述，似乎与对琳达的描述重叠更多）进行回答的代表性启发式所压倒了。显然，在对可能性进行判断时，从逻辑上说，子集（女性主义银行柜员）–母集（银行柜员）的关系应当超过基于代表性的评价。
然而，许多研究者指出，取代逻辑认知的可能是一种理性实用主义推断，导致了在琳达问题上人们对概率理论逻辑的违背。希尔顿（Hilton，1995）总结了这些评论所表达的观点，他主张，“话语推理的归纳性本质表明，许多被归咎于错误推理的实验结果，或许能够被重新表述为，是由于被试对实验者给定信息的另一种理性解读所造成的”。简而言之，这些批评暗示，被试所表现出的合取谬误可能实际上是一种理性的反应，其来源于人们所具有的一种对社会线索、语言线索以及背景知识的适应性使用能力。
以下说明了希尔顿提出的对人们在琳达问题上不佳表现的另一种解释。实验中给出了关于目标的详细信息，基于此，被试会产生实验者了解关于琳达的大量信息的假设。他们会认为，选项中的“琳达是一名银行柜员”，虽然并没有包含条件“并且在女性主义运动中不活跃”，但出于实验者已知的信息，这句话暗含的就是这样一种意思。如果以这种方式来解读“琳达是一名银行柜员”的话，认为合并项（琳达是一名银行柜员并且在女性主义运动中十分活跃）比琳达是一名银行柜员这一选项更为可能，就不能体现合取谬误了。
许多研究者都表示，实用主义推断导致了在琳达问题上，人们对概率理论逻辑的表面违背情况（Adler，1984，1991；Hertwig&Gigerenzer，1999；Politzer&Noveck，1991）。这些研究的多数都可使用格赖斯（Grice，1975）的理性交流规范来进行分析（见Sperber&Wilson，1995）：它要求说话者要配合听者——其中的一种主要方式即说话者不要给出冗余的信息。理解所谓的格赖斯交流准则的关键是：假定说话者是想要表现出配合的、要理解说话者的含义，听者必须意识到自己不仅需要理解其含义，还要体会给定情境所蕴含的内容。希尔顿（1995）尽力想要提醒我们，这些是交流认知中的理性层面。它们是一种理性的启发式，与启发式和偏见文献中强调的次优性思维捷径并不相同。
许多理论家把他们对琳达问题上人们表现的解释，都与人们在社会智力领域的进化性适应联系起来（Cummins，1996；Dunbar，1998；Humphrey，1976；Mithen，1996）。社会智力是所有更高级智力形式的基础，这一事实带给我们这样一个重要的假设，即一种解决问题的社会性取向，作为一种默认性处理方式，在解决问题时总是可被使用的，尤其当采用其他途径的计算需求过于繁重之时。问题解决、推理及决策领域30多年来的工作所展示出的认知错觉，似乎都证明了这点。正如琳达问题和之前讨论过的四卡片选取任务所示，文献中使用的问题，都是必须使用抽象、去情境化但又非常耗费计算功能的方法才能得到正确解答的问题。可是，在这种解决方法之外，经常还有一种诱人的社会性方式存在（“哦，太好了，这个作者知道关于琳达的很多信息”，从而认为叙述中一定省略了已知的内容），这种方式只需要很少的计算努力就可以诱导出对任务的其他反应。因而，在这些研究中犯错的被试，可能只是受到诱导而使用了另一种更为简捷的方法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