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大争论

过分乐观派和社会改良主义者的相反立场代表了在认知科学中被称为理性大争论的两极观点（Cohen，1981；W.Edwards&von Winterfeldt，1986；Gigerenzer，1996a；Jungermann，1986；Kahneman&Tversky，1996；Stanovich，1999；Stein，1996），这是一场关于人类的认知究竟包含多少非理性成分的争论。正如在序言中提到的，泰特洛克和梅勒斯（2002）注意到，“对人类理性的争论，是一场火星四溅的高风险争议，其中混合了许多原始的政治和心理偏见”。

对人类理性的大争论是一场“高风险的争议”，因为它涉及有关人类本性的模型，对经济学、道德哲学以及个人（民间）如何理解他人行为的理论有着重要影响。例如，过分乐观派阵营中一支非常有影响力的队伍来自经济学学科的主流，他们就因使用“人是理性的”这一强有力的假设为基本工具而著名，并把这种基本观点进一步推进到“经济主体，不论是公司、家庭或个人，都被假定按照一种理性的、利己主义的方式采取行为……这种方式甚至同在信息不完全情况下进行的、非常复杂的数学运算的结果也是相符的”（Davis&Holt，1993）。这些强有力的理性假设是现代经济学中很多工作的必要基础，也部分地解释了经济学家对预示了人类非理性本质的心理学发现所表现出的不满。

认知心理学家的工作在经济学家中引发了不满，因为它揭露出对人类行为的经济宣言背后，依赖的是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过分乐观派假设。例如，《纽约时报》就引用了表明大多数人并未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攒齐足够积蓄的证据，指出这恰与主流经济学的观点是截然相反的，后者假定人们会理性地攒齐最优数额，“面对人们并未积攒充足的养老金这一事实，主流经济学束手无策，只能不断重申人们是理性的，所以无论他们攒了多少钱都是充足的”（Uchitelle，2002）。然而，过分乐观派内部甚至在经济学学科里，开始有越来越多的反对者。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家理查德·泰勒（1992）回应了诸多类似《纽约时报》中所引用的例子，他怒气冲冲地说道，“显然，另一种可能性是人们就是错了”。

人们是否“就是错了”，是在很多有关政府对公共政策的干涉是否明智的讨论中，反映出的一种重要背景争议。例如，《经济学人》杂志的一篇文章（Author，1998.2.14）就通俗地表现出过分乐观派和社会改良主义者的区别，文章的一个副标题询问了这样一个问题：“经济学家通过假定人们知道他们想要什么而对世界进行了解释；广告商则假定人们并不知道这些。究竟谁对谁错？”改良主义者会认为广告商是对的，人们经常并不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并且可以通过施加影响，让他们去最大化广告商的利益而非自身的利益。相比之下，过分乐观派所依据的市场中存在完美理性的观点，则会让他们去维护另一种观点，即认为人们只会从广告中获取能够最大化自身消费效用的信息。这种观点也是广告商用来阻止政府对特定广告类型采取限制时，经常利用的一种非常有效的说辞。而与之相反，社会改良主义者并不认为，消费者能够通过一种最大化消费者效用（而不是广告商的效用）的方式来处理广告商的信息。因此，社会改良主义者对政府管理广告的举措会更为认同，因为在他们的观点下，这种管理能够增加整个群体的效用。以上这些仅是说明理性大争论对政治领域深远影响的一个例子。

人们“就是错了”是前两章中讨论过的认知心理学中大量启发式和偏见研究所蕴含的潜在假设。接下来将要说明，过分乐观派理论家是如何质疑这种假设的，他们重新解读了启发式和偏见研究文献中一些最著名的任务里，被试所表现出的普遍反应。 rUMeYiYetyPPLZIe1qjskbsA33CXpnQRS99COFeQNAjI3NLibLhLBYGq8JvPuLJ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