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之前的两章中我们看到，30多年来大量研究文献中成百上千个实证研究都已充分证明，人们在许多推理任务中的反应有时会偏离符合理性规范的表现。他们固有的思维习惯会导致非最优的行动（工具性理性）和信念（认识性理性）产生。例如，人们有时会不正确地评定概率，用不是最有效的方式去检验假设，违背效用理论的公理，不能够合适地校正自己的信念，使选择受到无关情境影响，在评价获得的数据时忽略了备择假设的存在，以及表现出大量其他的信息处理偏见等（Baron，2008；Evans，2007；Kahneman&Tversky，2000）。可以看到，启发式和偏见研究项目中的一大主题，就是证明人们行为的描述模型同理性行为的规范模型并不相同。

在启发式和偏见传统领域从事工作的研究者，倾向于成为所谓的社会改良论者（meliorist）（Stanovich，1999，2004）。他们认为，人们的推理能力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好，但可以通过努力得到改善。字典对“社会改良论”的定义是，“关于世界会自发变得更好，或可通过人类努力变得更好的学说”。因此，一名社会改良主义者会认为，教育以及相关信息的提供可以帮助人们表现得更为理性。也就是说，可以帮助人们更有效地实现他们的目标，并让他们的目标与世界的实际状态更为一致 。根据这样的表述，社会改良主义看起来似乎是一种积极的学说，在某种程度上确实如此。但是，社会改良主义者信念中的这种积极层面，其实来自他们发现反映人们实际行为的描述模型同理性反应的规范模型之间，存在有巨大的鸿沟。对这个鸿沟的强调，当然会使得社会改良主义者认为，人类的认知中存在大量的不符合理性之处。

一些读者可能会认为，像社会改良主义者这样认为人类的非理性是一种广泛的属性，是对人类的一种侮辱。这种想法也体现了一种有充分理由的反精英主义倾向，其来源于人们早期对自尊的关注。出于以上这些原因，更重要的是出于实证和理论上的原因，我们需要考虑对第2、3章中提到的这些研究的其他角度解释。

最近20多年来，另外一种对启发式和偏见研究项目中发现结果的解释逐渐得到推崇。这种解释的支持者有进化心理学家、适应主义建模者以及生态理论学家（Anderson，1990，1991；Cosmides&Tooby，1992，1994，1996；Gigerenzer，1996a，1996b，2007；Oaksford&Chater，2001，2007；Todd&Gigerenzer，2000），他们重新解释了大多数经典的启发式和偏见实验中的模式反应，认为这些反应反而表明被试采取了最优的信息处理适应策略。这些研究者争辩说，启发式和偏见领域传统的研究根本没有证明人们的非理性，他们被称为过分乐观派（panglossians），其主张是，我们可以接受认为人们具有完美理性的这一默认假设。过分乐观派这个名字源于伏尔泰的小说《老实人》中的一个角色，这个角色认为，世间诸事的安排都是合理的，一切都和谐完美。这种立场的观点是，人们行为的描述模型和规范模型之间并没有差别，因为人们的实际表现事实上就是规范性的。

但是，基于前两章中所讨论过的研究发现，尤其是许多证明人们的行为偏离了理性的规范模型的发现，这种立场如何能够一直坚持下去？过分乐观派的理论家对这个问题有多种解答，其中有两种最主要的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采用的规范模型并不合适，因为被试对任务的解读同研究者所假定的并不相同；第二种解释主张，任务中的模式化反应，在进化的角度有很高的意义。在本章中我们将看到，不同的过分乐观派理论家如何重新解读第2、3章中介绍的人们的表现模式。 diBX8QMM4EMV/8mqQoAFXuLhFRhKd4eg5t+HFRQfaORTvQu3nsSHz83qQ2o5RHF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