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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最佳行动，需要对不同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做出估计。如果这些概率估计是错误的，那么人们就无法最大化效用。简而言之，认识性理性是工具性理性的前提。
更普遍地说，认识性理性意味着我们的信念需要依据证据进行适当的校正。我们会根据对概率的主观判断，确定我们的信念包含有多大的信心。在本章中，我们看到了人们的概率判断有时无法做到最优化的各种情况。主观概率评定的规范化模型需要人们遵循概率计算的规则，我们也已经看到了人们可能违背这些规则的多种情况。例如，人们会表现出析取谬误，从而不能展开隐含的析取项进行判断。
人们也会违反贝叶斯规则中蕴含的多种限制性条件。有时，人们在评价诊断性证据的重要性时，未能考虑基础比率的影响，尤其在基础比率以平淡、抽象的数据形式展示出来，看起来似乎与感兴趣的假设间没有明显的因果关系时，人们的这种倾向会更明显。人们还有的一种广泛倾向是，低估甚至完全忽略P（D/~H）的存在，即备择假设成立的情况下出现该数据的可能性。最后，当要求人们主动去检验他们对世界的假设时，他们也不能够正确地实施这项任务，通常由于他们并没有充分地意识到，寻找可能证伪他们之前假设的证据的必要性。
对启发式和偏见的研究项目似乎得到了这样一种结论，正如他们在工具性理性上犯下多种错误一样，人们在认识性理性上也会犯许多错误。人们在理性思想的各个领域可能会犯的思维错误，多到令人难以置信。人类的推理真的如此之差吗？事实上，一些研究者发现，这份错误清单是如此之长，以至于开始怀疑我们对实验中被试的反应是否进行了正确的解读。在第4章中，我们将讨论几个研究团队对这些违背现象的其他解释，这些解释质疑了认为人们的非理性思维是如此广泛的结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