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计算出一个行动的期望效用，需要把每种可能结果发生的概率乘以其效用（然后把所有的结果相加）。因此，要得出一个最佳行动方案，就需要估计出各种结果出现的概率。当然，这些概率值并非刻意计算所得，而是按个体对未来世界状况抱有信心的程度算，代表了个体的信念和个体对这一信念所持有的信心。倘若这些信念是错误的，决策就会变得糟糕。因为一旦我们对未来世界状况的概率估计出现偏差，决策就无法最大化个体效用——我们的行动无法带来我们最想要的结果。因此，在我们制定关于行动的决策时，必须保证自身的行动确实是基于真实情况的。正因为如此，信念的理性（认识性理性）成为理性行动的基础之一。

概率判断学是研究人们的信念是否经过了适当的校正，是否正确地反映了世界的一门领域。我们的信念要想符合认识性理性，要想成为对真实事物的准确衡量，就必须遵从概率判断领域的多项规则。信念是否理性需要通过观察一系列概率推理能力、证据评价能力及假设检验能力来进行评定，本章将具体讨论其中涉及的多种能力。

理性地校正自身的信念，并不需要每个人都成为一个计算天才。不过，和公理化效用理论一样，我们需要遵循一些定性的原则，才能实现认识性理性，即人们必须遵守一些解决概率问题并依据证据更新信念的基本规则。然而，与第2章的讨论一样，也有一种重要的研究传统，揭示了人们会违反理性信念的这些原则。

2002年，普林斯顿大学的认知学家丹尼尔·卡尼曼凭借与他的长期合作者阿莫斯·特沃斯基（1996年去世）共同完成的卓越工作，荣获了诺贝尔经济学奖。对奖项的新闻报道使得人们开始关注这项获奖成果的根源——“认知心理学家对人类判断及决策的分析”（瑞典皇家科学院，2002）。卡尼曼受到嘉奖的原因是，他发现了“人类的判断是如何受到启发式捷径的影响，进而系统性地偏离了基本的概率原则。他的工作启发了一大批经济学和金融学研究者，将来自认知心理学的启示应用到人类内在的动机中，从而丰富了经济学理论”。简单说来，卡尼曼和特沃斯基的工作就是，研究人们如何做出选择以及评估概率的（Kahneman&Tversky，2000）。他们的工作涉及了工具性理性（见第2章）和认识性理性（见本章），探究人们是否采取了合适的行动，以及人们的信念是否依据证据进行了适当的校正。卡尼曼和特沃斯基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开创了“启发式及偏见研究项目”（Kahneman&Tversky，1972，1973；Tversky&Kahneman，1974）。其中，“偏见”这个术语说的是，人们在选择行动及估计概率时产生的系统性错误；“启发式”这个术语则指出，人们会犯这些错误的原因是，他们使用了思想捷径（启发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将在第5章讨论有关这类思想捷径的心理学理论，而在第4章讨论对这些发现的其他解释。本章中，我们将讨论认识性理性的要求，以及人们为何有时未能满足这些要求。认识性理性的很多要求都涉及对概率的推理，因此这将是本章的一个特别关注点。 PjA5YMi9FGHSZEnJKFV5BA6q3oQEJI5t7qd+QbSPXWrycrHk1Oi3Ea9NnClmyAD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