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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的经济学人”的假设作为许多经济学理论的基础，可能是一种对行为很好的理想化理论，但从描述上看并不准确。这种描述的不准确性有很重要的影响，第一次尝试验证心理实验中观察到的偏好反转现象的经济学家，也意识到了这一问题。格雷瑟和普拉特（Grether&Plott，1979）在一本经济学杂志上指出，有关偏好反转现象的实验发现，“显示了即使在最简单的人类选择背后，也不存在最优化的原则”。由于经济学中广泛使用到的理性行为模型有如此广泛的影响，格雷瑟和普拉特（1979）实施了一系列大量的研究来确认利希滕斯坦和斯洛维克（1971，1973）的最初发现是否是可重复的，结果证明确实如此。要知道，偏好反转现象的发现是人类选择研究中的一个中心而非边缘的关注点。沙菲尔（1988）注意到，决策科学领域30多年来的研究中有一个最关键的发现就是，人们的偏好在表面不同但实质相同的描述下是可变的。
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类认知结构导致了对理性限制条件的偏离，致使人们无法轻易达到自身目标？人们为什么会违背调和原理、无关选项独立性、描述不变性、过程不变性以及其他的理性选择原则？认知科学中主导的偏好反转模型给出了部分的解释，即所谓的偏好构建观点（constructed preference view，Fischhoff，1991；Kahneman，1991；Kahneman&Tversky，2000；Payne，Bettman&Johnson，1992；Shafer，1988；Shafir&Tversky，1995；Slovic，1995）。与以往所假定的，在选择情境前就存在一系列稳定、有序形式的偏好的看法不同，现在的观点是，偏好是根据对决策情境中探针的直接反应而即时构建的。偏好的构建会部分使用诱导情境中的线索，来帮助决策者获得记忆中与决策相关的信息，这点非常重要。
在现有的概念下，使用当前决策科学流行观点所认为的偏好是“构建的”这种叙述，可能会有些误导作用（错误地暗示了它们一定是根据某种草图建立的）。一种对偏好建立更准确的描述或许可以这样表述，“根据决策相关提取线索对情境进行的抽样所导致的偏好”。然而，我们也应意识到，和经典理论所假定的、认为人们存在有序而易于提取的偏好等待被选择情境唤起的观点是错误的一样，过于极端地认为对经典假设所支持的原理的违背现象，就说明根本没有偏好存在的观点，也极有可能是不正确的。而得出以下这些结论：“如果不同的诱导过程产生不同排序的选择，偏好如何能够存在又在何种意义上存在（Slovic，1995）？”或者，“可能……不存在什么能被最大化的东西”（Krantz，1991，p.34），也是言之过早的。
确实，看起来我们的大脑中并没有一套事先存在的、等待被“读取”的偏好（如经济学中“理性的经济学人”假设所说）。相反，在某种程度上，偏好分布于整个大脑，在每种特殊情境中由一种非常易变的、可产生不同结果的抽样过程所决定。尽管这些事实说明，我们的偏好判断的确有一种内在的易变性，但我们仍然可以通过努力改造自己的决策，来表现得更符合工具性理性。第一，我们可以学习对决策相关信息进行不同类型的、更耗精力的抽样分析。例如，当我们明确了解决策中的措辞效应后，就可以有意识地让自己重新描述问题，以保证我们在不同描述措辞下的选择都是一致的。第二，我们可以学习本书中提到的逻辑、决策理论和证据评价方面的相关规则。如果能够统一地使用这些规则，也会增加我们判断的稳定性，减少行动上的不一致。简而言之，大可以利用这些能够协助我们进行理性判断的文化工具。
最后，需要注意的是，在我们提到的这些例子中，被违背的选择原则都是基本没有争议的。事实上，大部分受测者在直接面对他们在之前的选择情境中违背过的选择公理（确定性原则、传递性、描述不变性、过程不变性等）时，都会认可这一公理。正如沙菲尔和特沃斯基（1995）描述的那样，“当得知他们的选择违背了占优或者描述不变性原则时，人们典型的表现是，想要修正自己的行为来遵守这些理性原则……人们倾向于接受占优和描述不变性原则的规范作用，即使他们在实际行为中违背了这些原则”。当明确展示给受测者时，受测者都会认可这些理性原则的约束力（Stanovich&West，1999），这一事实说明，大部分受测者的认知能力都能理解理性选择公理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