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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到晚紧盯行情显示系统、个人电脑上的股票走势或是在电视上关注市场动态会使人变得情绪化，而这样的情绪化对投资来说是很危险的。有时候，一只股票持续上涨，直到每个人（也包括你在内）坚信它将一飞冲天。这就是最需要投资纪律的时候，因为这只股票很可能正在见顶。当一只股票的价值如此明显，以至于看上去对每位投资者都是一个难以置信的好机会，你可以肯定几乎所有能够买入它的人都已经买入了。不过，值得记住的是，在股市中大多数人的观点是错误的。
股市中的赢家需要远见、纪律，还有更重要的自控能力。那些终日坐在动态行情显示机或是个人电脑前面的投资者会承受情绪化决策的风险，因为行情显示机同时显示许多股票的价格变化，而电脑会监控处于价格变化中的数百只股票。
当你的视线集中在行情显示机或是个人电脑时，有一个简单的方式可以让你保持镇定。
当发现股市中出现让你印象深刻的行为时，通常要参照一张周线图，看看这只股票是不是正在筑底，或者说它是不是已经过分延伸，超出买入点或中轴点太远。如果它过分延伸，就让它这样吧，此时买入为时已晚。追逐股票就像无畏地犯罪一样，是毫无意义的行为。
如果这只股票正在筑就一个底部形态，那么应用CAN SLIM投资法则。当前收益的上涨幅度是不是富有意义？近三年的收益记录好吗？你是否已经检查过所有其他的CAN SLIM判断标准？
行情显示机上看起来吸引投资者的股票，有一大半不能通过CAN SLIM测试，而且被证实是有缺陷、平庸的投资机会。然而或早或晚，使人信服的市场行为会指引你通向一个千载难逢的投资时机，符合潜在明星股的所有判断标准。
有效应用股市行情和大盘动态的另一途径是每周浏览一本易于理解的走势图图册，罗列出符合技术面和基本面选择标准的所有股票的买入时机。然后，大体记下每次考虑购进股票时的买入点。还要关注你的预测名单中每只股票的日平均成交量，这样就能轻松核对任意一次值得关注的成交量上涨行情。
接下来两周中，每当关注大盘分析时，每天都要保证随时携带这个购买清单。时机成熟时，会有一两只清单上的股票开始接近你的买入点。这就是蓄势待发买入的时机，即在你的买入点进行股票交易，买入当天的成交量至少会超过平均值的50%，同时大盘导向是积极的。在买入点时股票的需求量越大越好。
行情显示机和大盘分析的观望者希望市场活动的步伐在纽约的午餐时间中会减缓（美国东部时间12:00~13:00）。他们也知道股市通常会在交易日当天的最后几个小时中暴露本色；要么继续上涨强势收盘，要么突然衰落，无法保持这个市盘早期获得的收益。
我购进股票时绝不相信秘密消息、传闻传说或是内部消息；单单依据这些来投资股市是不会奏效的。当然，秘密消息、传闻传说以及内部消息正是大多数人努力发掘的信息；但我必须再次提醒你，大多数投资者在股市中所信赖的和他们的作为并不十分奏效。因此，必须当心陷入典型的股市陷阱。
某些投资建议服务机构和商业类报纸的专栏是由华尔街的绯闻、传言和秘密消息支撑起来的，还伴随着植入式的个人观点或内部消息。在我看来，这些服务机构和专栏非常不专业，并且不够精密。对于信息采集来说，有许多远比这有效且安全的方法。
与期权相关的股票在期权到期日会发生一定的反常行为，而在每年12月，有时甚至贯穿整个1月直到2月初，所有股票也会有非常大量的年底反常行为。
年底对任何人来说，都是一个棘手的时机，因为大量交易都考虑了税收基础。许多等级较低、赔钱的股票会突然看上去很强势，而原来的领军股却原地踏步或是开始调整。随后不久这一误导行为消失，同时真正的领军股重现。
大盘抛售行为也会在新的一年开始之后随机开始，这又进一步增加了投资难度。如果一个大涨的交易日之后出现一个大跌的交易日，而这一交易日之后只是另一个大幅上涨的交易日，就会发生诱骗投资者的假动作。这个1月效应，即小盘股和中型股票在1月中会得以增长，会成为具有误导性的、以假乱真的提示，但它充其量只在一个短暂的时期中有作用。
当国内或国外新闻的影响冲击华尔街时，能干的市场侦察员有时极少关心这些新闻是好还是坏，他们更专注于分析它对市场的影响。比如说出现了一个坏消息，而市场反应平平，你就会感到更加积极；因为行情正告诉你，潜在的市场可能比许多人相信的更强势。另一方面，如果高度积极的新闻冲击市场，而股票却稍有失利，行情分析家可能断定市场比先前想象的要脆弱。
不管是对于利好的消息还是令人失望的新闻，市场有时会过度反应，有时又会背道而驰。1983年11月9日星期三，有人在《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一整版广告，预告通货膨胀即将蔓延，另一个1929年那样的大萧条就要开始。但这一警告如此荒谬，以至于股市迅速升温，并且连续反弹数日。
股市面对新闻的影响而有所退避，这很可怕，但易于理解和解释。有的时候，在完全没有表面新闻的情况下股市却明显下跌。这两者之间是有明显区别的。
经验丰富的市场研究员会记住很久以前市场上发生的事情，他们会记录过去的重大新闻事件以及市场的反应。重大事件的清单中可能会包括总统艾森豪威尔心脏病的发作、古巴导弹危机、肯尼迪遇刺、战争爆发、阿拉伯石油封锁、预期政府行为（比如薪水限制和价格限制）、“9·11”事件、中东战争等，最近时期的重大事件是，2008年9月初关于房地产次级贷的新闻越来越糟，股市中的投资者希望能够选举出一位非常开明的新总统。
重复几次之后，好新闻和坏新闻都会变成老新闻。与初次报道时的影响相比，通常老新闻会对股市起反作用。
当然，相对于中央集权的独裁统治国家中盲目宣传和不实咨询的运作方式而言，这是相反的一种情况。在那些国家中，谎言或是歪曲事实的信息向公众重复的次数越多，就越会被作为真相接受。而在美国，当新闻普遍被获取或预知时，市场中经验丰富的投资人贬损了它的作用，削弱了它所释放出的影响，当然，除非新闻一直低于预期，变得更糟糕。
对于股市新手来说，新闻可能似是而非、令人费解。举个例子，某上市公司公布一个糟糕的季度收益报告，它的股票却可能会在报告公布时价格上涨。发生这种情况通常是因为在发布之前，这一新闻就已被知晓或预测到了，而几个职业投资人可能决定一旦所有坏消息最终公布，就购入该股票或是补进空头数额。“在坏消息中买入”被一些狡猾的投资机构奉为信条。其他人觉得应该介入其中，从而在困难时期提供巨大的持仓量支持。
全国新闻是如何编辑、出版或查禁的，这戏剧化地影响着经济状况和公众信心，也会影响公众对于政府、选举、总统和股市的观点。
有几本优秀的书籍主题就是分析全国新闻。汉弗莱·尼尔（Humphrey Neill）是1931年的杰作《行情解读和市场策略》（Tape Reading and Market Tactics）的作者，他还写过一本书叫做《逆向思考的艺术》（The art of Contrary Thinking），这本书中仔细验证了这样一个观点，即同一新闻信息在不同报纸的头条中报道方式大相径庭，以及这一行为如何误导股票持有者和公众。尼尔发展出一系列逆向理论，这一理论的基础在于要怎样频繁地在全国媒体上发布传统智慧或是一致意见，它们会变成拙劣的构想或者仅仅是错误的想法。
1976年，媒体专家布鲁斯·赫金森（Bruce Herschensohn）写了一本名为《天线之神》（The Gods of Antenna）的书，讲述了一些广播电视网如何操纵新闻以影响公众观点。这一主题的另一著作是《即将到来的媒体之战》（The Coming Battle for the Media），由威廉姆·拉舍尔（William Rusher）于1988年撰写。
这一领域最杰出的著作是斯坦利·罗斯曼（Stanley Rothman）和罗伯特·林奇特（Robert Lichter）撰写的《媒体精英》（The Media Elite）。罗斯曼与林奇特采访了240名记者和高级编辑，他们来自三大主要报纸（《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华盛顿邮报》）、三大新闻杂志（《时代》、《新周刊》和《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和四大电视网络（美国广播公司，简称ABC；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简称CBS；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简称NBC；美国公共广播公司，简称PBS）的新闻部门。他们发现这些全国最好的新闻工作者中，平均85%的人是无党派人士，在1964年、1968年、1972年和1976年的选举中投了民主党的选票。另一调查显示，全国新闻工作者中仅有6%的人曾为共和党投票。
一项自由论坛中的民意测验强化了《媒体精英》的结论，它得出的结论是在1992年的大选中，华盛顿的记者和新闻机构官员中，有89%（差不多9/10）的人把选票投给了克林顿，而只有7%的人选老布什。
来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斯坦福大学（UCLA and Stanford）的蒂姆·格罗斯克洛斯（Tim Groseclose）以及来自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的杰夫·米尔奥（Jeff Milyo）最近发表“媒体偏好测试”。他们统计了特定智库中的语句被新闻媒体引用的次数，将其与议会成员站起来讲话时引证统一智库中语句的数量对比。
通过比较二者引用模式，他们为每个新闻媒体建立一项美国民主行动（Americans for democratic action, ADA）打分。他们发现在抽取的调查样本中，《福克斯新闻特别报道》（Fox News Special Report）是仅有的一家公正的中央新闻媒体。自由主义倾向最严重的是《CBS晚间新闻》，接下来依次是《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今日美国报》、《NBC晚间新闻》和ABC的《今晚世界新闻》。
更令人惊讶的是，在这些调查中主流媒体的自由主义倾向远远高于投票选举的普通大众，而且超过的程度令人瞠目结舌。
1984年的总统选举是候选人蒙代尔与里根的对决，从劳动节到大选日期间，ABC、CBC和NBC黄金时段所有的新闻节目都是由莫拉·克兰西（Maura Clancy）和迈克尔·鲁宾逊（Michael Robinson）录制并编辑的；他们只关注那些对候选人或是赞成、或是反对，态度明确的新闻。《民意》杂志发现关于里根的负面新闻有7320秒，正面新闻仅有730秒；而蒙代尔则享有1330秒的正面新闻和1050的负面新闻。
作为里根连任总统的准备，应用经济研究所调查了在1983年下半年强劲的经济复苏中，广播电视网络是怎样对待经济新闻的。调查发现将近95%的经济数据是积极的，而86%的媒体报道则基本上是消极的。
艾美奖得主伯纳德·戈德堡（Bernard Goldberg）在CBS工作近30年，他的书《偏爱》详细收录了广播电视网络是如何提供片面、毫无均衡或公平的新闻。这是一本值得所有年轻人一读的好书。
戈德堡在书中讲述了新闻工作者如何决定他们想发表的新闻和意欲发布的片面报道，更为有害的是，他们还决定将哪些新闻的影响降至最低或直接保持沉默。他们偏袒一方，为人们贴上标签。
微软全国有线广播电视公司（简称MSNBC）的克里斯·马修斯（Chris Matthews），传媒业领军人物，曾任吉米·卡特（Jimmy Carter）的演讲稿撰写人，并担任众议院院长狄普·欧奈尔（Tip O'Neill）的助手。NBC的蒂姆·拉塞特（Tim Russert）曾为前任纽约州州长马里奥·科莫（Mario Cuomo）的政治顾问。ABC的杰夫·格林菲尔德（Jeff Greenfield）是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的演讲稿撰写人；PBS的比尔·默亚斯（Bill Moyers）是林顿·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新闻秘书，而ABC的新闻主播乔治·斯蒂芬诺帕洛斯（George Stephanopoulos）是克林顿的“政治化妆师”（communications director）。这些都是典型的例子。不管是作为个人投资者或是作为一个国家，要成功的话，必须学会从个人政治观点和大部分带有强烈的政治偏好的国内媒体中筛选真相。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应该算是当前美国的第一大问题。
除了全国媒体单方面的偏好以外，设计侵蚀或宣传鼓吹以暗中破坏国家和人民的行为也会危及自由的实现，意图是混淆国家事务，挑拨离间两大党派，煽动阶级敌人、恐惧和仇恨，以及铲除或贬低某些特定的重要人物或权威机构。
单方面的媒体最值得质疑的行为是他们如何挑选新闻和事实来报道，并且进行持续的宣传。更重要的是，他们选择不予报道不支持他们的意图，带有批评色彩的相关新闻和事实，或是他们会为报道赋予主观的色彩。
2008年年底，公众害怕当时仍处于衰退中的经济会变得像1929年的大萧条和20世纪30年代危机的逐步扩大一样，而大部分美国人不是那个时代出生的，对其知之甚少。有二本关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的书籍不同凡响，每个人都应该读一下。它们是：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写的《从昨天走来，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Since Yesterday, The 1930s in America），它生动描绘了那一时期发生的事情。罗伯特·戈德斯通（Robert Goldston）写的《纳粹德国的生与死》（Life＆Death of Nazi Germany），此书从20世纪20年代末希特勒和纳粹的出现写起，到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我将“一切皆有可能”的20世纪90年代到2009年3月的纳斯达克综合指数走势图叠加到从繁荣的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萧条时期的道琼斯工业指数走势图之上，见图17-1。结果发现，它们基本上是重合的。这里之所以运用纳斯达克指数，是因为当前它的成交量大于纽约证券交易所，并代表了更多富有企业家精神的美国公司—而这些公司正是近些年市场的驱动力。1998年9月到2000年3月那个疯狂的顶点时，纳斯达克指数恰恰为1928~1929年股价飙升之后道琼斯指数顶点的2.5倍，纳斯达克市场的泡沫就好比1639年时荷兰人对郁金香的狂热。就在道琼斯指数1929年跳水89%时，纳斯达克指数在相应的位置暴跌78%。
图17-1 1992年2月~2009年3月之间的纳斯达
历史总以这一惊人的方式重复的原因在于，股市由数百万投资者构成，而这些投资者大部分完全依赖于人类情感决策。这就是群体心理学（crowd psychology）：这么多决策的背后是人们的希望、贪欲、傲慢和自我中心。今天人类的本性与1929年时大同小异，这两个时代中间隔70年，将近一个人生命的长度，所以当今很少有人知道那时发生了什么。就像现在一样，当时银行过度借贷给农民，并且股票以过高的杠杆作用购入。1932年大萧条最低点时失业率达到25%，要知道在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美国的失业率也只有20%。
从1932年的低点到1936~1937年的峰值，与最近纳斯达克指数由2002年低点反弹到2007年的高点相比，两者持续时间相同，而且峰值之后都下跌了约50%。
现在是2009年3月，但是它不像1929年的行情，而是像1938年的。
那么，1938年又发生了什么？
1930年纳粹党赢得了德国议会中的107个席位；1933年2月，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他已经拥有了暴风突击队、希特勒青年团和其他纳粹组织。仅仅几个月之后，德国议会将全部的立宪权利都给了希特勒，而当年7月之前，希特勒宣布其他所有政党均不合法。希特勒一再重申他所感兴趣的只有和平。
1938年，英国和法国与希特勒和谈，它们试图做出让步，使希特勒的情绪有所缓和。英国坚信它们已与希特勒达成和平协议，即“我们这个时代里的和平”（peace in our time）。于是，群众欢呼雀跃。丘吉尔在英国国会中说“我们已遭遇可耻的失败”，没有人相信他，丘吉尔被蔑视了。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德国仅用两周时间就攻占了法国。
现在，伊朗是恐怖组织的发起人，很快也会拥有核武器和发射导弹的能力。我们有没有从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中学到什么？我们还要再相信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英国首相）错信的一纸和平协议吗？
对此，托马斯·索威尔（我在前面第16章提到过他）发表过两篇文章，他的作品常常显示出意想不到的事实和智慧。在此，我们不妨拜读一下他的文章。
托马斯·索威尔
2008年12月9日
恐怖分子在孟买发动的恐怖袭击，包括政府监听国际长途电话和在关塔那摩监狱关押的恐怖分子，会引发那些急于削弱当前美国安全系统的人的其他想法吗？
可能会吧！但不要把华盛顿各大党派人士或主流媒体当成瞎子。如果布什政府这么做了，那就一定是错的。
相对于国家政府理应有所作为的一些令人作呕的理念来说，它的首要任务是保障人民安全。“9·11”事件之后，没有人能想到在漫长的7年之中，看不到这个国家任何具有可比性的变化。
许多人似乎已经遗忘“9·11”事件之后，每一个重大的全国事件（世界大赛、圣诞、元旦、超级杯）是怎样笼罩在恐惧之中的，人们担心恐怖分子会再次发动袭击。
他们没有再次袭击美国，尽管已经袭击了包括西班牙、印度尼西亚、英格兰和印度在内的一些其他地区。有人会觉得这是因为他们不想再度袭击美国了吗？
这与所有安全防护措施有关吗？自由主义者一直以来强烈谴责这些防护措施，譬如窃听国际长途电话或者严刑逼供被捕的恐怖分子。
有太多人拒绝承认任何收益都是需要成本的，即使这个成本仅仅意味着打国际长途或发送电子邮件时无法保密，毕竟这个世界中黑客比比皆是。有些人拒绝放弃任何东西，甚至是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
对于西方社会的堕落，向来都带有敏锐观点的观察家—英国作家西奥多·达尔林普尔（Theodore Dalrymple）说过：“这种精神疲软是颓废的，而同时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摧毁我们这一傲慢假设的证据”。
可以毁灭我们的物体数量一直在增加。罗马帝国持续的时间比美国要长得多，而它最终也毁灭了。
之后的几个世纪中，千百万生灵遭到摧残，因为毁灭罗马的野蛮人根本不能以具有可比性的任何事物来替代它。而当今威胁说要毁灭美国的那些人也无法替代美国。
要毁灭美国的话，其实不用大量核弹以毁灭全美国的城市和乡村。毕竟只要两颗核弹、摧毁它的两所城市，就足以迫使日本人投降。要知道相对于当今大多数美国人而言，当时日本人战斗和牺牲的意识要强烈得多。
有多少美国人宁愿眼睁睁地看着纽约、芝加哥和洛杉矶在核武器的蘑菇云中灰飞烟灭，而不愿向恐怖分子投降呢，不管他们提出什么无理要求。
无论奥巴马，还是他身边的人，都会在华盛顿被包围，宣布会采取行动严肃对待，先发制人阻止这一潜在的恐怖袭击，绝不给伊朗任何实现核化的时机。
一旦自杀性恐怖袭击者拥有了核弹，那就是万劫不复的时刻。我们、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子孙后代会生活在毫无怜悯之心、拥有一长串虐待狂记忆的恐怖分子的慈悲之下。
我们无法做出让步，以笼络充满仇恨的恐怖分子。他们为了自己拥有自尊，不想在那个多方面都落后于西方的世界中忍辱偷生几个世纪，他们想要的是羞辱我们的人格，也包括自我羞辱。
即使杀害我们也不足以满足他们，就像杀死犹太人不能够满足纳粹一样，他们必须首先使犹太人受到灵魂创伤的屈辱，再在集中营中灭绝他们。
大多数美国人可能不太熟悉这种憎恨，但是，9月11日发生的事情提示了我们—而且是一个警告。
那些驾驶飞机冲进世贸大楼的人们不会被任何让步所收买，即使是当下我们以援助金方式支出了数千亿美元。
他们想得到我们的灵魂，而如果他们乐于牺牲而我们不敢于牺牲的话，他们将如愿以偿。
托马斯·索威尔
2009年3月7日
有人曾说过，参议员休伯特·汉弗莱（Hubert Humphrey）是上一代人的自由主义偶像，他解决问题的方法总是存在多过的问题。
在这一方面，休伯特·汉弗莱不是独一无二的。实际上，当下我们的经济危机已经训练出一些政治家，可以为根本不存在的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而结果就是，他们的存在是一切痛苦的真实根源。
什么是不存在的问题呢？无法负担住房压力是一个全国性的问题。对于经济适用房的政治改革在20世纪90年代高速发展，导致按揭贷款业务领域全然转变；这反过来又导致了房产热，而房产泡沫破灭之后，就把我们留在一个烂摊子中，现在我们正试图挖一个通道，走出这个烂摊子。
通常来说，房地产支付能力是按照支付公寓租金或是按揭贷款月供的人均收入来测度的。
各处都有那种仅仅是头上的一片屋顶，就要花费整个家庭一半收入的情况。许多这样的家庭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沿海，也有少数分布在东部沿海和其他各地。
但是，与经济适用房政治改革开始10年之前相比，居住在美国广阔的中部地区的人们（对东海岸和西海岸的精英人士来说是“飞越之区”）
面临的房价并没有占人均收入的更大比例。
为何当时华盛顿的官员在这一局部地区问题上推行全国范围内的改革呢？可能最好的答案就是“这在当时看上去是一个好主意”。如果政府官员不一直忙于解决各种问题，我们怎么能知道公众选举出来的官员是多么富有同情心、多么重要？
房价飞涨的问题，对于存在这一问题的地区来说，实在是太现实了。如果你只能靠收入的一半来过活，因为另一半要供房，那就太令人沮丧了。
几乎无一例外地，这几个地区问题都有相应的原因，因为通常当地对于住房建设有严格的限制。这些限制有一系列颇具政治吸引力的名称，如从《开放空间法》和“精明增长”政策到“环境保护”和“耕地保护”。
就像大多数听起来精彩的政治标语一样，这些崇高的目的没有一个从“成本”的角度来考虑。在彬彬有礼的政治社会中，人们是不会用到这两个字的。
举个例子，《开放空间法》会为每间住房的平均价格带来几十万美元的涨幅吗？没有人质疑。然而实证研究已经发现，在全国数十个地区，用地限制至少为每间住房的价格增加10万美元。
在一些地区，比如加利福尼亚沿海，这些限制带来的平均房价增长达到几十万美元。
换句话说，问题存在于哪里，哪里的政策就是根源所在。而全国的政治家却试图将此描述成一个他们会解决的全国性问题。
他们如何来解决这一问题呢？通过向银行和其他信贷机构施压，降低按揭贷款的门槛限制，这样就会有更多人买得起房了。联邦住房和城市发展部（the Department of 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 HUD）限制了国有企业之一的房利美公司对于为中低收入人群发布的按揭贷款的收购额度。
就像大多数政治性的“解决方法”一样，经济适用房“问题”的解决极少考虑，或者说根本没有考虑到可能会承受更广泛的影响。
许多经济学家和其他方面的人士一再警告说，放低借贷标准意味着按揭贷款变得更加危险。他们给出了银行和其他财经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包括许多华尔街的大公司。一旦债务人违约，拖欠贷款，之后所有经济、金融方面的多米诺骨牌就会开始倒下。
政治家对这些警告置之不理，因为他们实在是太忙了，没有工夫解决这么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全国性问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制造出一些真正的问题。而现在，他们正出台更多的解决方法，而毫无疑问，这将导致更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