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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就是圣诞节大清早，出口就是一月收到的信用卡账单。
——P.J.欧拉克（P.J.O.Rourke）
《论〈国富论〉》（On The Wealth of Nations）
美国与水相关疾病之死亡率
一台靠一个人操作的现代化联合收割机，可以在一天之内收割足够做出50万条面包的小麦。
这也就难怪在我写下这些话的时候（也即2008年年底），生活在城市里的人口有史以来第一回占了大多数——1900年的时候，城市人口比例仅为15%。农民如潮水般离开土地，到城里去寻找财富，除了生产粮食之外的事，他们想做什么都行。这既是农业机械化带来的结果，也是开启农业机械化的原因。
虽说有些人是满怀希望与雄心进城的，有些则是带着绝望和恐惧进城的，但他们几乎全都被同一目标吸引而来：参与贸易和交换。城市的存在，就是为了贸易和交换。人们在城市里分配劳动，专攻一业，互相交换。贸易扩大的时候，城市发展——20世纪，香港的人口增长了30倍；贸易萎缩的时候，城市枯竭。罗马在公元前100年有居民100万人，到了中世纪之初，只剩下不到两万人。人们到了城市之后，死亡人口通常多于出生人口，所以，大城市全是靠着农村移民来维持规模的。
正如农业在世界的六七个地方同时出现，意味着它是进化的必然抉择，几千年过后的城市同样如此。大型城市定居点以及公共建筑、纪念碑和公共基础设施，在7000年前的若干个肥沃河谷地区同时冒了出来。最古老的城市在美索不达米亚南部，也即现在的伊拉克。它们的出现标志着生产更加专业化，消费更加多元化。
当时的情况似乎是这样：某个降雨量丰富的时期，住在幼发拉底河流域南部肥沃的冲积平原上的农民逐渐富裕了起来，他们用自己种植的粮食和纺织出来的羊毛换取北部山区出产的木材和贵重宝石。大约7500年前，一种独特的“奥贝德”（Ubaid）式陶器、泥镰刀和房屋设计
遍布了整个近东地区，它往北进入伊朗的山区，越过地中海，来到阿拉伯半岛沿岸，在那儿，渔民们把鱼卖给奥贝德商人，交换谷物和渔网。这是一种靠着贸易实现的散布，而不是帝国统治下的疆域：接受了奥贝德风格的远方民众仍然保持着独特的生活习惯，说明他们并不是从美索不达米亚来的殖民者，而只是模仿奥贝德式样的当地居民。
所以，美索不达米亚的奥贝德人靠着出口粮食和布匹，吸引邻人出口木材和金属（稍后时期）。奥贝德人必然富裕到了足够养活得起酋长和祭司的程度了。不可避免地，这些人狂妄了起来。6000年前，奥贝德文化消失了，一种看起来更像是帝国的东西彻底取代了它，这就是“乌鲁克大扩张”（Uruk expansion）。乌鲁克是一座大城市，很可能是世界上头一座，总长6英里的城墙里住着50000多人。修建城墙的也许是国王吉尔伽美什，他掠夺了贸易伙伴的土地，也招来了他们的仇恨。所有迹象都表明，乌鲁克靠着复杂的灌溉渠达成了农业的繁荣，用考古学家吉尔·斯坦因（Gil Stein）的话来说
：“发展出了中央集权制度，借助精心管理的政治经济体，调动内陆地区的多余劳动力和商品。”说得再简洁些也就是，中间商或者说贸易中介阶层，头一次出现了。这些人谋生不靠生产，也不靠掠夺和进贡，只靠做生意。和那以后的商人一样，他们尽量紧密地聚集在一起，努力靠着最低的成本掌握最大的信息流。和山区的贸易还在继续开展，但随着乌鲁克商人的豪华大宅（有单独的中央大厅，有摆着神龛的寺庙，有样式独特的陶器和石器）耸立在山区贸易伙伴们的乡村定居点当中，它越来越像是进贡了。互相合作的贸易网络似乎变成了类似殖民主义的东西。过不了多久，税收和奴役就要抬起它们丑陋的脑袋来了。这为其后的6000年奠定了基调：商人创造财富，领袖收之国有。
奥贝德和乌鲁克的故事现代意味很强，一看就觉得眼熟。你完全能够想象奥贝德的商人们向瞪大眼睛的山地农民炫耀自己的布匹、瓦罐、大袋大袋沉甸甸的粮食。你也可以看到乌鲁克富翁们住在自己的特权飞地上，周围是低声下气的恭顺当地人，就像当年的英国人在印度一样。这一幕的出现，基本上是从石器时代开始的。至少要到奥贝德文化的末期，人们才开始冶炼铜，而进入乌鲁克时代相当长一段时间，镰刀和匕首都是用黏土和石头制成的。乌鲁克时代晚期出现了泥板，上面使用统一的符号，一丝不苟地记下了商人们的库存和利润。这些刻进泥板表面的枯燥记录，是书写的始祖——会计是应用它的最早领域。这些泥板说明，早在文明的其他附属特征出现以前，市场就成形了。
交换和贸易在第一座城市之前就牢牢地确立了惯例，彻底的陌生人之间能够在城市里彼此信任、完成交易，书面记录有可能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有了这样的习惯，乌鲁克才出现了专业人士，从没靠近过土地的匠人和技工让城市变得富丽堂皇。举例来说，当时似乎已经大规模生产了一次性使用的斜边碗。这些斜边碗专供修建寺庙等公共事件时发放，毫无疑问是从类似工厂的地方由受薪工人（绝非兼差的农民）制造出来的。
乌鲁克文化没能持续下来，因为气候干旱、人口崩溃，无疑，土壤侵蚀、盐渍化、皇家的过度消费和傲慢无礼在其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乌鲁克之后，同样的根基上出现了数不清的帝国：苏美尔、阿卡德、亚述、巴比伦、新亚述、波斯、希腊、罗马（这里指图拉真
治下的罗马帝国）、帕提亚
、阿巴斯
、蒙古、帖木儿
、奥斯曼、不列颠……每一个帝国都是贸易财富的产物，但它本身也是破坏财富的最终原因。商人和工匠创造繁荣，酋长、祭司和盗贼把它挥霍一空。
幼发拉底河沿岸爆发的城市革命，在尼罗河、印度河和黄河沿岸重演。靠着灌溉系统和尼罗河每年发洪水带来的营养成分，古埃及的小麦产量曾达到每公顷两吨的高水平。只要把农民们的干劲发动起来，就能得到充足的粮食盈余可用于交换其他商品（金字塔也包括在内）。较之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在同一条道路上走得更远：灌溉，中央集权，大兴土木修建纪念性建筑，最终陷入停滞。农民们的收成要靠尼罗河的水流量，这样一来，拥有船只、把持了泄洪闸门的人就成了主子，夺走了农民的大部分盈余。不同于狩猎采集部落或牧民，面对税金，农民们只能留在原地老老实实地缴纳
，尤其是在周围都是沙漠、耕作严重依赖灌溉渠的时候。所以，一等美尼斯统一了上下河谷，当上了第一任法老王，丰饶多产的埃及经济就陷入了国有化、垄断化和官僚化，最终被统治者“沉重的独裁主义”（这是两位当代历史学家的话
）扼杀。
印度河沿岸兴起的城市文明没有孵化出皇帝来，至少，我们不知道他的名字。负责为这里的墙砖统一标准、设计整齐的公共卫生设施的人，名叫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著名的洛塔尔港，似乎不光是码头和潮汐闸口，还是生产珠饰的工厂。当地宫殿或庙宇的痕迹不多，更别说金字塔了，但人类学家戈登·柴尔德所得的初步结论是：说这里盛行平等主义、喜好和平，在很大程度上是后人一相情愿的想法。有人强制推行了井然有序的街道，修建起有着石柱、塔楼和城墙的厚重“大本营”。我感觉，这简直就像是君主了。诚如考古学家莫蒂默·惠勒（Mortimer Wheeler）爵士在自传中所写
：“我坐下来写信给伦敦的戈登·柴尔德说，资产阶级对印度河文明的幻想灰飞烟灭了，相反，在这片废墟里，彻头彻尾的军事帝国制度扬起了它丑陋的脑袋。”
印度河两岸的人民擅长运输，这里可能最先使用了牛车和木板建造的帆船。运输带来了大范围的贸易。该地区最早的一些定居点，比如俾路支
的美赫尕尔，早在6000年前就从兴都库什山脉以北进口青金石。到了哈拉帕时代，铜从拉贾斯坦邦运来，棉花从古吉拉特邦运来，木材从山区运来。更值得注意的是，按考古学家谢兰·拉特纳加（Shereen Ratnagar）得出的结论
，船只向西运送出口货物到美索不达米亚，停泊在现在伊朗的沿海港口——意味着当时就已经有了早期的航海技术。有一点毫无疑问：印度河沿岸城市的巨大财富是靠贸易产生的。
哈拉帕人吃了大量的鱼，种植了许多的棉花，在这两点上，他们跟地球遥远一端另一处山谷里的市民别无二致。秘鲁苏培河谷荒原上的卡拉尔是一座有着纪念碑、仓库、庙宇和广场的大型城镇。20世纪90年代，鲁斯·莎蒂（Ruth Shady）在穿过河谷的一片沙漠里发现了它，它是这一地区诸多城镇里最大的一座。有些城镇的时代可追溯到5000年以前，属于所谓“北奇科文明”
（Norte Chico civilisation）。在考古学家眼里，这些秘鲁古城有三个莫名其妙的特点。首先，当地人的饮食里没有谷物。那时候玉米还没被发明出来，虽说也有几种驯化了的南瓜和其他食物，但要积累、储存起来很不容易，跟美索不达米亚的谷物主食不一样。这样一来，认为城市非得靠大规模囤积粮食才能兴起存在的想法就遭到了挑战。第二，北奇科的城镇没有任何形式的陶器，全都是陶器的“预成品”。这无疑给存储和烹调食物增加了更多的困难，再一次给考古学家最偏爱的城市起源解释添了乱。第三，没有战争或防御工事的迹象。故此，传统认识（有了谷物的存储，才有了城市；有了陶瓷器皿，才实现了谷物的存储；因为存在战争，谷物储存大有必要）在北奇科受到了狠狠的冲击。
那么，到底是什么驱使人聚集到这些南美洲的城镇里呢？答案只有一个词：贸易。沿海定居点捕获了数量庞大的鱼，主要是凤尾鱼和沙丁鱼，但也有蛤蜊和海蚌。为此，他们需要渔网。内陆的定居点依靠安第斯山脉的融雪灌溉，在田里种植数量庞大的棉花。他们把棉花编织成渔网，用来交换鱼。这不仅是互相依存，也是相互受益。渔民不用再花时间自己做网，只需多捕些鱼；棉农不再需要花时间捕鱼，只需要多种些棉花。专业化提高了两者的生活水平。卡拉尔位于一张大型贸易网的中心，往上进入安第斯山脉，穿过热带雨林，就来到了遥远的沿海地区。
故此，认为君主或农业盈余带来了城市革命的看法其实把顺序搞颠倒了。首先出现的应该是贸易的加剧。
农业盈余是靠贸易召唤出来的，有了贸易，农民才有途径把作物换成其他地方出产的贵重商品。帝王，还有他们的神殿和金字塔，大多是靠贸易修起来的。纵观历史，帝国都是从贸易区域崛起的，之后才成了内外军事强盗的玩物。城市革命是劳动分工的延伸。
公元前3000年中期，一个名叫萨尔贡的征服者建立了阿卡德王朝，继承了繁荣的叙利亚城市艾尔巴及其贸易伙伴：一个粮食、皮革、纺织品、白银和铜能便利地在地中海和波斯湾之间运输的世界。阿卡德跟同时代的中国和埃及不一样，它设法抗拒了官僚专制制度的诱惑，允许贸易继续扩张，跟印度河河口附近的洛塔尔建立起了硕果累累的商业联系，把印度的棉花和青金石用美索不达米亚的小麦与青铜换了回来。一块了不起的自由贸易区从尼罗河延伸到了印度河。阿卡德商人可以同时经手西面千里以外来的安纳托利亚白银，还有东面千里以外来的拉贾斯坦铜器。这意味着他靠自己的供给，提高了消费者（农民也好，祭司也好）的生活水平，因为他把消费者跟遥远地方不同商品的生产者们联系了起来。
这样的商人是什么样的人呢？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家卡尔·波拉尼（Karl Polanyi）提出，市场的概念，凡早于公元前4世纪的时代都不适用，因为只有到了公元前4世纪，才有了互惠交换、由国家资助的商品分配、由上至下的条约交易、派遣代理人到海外替皇家获取东西等（他的“市场”概念不是由需求、供给和价格确定的）。贸易是管理而来，而非自发形成的，但波拉尼的论文，还有追随他的“实体主义派”论文都不曾经受住时间的检验。以今之眼光来看，国家对贸易资助少而利用多。我们越是仔细观察古代贸易，它就越发显得像是自下而上形成的。诚然，有些阿卡德商人最终恐怕也会觉得自己是君主派到国外获取物品的公仆，但他们自己由始至终是靠贸易赚钱谋生的。事后，波拉尼反思了自己那段着迷于规划的时期。在20世纪下半叶，国家计划经济思维占了主导地位，人们总是追问谁来负责，谁来制定贸易政策，但世界不是这么运作的。贸易源自个体之间的互动，它自己演进，没人负责。
所以，典型的阿卡德商人是惊人的现代化的生意人，他要靠商品自由交换赚钱谋生。虽说当时没有铸造出来的硬币，但到公元前4000年末期，已经存在以白银为基础、自由波动的价格了
。寺庙充当着类似银行的作用，它借钱吃利息，乌鲁克语里的“大祭司”一词，也有“会计”的意思
。到公元前2000年，亚述帝国的商人完全像当代企业家一样，在安纳托利亚的各个独立国家里经营“卡拉姆”飞地
，他们有“总部、海外分厂、企业层级、域外商业法，甚至还从事些许的海外直接投资和增值活动”。他们买入黄金、白银和铜，交换锡、毛毡、纺织品和香水，装在最多可达300头毛驴拖动的大篷车里运送。锡的利润率是100%，纺织品是200%
，但利润率不这么高不行，因为运输不可靠，失窃的风险高。公元前1900年，就曾有个叫普苏-肯的商人，在安纳托利亚的卡内什城免税区经商，他游说国王，他为规避议会制定的纺织品进口法规而缴纳罚款，他跟投资伙伴分享利润，他的一举一动，都跟当代企业的首席执行官一模一样。这些商人“投身于铜和羊毛的交易，不是因为亚述人需要它们，而是因为贸易是获得更多黄金白银的手段”。
利润说了算。
在这些青铜器时代的帝国，商业是繁荣的成因，而非它的表现。尽管如此，自由贸易区本身又是很容易被纳入帝国统治的。过不了多久，通过税收、监管和垄断，贸易创造的财富就变成了少数人的奢侈品，用来压迫群众。到公元前1500年，你可以这么说，随着商业活动逐渐收归国有，世界最富裕的部分已经没落成了停滞的皇家大锅饭。埃及、米诺斯、巴比伦和商代的独裁者统治的社会无不充斥着严刑峻法，官僚主义过度泛滥，个人权利脆弱不堪，技术创新遭到扼杀，社会创新步履维艰，创造力屡受惩处。青铜时代的帝国陷入停滞，和国有化产业陷入停滞的原因大致相同：垄断奖励谨慎、阻碍尝试，生产者的利益损害消费者的利益，故此收入逐渐落入生产者手中，等等。法老们获得的创新数量之少，堪比美国邮局和英国铁路总局。
然而，好主意总归拦不住。到了公元前1200年前后，埃及和亚述的势力减弱，米诺斯灭亡，古希腊的迈锡尼分崩离析，赫梯人
来了又去了。对帝国来说，这是一个黑暗时代，正如罗马覆亡之后的黑暗时代一样，这种政治分裂（兴许人口下降也是推波助澜的一个因素）带来了爆发式的创新，因为人民得到了自由，产生了需求。非利士人发明了炼铁术，迦南人发明了字母系统，他们沿海的堂兄弟腓尼基人发明了玻璃。
但真正造就了古典世界的，是腓尼基人的另一项发明——单层甲板大帆船
。比布鲁斯、提尔和西顿
的人居住在壮观的雪松和柏树大森林附近，用这些树可以制成坚硬芬芳的木板，尤其适合制成坚固耐用的船。再用塞浦路斯的松树制成甲板，用约旦的橡树制成木桨（语出《旧约·以西结书》），腓尼基人的船比其他所有地方制成的船都要好。当然了，船的概念其实一点儿不新鲜：船早就在尼罗河、幼发拉底河、印度河和黄河上航行几百年了，亚洲和地中海的海岸线几乎差不多长。然而，腓尼基人却意识到了自己在木材上所具有的比较优势，修建了比前人容量更大、装饰更精致、榫接头更经得起风浪的船。最终，他们造的船大得需要整整两排桨手来划动。当然，桨一般只用来靠近岸边。腓尼基人的船都是大型帆船，船帆越大，就越能放大操作人员的劳力。靠着风的力量，人数相对较少的水手队伍也能将沉重的货物运送数百英里，比使用驴车队要便宜得多。
突然之间，有史以来第一次，人们有可能通过海运实现大规模的劳动分工了：埃及来的小麦可以养活安纳托利亚的赫梯人，安纳托利亚的羊毛可以为尼罗河上的埃及人提供衣物，克里特岛上的橄榄油可以丰富美索不达米亚地区亚述人的饮食。腓尼基（现在的黎巴嫩）的船只可以经商赚钱，载着诱人的商品穿梭在海上。谷物、葡萄酒、蜂蜜、油、树脂、香料、象牙、乌木、皮革、羊毛、布料、锡、铅、铁、银、马匹、奴隶，甚至从骨螺腺体里制成的紫色染料——不管是雄心勃勃的法老王想要取悦嫔妃，还是富裕的亚述农民想打动未婚妻，腓尼基人什么都能替他们找到。
整个地中海沿岸，集市变成了小镇，港口变成了城市。因为航行距离越来越远，腓尼基人的创新也越来越多：更好的龙骨、船帆，更丰富的航海知识，更实用的会计系统和航海日志。贸易再一次成了创新机器的风火轮。南边的以色列牧民在宗教里走火入魔，怀着清教徒般的惊恐，注视着由此爆发的财富。以赛亚兴高采烈地预言说，耶和华要灭亡“王国的市场”提尔城，按下它骄傲的头来。提尔城遭到攻击时，以西结幸灾乐祸：“你由海上运出货物，就使许多国民充足；你以许多资财、货物使地上的君王丰富……你必遭遇可怕的灾祸，你就永远不再存在了。”西面爱琴海上交战的岛国农民怀着战士的轻蔑嘲笑着他们中间突然出现的中产阶级商人。荷马在《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两部史诗里对腓尼基商人表现出无情的否定态度
，还暗示他们肯定是海盗。荷马时代的希腊贸易应该是为贵族精英们提供互相交换的珍贵礼物，而不是满足普通老百姓需求的日常商品。精英们对贸易的势利眼态度，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根源。
腓尼基人航海行商实现的结果，必然令地中海沿岸各地的劳动分工出现了蓬勃发展。各个村庄、城镇和地区发现了自己在冶炼金属、制造陶器、鞣制皮革或耕种皮革方面的比较优势。贸易带来的相互依存和收益出现在了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比方说，它重新调整了金属矿石分布位置的天然不平等，所有人都从中受益。塞浦路斯兴许有大量的铜，英国有大量的锡，但把它们放到一起，运到提尔城，你能制造出更有用的青铜来。提尔的商人在公元前750年创建了卡迪尔，也就是现在的加的斯
，他们不是为了在那儿定居，而是为了和当地的居民进行贸易，尤其是开采伊比利亚腹地的银矿石（根据传说所言，当地的一场森林大火让山腰上流淌出一条纯银小溪）。这么做的过程中，提尔商人必然把该地区的群众从基本上自给自足的农民变成了生产者兼消费者。塔特西族人控制了白银的开采和冶炼，他们把白银卖给卡迪尔的提尔人，换取油、盐、酒和小饰品，并用换回来的东西取悦部落酋长，好获准进入更深的腹地去采矿。提尔人把白银往东运回地中海（据公元前1世纪古希腊历史学家狄奥多罗斯所说，有时候，提尔人会把白银制成船的锚，好从甲板上再多挤些空间承载货物），交换日常必需品和其他奢侈品。
毫无疑问，正如提尔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好运——给野蛮人一点点克里特出产的橄榄油，就能换回那么多的白银，塔特西人也一样：只要给出一点点金属，陌生的海外来客就会给他们那么多富含卡路里、能长久存储的方便食物。这种情况很常见，交易双方都觉得对手是买贵了的白痴：李嘉图的魔术之美就在这里。“英国人傻啊，”17世纪加拿大的一位山区土著猎人对法国传教士说
，“这么一张海狸皮，他们居然拿20把刀来换。”轻视是相互的。1767年，英国皇家海军军舰“海豚号”上的水手们发现，只值20分钱的铁钉子能在大溪地岛上买到一次性交易
——水手们和大溪地岛的男人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运气居然会有这么好，至于大溪地岛的妇女们对这笔交易作何感受，是否和自己的男性同胞们一样高兴，历史上就没有资料记载了。12天后，猖獗的通货膨胀率固定下来，性交易价值一根9英寸长的航海解索针。
卡迪尔来的商人还一路往南抵达了非洲海岸，用“沉默交换法”从当地居民那儿换黄金：把商品留在岸上之后就后退。李嘉图的比较优势定律控制了腓尼基的世界。提尔城是通商口岸的原型，地位相当于其后的热那亚、阿姆斯特丹、纽约和香港。腓尼基人的形象，散布在一段说不清的伟大历史当中。这段历史说不清，是因为有关提尔城的书籍，给巴比伦国王尼布甲尼撒、波斯国王居鲁士和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一类的暴徒破坏殆尽，迦太基则损毁于罗马名将西皮奥之手；所以，我们只能通过当时对腓尼基人嫉妒又势利眼的邻国留下的只言片语来了解它。但老实说，还有什么人比腓尼基人更值得敬佩的吗？他们不光把整个地中海地区联系在了一起，还把大西洋、红海的部分地区拉拢了过来，又通过陆上路线连接起了亚洲，他们从来没有过皇帝，投入宗教时间相对较少，也不打什么难忘的恶战——除非你把坎尼
战役算上，打那场仗的，是迦太基人出钱买来的雇佣军。我不是说他们必然是些善良人，他们也买卖奴隶，有时也不惜发动战争，还跟海盗非利士人（非利士人被称做“海上民族”，公元前1200年前后，他们大肆破坏沿海城市）做生意，但较之历史上的其他成功民族，腓尼基人似乎顶住了诱惑，没从商人变成盗贼、牧师和酋长。他们靠着做生意，发现了社会的美德。
腓尼基人的散落分布给我们上了另外一堂重要的课程，这一点由大卫·休谟最早提出
：很多时候，政治分裂是经济进步的朋友而非敌人，因为挡住了“权力和权威两者”挺进的步伐。提尔、西顿、迦太基、卡迪尔全都实现繁荣，并不需要结成一个单一的政治实体。它们最多不过是联邦罢了。公元前600年到公元前300年，爱琴海周围财富和文化的蓬勃兴盛，也讲述了相同的故事。靠着在小型独立“公民国家”（非统一大帝国）之间贸易通商，先是米利都人，尔后是雅典人及其盟友们实现了富裕。米利都人复制了腓尼基人的船舶和贸易习惯，成了希腊爱奥尼亚最成功的城市，它像“一只庞大的蜘蛛”，坐落在四条通商路线的结合点
：从东陆路可抵亚洲，向北穿越达达尼尔海峡到达黑海，向南通往埃及，向西到达意大利。尽管米利都在黑海各处建立了殖民地，但它并非帝国的首都，而是平等诸国之首
。米利都首选的贸易伙伴锡巴里斯城位于意大利南部肥沃平原的趾部，在遭到敌人摧毁之前，它曾发展到了数十万人口的规模，并成为富裕和高尚的代名词。公元前510年，克拉提斯河改道，锡巴里斯也被埋入河底。
公元前480年，阿提卡的劳里温发现了丰富的银矿，雅典这座民主试验田由此达到了地区经济超级大国的地位，它不光养得起一支海军，打败了波斯人，还确立了首席元老选举制度。希腊世界以发掘贸易收益为重要基础：用克里米亚的粮食、利比亚的藏红花、西西里岛的金属，交换爱琴海的橄榄油。当代有些哲学家一心想超越卑鄙肮脏的世界经济现实，但想必他们很清楚地记得，有了贸易，好的想法才能异花授粉，造就伟大的发现。毕达哥拉斯很可能是从学过几何学、又去埃及做过生意的米利都学派泰勒斯门下的学生那儿想到勾股定律概念的。要不是劳里温底层有上万奴隶辛苦劳动，地中海沿岸有上万雅典商品的消费者，我们永远不会知晓伯里克利、苏格拉底或者埃斯库罗斯的名作。
可到公元前338年，马其顿王国的菲利普二世将希腊纳入帝国的版图，希腊就辉煌不再了。要是亚历山大大帝（他是菲利普二世的儿子）的帝国延续下去，马其顿王国肯定也会像之前的波斯帝国一样，在商业和智性上陷入停滞。幸好，亚历山大死后，帝国分崩离析，帝国的一部分重新独立为靠贸易养活的城邦国，焕发了新生，这其中最著名的是埃及的亚利山大港，在相对开明、喜欢收集图书的托勒密三世统治下，30多万人富裕地生活在此。这座城市的财富靠的是一些新的贸易路线：在尼罗河的覆盖范围内，出口经济作物棉花、红酒、粮食和纸莎草。
倒不是说民主的城邦国家是唯一实现经济繁荣的地方，但这里的确存在一个可以分辨的模式。很明显，政府有限制（但也不能弱到存在普遍的剽窃行为），比如政府是民主的或是分裂的，这对劳动分工的发展是一件颇有好处的事情。最主要的原因在于，按照定义，强势政府是垄断的，垄断总是会走向故步自封、停滞不前、自私自利。统治者们热爱垄断，因为就算他们无法把垄断权利捏在自己手里，也可以向自己偏爱的集团出卖、授予垄断权利，并向之征税。他们同样热爱另一条永恒的谬论：如果他们能规划、安排企业，而不是允许并鼓励其发展，企业会运作得更有效率。科学家兼历史学家特伦斯·基莱（Terence Kealey）指出，企业家是理性人，如果他们发现窃取财富比创造财富轻松得多，必然会去窃取：“过去10000年里的人类大战，一直是反垄断之战。”
基督教时代开始前后两大帝国的成功，也并不能驳斥上述观点：罗马和印度都是先实现了经济统一带来的好处，尔后则延续了政治统一带来的灾难。印度的孔雀王朝
似乎靠着帝国君主制度和贸易扩大化的结合，收获了恒河流域的繁荣。公元前250年，它在阿育王的统治下达到极盛期。阿育王本来是个战士，打赢了仗之后就变成了佛教和平主义者，就国家首脑而言，他对经济的态度极为温和。他修建道路和水路，鼓励商品流动，他确定了统一的货币，打开了通往中国、东南亚和中东的海上贸易路线，引发了以棉花及丝绸纺织品占主导地位的出口热潮。贸易几乎完全由类似公司式的私人企业（即“sreni”，是行会、共同体的意思）进行，税收的覆盖范围尽管很大，但受监管。科学上出现了重大进步，发明了零的概念、十进制，能精确计算圆周率。在还没变成极权主义之前，阿育王的帝国就解体了，留下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丰富遗产：之后的几个世纪里，印度次大陆都是全世界人口最多、最繁荣的地区，人口占世界的1/3，GDP也占1/3。毫无疑问，它是当时的经济超级大国
，中国和罗马都相形见绌，首都巴特那是全世界最大的城市，以园林、奢侈品和市场闻名。可惜，到了后来的笈多王朝，种姓制度令印度商业陷入了僵化。
阿育王是汉尼拔和西皮奥的同时代人，后两者叫我想起了罗马。从建立的第一天到帝国的覆亡，罗马最擅长的事情就是掠夺各行省，用来偿付首都附近地区的贿赂、奢侈品、凯旋仪式以及士兵们的养老金等开销。声名赫赫的罗马人有四种获取财富的体面方式：拥有土地、打仗获取战利品、放贷和受贿。公元前51到前50年，西塞罗在西里西亚任总督，往口袋里捞了200多万银币（是他口中“奢侈”定义的3倍）——就这样，时人还都说他是个特别诚实的总督。
然而，罗马的霸权毫无疑问是建立在贸易基础上的。罗马是希腊和迦太基贸易区的最终统一，掌权的是少数几个好战的伊特鲁里亚人和拉丁人。“古代历史处处回响着雅利安精英斗士们的血腥荣耀，”托马斯·卡尼（Thomas Carney）说
，“黎凡特人、亚兰人、叙利亚人和希腊外乡人等古代经济英雄却遭到轻视。”意大利南部最繁荣、人口最多的城市，西西里岛以及自此以东的地方，是罗马世界的核心，讲希腊语；罗马军团和执政官们大摇大摆地凯旋时，是这些地方从事着艰苦的工作，为人们带来富裕。传统的罗马历史很少提到维持帝国的市场、商人、舰船和家族企业，反倒喜欢吹嘘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商业贸易真的不存在。奥斯蒂亚是一个相当于今之香港的贸易城市
，有一座“巨大的广场，50多家商号的总部都设立于此”。坎帕尼亚农村的大部分地区都是依靠奴隶劳工的种植场，生产出口的葡萄酒和油。
此外，罗马从共和国变成帝国之后持续繁荣，一部分原因或可归结到“发现”了印度上。
奥古斯都吞并埃及之后，罗马人接管了埃及人对东方的贸易，很快，红海生机勃勃地挤满了罗马运输锡、铅、银、玻璃和红酒的巨大货船——红酒很快成了印度的一种新鲜商品。多亏人们发现了季风，夏天，它把船只往东吹，冬天，又把船只往西吹回来，横跨阿拉伯海的航程从几年缩短到了几个月。终于，罗马的船舶跟全世界的经济引擎直接牵上了线。公元1世纪，《红海环航记》（The Periplus of the Erythrean Sea）的佚名作者描述了印度洋上的贸易与航行；古希腊地理学家斯特雷波（Strabo）说，“如今，大舰队远航到了印度”；罗马皇帝提庇留抱怨说，印度人的奢侈品耗光了帝国的财富。来自印度的孔雀成了罗马富豪们最想拥有的东西。巴里戈查（今古吉拉特邦布罗奇）等印度港口似乎通过向西方出口棉布和其他制成品而繁荣起来。很快，连印度都出现了罗马商人的专属领地，直至今天，他们的钱币和双耳细颈瓶库藏仍时有出土。比如，靠近现代旁迪切里东海岸的阿里卡曼陀，就从罗马治下的叙利亚进口玻璃出口到中国（吹制玻璃是罗马的一项新发明，整个帝国的玻璃突然之间质量有了大幅提高，而且也便宜了许多）。
让我们从消费者的角度来想想这一点。中国没人会吹制玻璃，欧洲没人会缫丝，然而，多亏有了印度的中间人，欧洲人穿上了丝绸，中国人用上了玻璃。好看的绸缎竟然是用毛毛虫的茧织出来的——欧洲人或许会嘲笑这荒唐的传说；透明的瓷器居然是沙子做出来的——中国人恐怕会为这滑稽的故事捧腹大笑。但不管是他们，还是印度中间人，日子都变得更好过了。三者都获得了别人的劳动。用罗伯特·赖特的话说，这是一场非零交易。集体大脑已经扩大到了整个印度洋，提高了大洋两岸的生活水平。
但掠夺横行、发明匮乏、野蛮人入侵以及罗马皇帝戴克里先
的刻板条文最终埋葬了罗马帝国。随着帝国因为沉重的官僚负担而分崩离析，至少在西方，有息贷款消失了，硬币也无法再自由流通。在随后降临的黑暗时代，由于自由贸易再无可能，城市萎缩，市场衰退，商人消失，识字的人减少，再之后（说起来真的很残酷），等哥特人、匈奴人和汪达尔人
的铁蹄袭来，人人都被迫回到了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欧洲“去城市化”了。连东西罗马帝国从前的首都，罗马城和君士坦丁堡，人口都降到了从前的一丁点儿。与埃及、印度的贸易基本上枯竭了（尤其是阿拉伯人控制了亚利山大港之后），这样一来，不光纸莎草、香料和丝绸等东方来的进口货没了，连坎帕尼的出口型种植园也被农民们划成了小块，改种粮食糊口了。从这层意义上来说，罗马帝国的衰亡把消费者兼贸易者重新变回了自给自足的农民。黑暗时代就是一场嬉皮士“回归田园”生活的大规模试验（只不过没有信托基金）：你自己种粮食，自己剪羊毛，自己鞣皮革，自己伐木材。但凡你生产出一丁点儿盈余，都会给充了公拿去养活修道士，又或者，你偶尔也能卖点东西，从兼职铁匠那儿买把金属工具。反正，自给自足取代了专业分工。
当然，事情也并非完全如此。每座村庄或修道院里，都存在一定程度的专业分工，但不足以维持大规模的城镇。但至少现在有了改进技术的动机了——依靠奴隶劳动的罗马帝国则没有这种动机。西罗马帝国覆灭很久以后，欧洲北部逐渐出现了稳步创新，开始改善生产力：炮管、肥皂、辐条轮毂、上射式水车、马蹄铁和马项圈。断断续续地，拜占庭靠着地中海残存的贸易繁荣起来，但一路上不停遭到瘟疫、战争、政治和海盗的阻击。公元8世纪，因为粮食和制造的地区性贸易实现了一定程度的复兴，法兰克加洛林王朝开始了掠夺性扩张
，同时也刺激了整个地中海的香料和奴隶贸易。北欧的维京人划着船顺着俄罗斯的河流冲进了黑海和地中海，部分恢复了与东方的贸易（偶尔也搞搞海盗营生）——由此突然繁荣起来，势力大涨。
但同一时期，繁荣的火炬传到了东方。由于欧洲跌回了自给自足状态，阿拉伯人发现了贸易带来的好处。按照故事通常的讲法，公元7世纪，沙漠正中突然出现了一位全知全能的先知——他既有宗教上的号召力，又有着军事领导才能。其实，这还蛮叫人困惑的。故事里缺失的一环，是阿拉伯人突然把持了通商要冲地位的经济原因。靠着一种新近完善的技术（也就是骆驼），阿拉伯半岛的人们猛然发现，自己刚好处在了能收获东西方贸易好处的地方。阿拉伯人的骆驼商队成了财富的源头，把穆罕穆德及其追随者带上了权力之路。早在几千年前骆驼就被驯化了，但一直到公元纪年的最初几个世纪，它才最终成了一种可靠的负重牲畜。它能背负的重量比驴子多得多，能到带轮的牛车去不了的地方，又因为它能自己在旅途里找吃的，饲料成本近乎为零——就跟帆船一样。有一阵子，就连拜占庭的红海舰队都觉得自己跟“沙漠之舟”比起来处在竞争劣势上——因为它既要等待合适的风向，又要承受海盗的肆虐。再后来，波斯萨珊王朝和拜占庭君士坦丁堡之间的战争破坏了幼发拉底河的水上通商渠道，麦加人（就像是走陆路的腓尼基人）通过贸易致富的大门敞开了。香料、奴隶和纺织品往西方和北方去，红酒和玻璃往南方和东方去。
其后，靠着中国的两项发明，即三角形船帆和船尾舵，阿拉伯人把自己的商业触角延伸到了非洲和远东地区。公元826年，一艘单桅三角帆船在印度尼西亚勿里洞岛沉没
，船上满载着黄金、白银、铅、漆器、青铜器和陶瓷器，内有40000件长沙碗、1000件丧葬用瓮、800件墨瓶——全都是湖南的瓷窑为巴格达和巴士拉
富有的消费者们大规模生产的出口货。这并非偶然，自由贸易的阿拉伯人不光交流商品，还交流思想，文化繁荣起来。他们走出家乡，为从亚丁湾到科尔瓦多的一大片地区带回了奢侈品和知识，直到帝国的傲慢不可避免地降临，之后又实行了严厉的宗教镇压。一待神职人员收紧了铁爪
，书籍就成了用来烧毁的东西，没人读了。
到了一定的时候，多亏了犹太商人，穆斯林从贸易里获得的收益开始把欧洲从自给自足的泥潭里撬动起来。公元10世纪，犹太人放弃了巴格达愈发压抑的阿巴斯王朝的法庭，转到较为宽容的埃及法蒂玛王朝控制的地区。他们沿着地中海和西西里岛南岸，发展出了跟正规法庭相悖的合同执行规范以及排斥违规者的处罚方式。
和所有杰出企业家一样，尽管有来自政府的大量干扰，他们仍然茁壮成长起来。同时，犹太商人跟意大利的贸易港口开始了贸易。意大利的农民逐渐发现，他们不用再在赤贫的继承人之间分割土地，倒可以派儿子到镇上去跟马格里布犹太人
学做生意。
意大利北部由于是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梵蒂冈教皇之间的骑墙派，暂时碰上了好运气，没摊上个贪婪的国王来寻租。在神圣罗马帝国奥托一世的影响下，阿拉伯海盗和罗马教皇的掠夺稍微收敛了一些。伦巴第和托斯卡纳地区的城镇发现，自己居然能够自由成立地方政府了。又因为这些城镇本来就是因为贸易而存在的，商人的利益在政府里占了上风。背靠跟马格里布犹太商人的贸易往来，阿马尔菲、比萨，还有最重要的热那亚，相继蓬勃发展起来。欧洲人注意到印度-阿拉伯发明的小数、分数和利息计算法，是因为有个住在北非的波斯商人，名叫斐波纳契（Fibonacci）的
，1202年出版了《算盘全书》（Liber Abaci）一书。1161年，客商保护协定达成之后，热那亚与北非的贸易额翻了一番
，1293年，该城的贸易额超过了法兰西国王的全部收入。意大利北部城市卢卡获得了丝绸贸易的强势地位，之后又进军了银行信贷业。佛罗伦萨靠着羊毛纺织和丝绸致了富。通往阿尔卑斯山的门户米兰，靠着当市集繁荣了起来。还有威尼斯，因为周边咸水湖保障了自身安全，获得了长时间的独立，逐渐成了贸易城市国的缩影。虽说互有竞争，彼此之间也经常打仗，但商人们治理下的各个城市共和国不光行事谨慎地避免贸易遭税收和管控扼杀，还想方设法地鼓励贸易。比如，威尼斯政府就造船出租，还安排护航队伍。
连欧洲北部都感受到了意大利的繁荣。威尼斯商人越过阿尔卑斯东段的勃伦纳山口进入德国，他们寻找白银，并开始出现在法兰德斯（这里是各王国之间的又一处无人监管区）的香槟集市，带着丝绸、香料、糖和漆器来交换羊毛。举个例子，15世纪初，乔凡尼·阿尔诺菲尼长居布鲁日，为家人在卢卡的丝绸生意当业务代理，并在扬·凡·艾克
的著名画作中得到了永生。尽管中世纪时欧洲只有很小比例的人口看见过丝绸和糖，经常看得到的就更少了，欧洲本地生产总值只有极小的部分来自这类贸易，但有一点不可否认：欧洲的觉醒就是当地通过意大利贸易，跟中国、意大利、阿拉伯和拜占庭世界接触而推动起来的。参与亚洲贸易的地区比没参加的地区日益强盛，到1500年，意大利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欧洲平均水平高出60%
。不过，历史学家常常对有着异国情调的东方贸易太过看重。事实上，迟至1600年，由于运输成本的关系，欧洲跟亚洲之间的贸易均以香料等奢侈品为主，其交易额只占欧洲地区牲畜买卖的一半。
欧洲能够与亚洲开展贸易，是因为它内部的贸易足够多，而不是反过来。
不可避免地，人们重新发现了贸易带来的好处——人可以再次变成消费者，也就是说，生产经济作物，然后卖给彼此。如果我多种点小麦，你多鞣些皮革，那么我就能给你提供粮食，你可以帮我做皮鞋……终于，公元12世纪，城镇迅速发展起来。到1200年，欧洲再次变成了市场、商人和工匠聚集的地方，不过，它仍然严重依赖占人口总数70%的农民，靠他们在地里干活，生产粮食、纤维、燃料和住房材料。在异常温暖的气候下，整个大陆享受着经济繁荣。欧洲大陆的生活水平全线上扬，尤其是北部，来自德国吕贝克港口和其他城市的汉萨商人，配备着名为“科格”（Cog）的全新巨型帆船（虽说行驶速度缓慢，但胜在容积大），在波罗的海和北海地区做买卖，就跟热那亚人在地中海一样。他们为西部和南部带去木材、皮毛、白蜡、青鱼和树脂，交换衣料和粮食。跟马格里布犹太商人一样，他们在海外设计出了独立于国家法律的商业法，自行惩处违约者。哥特兰岛上的维斯比商人顺着俄罗斯的河流和黑海，经俄国的诺夫哥罗德城重新跟远东建立起了联系，绕开了控制直布罗陀海峡的阿拉伯人。
同一时期，中国却走上了另一条路，陷入了停滞和贫困。公元1000年前后，它是一个经济和技术活跃发展的国家，到1950年，它却变成了一个人口稠密、农业落后的国家。按经济历史数据考证与分析专家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的估计
，它是全世界唯一一个1950年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公元1000年的地区。
且慢赞美它的繁荣吧。公元前1000年，第一轮真正的经济繁荣出现在了摇摇欲坠的周朝。之后，公元220年，汉帝国崩溃，三国时期再现了文化和科技的繁荣。公元907年，唐帝国终结，五代十国彼此征战不休，中国却出现了一波最为壮观的发明热潮和经济繁荣，宋朝继承了这笔遗产。
公元11世纪后期，中国人是丝绸、茶叶、瓷器、造纸和印刷领域的大师，指南针和火药自不待言。他们使用多轴传动的棉轮、水锤磨，还有雨伞、火柴、牙刷和纸牌。
他们用煤制成焦炭，冶炼优质铸铁：他们一年要生产12.5万吨生铁。他们利用水力纺织粗麻线。他们有精致、华丽的水钟。整个长江三角洲，人们都勤勤恳恳地遵循“男耕女织”的儒家教诲，农民劳作谋生，也换取现金，用现金来消费商品。艺术、科学和工程蓬勃发展。桥梁和宝塔处处涌现。雕版印刷满足了群众对文学的迫切渴望。简而言之，宋代出现了极其复杂的劳动分工：很多人都消费着彼此生产的东西。
到了13、14世纪，灾难降临了。先是蒙古人入侵，之后是黑死病
，再接着又是一连串的自然灾害，最后，出现了扭曲得登峰造极的明朝极权统治。第6章中我将指出，黑死病刺激欧洲进一步获取贸易的好处，摆脱自给自足的陷阱；可为什么它在中国没有出现同样的效果呢？当时，全国的人口较之从前减少了一半，为什么多余的土地没有让人们富裕起来，获得更多的可支配收入呢？明王朝要为这一切的错误负全责。西欧能在黑死病后恢复元气，完全是因为存在商人控制也为商人服务的独立城市国家，尤其是在意大利和德国的佛兰德斯地区。鼠疫过后，劳动阶层暂时地获得了权利，而有了上述地区的存在，欧洲的地主无法再重新实行农奴制度，限制农民迁徙。而在东欧、埃及的马穆鲁克王朝和中国的明朝，农奴制被有效地恢复起来
。
帝国，推而广之到政府，往往先是好的东西，延续较长时间之后，就成了坏的东西。起初，它们提供集中服务，消除贸易和专业化的障碍，进一步提高社会蓬勃发展的能力；故此，就连成吉思汗强权推行的“蒙古和平时代”，也曾消灭丝绸之路沿途的土匪，降低了东方商品运到欧洲的成本，让亚洲的陆上交易变得更为顺畅。但接下来，正如彼得·特琴（Peter Turchin）所说，在中世纪伊斯兰地理学家伊本·赫勒敦（Ibn Khaldun）的带领下
，政府逐渐容纳了越来越多雄心勃勃的精英，制定执行越来越多的规矩，越来越多地干涉人们的生活，攫取社会收入里越来越大的份额，直到把“下金蛋的鹅”彻底杀死。这对今天是个教训。经济学家们很愿意讲“市场失灵”，没错，但更大的威胁来自“政府失灵”。因为政府是垄断者，它把自己运作的大多数事情搞得缺乏效率，陷入停滞；政府机构不断加大预算，对消费者的服务却没什么提高；施压团体跟政府机构结成了“邪恶同盟”，从纳税人口袋里压榨出越来越多的钱供自己人挥霍。即便如此，还是有好多最聪明的人呼吁政府负责更多的事情
，还以为只要它这么做了，下一回它就会变得更完美、更无私。
明朝皇帝们不光把大多数产业和贸易纳为国有，造就了国家对盐、铁、茶、酒、外贸和教育的垄断
，还以极权方式干涉国民的日常生活，进行言论审查
。明代官员社会地位高而薪俸低，两相结合必然孕育出腐败和寻租。和所有官僚一样，他们本能地怀疑创新会威胁自己的地位，他们花越来越多的精力考虑自己的利益，而不是努力达成最初设置职位时定下的目标。诚如法国汉学家白乐日（Etienne Balazs）所说
：
专制之国的势力范围，官僚制度的无限威力，是愈发走向极致了。当时对人们的服饰、对公共和私人建筑（房屋的尺寸）均有管制；一个人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听什么音乐，过什么节日，所有这些都有管制。生有生的规矩，死有死的规矩。从生到死，人生活里的一举一动都处在天朝的密切监视之下。这是一个充满官样文章和烦恼的政权，无穷无尽的官样文章，无穷无尽的烦恼。
别被这段文字给愚弄了：白乐日描述的是明朝的情况。大明王朝开国之君洪武帝的行为
，为我们展示了扼杀经济的最佳范例：未经政府许可，禁止所有贸易和出行；强迫商户每个月登记一次商品库存；吩咐农民只能耕种自己要消费的作物，不得上市场进行买卖；纵容通货膨胀，将纸币贬值到从前的万分之一。其后继位的永乐大帝又为这份项目单增加了一些新内容：大费周章地迁都；维持庞大的军队；攻打越南宣告失败；让最受宠信的太监掌管巨型国家舰队远洋出海，舰队上载着27000名乘客、5个占星家和一头长颈鹿，之后，又因为这次使命没能赚到钱，一怒之下禁止所有人造船，不得与外国通商。
不过，中华民族是热切渴望跟世界通商的。16世纪，葡萄牙战舰从澳门带着丝绸到日本去换白银。17世纪，附近沿海的舢板偷偷下海，载着丝绸、棉花、瓷器、火药、水银、铜、核桃和茶叶抵达马尼拉。在那儿，它们会跟一艘西班牙大帆船接头，西班牙大船上装满了秘鲁波托西矿山开采出的白银
，从阿卡普尔科横穿了太平洋而来。明朝末年，连续3年，阿卡普尔科驶来的帆船都遇上了海难，令明朝出现了白银匮乏的局面，国力大减；与此同时，满族商人却靠着和日本、韩国进行商品贸易赚来的钱资助战争，并最终夺了天下——一切皆非偶然。
一部分问题在于，中国工匠没法像欧洲人常做的那样，逃到更宽容的统治者或者更投缘的共和国去干活。由于半岛众多，山脉庞杂，欧洲比中国更难统一：这一点，你要是不信的话，可以去问问神圣罗马帝国的查理五世、法兰西的“太阳王”路易十四，还有拿破仑，或者希特勒。罗马人曾短暂统一欧洲，结果跟明朝别无二致：停滞和官僚主义。在皇帝戴克里先的统治下（跟明朝永乐一样），“收税人变得比纳税人都多”，史学家拉克坦修斯（Lactantius）说。
此外，“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城市，都受成群的总督和蜂拥的独裁官压迫；此外，他们还给独裁官加上了无数的收税员、书记和助理。”
那以后，欧洲陷入了四分五裂状态，不同的国家彼此交战。所以，欧洲人随时可以拔腿就走：有时是逃离残忍的统治者，法国的胡格诺教派和西班牙的犹太人就是这么做的；有时是受雄心百丈的统治者所吸引，有时是为了投奔共和制度带来的自由。意大利人哥伦布放弃了游说葡萄牙，掉头又可以去西班牙碰运气。斯福扎家族（The Sforzas）吸引工程技术人员到米兰；路易十一诱惑意大利丝绸制造商到里昂设厂；发明印刷机的约翰·古腾堡（Johann Gutenberg）为了寻找投资人，从美因茨搬到斯特拉斯堡；古斯塔夫·阿道尔夫（Gustavus Adolphus）听从一个名叫路易斯·德·耶尔的瓦隆人劝说，创建了瑞典的钢铁工业；法国当局付了发明飞梭的英国人约翰·凯（John Kay）每年2500里弗尔，到诺曼底巡回展示他的机器。18世纪初出现过一起特别怪异的产业偷盗案例，波兰国王奥古斯都大力王囚禁了一个途经本国的骗子，免得他落入别国之手，结果，却意想不到地垄断了瓷器制造业。这骗子叫约翰·弗里德里希·伯特格尔
，他说自己能制造黄金，当然造不出来喽。不过，他完善了同行的工艺，制造出精美的瓷器，指望以此换回自由。哪知道奥古斯却更加牢靠地把他锁进了梅森山顶的城堡里，让他大量制造茶壶和花瓶。简而言之，竞争是欧洲实现工业化的巨大动力，也从国家和企业层面上，对令人窒息的官僚主义起到了牵制作用。
荷兰人是欧洲政治分裂状态的最大受益者。截至1670年，荷兰人既不受君主的统治，内部也是四分五裂，可他们支配了整个欧洲的国际贸易，他们的商船队比法国、英格兰、苏格兰、神圣罗马帝国、西班牙和葡萄牙诸国加起来还大。
他们从波罗的海带来粮食，从北海带来青鱼，从北极带来鲸脂，从南欧带来红酒和水果，从东方带来香料，当然也把自己的制成品带给任何想要的人。通过高效的船舶制造技术（不光是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威廉·配第发现的造船厂里的新型劳动分工），他们使其他各项运输成本下降了1/3还多。但好运并未持续太久。短短一个世纪，路易十四和其他君主通过一连串的战争、重商主义式的报复行动和高税收，结束了荷兰人的黄金时代。人们利用自由贸易提高生活水平的又一轮尝试落了空。好在欧洲不像早早实现大一统的中国，令其他人拾起了接力棒——尤以英国人为最。
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人最幸运的地方在于，正当国内工业起飞的时候，罗伯特·皮尔
投入了自由贸易的怀抱，而同时期中国明朝的永乐大帝却禁止它。1846~1860年，英方单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开放市场，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贸易自由度。它废除了谷物法，结束了航海条例，取消了所有关税，跟法国以及履行“最惠国”原则（也就是适用于交易各方的自由化）的国家签署贸易条约。降低关税顿时像病毒一般在世界各国传播开来，真正的全球自由贸易终于到来了——一场全球参与的大型腓尼基试验。所以，到了这个关键时刻，美洲得以专注于为英国和欧洲提供粮食与纤维，英国和欧洲则进一步专注于为全球消费者提供工业制成品。双方都得了好处。比如，到1920年，伦敦人吃的牛肉80%都是进口的，其中大部分来自阿根廷，也因此阿根廷得以跻身于当时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列。普拉特河（River Plate）的河口两岸成了巨大的屠宰场
，把宰好的牛肉做成罐头并加以腌制、风干以供出口，乌拉圭小城弗赖·本托斯（Fray Bentos）的镇名在英国竟成了肉罐头的代名词。
来自历史的信息是如此的明显——自由贸易能实现共同繁荣，而保护主义导致贫困，要是有人偏偏不肯这么想，简直荒唐。还没有哪个国家出现过这样的局面：打开了国境做贸易，最后居然变得更穷了（强迫进行奴隶或毒品贸易，恐怕是另一个问题）。自由贸易适合所有的国家，哪怕你搞自由贸易，而你的邻国不搞自由贸易。想想看：你所在的街道愿意接受其他街道的产品，而这些街道却只接受自己的产品，谁会是输家？然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却有一个又一个的国家想叫邻居沦为乞丐。
20世纪30年代，由于货币贬值、失业率上升，很多国家的政府都试图实现自给自足，替代进口货，如伊奥纳·梅塔克萨斯任总理时的希腊、佛朗哥治下的西班牙、通过斯姆特-霍利关税法（The Smoot-Hawley Tariff Act）之后的美国。1929~1934年，全球贸易下降了2/3。在20世纪30年代的印度，英国殖民政府为保护小麦农户、棉花制造商和食糖生产厂家，向澳大利亚、日本和爪哇的廉价进口货征收关税。结果，保护主义的措施却加剧了经济的崩溃。1929年之后的5年里，日本丝绸出口量从总产量的36%降到了13%。人口迅速增长，货品出口和移民机会却急剧萎缩，也难怪日本政府改走帝国扩张路线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整个拉美大陆受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雷维什（Raul Prebisch）的影响（他以为自己找到了李嘉图的逻辑漏洞），纷纷放弃自由贸易路线，结果陷入了数十年的经济停滞。印度在其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的领导下也走上了自给自足的道路，关闭贸易边境，指望靠着替代进口货实现繁荣，它同样陷入了停滞。但人们还是不断尝试着：霍查治下的阿尔巴尼亚、菲德尔·卡斯特罗治下的古巴——所有施行保护主义的国家，无一例外地受到了沉重打击。而选择自由贸易的国家和地区，如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韩国，还有稍后的毛里求斯，则实现了奇迹般的经济增长。20世纪后期改弦易辙的国家包括日本、德国、智利、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印度以及最近的乌干达和加纳。走上改革开放之路以后，中国在20年里把进口关税从55%降到了10%，从保护主义风气极盛的国家，转眼变成了全世界最开放的市场。
结果，世界迎来了历史上最大的经济繁荣。这正应了经济学家约翰·诺伯格（Johann Norberg）的说法：贸易就像一台神奇的机器，能把土豆变成电脑，或者，能把你手里有的任何东西变成你想要的任何东西——那么，谁不希望拥有这样一台机器听凭自己使唤呢？
举例来说，贸易能够改变非洲的前景。20世纪90年代，中国从非洲的采购额翻了4倍（尚不包括中国在非洲的直接投资），21世纪最初10年，再次翻了4倍，但这个数字仍然只占中国对外贸易的2%。从打开国门跟非洲大陆进行贸易这个角度来看，中国让欧洲和美国相形见绌了。美欧实行的农业补贴，对棉花、食糖、大米和其他产品的进口关税，令非洲每年损失5000亿美元的出口机会
，是对非援助预算的整整12倍。
诚然，贸易确实也有一定的破坏性。廉价进口商品可以摧毁国内的工作岗位——但与此同时，它们替消费者省下钱来购买其他商品和服务，从而在国内国外创造出了更多新的就业岗位。要是欧洲人发现越南造的鞋更便宜，那么他们就能有更多的钱花在美容美发上，于是欧洲人就能在美发沙龙找到更多良好的工作机会，鞋厂里的枯燥岗位则减少了。自然，厂商会继续寻找能容忍低工资和低生活水平的国家——尽管，西方活动家们会提出抗议，可厂商的这种做法，实际上是提高了这些后进国家（这些国家也是最需要提高工资和生活水平的地方）的工资和生活水平。与其说这是“逐底”竞争，倒不如说这是“提高最低水平”的竞争。例如，耐克在越南的血汗工厂支付的工资是当地国有工厂的3倍，而且有着好得多的设施。它带动了工资和生活水平的提高。在贸易和外包发展最迅速的时期，童工自20世纪80年代减少了一半，如果说它真的降低了生活水平，童工肯定会更多才对。
贸易把人们吸引到城市，贫民窟激增。这难道不是一件糟糕的事情吗？不。在浪漫派诗人看来，工业革命的碾碎机大概面目可憎；但对年轻人来说，与其在农村的一小块土地上卖命挣扎，住在肮脏又拥挤的茅草棚里，城市的灯塔里却到处闪耀着希望的光。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国最重要的小说家福特·马克多斯·福特（Ford Madox Ford）在《伦敦的灵魂》（The Soul of London）一书中赞美道
，在富人眼里，城市似乎拥挤又肮脏，可在劳动阶层眼里，它是解放和创业的天堂呢。
去问问现代的印度妇女，为什么她想离开农村的家乡到孟买的贫民窟去？因为城市里除了各种危险和肮脏，还代表着机会，逃离她故土农村的机会：故乡只有苦差，没有薪资；家族的控制让人窒息；还得顶着毒辣的太阳或者倾盆的暴雨在田里干活。正如亨利·福特说，他发明汽车的动力，是要逃离“中西部农场令人崩溃的苦闷生活”；也正如印裔美籍作家苏科图·梅塔（Suketa Mehta）所说
：“对印度农村的年轻人来说，孟买的魅力不光在钱上，它还意味着自由。”
放眼亚洲、拉丁美洲和非洲，农民们如潮水般离开土地迁徙到城市，找到劳动有报酬的工作。对许多满怀泥土乡愁的西方人来说，这是一股令人遗憾的发展趋势。许多慈善机构和援助机构认为自己的任务就是帮助农民维持农村的生活，打消他们迁往城市的念头。“我在发达国家的诸多同代人，”斯图尔特·布兰德说
，“认为自给自足地务农是件浪漫又环保的事，但实际上，它是贫困的陷阱，也是一场环境灾难。”可内罗毕（肯尼亚首都）、圣保罗（巴西第一大城市和港口）的贫民窟肯定比宁静的乡村更糟糕吧？搬到那儿去的人们可不这么想。只要一有机会，他们就会用脚投票，雄辩地表达出对城市的热爱，因为城市里不管生活条件多么贫穷，始终都充满机会，也有更大的自由。“跟留在乡下的同龄人相比，我生活的各个方面都要好得多。”加纳首都阿克拉一位每天挣4美元的教师德里约·奎西·安德鲁说。
农村的自给自足只不过是浪漫的海市蜃楼，城市的机会才是人们想要的。2008年，全世界生活在城市里的人首次超过了总人口的一半。这并不是一件坏事。这是经济进步的一项衡量标准：超过一半的人口脱离了自给自足，去探索以集体大脑为基础的生活所充满的无穷可能性。2/3的经济增长都出现在城市。
不久前，人口统计学家还以为，随着住在宁静郊区的人们开始远程办公，新技术会把城市变成空心地带。但这一幕并没有发生——哪怕是在金融等轻型产业，人们也喜欢在玻璃高塔里跟彼此建立起更加密切的联系，完成交换
和各自的专业工作，而且，他们还愿意支付高得荒谬的租金来这么做。2025年，恐怕会有50亿人住在城市里（农村人口实际上会很快下降），有8座特大城市的人口都将超过2000万：东京、孟买、德里、达卡、圣保罗、墨西哥城、纽约和加尔各答。对地球而言，这是个好消息，因为和乡村居民比起来，城市居民占用的空间较小，使用的能源更少，对自然生态系统的影响更小。世界城市容纳了全球半数人口，但它们的面积还不到全球陆地面积的3%。美国的一些环保主义者兴许讨厌“城市扩张”，但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事情跟他们愿望正好相反：村庄越来越空旷，人们住在越来越密集的水泥森林里。哈佛大学经济学家爱德华·格莱泽（Edward Glaeser）说道
：“梭罗错了。农村生活不是照料地球的正确方式。我们能为这个星球做的最大努力，就是修建更多的摩天大楼。”
20世纪60年代，生态学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在德里市中心的出租车上过了一个“热得臭烘烘”的晚上，有了一番感悟。
“有了人，街道似乎活泼起来。人们吃饭，人们洗涤，人们睡觉，人们游览、争吵和尖叫。人们朝着出租车车窗伸出手来，乞讨。人们拉，人们撒。人们挤在公交上。人们放牧牲畜。人，人，人，人。”就是这位埃尔利希，跟许多受了文化冲击的西方人一样，认为世界上“人太多了”（引自他书里的章节标题）。不管生活会变得多么美好，兴许最后都会因为人口的增长变成泡影。他说得对吗？该是时候理解陈旧的“马尔萨斯人口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