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要能使本来只出产一串谷穗、一片草叶的土地长出两串谷穗、两片草叶来 ，谁就比所有的政客更有功于人类，对国家的贡献就更大。

——乔纳森·斯威夫特《格列佛游记》

1991年在阿尔卑斯山高处发现的木乃伊“冰人”奥兹 ，身上携带的装备跟发现他的登山客们几乎一样多。他带着铜、燧石、骨头和六种木头（分别是白蜡树、荚蒾灌木、椴树、山茱萸树、紫杉和桦树）制成的工具。他穿着草、树皮、肌腱和四种兽皮（熊皮、鹿皮、羊皮和牛皮）做的衣服。他带着两种真菌，一种充作药材，一种装在取火的工具包里，那包里有十多种植物和黄铁矿，都是拿来引燃火星的。他是一部活生生的知识积累百科全书——怎样制造工具、衣服，用什么材料来制造。他带着数十人甚至上千人的发明创造，他的工具包体现了他们的真知灼见。如果他非得从头开始发明自己所有的装备，那简直是个了不起的天才。但就算奥兹知道该做什么和怎么去做，光是收集食物和衣物所需的所有原材料（先不说住处和工具），就能把他活生生地累死，要是他还得自己动手冶炼、鞣革、编织、缝纫、铸造和打磨所有的东西，真不知得生出多少双手才够用了。毫无疑问，他是用自己的劳动，交换回了许多其他人的劳动。

他还消耗了其他物种的专业劳动。奥兹生活在5300多年前的阿尔卑斯山谷。那个时候，农业耕作覆盖欧洲南部已经有2000年了。较之以狩猎采集为生的祖先们，奥兹有牛羊为他整天吃草并将之转换成皮革和肉类；有小麦为他采集阳光，将之变成粮食。在人类提供的基因保护下，这些物种放弃了其他的生存使命，只用来完成这些专业任务。农业的关键就在这里，它转化其他物种的劳动，为人类提供服务。生物学家李·西尔弗 （Lee Silver）有一回曾在东南亚的一座村庄里看见“回家栖息”的鸡，他不由得想到，这些鸡其实就像是农夫的工具，整日在森林里为他采集食物。农业就是专业化和交换的延伸，把其他物种也囊括了进来。

奥兹还是资本投资的受益者。他恰好生活在金属时代的开端，当时人们头一回对铜加以冶炼。他质朴的铜斧（纯度高达99.7%），是在一座耗用了大量他人资本才建立起来的熔炉里冶炼出来的。他衣服里絮的谷壳，是用投资资本（其表现形式是储存起来的种子和劳动力）种出来的粮食。对亚当·斯密来说，资本“就是一定数量的堆积存储起来的劳动力，在必要的时候，用到其他的场合去”。

如果你能把其他人的劳动力储存起来以备日后使用，那么，你就能省下时间和精力去满足自己最迫切的需求，也就是说，你可以把它们投资到能带来更大回报的新东西上。一旦资本出现，创新就能加速了，因为时间和财产都可以投资到一开始没办法产生效益的项目里。举例来说，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很少拿得出时间去修建一座熔炉，缓慢又艰难地冶炼出足够做出一把铜斧头的金属——要是这样的话，哪怕他们能为斧头找到市场，也早就饿死了。

按传统的看法，有了农业，才有了可以储存起来的盈余，有了储存起来的盈余，将来才能用到贸易里，资本也才有了出现的可能。没有农业耕作之前，没人能囤积盈余。这么说有一定的道理，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把整个故事给讲反了。农业能出现，全是因为先有了交换贸易。有了交换贸易，人才有了动机专门种植农产品，生产盈余的食物。

短短几千年里，近东、安第斯山脉、墨西哥、中国、新几内亚高地、巴西热带雨林和非洲萨赫勒地区都各自独立出现了农业。有种东西让农业在这段时期不可避免地非出现不可：从长期来看，哪怕它最终导致了痛苦、疾病和专制统治，但它显然让最初这么做的人获得了竞争优势。不过，人们也并不是一朝一夕就过渡到农业的。人类饮食内容漫长而缓慢的转变，用了几万年才达到最高峰。在寻找额外热量的过程中，人们逐渐“从营养金字塔上降了下来”——也就是说，变得越来越倾向于素食了。2.3万年以前，在如今的以色列和叙利亚地区，除了鱼和鸟，人们对坚果、豆类，甚至草种产生了依赖，偶尔也吃点小羚羊（有可能是通过交换，由其他狩猎部落供应的）。有个叫“奥海罗二号”的著名遗址 （目前除了旱季都淹没在肯内列湖——加利利海下面）给出了人类在农耕之前吃野生谷物的直接证据。那儿有6顶茅草棚残存的遗迹，其中一顶的里面，有一块显然是用来碾磨种子用的平石头。靠着湖泊沉积物的保护，石头上留下了野生大麦种子碾出的细小淀粉颗粒。旁边还放着一口似乎是用来烘焙的石锅。把谷物碾成面粉烤熟了再吃，能够让人获得比生吃等量谷物翻倍的能量。

所以，面包的历史远比耕作悠久。可有一点叫人吃惊，“奥海罗二号”之后，人类隔了12000年才开始种植和收获诸如黑麦、小麦和大麦等谷物；那以后又过了4000年，人类终于利用遗传学培育出了种子沉甸甸、不带谷壳的六倍体小麦，自此以后，这种小麦成了人类最大的卡路里来源，分布也最为广泛。这样一来，有一个结论必然会冒出来：近东地区的人并不是傻瓜。早在艰苦地耕作培育谷物之前，他们就理解了这种植物的好处，把它磨成了淀粉，烘焙烤制。既然用不上几个小时的工夫就能收割野生小麦，有什么必要非得自己种呢？一项研究注意到了当时人类“极不情愿改吃自耕食物的心理”。

13000年前，现在称为“纳吐夫文化”（Natufian culture）的近东人还没有学会把谷粒打进筐里，而是使用石制镰刀来收割谷物的穗子。他们居住的地方已经颇为稳定了，而且出现了家鼠的滋扰。他们其实非常接近耕种了，只不过还没有从基因上驯化农作物。可就在这个即将创造历史的关头，他们却退回去了。他们放弃了定居点，回到了游牧生活方式，重新拓宽了自己的饮食范围。同一时期的埃及也出现了这种情况——从碾磨谷物退回狩猎和捕鱼（只不过，埃及隔了更久之后才重新开始原始耕作的实验）。导致倒退局面的原因可能是一次延续上千年的寒流 ，也就是所谓的“新仙女木事件”（Younger Dryas）。推测起来，这场寒流的成因是北大西洋突然变冷了（既可能是因为北美洲大冰坝破裂，也可能是因为北冰洋的海水突然外流）。寒流开始之后，气候不仅变得更为寒冷和干燥，而且每年的波动都很剧烈，10年里的温度变化高达7℃。由于再也无法依靠当地的降雨，夏季粮食也成熟不了，人们没办法再把谷物当成主粮了。他们肯定死了很多人，侥幸活下来的人则重新走上了狩猎采集的游牧道路 。

接着，大约11500年前，格陵兰冰盖的温度在短短半个世纪里蹿升了10℃，世界各地的气候条件都变得温暖潮湿起来了，也容易预测了。等到地中海东部地区能够重新种植谷物了，纳吐夫人大概是回到了家园，很快，有人有意识地存储种子，开始了种植。最早的作物也许是鹰嘴豆，之后是黑麦和单粒小麦。当然了，其实几千年前，人们已经耕种了无花果，驯化出了家犬。最先想到播种粮食的人是女性，这一点应该没什么好怀疑的吧，毕竟，从劳动分工上看，女性勤勤恳恳地负责采集食物，而男性打猎靠的却是碰运气。把庄稼播种在岸边泥地或其他荒地上，小心翼翼地除草，守着它不让鸟来啄食，这肯定是一份艰巨的新工作，但到了收获的季节，它会给这么做的女性及其家人带来奖励。家里将有多余的面粉，可以跟猎人换肉，所以，它不光会让这块地的主人和孩子们好好地活下去，还能养活其他几家狩猎的家庭。用谷物换肉，能够有效地为狩猎提供补助，提高肉类的“价格”，从而给野兔、羚羊施加更大的压力，渐渐地，整个定居点都更加依赖耕作了。这样一来，大概会有人想到，逮到羊羔之后先不吃了它，留着养活大了再说更划算。对所有生活在当地的人来说，耕作成了必需品，狩猎采集的生活方式日益萎缩。这无疑是一个漫长而缓慢的过程：耕种土地几千年了以后，农民们偶尔仍然要靠捕猎来的“丛林肉”贴补饮食。北美大部分地区的土著都采取双管齐下的做法，既耕种，也季节性地捕猎。在非洲的部分地区，许多土著至今都是这么做的。

新月沃地 有可能是农业最先全面覆盖的地方，从这里开始，农耕习惯逐渐向南蔓延到埃及，向西到小亚细亚，向东到印度。不过，在很短的时间里，靠着贸易、人口增长、气候稳定以及素食倾向日益强化等因素的交互推动，农业很快在至少6个地方被发明出来。9200年前，秘鲁 种出了南瓜和花生，8400年前中国种出了小米和大米 ，7300年前墨西哥种出了玉米 ，6900年前新几内亚种出了香蕉 ，6000年前北美种出了向日葵、非洲种出了高粱。人们用冰河时期结束后气候趋于稳定来解释这惊人的巧合 （巧得简直像是印第安人、因纽特人、波利尼西亚人和苏格兰人没有互相通口信，却在18世纪的同一个十年里发明了蒸汽机）。最近有一篇论文这么说：“在冰河期里，农业不可能出现，但到了全新世 ，它一定要出现。” 现代澳大利亚因为干旱年份和多雨年份的持续时间不可预测，所以它看起来仍然有点像是反复无常的冰河世界。 澳大利亚土著恐怕完全是有能力耕种的：他们知道如何碾磨草种，焚烧灌木改善袋鼠牧场、促进有益植物生长，他们当然还知道怎么改变河流水位来捕捉鳗鱼。但他们同样知道（也可能是通过惨痛的教训学来的）极不稳定的气候条件不适合农耕。

没有交换贸易，就没有农业耕作

第一批农业定居点有个有趣的地方：它们似乎同时也是贸易市集 。从14000年前开始，产自土耳其安纳托利亚地区卡帕多西亚火山的贵重黑曜石就通过大马士革盆地和约旦河谷，往南运到了幼发拉底河上游。红海出产的贝壳则顺着这条通道反向运输。第一批农业定居点也正好出现在这里：卡塔胡约克 、阿布胡约尔 和耶利哥 。这些定居点都处在绿洲之上，新鲜的泉水从山上流淌到沙漠的西部边缘地带——它们有着肥沃的土壤、充足的水分和阳光，人们因为贸易而与邻居混杂相处。我们很容易以为早期的农民是自给自足、不爱挪窝的，其实不然。他们在这一地区的交换贸易比其他地方都要多，进而，我们也可以做出一个合理的猜测：发明农业的一大动力，是为了养活富裕的商人，并从他们身上牟利——也就是生产盈余，交换黑曜石、贝壳或其他容易腐烂的商品。先冒头的是贸易。

20世纪60年代，简·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城市经济》（The Economy of Cities）里提出 ，农业的发明是为了养活最早的城市，而非有了农业的发明，才有了城市的出现。这一论点太过前卫，考古学家们对此表示怀疑，他们不认为城市集中点的出现竟然早于最古老的农场。就算是在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渔民里，狩猎采集部落规模最大的永久定居点也没法叫做城市。尽管如此，她的观点仍然不乏闪光之处：最早的农民本来就是热情的商人，通过交换打破生存的牢笼，耕作不过是贸易的另一种表达形式罢了。

在希腊，大约9000年前，农民们引人注目地突然降临。 出土的石制工具表明，他们是从安纳托利亚或者地中海东部黎凡特乘船而来的殖民者，目的就是寻找新的土地拓殖。此外，这些最早的希腊农民彼此之间显然热衷交换，和所谓的自给自足相去甚远。他们依靠专门的工匠利用从别处进口的原材料生产黑曜石工具，这再一次打破了传统智慧的设想。贸易不是后来才有的，而是最先出现的。农业能够运作起来，正是因为它深深地扎根在贸易交换网当中。

过了一段时间，7600年前，本来开开心心围着“黑湖”附近的肥沃平原耕种的农民们经受了一次大恐慌，达达尼尔海峡的海平面突然上升，洪水冲入黑湖盆地，以每天升高6英寸的速度，把盆地灌满成了今天的黑海。备受打击的灾民们大概顺着多瑙河进入了欧洲中央腹地。短短几百年里，他们到了大西洋沿岸，让整个欧洲南部都变成了农民的天下。有时候，这些移民用对新农业技术的热情感染了邻人，但更多的时候（基因证据也是这么表明的 ），他们沿途扩张，凶猛地取代了之前的狩猎采集部落。他们又用了1000多年时间到达波罗的海，因为当地的渔民密集地居住在海岸边缘，不需要开展耕作。尽管碰到了新的条件，但农民们携带的作物变化并不大。像扁豆和无花果一类的作物，就只好留在地中海了。其他的，比如二粒小麦和单粒小麦，则立刻适应了湿润和凉爽的北欧土地。5000年前，农民们抵达了爱尔兰、西班牙、埃塞俄比亚和印度。

黑海难民的其他后裔占据了现在的乌克兰平原 ，驯化了马匹，发展了新语言“印欧语” 。将来，这种语言会占据欧亚大陆西面的半壁江山，梵文和盖尔语都是从它衍生出来的。此外，6000~10000年前，靠近波罗的海或者黑海的某个地方，基因突变 （在一组名为OCA2的色素基因上游控制序列里，G代替了A）头一回让成年人有了蓝色的眼睛。这一突变最终将遗传给差不多40%的欧洲人，它的出现还伴随着异常苍白的皮肤，这兴许对当时生活在北方气候条件下的人是有所帮助的。北方缺乏阳光，他们又以缺乏维生素D的谷物为食，白色的皮肤更便于吸收阳光，合成维生素D（有了阳光，身体才能合成维生素D）。基因的出现频率说明了农民的繁殖力。

农业耕种在其后的岁月里传播得如此之快有这样一个原因：最初一批种下的作物产量很高，也更容易生长，所以，农民们总是乐于搬到尚未耕作的处女地去。烧掉森林之后，土地松软又酥脆，还伴有可以用做肥料的灰烬。你要做的无非是拿根棍子朝地里戳出个小洞，把种子种下去，之后坐下来等它生长就行了。但过上几年，土壤就板结了，需要用锄头才挖得开，而且还长满了野草。如果你现在让这块地休耕，等它恢复肥力，就得除掉野草坚硬的根系，把它埋起来当苗床——所以，你需要犁和拉犁的牛。但牛得喂养，于是除了耕地，你还需要牧场。这也就难怪直到今天，许多住在森林里的部落仍然青睐迁徙式农业（刀耕火种）了。新石器时代的欧洲，随着农业向西蔓延，空气里肯定飘荡着火烧森林造成的浓浓的烟雾。大火释放出的二氧化碳说不定还帮忙把气候变暖了，这种趋势在6000年前达到了巅峰 ，当时北极的冰层到了夏天就从格陵兰北部海岸回撤。又因为早期农业人均耕地使用量是现在的9倍，所以当时人口虽少，人均二氧化碳排放量却很高。

资本与金属

不管走到哪里，农民们都带去了自己的生活习惯：不光是播种、收割和脱粒，还有烘烤、发酵、囤积和拥有。以狩猎采集为生的人必须轻装旅行，就算他们不从事季节性游牧，也要随时准备迁居。与此对照，农民要想有所收获，必须存储粮食，保护牲畜或捍卫土地。要是有人头一个种了一块麦田，他必须面对这样的困境：怎么才能说“这是我的，只有我才能收割”。私有财产的最初征兆是8000年前叙利亚和土耳其边界上哈拉夫人的封印 ，后来，人们又用类似的封印表明所有权。看到自己的猎场被“更可怜”、更不顾一切的人瓜分了，残存的狩猎部落大概百思不得其解吧。兴许，该隐是农民，亚伯是猎人 。

同一时期，随着农业取代了采集，放牧亦取代了狩猎。中东地区新石器时代定居点有可能发展成了市场，山上的牧民能够跟平原上的农民朋友彼此交换盈余。这下，猎人——采集者的市场变成了牧民——农夫的市场。哈伊姆·奥菲克写道 ：“在人类的层面上，农业开始最便利的莫过于把交换的倾向固定下来，因为，要协调食物生产专业化和食物消耗多元化这两大需求，没什么能比得上交换。”

对只需满足自身需求的个人，甚至自给自足的部落而言，冶炼铜毫无意义。它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开采矿石，又要制作极为复杂的风箱，在高达1083℃的炭火下冶炼矿石，这才能生产出寥寥几块结实的金属，有一定的延展性，却又不太过于坚硬。想象一下：你要伐木，用木头制造木炭，为冶炼生产陶瓷坩埚，挖掘矿石，把它碾碎，之后给铜铸模，进行捶打。只有依靠消耗他人存储下来的劳动（靠资本过活）你才能完成这份任务。此外，倘若人还处于狩猎采集的生产阶段，就算你能把铜斧头卖给其他人，市场规模恐怕都太小了，不值得你费工夫安装起冶炼作坊来。可一旦农业提供了资本，增加了人口密度，人就有上佳的理由砍伐树木了，因为这时候，只要能把铜卖给临近的部落，市场的规模就大得足以维持一个全职冶铜匠人的社区。我们或许还可以套用两位理论家的话 ：“有了农业耕作，社会密集度提高，更好地利用合作、协调和劳动分工的潜能，能获得可观的回报。”

故此，金属冶炼的发明，差不多是农业出现带来的必然结果（不过，最早开采苏必利尔湖附近的纯铜矿床的 ，显然是狩猎采集部落，这些铜可能是供应给太平洋附近以捕捞鲑鱼为生的渔民，后者的生活方式已经极为接近农耕）。铜的生产起初是在整个阿尔卑斯山地区，因为当地出产质量极佳的矿石。冰人“奥兹”死后的几千年里，欧洲其他地区的铜都是从这里进口的，再之后，才由塞浦路斯开采出的铜取而代之。奥兹死后1000年多一点，在距离米特伯格（现在的奥地利）以西不远的地方 ，当地人就主要靠从附近山区的矿脉开采和冶炼铜为生了。这些住在寒冷山区的人发现，与其自己饲养牲畜，倒不如制造铜并用它交换多瑙河平原出产的肉和粮食更划算。铜并没有让他们变得十分富裕——未来几千年，英国康沃尔的锡、秘鲁的银，还有威尔士的煤炭，也都没有让开采者致富。较之多瑙河平原的农民，米特伯格的铜矿工人没有留下太多装饰品或奢侈品。但要是他们想在山区种粮食，过自给自足的生活，日子会更好吗？他们并不是在满足一种需求，而是响应经济刺激，维持生计罢了，就跟所有当代人一样。“经济人”（Homo economicus）可不是18世纪的苏格兰古典经济学家们凭空发明出来的。他们开采出来的铜，先做成重量标准的铜条、铜锭，之后又由其他的人切开，大范围地流通，很快变成了整个欧洲都广泛使用的原始货币形式，便利了货物的交换。

传统智慧大概低估了新石器时代专业化和贸易达到的程度，它似乎认为当时的所有人都是农民。但在奥兹的世界，有种植单粒小麦的农民，兴许也有种植斗篷草的农民；有制造斧头的铜匠，兴许也有制造帽子和鞋的捕熊猎人。不过，也有些东西，毫无疑问是奥兹自己做的：他的弓尚未完成，一部分的箭头也没做好。据粗略估计，生活在传统社会、典型的非工业化现代人，直接消耗1/3~2/3的个人产出，剩下的则用于交换其他商品。 一个人每年最多要吃掉300多公斤的粮食，这些粮食他们自己种，也自己吃 ；之后，盈余的粮食就用来交换衣服、住处、医药或教育。从定义来看，人越是富裕，就有越多的东西来自专业人士。繁荣的显著特征是专业化程度不断递增。贫困的显著特征是回归自给自足状态。到如今非洲的马拉维或莫桑比克贫困的村庄去，你会发现当地几乎没有专业人士，人们消耗的大多都是自己生产的东西。经济学家或许会说，他们“没处在市场里”，而且，很有可能，他们比奥兹这样的古代农人更加“没处在市场里”。

请容忍我略微讲讲大道理。许多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都习惯把过去当成一个跟现在有着极大不同的地方，一个有着各种神秘仪式的地方。故此，把现代经济学术语塞进石器时代或者尚处在部落文明的南洋社会，是犯了不合时宜的错误，是受了资本主义的洗脑。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Marshall Sahlins）尤其认同这一观点，他认为，工业时代之前的经济以互惠为基础，现代经济以市场为基础，两者完全不同。考古学家史蒂夫·香农讥讽这种态度说 ：“我们交换是为了获得利益，他们这么做是为了巩固社会关系；我们交易商品，他们赠送礼物。”和香农一样，我也认为这是无稽之谈。我以为，人就是会对刺激做出反应，而且从来如此。人们权衡成本和收益，做对自己有好处的事情。诚然，他们也会考虑非经济因素，比如要跟贸易伙伴保持良好关系，要安抚心意叵测的神明。没错，他们做交易的时候，给家人、朋友和老主顾的条件比给陌生人的更优惠，但今天的人们同样如此。就算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当代金融交易师也要受各种仪式、礼仪、习俗和义务的网络牵绊，别人请他吃一顿美味的午餐或是邀请他看足球比赛，诸如此类的人情债他怎么也免不了。正如现代经济学家容易夸大消费者的冷酷理性，人类学家也容易夸大前工业社会里群众不理性的浓浓人情味。

喜欢说前工业化社会的群众不知道市场的人，很喜欢举南太平洋的“库拉” （Kula）制度为例。据波兰人类学家布罗尼斯拉夫·马林诺夫斯基（Bronislaw Malinowski）的说法，该地区有14个不同岛屿上的部落，那儿的人是这样用贝壳换项链的：贝壳在整个岛屿部落里逆时针传递，项链则顺时针传递。过了两年多，一件东西说不定就物归原主了。把这样一种制度说成是市场，显然很荒谬：交换本身就是目的，人们并不图利。但再仔细观察一番，库拉制度就没那么奇怪了。它只是这些岛屿上通行的诸多交换方式里的一种；西方人在圣诞节时彼此赠送礼物和贺卡，说明在他们的生活里，交换有着重要的社会意义，但这并不是说，他们不在市场上追求利润。要是有个南太平洋来的人类学家研究西方的圣诞节，兴许会得出结论：这是一种因宗教而兴起的冬季商业活动，它毫无意义，也无利可图，但却支配着西方人的生活。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太平洋的岛民们在跟陌生人交换时，都能敏锐地意识到讨价还价的重要性。不管怎么说，马林诺夫斯基之后的学者们对库拉制度做了进一步研究，证明他极大地夸张了这种制度的循环性质。事实上，参与交换活动的人们不光会交换有用的东西，也喜欢互相赠送一些没用但可爱的小礼物，有的时候，最初送出的小礼物，通过层层的转手赠送，又回到了原来主人的手里，所谓的“循环”不过就是这样。

卑贱的野蛮人？

20世纪上半叶英国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Gordon Childe）及其追随者阐释新石器革命时说，这是人类处境的改善，它带来了显而易见的好处：用存储的食物在饥荒中生存下来；出现了方便易得的新营养形式，如鸡蛋和牛奶；减少了在荒野里的跋涉，这种跋涉令人疲惫而且危险，还经常一无所得；残疾人或受伤的人仍然可以从事农业劳动；人们或许有了更多闲暇时间，可以用来创造文明。

到了20世纪只剩1/3的时候（这是一个繁荣又充满怀旧情绪的年代），人们对农业做出了新的阐释，说它不是灵感的创造，而是绝望的产物，甚至是“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错误” 。以马克·柯恩（Mark Cohen）和马歇尔·萨林斯为首的悲观主义者们认为，农业是腰酸背痛的繁重劳动，它带来了缺乏营养的单调饮食，使人备受污染、肮脏、传染病和早亡的折磨。现在的地球上可以生活更多的人，但倘若不节制生育能力，人只好更加辛苦地劳作。婴儿出生得多，早亡的人更多。一方面，现存的狩猎采集部落，比如多布昆族人，似乎有着充足的闲暇时间，生活在“原始的富裕社会”（萨林斯语）当中，他们限制了繁殖，避免了人口过剩；另一方面，最早期的农民骨骸似乎显示他们生活艰辛，有慢性残疾、牙痛、身材矮小。与此同时，他们还会从牛身上感染麻疹，从骆驼身上感染天花，从牛奶里感染肺结核，从猪身上感染流感，从老鼠身上感染鼠疫；更不必说，他们用自己的排泄物当肥料会招来蠕虫，沟渠和集雨桷里的蚊子会让他们染上疟疾。

他们还头一次遭到了不平等的凶猛攻击。现存的狩猎采集部落都有着极为明显的平等主义倾向，说明他们依赖、分享着彼此狩猎和采集的好运气。（有时候，为了强化这种平等状态，他们需要用野蛮的行为去报复那些妄自尊大的人。）然而，一个成功的农民，很快就可以存储起一部分的粮食，从不那么成功的乡亲们那里购买劳动力，这又让他变得更为成功，最后（尤其是在灌溉河谷地区，他把持了水源的话），他甚至能变成皇帝，用仆人和士兵把自己专制的怪念头强行施加到臣民们身上。

更糟糕的是，诚如恩格斯最早指出，农业有可能加剧了性别不平等问题。显而易见，在很多农业社区，男人们使唤妇女做大量艰辛的工作。在狩猎采集部落里，男性或许有许多讨厌的性别歧视恶习，但至少自己也有所贡献。距今大约6000年前，人们发明了犁，男性接过了驾驭耕牛耕地的活计，因为它需要较大的体力，但这仍然加剧了性别不平等。这下，女性越来越成了男人的附属品，带着手镯、戒指彰显丈夫的财富。雄性力量和竞争的符号（箭头、斧子和匕首）主导了艺术。一夫多妻现象可能增多了，最富有的男人妻妾成群，变成了一家之长。在斯洛伐克的布朗克出土的墓葬群里，有着精美陪葬物的女性多于男性，这不光说明她们很富有，还说明她们的丈夫很富裕，娶得起很多老婆，而其他的男性则在贫困里孤独终老。凭借这一方式，一夫多妻制令贫困妇女比贫困男性更多地分享到了繁荣。 父权时代来临了。

然而，并无证据表明早期的农民在行为举止上比靠狩猎采集为生的先民要差。少数靠着丰富而稳定的地方资源走向繁荣的狩猎采集部落（最值得注意的就是美洲西北地区专门捕捞鲑鱼的部落）同样很快进入了父权制度和不平等的状态。当代狩猎采集部落昆族人能够维持“原始的富裕”，完全是依靠现代的工具、跟农民的贸易以及人类学家偶然的援助。昆族人生育率低，不是因为节育，更多的是因为性传播疾病。至于早期农民的残疾，骨骼恐怕不具代表性，它主要说明的是从疾病或伤痛中存活下来的那一部分人，而不是一开始就死掉的那一部分人。就连狩猎采集部落的性别平等，大概也是后人一相情愿的看法。毕竟，火地岛上的男性都不会游泳，却叫妻子们在海藻床里撑着独木舟，在大雪里下海捕捞。 事实上，狩猎采集和农业耕作能带来富裕还是贫困，都取决于食物的丰富程度和人的相对密集度。有评论家写道 ：“所有前工业化经济体，不管多么简单还是复杂，都能够制造苦难，只要给出足够的时间，它们也必然会走到那一步。”

狩猎采集者世界里的永久性、习惯性暴力行为并没有随着农业的出现而消亡。奥兹就死于暴力，他背后中了一支箭，这支箭射穿了他肩膀上的动脉，在此之前（DNA证据是这样表明的），他用自己的箭杀了两个人，背上还背着受伤的战友。他刀上还沾着第四名男人的血。整个过程里，他都忍受着大拇指上深深的伤口，头上还挨了致命一击。这可不是小规模冲突。他死时的姿势表明，杀他的人为了拔出箭镞把他翻了个身，但石制的箭头断在了他身体里面。考古学家史蒂文·勒布朗（Steven LeBlanc）说，学术界对古代怀有卢梭式一相情愿的美好想象，系统化地忽略了当时频繁发生暴力的证据。 他举例说，在距今8000年的土耳其遗址，他就曾发现过无数投石器的弹药，还有甜甜圈形状的石头。20世纪70年代他在当地工作时，曾经以为那是牧羊人驱赶狼群、农夫称量锄头用的。现在他意识到，它们其实是暴力的武器：石头都有矛型的尖端，投石器弹药则是堆放起来防御敌人的。

不管考古学家怎么看，他们都发现了早期农民彼此不断交战并造成致命影响的证据。耶利哥古城的早期居民在没有金属工具的条件下，在坚硬的岩石里挖了一条30英尺深、10英尺宽的防御沟。在德国的默尔茨巴赫山谷 ，农业的出现带来了5个世纪的人口稳步增长，紧随其后的却是修建防御工事，朝坑里倾倒尸体，废弃整个谷地。公元前4900年左右的泰尔汉姆 ，一个村子整整34人都遭到了屠杀，不是被砍头，就是背后中了箭，而且，所有的成年妇女全部失踪——大概是给掠走当犒赏了。凶手们的所作所为，跟《圣经》里摩西吩咐随者们做的事情大同小异。战胜米甸人、屠杀了所有成年男性之后，摩西吩咐士兵们强奸处女，把事情做绝：“所以，你们要把一切的男孩和所有已嫁的女子都杀了。但女孩子中，凡没有出嫁的，你们都可以存留她的活命（给自己用）。”（《旧约·民数记》）

同样，不管人类学家到哪儿观察，不管是新几内亚、亚马孙还是复活节岛，都发现如今延续留存下来的农耕部落存在长期争战。先发制人袭击邻居，免得他们袭击你，这是人类的行为惯例。诚如保罗·西布莱特所写 ：“只要是在对此类行为没有制度限制的地方，人类都会系统性地屠杀跟自己没有血缘关系者，尽管这很可怕，但不能说它是异常、是病态，或是混乱。”

我们也无法否认，这种残忍的暴力行为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现代的胃口。1609年，塞缪尔·尚普兰 跟休伦族一起（靠他火绳枪的帮忙），对莫霍克族成功地发动了一轮突袭。 事后，他无奈地看着自己的盟友们拷打俘虏。从黄昏直到黎明，他们从火堆里拿起通红的木棒在俘虏的身体上烙下印记，一等那人昏迷，就拿冷水把他浇醒。等太阳升起来了，他们才依照传统，除去这可怜受害者的内脏，把他吃了。整个过程里，俘虏奄奄一息，渐渐没了气。

化肥革命

新石器革命为后代子孙提供了近乎无限的卡路里。未来的几千年将出现无数次饥荒，但再也无法把人口密度降到狩猎采集时代的水平了。人们一点一滴地努力，采用了种种技巧，改换了繁多的作物，找到了从最贫瘠土地里侍弄出食物、从最粗劣的食物里压榨出卡路里的办法，并靠着不可思议的敏锐洞察力，弄清了具体该怎么做。从新石器时代快进到几千年之后的工业革命，人口开始爆炸，不再像过去那样增长一阵就陷入停滞了。有趣的是，在这场爆炸中，你和你的祖辈们却没挨饿，反而吃得更好了。1798年，罗伯特·马尔萨斯 （Robert Malthus）在《人口论》（Essay on Population）里做出了著名的论断：由于土地生产力有限，食品供应会跟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他错了，但证明他错可不是件容易的事情，19世纪，他的预言差一点儿就成了真。尽管靠着蒸汽轮船、铁路、伊利运河、冷藏和联合收割等新技术，美洲运送了大量小麦、牛肉和猪肉回到欧洲喂养工业时代的群众，饥荒却从未走远。

情况本来还会变得更糟糕的，可大约1830年的时候，一次奇怪的意外发现逆转了局面。南美洲和非洲南部海岸有些干旱的鸟岛，鸬鹚、企鹅和海鹅的粪便没有被雨水冲刷掉，经过数百年的积累，形成了富含氮和磷的巨大沉积肥堆。开采鸟肥成了一档利润丰厚却也十足冷酷的买卖。光是纳米比亚的小岛伊查波，短短几年就出产了80万吨鸟肥。1840~1880年，含氮鸟肥极大地改变了欧洲农业的面貌，但没过多久，连资源最丰富的鸟岛也被开采殆尽了。采掘工们改为挖掘安第斯山脉丰富的硝石矿床（原来，这里是古代的鸟岛，因为南美洲向西漂移而抬升成了山地），但仍然跟不上需求的步伐。20世纪之初，肥料危机陷入绝境。1898年，马尔萨斯做出悲观预测一百周年时，英国著名化学家威廉·克鲁克斯爵士（Sir William Crookes）在英国科学促进会上致辞，发出了类似的哀叹。 他的讲演名为“小麦危机”（The Wheat Problem）。他认为，考虑到人口的增长以及美洲的新增可耕土地消耗完毕，“要是没有足够的粮食可吃，所有的文明都将走向灭亡的绝境，”除非依靠某种科学方法，用化学把空气里的氮“固定”下来，要不然，“白种人将被那些不靠小麦面包为生的人种排挤出去，直至消亡。”

短短15年里，他提出的挑战就被攻克了。德国化学家弗里茨·哈伯（Fritz Haber）和卡尔·博施 （Carl Bosch）发明了利用蒸汽、甲烷和空气大量生产无机氮肥的方法。如今，你身体里将近一半的氮原子都来自此类氨厂。但还有另一个更大的因素阻止了克鲁克斯预言的灾难，那就是内燃机。最初的拖拉机跟良种的马匹比起来没什么优势，但从人类的角度考虑，它却有一项极大的好处：拖拉机无须土地来生产动力。美国的马匹数量在1915年达到了2100万的峰值，当时，约有1/3的农用土地都拿来养活它们了。故此，机械取代牲畜，释放出了大量的土地耕种粮食，供人类消耗。同一时期，机动运输使铁路覆盖了广袤的土地。迟至1920年，美国中西部尚存300万英亩上好的农用土地未被开垦 ，因为它们离铁路的距离超过了80英里，这也就是说，如果用马车运输，需耗时5天，其成本比马车能拉的谷物价值还高30%。

1920年，植物育种师杂交了喜马拉雅山脉和美洲小麦，培育出一种生命力强又耐寒的新品种小麦，它名叫“侯爵”，能够在加拿大更北的地方生存。所以，多亏了拖拉机、化肥和小麦新品种，到1931年，也就是克鲁克斯预言里饥荒爆发的年份，小麦的供应远远超过了需求，价格暴跌，欧洲各地种植小麦的土地都变成了牧场。

博洛格的基因

20世纪之后的岁月还将继续挫败马尔萨斯式的悲观主义者，最精彩的一次出现在60年代的亚洲。60年代中期有两年，印度似乎濒临大规模饥荒的边缘。庄稼因为干旱而减产，挨饿的人越来越多。饥饿从不曾在次大陆上销声匿迹过，1943年孟加拉大饥荒的惨痛经历还鲜明地留在人们的记忆里。那几年，印度出现了一轮前所未有的人口爆炸，人口新增了4亿多。政府早就把农业放在了议程的首位，可国家专营机构却提出控诉，说新品种的水稻和小麦根本没什么用，因为印度根本就找不到新的土地能耕种它们。唯一能阻挡印度陷入可怕命运的，似乎只有美国每年向印度援助的500万吨粮食，但外援显然又不可能维持太久。

可就在这种失败情绪的笼罩下，靠着此前20年里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印度的小麦产量起飞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麦克阿瑟将军的驻日美军里有个叫塞西尔·萨蒙（Cecil Salmon）的农学家。萨蒙收集了16个品种的小麦，有一种名为“农林10号”。正常的小麦一般能长到4英尺高，农林10号却只能长到两英尺——现在我们知道，这是因为Rht1基因的突变，它减少了小麦对天然生长激素的响应。萨蒙收集了一些种子，寄回了美国。1949年，种子到了俄勒冈科学家奥维尔·沃格尔（Orville Vogel）的手里。当时，研究人员业已证明，靠添加人工肥料无法提高高个儿小麦的产量。化肥使小麦长得又高又粗，然后就断掉了，也就是“倒伏”了。沃格尔着手把农林10号跟其他小麦杂交，培育新的矮秆品种。1952年，在墨西哥工作的科学家诺曼·博洛格 （Norman Borlaug）拜访了沃格尔，带走了一些农林10号以及农林-布利沃（Norin Brevor）杂交种子回墨西哥，继续杂交。短短几年里，博洛格就让小麦的产量比从前高了3倍。1963年，墨西哥95%的小麦都改种了博洛格的品种，该国的小麦产量较之博洛格刚在墨西哥扎根时翻了6倍。博洛格开始培训其他国家的农学家，这里头就有埃及和巴基斯坦来的研究人员。

1963~1966年，为了让巴基斯坦和印度接受矮秆小麦，博洛格碰到了无数的障碍。当地研究人员故意不给试验田施够肥料。墨西哥和美国的海关官员还有洛杉矶发生的种族暴乱，耽搁了种子的运输，送到的时候已经错过了种植季节。海关过分热心的熏蒸消毒杀死了一半的种子。印度国家粮食专卖局的说客反对使用新品种小麦，散布谣言说它们容易感染疾病。由于希望建设国内的化肥工业，印度政府拒绝提高化肥进口量。博洛格气得对着副总理咆哮起来，这才叫官方改变了主意。最最雪上加霜的是，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国又打起仗来。

但渐渐地，凭借博洛格的毅力，矮秆小麦推广开来。巴基斯坦农业部长上了广播电台的节目，专门称赞新品种。印度农业部长把自己的板球场开垦成了麦田。1968年，墨西哥运来大批种子之后，印巴两国的小麦实现了大丰收。 庄稼太多，都没有足够的人手、牛车、卡车、谷仓来应付了。有些镇上，粮食干脆存放到了学校。

1968年3月，印度发行了一枚庆祝小麦革命的纪念邮票。同年，环保专家保罗·埃尔利希（Paul Ehrlich）出版《人口爆炸》（The Population Bomb）一书，说印度想实现粮食自足是天方夜谭。话音未落，这预言就落了空。1974年，印度成了小麦净出口国，小麦产量翻了3倍。博洛格的小麦（以及随后的矮秆水稻）掀起了绿色革命，20世纪70年代，亚洲农业实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人口迅速增长的同时，饥荒被从整个大陆上彻底扫除。1970年，博洛格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事实上，博洛格和他的盟友们释放出的是化肥的力量，而化肥又是用化石燃料制成的。自1900年以来，世界人口增长了400%，耕地面积扩大了30%，耕地平均产量提高400%，庄稼总收成增长了600%。这也就是说，人均粮食产量增长了50%。这真是化石燃料为我们带来的天大好消息。

集约式耕作拯救大自然

把全世界所有的谷类作物加在一起来看，2005年的粮食亩产量达到了1968年的两倍。亩产量的提高大规模地释放了土地。让我们来看看经济学家英杜尔·郭克拉尼（Indur Goklany）计算完成的惊人统计数字。如果1998年的亩产量仍然是1968年的水平，那么养活60亿人口就需要开垦79亿英亩土地（1998年实际开垦的耕地仅为37亿英亩），差不多相当于整个南美洲减去智利后的面积。再做个乐观的假设好了，让我们姑且认为从雨林、沼泽和半沙漠地带新开垦出来的耕地亩产量能跟之前的耕地维持在同一水平。那么，倘若亩产量不增加，就得烧掉远远比实际情况更多的热带雨林、灌溉更多的沙漠、排干更多的湿地、开拓更多的滩涂、耕种更多的牧场。换句话说，今天人们使用的农业土地（即开垦、种植或放牧）仅占地球陆地面积的38%，可按1961年的亩产量计算，要想养活现在的总人口数，农业用地得占到82%。集约式耕作为地球节约了44%的荒地。 从环境的角度来看，集约式耕作简直太好了。目前，全球有20多亿亩的“次生”热带雨林都是农民们迁往城市之后重新长出来的，其物种多样性和原生森林几乎一样丰富。这多亏了集约化农业和城市化的发展。

有人认为，人类已经把地球初级生产的很大一块占为己有了 ，这种占有比例是不可持续的，再这样下去，整个地球的生态系统就会崩溃。人类的总重量，只占全球动物体重的0.5%。可他们靠着乞讨、借贷和巧取，将整个陆地植物初级生产的大约23%挪为己用（如果把海洋算进去，数字就要低很多了）。生态学家把这个数字叫做“HANPP”，即“人类占用的净初级生产” （human appropriation of net primary productivity）。这就是说，每年陆地植物大约能吸收空气里的6500亿吨碳，在这里边，人们收割的植物能吸收800亿吨，烧掉的植物能吸收100亿吨；因为人们开垦、放牧、修建道路占据了土地而没能长出来的那部分植物，如果照常长出来的话，能吸收600亿吨；最后，剩下来养活其他所有物种的植物，能吸收5000亿吨碳。

看起来这好像还留出了一定的增长空间，但指望地球继续养活一种如此强势的巨猿，真的具有现实性吗？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按地区把数字分开剖析。在西伯利亚和亚马孙地区，99%的植物长出来都是在养活野生动物，并不是人。在非洲和中亚的大部分地区，人们降低了土地的生产力，同时占有了大约1/5的产出——过度放牧的灌木丛林能养活的山羊数量比它是荒野时能养活的羚羊要少。然而，在西欧和东亚，人们虽说吃掉了近一半的植物产出，留给其他物种的部分却几乎没有减少——因为他们用肥料极大地提高了土地生产率：我家附近的草甸每年喷洒两次硝酸盐，不光养活了大群的奶牛，地里还到处都是蚯蚓、大蚊 和粪蝇，更有以它们为食的山鸟、寒鸦和燕子。实际上，这给了人们极大保持乐观态度的信心，因为它意味着，倘若整个非洲和中亚走上集约化农业的道路，就能养活更多的人，又维持更多的其他物种。用学术语言来说，也就是：“这些发现表明，在全球范围内，可能存在相当大的潜力增加农业产量，不必提高HANPP。”

其他的发展趋势同样令现代农业更适合地球了。现在，用除草剂就能控制杂草，用不着犁了（犁的主要功能就是把杂草埋进地里），越来越多的作物可以不用耕耘，直接播种。这就减少了土壤侵蚀、泥沙径流，也不用害死土壤里大量无辜的小动物了（犁地的话就会）——这一点，以小虫子为食的海鸥群可以作证。食品用防腐剂加工，虽说备受赶时髦的环保人士所鄙视，却极大地减少了食物浪费。就连在牲畜棚里成批圈养的鸡、猪和牛 ，也无疑以更少的饲料、污染和疾病生产出了更多的肉（尽管关心动物福利的人看到它们的处境，会觉得良心上很难过，包括我在内）。倘若禽流感来袭，自由放养的鸡对人造成的威胁最大，鸡舍里养的却不然。诚然，一部分牲畜集约式养殖残忍到了叫人无法接受的地步，可也有一部分并不比所谓的自由放养要差，更何况，集约式养殖对环境的影响显然要小得多。

博洛格的基因，再搭配上哈伯的氮肥和鲁道夫·迪塞尔（Rudolf Diesel）的内燃机，不光让马尔萨斯至少又错了半个世纪，还让老虎和犀鸟得以继续生存在野外。因此，我想要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贯穿整个21世纪，世界会制定出合理的目标，以越来越高的标准养活自己，同时，它非但无须新开垦土地，相反，还会逐步减少现有的耕地面积。这做得到吗？20世纪60年代初，经济学家柯林·克拉克（Colin Clark）计算出，从理论上说，每个人只需27平方米的土地就能养活自己了。 他的理由如下：一般人每天需要大约2500卡路里的食物，相当于685克粮食。把它翻上一倍，留出种植些许燃料、纤维和若干动物蛋白的空间，也就是1370克。在灌溉得当的肥沃土壤上，光合作用的最大速率差不多是每天每平方米生长350克，但你可以把它减少到50克，因为在实践当中，农业要在广大的面积上才能施展得开手脚。所以，种出一个人需要的1370克，只需要27.5平方米。在此基础上，根据当时的亩产量，克拉克计算出在20世纪60年代世界可以养活350亿张嘴巴。

这里，我假设克拉克的结论太过乐观（尽管他对光合作用的态度是很保守的）。我把他的数字翻上4倍，假设地球至少要用100平方米土地才能养活一个普通人。我们现在距离这一纯理论还有多远呢？2004年，全世界用5亿公顷的土地种植了大约20亿吨的稻米、小麦和玉米 ：平均每公顷的产量是4吨。这3种作物提供了全世界2/3的粮食（既直接供人食用，也充当鸡、牛和猪的饲料，转化成肉类供人食用），相当于养活40亿人。故此，每公顷地养活大概8个人，反过来说，也即每个人用了1250平方米土地。20世纪50年代，每个人要用4000平方米。距离100平方米的纯理论计算，这还差得很远。除此之外，世界还有另外10亿公顷土地用于其他谷物、大豆、蔬菜、棉花等（未计入放牧用地）——这样算下来，每人要用5000平方米土地。就算你把人口增加到90亿，在我们达到农业生产力的极限之前，仍有极大的进步空间。就算你把产量翻一倍或者翻4倍，距离土地实际达到的最高产量都还远得很，离光合作用的极限值就更远了。如果我们全都改吃素食，我们的土地需求量会变得更少，可如果我们改走有机路线，土地需求量会增加——想用奶牛的粪便为土地施肥，我们还需要额外的土地来养活这些奶牛才行。更确切地说，要取代目前使用的所有工业化氮肥，意味着要用额外的300亿英亩牧场来放牧额外的70亿头牛 。（你经常会听到有机农业的支持者歌颂粪肥和素食这两种美德，这下，你晓得矛盾在哪儿了吧？）但上述计算表明，就算我们不吃素，盈余的农田也会越来越多。

那我们就这么做好了：继续削减人均耕地面积，把多出来的土地还给大自然。

就粮食生产而言，自从哈伯打破了肥料的瓶颈之后，用完能沐浴到阳光的土地再不成其为问题，而水资源用完却很可能是个大麻烦。莱斯特·布朗 （Lester Brown）就指出，印度的地下水很快就会耗尽，恒河又逐年干旱 ，可该国却极大地依赖这两种水源来灌溉庄稼。在全世界范围内，灌溉水蒸发带来的土壤盐化问题越来越严重，而灌溉农作物占了全世界整整70%的用水量。但他接着承认，灌溉系统的效率（也即水分蒸发的损失）正迅速走高；另外，滴灌这种成熟的技术几乎可以彻底解决这一问题。诸如塞浦路斯、以色列和约旦等国已经大量采用滴灌。换言之，灌溉浪费水是水价太低的产物。一旦水能够依靠市场正确定价，人们不仅会更加节约用水 ，还有了存储它的动机，水资源很快就能重新丰富起来。

为了在2050年养活90亿人口，我们需要这么做——采取下列举措，把农业产量翻一番：在非洲大力提高化肥使用比例，在亚洲和美洲采用滴灌技术，在诸多热带国家推广双季作物，在全世界范围内使用转基因作物，提高亩产量、减少污染；从用谷物饲养牛改成用大豆喂养，继续扩大鱼、鸡和猪的相对养殖量，减少牛羊的相对养殖量（鸡和鱼转化谷物变成肉的效率是牛的3倍，猪介于两者之间）；扩大贸易，这不光是因为吃饭的嘴巴和农作物不长在一个地方，更是因为贸易鼓励专业化，不同的地区专门种植当地亩产量最高的作物。通过这些举措，把农业产量翻一番。如果价格信号驱动全世界的农民采用了上述措施，那么，完全可以设想，到2050年，90亿人口靠着面积更小的耕地，吃得比现在更舒服，同时，大片土地释放出来成为了自然保护区。想象一下：2050年的时候，大片大片的耕地重新变成了野生的树林和草原。这是一个美好的目标，它只能靠着进一步的集约式农业和进步来实现，而不是倒退回从前，过有机生活。不妨这么设想一下：把农业变成一档多层次的生意，用水培滴灌和电力照明在废弃的城市旧址全年生产粮食，再用传送带把这些粮食基地直接跟超级市场连起来。至于说这些建筑和电力所需的资金，可以靠给退耕还林（还草、还湖等）的开发商免税来筹集，让他们把其他地方的农田重新变成森林、沼泽和大草原。这真是一幅激动人心的理想画面啊。

最近，有一位教授和一名厨师在我的电台节目上提出建议 ，说各国应该实现粮食自给自足，自己种，自己吃。真的应该这样吗？（为什么非得是各国？为什么不是各大陆、各村庄、各行星？）真要这么做的话，当然需要多得多的耕地面积了。英国就碰巧只适宜种植小麦、出产羊毛，种植香蕉和棉花会劳而无功；反过来说，牙买加只适宜种植香蕉和棉花，非要种植小麦、出产羊毛，同样劳而无功。而如果世界决定它非要从田里种出汽车燃料，而不是从油井里开采出来（21世纪之初它就这么疯狂地做了） ，耕地面积同样也会膨胀 。再见了，热带雨林。但只要一部分理智的人占了上风，那么，我的孙子们将来能吃得比我好，游览到比现在面积更大、更原生态的自然保护区。我很乐意为了这个理想而奋斗。集约式农业是它的实现之道。

当人类以狩猎采集为生的时候，每人大约需要1000公顷的土地来维持。如今，靠着农业、基因遗传学、石油、机械和贸易，每人所需的土地减少到了1000多平方米，也就是1公顷的1/10 。（石油能否长久维持，是另外一个主题，我将在本书稍后的部分另作探讨。简要地说，我的回答是：只要石油的价格涨到足够高的地步，替代品一定会采纳推广开来的。）这一切得以实现，无非是因为每平方米的耕地种上了它最适宜生长的作物，再依靠全球贸易的分配，让所有人都能获得每一种必需的农产品。还是那句话：专业化生产，多元化消费，是走向繁荣的关键。

错误的“有机”呼吁

政客可以叫我的预测落空。要是世界真的打算走有机之路——也就是说，让农业从植物和鱼类里获得氮，而不是依靠工厂和化石燃料从空气里获得氮，那么，2050年的90亿人，恐怕有不少都会忍饥挨饿，所有的热带雨林都会被砍伐干净。是的，我说的就是“所有的”热带雨林。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有机农业就是产量低 ，原因很简单：化学作用。由于有机农业放弃了所有的合成肥料，它会把土壤里的矿物营养成分耗尽——特别是磷和钾，但最终，硫、钙和锰也会用个精光。往土壤里加入碾碎的石头或压扁的鱼可以缓解这个问题。但这么做，你得先开矿、捕鱼才行。不过，更主要的问题在于缺氮，这可以靠种植豆类（苜蓿或豆子）来解决，豆类可以从空气里将氮固定下来，然后再把它们耕到土壤里，或者，用豆子喂牲畜，把牲畜排出的粪便耕进土壤里。依靠这些帮助，一部分有机土地可以实现施加化肥时的高产量，但前提是利用额外的土地种植豆类、饲养牲畜 ，这样，之前的那块土地才能产量翻番。与此相反，传统的工业化农业是从最有效的地方获取氮的——也就是靠工厂从空气里固氮。

走有机路线的农民同样还想减少对化石燃料的依赖，但除非你希望有机食物昂贵、稀缺、肮脏、容易腐烂，否则，它必然会采用集约式耕作。而集约式耕作就意味着使用燃料，从实践上看，加利福尼亚种植1磅包含80卡路里的有机生菜，不使用合成肥料，也不使用杀虫剂，需要化石燃料提供4600卡路里，才能让它走进城市餐厅里寻常消费者的盘子 ：栽种、除草、收获、冷藏、清洗、加工和运输，全都要使用化石燃料。用传统化肥种出来的生菜，大约需要4800卡路里。两者的差距微不足道。

可是，当一种能提高有机农业效率和竞争力的技术出现的时候，有机运动却一口拒绝了。 这种技术就是基因改造，它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被发明，本意是想以较为温和的方式替代使用伽马射线和致癌化学物的“诱变育种”。过去半个世纪里，有多少作物是采用“诱变育种”制造出来的，你知道吗？有多少面粉来自一种受了辐射的硬粒小麦，你知道吗？大多数亚洲梨都长在受了辐射的嫁接枝条上，你知道吗？有机啤酒商尤其喜欢用的大麦品种“千金一诺”，最初是50年代英国从原子反应堆里，靠着大规模诱变其基因制造出来的，你知道吗？到80年代，科学家们的研究达到了这样的高度：从前，他们会用许多未知的结果和大量的附带基因损害、搞乱目标植物的基因；而现在，他们找出具备已知功能的已知基因，将它注入植物的基因组，让它完成已知的任务。这种基因可能来自不同的物种，故此能够实现自然界植物相对较少出现的物种性状横向转移（但这在微生物界很常见）。

举个例子，不少农民开心地采用了名为“苏芸金杆菌”（又名“敌宝”，或“bt”）的细菌杀虫剂。20世纪30年代，法国最先将之商品化，喷洒到庄稼上控制害虫。因为这是一种“生物”喷剂，它通过了农民们的测试。到80年代，人们已经针对不同的昆虫开发出了大量“敌宝”变种。它们全被看作有机产品。其后，基因工程师把敌宝毒素整合到了棉花里，制造出了“bt棉花”，也即头一批转基因作物之一。bt棉花有两项巨大的优势：它能杀死寄居在植株体内、喷剂无法轻易触及的棉铃虫；它不会误杀那些不以棉花植株为食的无辜昆虫。然而，尽管这是一种以生物方式整合进植物的真正有机产物，显然也更为环保，有机教派的传道士们却拒绝这一技术。bt转基因棉花继续改造着棉花产业，现在已经取代了所有棉花作物的1/3以上。印度政府拒绝这项技术，而农民们看到邻国地里种的“私货”转基因棉之后，却奋起提出抗议，要求改种这一作物。现在，大多数的印度产棉花都成了bt棉，结果是产量差不多翻番，杀虫剂使用量减少了一半 ——绝对的双赢局面。世界各地对bt棉作物进行的每一项研究中，从中国到美国的亚利桑那州，杀虫剂使用量减少的比率高达80% ，地里的蜜蜂、蝴蝶和飞鸟重新多了起来。经济和生态领域都传来了好消息。然而，仅仅是为了迎合公众抗议的短暂风潮，有机运动的领导者们故步自封，拒绝了这种能大幅减少使用合成农药的新技术 。有人估计，因为转基因作物的推广而减少使用的杀虫剂活性成分超过了2亿千克 ，而且这个数字还在持续攀升。

有机运动坚决要把农业技术冻结在20世纪中期的水平，这件事不过是其中一个例子罢了，它错失了其后诸多发明带给环境的好处。“我真是受够了，如今的人们肯定不会找只用听诊器、不用核磁共振检查的医生看病，可他们却要求像我这样的农民只用20世纪30年代的技术来种庄稼。”密苏里的农民布莱克·赫斯特写道 。走有机路线的农民乐于喷洒硫酸铜或硫酸烟碱，却不用杀虫速度快、对哺乳动物毒害极低、不会在环境里长久存在、对非害虫昆虫无附加损害的合成除虫菊酯。他们不用除草剂，这也就是说，他们要么使用低工资的劳动力人工清除杂草，要么采用翻耕火烧的方式除草，而翻耕火烧会彻底摧毁土壤的动物群、加速土壤侵蚀、释放更多的温室气体。他们不用工厂制造的氮肥，却纵容自己使用拖网捕获的鱼制成的肥料。

美国生物学家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在经典作品《寂静的春天》 （Silent Spring）里呼吁科学家们放弃化学杀虫剂，寻找“生物途径”来控制虫害。科学家们真的这么做了，有机运动却对他们嗤之以鼻。

改造基因的多种方法

其实，光从定义来看，几乎所有的农作物都是“改造”了基因的。它们全是怪异的突变体，产量高得违背了自然规律，种子可以自由脱粒，果实又大又甜，全靠人类的干预才能生存下来。胡萝卜是橙色的，因为16世纪荷兰人最初选中的突变品种是橙色的。香蕉是不育的，它没有结实能力。小麦的每个细胞里都有3种完整的二倍体基因组，分别来自3种不同的野草，把小麦放到野生环境底下，它根本没法生存。水稻、玉米和小麦都有一些共同的基因突变：让植株的种子长得更大，预防落叶，让谷粒更易脱落。这些突变都是人工选择的，尽管是由早先的农民在播种和收获时不经意间选择出来的。

但现代基因改造技术使用的是单个基因，施压团体煽动起来的不理性恐惧简直要把它扼杀在襁褓里了。首先，他们说，转基因食物可能不大安全。吃了一万亿顿转基因伙食之后，没有出现过一起因为转基因食物致使人类患病的案例，这种论点不攻自破了。接着，他们又说，让基因跨越物种屏障，有违自然。可小麦，这一种植数量最大的农作物，本来就是有违自然的“多倍体”，它混合了三种野生植物的基因。而且，很多植物都表现出了横向基因转移，比如互叶梅，一种原始的开花被子植物，身上就有从苔藓和藻类借来的基因序列 。（人们发现，在病毒的帮助下，DNA还可以自然地从蛇跳到沙鼠身上呢 。）再之后，他们说，生产和销售转基因作物，只是为了赚钱，不是为了帮助农民。哈，拖拉机不也一样嘛。接下来，他们又举出一个奇异的论点：抗除草剂的作物或许会跟野生植物杂种繁殖出一种用除草剂杀不死的“超级”杂草。这些人本来就反对使用除草剂，既然如此，叫除草剂失效，岂不是他们最想要的结果吗？

到2008年，转基因技术发明不到25年，全世界整整10%的可用耕地（3000万英亩）种植起了转基因作物，这是农业历史上采用新技术最迅速也最成功的一次。只有欧洲和非洲部分地区的农民和消费者 ，在激进的环保主义者施加的压力下，怀着“对饥饿的习惯性冷漠”态度（语出斯图尔特·布兰德，著名的实用环保主义先锋） ，拒绝了转基因作物。经西方活动家的大力游说，非洲各国政府把转基因作物用烦琐的程序给捆绑了起来，除了3个国家（南非、布基纳法索 和埃及），其余非洲地区均不可商业化种植。2002年出过一件臭名昭著的事情：在施压团体（国际绿色和平组织和地球之友亦卷入其中）的抗议下，赞比亚政府在饥荒之中竟然拒绝了外国捐助的食品，就因为转基因可能存在危险！施压团体甚至对赞比亚代表说，转基因作物恐怕会导致病毒感染。美国农业问题专家罗伯特·帕尔伯格（Robert Paarlberg）写道 ：“欧洲人把最奢侈的口味强加给了最贫困的人民。”“黄金大米”的开发者英高·伯特里库斯（Ingo Potrykus）认为 ：“盲目地反对一切转基因食品，只有吃得太饱的西方人才负担得起这样的奢侈活动。”肯尼亚科学家弗罗伦斯·温布古（Florence Wambugu）说 ：“你们发达国家的人尽可以自由自在地辩论转基因食品的优缺点，但我们能不能先拿它吃饱了肚子再说？”

其实，从转基因作物里能获得最大好处的恰恰是非洲，因为当地农民多为小农户，难得使用化学农药。乌干达有一种名叫“叶斑病”的真菌类疾病，威胁着该国的主食香蕉作物，有着水稻基因的抗菌品种却因为管制多年无法上市，转基因的实验农场只好用挂锁的篱笆拦起来——倒不是为了不让它们免遭抗议者的践踏，而是为了不让迫不及待的用户提前把它们抢走。过去35年里，非洲的人均粮食产量下降了20% ，茎螟蛾的幼虫让非洲的玉米作物损失了大约15%，储存时的甲虫灾害还要让它损失至少相同的比例，而bt小麦却能同时抵抗这两种害虫。企业所有权并不是问题的要害：西方企业和基金会都热心地通过非洲农业技术基金会等组织，把这类作物提供给非洲农民，不收授权费。希望现出了曙光。2010年，肯尼亚对抗旱和抗玉米虫的小麦开始了田间试验 ，尽管其后会有长达数年时间的安全检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全球反转基因作物运动的主要结果是：拖延了化学农药退出市场的时间；使得只有商业作物才花得起钱，穿越监管的丛林进入市场；最终，也就意味着小农户和慈善机构根本就无法接触到这些作物。由于只有大企业才承受得起环保主义施加压力制定的监管条例，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基因工程仍然会是它们的保留地。然而，转基因作物对环境的益处已经相当大了——只要种了转基因棉花，农药的使用量就会迅速下降，只要种了耐除草剂的大豆，免耕就会令土壤更加肥沃。它的好处还远不止如此。耐旱、耐盐和耐毒铝的植物已经在研发了。富含赖氨酸的大豆很快就能喂养渔场的鲑鱼了，再不用大力捕捞其他野生鱼种当饲料了。到你读到本书的时候，能更有效吸收氮的植物说不定已经上市了，它能用不到常规化肥使用量的一半实现更高的产量，避免土壤中营养物质径流污染水生生物栖息地；减少温室气体（氧化亚氮，它带来的温室效应比二氧化碳高300倍）排放，保护大气；减少生产化肥的化石燃料使用量，节约农民的成本。有些好处不靠转基因也能实现，但有了转基因，实现起来速度更快，也更安全。绿色和平组织和地球之友还是众口一词地反对。

环保主义还从另一个方面批判现代农业。他们说，为了追求数量，科学可能牺牲了食物的营养质量。实际上，20世纪为日益增长的人口提供了越来越丰富的卡路里，实现了辉煌的成功：全世界居然出现了大量因为进食过多导致的疾病，肥胖症啦，心脏病啦，糖尿病啦，说不定还包括抑郁症。举例来说，现代植物油和大量红肉构成的饮食结构里奧米加三脂肪酸含量低 ，可能会导致心脏病；现代小麦面粉富含支链淀粉，可能导致胰岛素抗性，从而让人患上糖尿病；玉米的氨基酸中色氨酸含量极低，而色氨酸是“快乐感”神经递质血清素的前导物。消费者可以寄望于下一代植物品种来纠正这些缺陷。他们可以吃更多的鱼、水果和蔬菜来平衡饮食。但对渴望获得土地、吃饱肚子的人而言，这一切还太奢侈，它更适合富人而不是穷人，故此会加剧健康的不平等。印度环保活动家范达娜·希瓦 （Vandana Shiva），响应法国皇后玛丽·安托瓦内特 的呼吁，反对富含维生素的大米，建议印度人民多吃肉、菠菜和芒果，别再依赖黄金稻米。

其实，转基因明明白白地给出了解决的办法——把健康营养特性植入高产作物品种：玉米里植入色氨酸来抗抑郁，胡萝卜里植入钙转运基因帮助不能喝牛奶的人抗骨质疏松症，高粱和木薯里植入维生素和矿物质，方便那些以之作为主食的人。本书出版期间，南达科他州培育出来的带奧米加三脂肪酸大豆应该已经进军美国超市了。它们有望降低心脏病发作的危险，甚至还有助于那些好用大豆油烹饪者的心理健康，同时，它们还能缓解提炼鱼油给野生鱼群带来的压力。 w/6wBd0kVdhYy2jDu8jBGRPegAUYOm1TSNdcug5/uIZ4VlONYDzwTh7+oHU3Lze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