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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不是金属，而是信任的结晶。
——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
《货币崛起》（The Ascent of Money）
欧洲的凶杀率
电影《马耳他之鹰》（The Maltese Falcon）里有个场景：亨弗莱·鲍嘉马上能得到悉尼·格林斯特里特给的1000美元，之后，他会拿一部分给玛丽·阿斯特。格林斯特里特低声对鲍嘉说
，他要提个忠告：他晓得鲍嘉要给玛丽·阿斯特一些钱，但要是阿斯特拿到的钱不如自己预想中那么多，鲍嘉就得当心了。这个场景预示了20世纪70年代末由沃纳·古斯（Werner Guth）发明、后来又深受经济学家们喜爱的一种博弈——“最后通牒博弈”。它为透视人类灵魂打开了一扇小小的窗户。第一个玩家得到一些钱，要分一些给第二个玩家。第二个玩家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前者的提议，但他不能对其加以改变。如果他接受，钱就是他的了；如果他拒绝，他和第一个玩家都拿不到钱。问题来了：第一个玩家应该提议分多少钱给第二个玩家呢？根据理性来分析，他的提议应该尽量少，而第二个玩家无论如何都该接受，因为不管数目有多小，拒绝带来的结果都比接受要糟糕。但在实践中，人们一般会给出差不多一半的钱。人们的慷慨表现得很自然，或者这么说吧，不慷慨才愚蠢透顶呢，因为，要是第一个玩家太自私，报出的数目太小，第二个玩家会为了惩罚他而拒绝提议——人真的会这么做。
最后通牒博弈及其他数百个类似博弈带来的教训是：从这类实验可以看出，人们其实比你想象得还要善良。但更令人惊讶的教训是，人越是沉浸在现代商业世界的集体大脑里，表现就越是慷慨。诚如经济学家赫伯特·金迪斯（Herb Gintis）所说
，“社会利用市场，大规模地建立起合作、公正、尊重个人的文化。”他的证据来自一个有趣的研究：他在15个大致属于小规模部落式社会里找人进行最后通牒博弈。
在与外界打交道最少的社会里，人的心肠最硬、最吝啬、最符合狭义上的“理性”。亚马逊流域刀耕火种的马奇根加农夫，最多只愿意把总数的15%分给自己的合作者，而且，对方玩家还全都接受了这样的分配（只有一起例外）。类似地，坦桑尼亚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哈扎人一般只分给对方非常小的一部分，对方亦鲜有拒绝者。另一方面，在最融入现代市场的社会里，比如肯尼亚的奥尔玛游牧部落、厄瓜多尔的阿查族贫农，大多会给对方一半的钱，跟西方大学生一样。印度尼西亚拉姆巴塔岛上的拉马勒拉捕鲸人因为狩猎的时候要靠由陌生人组成的大型团队协助，平均会给对方58%的钱——有点像是把天上掉下来的横财拿来拉拢新朋友似的。新几内亚的两个部落（阿乌族和格瑙族）也存在大致类似的情形，部落成员往往会提出“超公平”的建议，即便如此，还是有人拒绝：在这些文化里，礼物是收礼者的负担，因为收礼者将来有偿还恩惠的义务。
这次研究所得的教益在于，就整体而言，跟陌生人打交道教会了你如何礼貌地对待他人，而为了让如上所述的慷慨大度出现，哪怕代价很大，仍有必要对自私行为加以处罚。
拒绝第一个玩家的分配提议，对第二个玩家来说代价很大，但为了给前者一个教训，他还是觉得值得做。我的论点不是说交换教会了人善良，而是说，交换教会了人看出合作背后对自己蕴涵的好处。故此，人类为什么具备了跟陌生人打交道并把劳动分工扩大到敌对方的特点，这里就藏着一部分线索。
在家族里进行合作、交换和专业分工，是整个动物王国的常态，黑猩猩和海豚能这么做，狼和狮子能这么做，任何社会化种群里的个体都能这么做。狐獴和蓝鹊信任自己的亲戚能完成站岗的职责，看到老鹰出现会发出报警声，它们自己也会分担这一职责。工蚁会和蚁后、兵蚁以及其他不同等级的姐妹进行劳动分工。可这些社会其实都只是大家族罢了，和没有血缘关系的陌生人合作，似乎是人类独有的一项成就。在其他物种里，不可能有两个从没见过面的陌生个体为了彼此的利益交换商品或服务，而你每次去商店、餐馆或网站却会习惯性地这么做。事实上，在其他群体生活的物种当中（如蚂蚁或猩猩），不同群体的成员只要一接触，必然出现暴力行为
，可人类却能把陌生人当成尊敬的友人对待
。
向嗜杀的敌人伸出合作之手——迈出这样的第一步一定难到了不可想象的地步，正是出于这一原因，动物王国里才罕见此种行为。灵长动物学家莎拉·赫尔迪（Sarah Hrdy）和弗兰斯·德·威尔（Frans de Waal）就知道这有多么奇特
：他们注意到，一群陌生的黑猩猩绝不可能井井有条地排队登上飞机，或是坐在餐厅里，它们一定会凶猛地对打起来。一般说来，一个物种群体内部的合作越多，群体之间的敌意就越浓。人类本身就是高度“群体化”的物种，我们在群体内部互相帮助，在群体之间也存在暴力行为，从这个层面上看，人能克服自己的直觉，和陌生人进行社会交换，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件事。
我想，最先冒险伸出和平橄榄枝的，应该是人类女性所为。毕竟，残杀、突袭相邻群体的事情（不管是人类群体，还是大多数其他灵长类动物群体），几乎无一例外是雄性做的。所以说，陌生女性之间的相遇，并不一定会演变为暴力事件。此外，在所有猿类当中，总是雌性在交配时离开自己出生的群体，奇怪的是，在猴子里，离开的却是雄性。假设人类遵循猿类的模式（大部分人类社会直到今天都是这样），那么，妇女必然要和其他群体（如配偶的父母和兄弟姐妹等）建立紧密关系。这一点，晚近时期曾有个很有趣的回应：在西方人到来之前，东南亚的交易模式都是以女性为中心的。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商人多为女性，女孩从小就要学习算术和记账。
贯穿人类历史，信任总是先从亲戚之间开始，之后再扩展到陌生人，而派亲戚到国外去当中介，是古已有之的做法。在亚洲的贸易港口，古吉拉特人（南亚印度民族之一）、福建人、波斯人、亚美尼亚人、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各有社区，正如在欧洲的港口，热那亚、佛罗伦萨、荷兰、英格兰和汉萨同盟
的商人各自抱团，并随着家族的扩展，在亲戚之间维持着信任。1809~1812年
，英国惠灵顿的大军能在西班牙筹到款，是因为英国政府信任一个名叫内森·罗斯柴尔德（Nathan Rothschild）的犹太放贷人
，而他又信任自己在欧洲大陆上的兄弟们会用英国的票据买入黄金。
2004年，弗吉尼亚州乔治·梅森大学的一群大学生志愿者坐在电脑屏幕前面，玩一个金钱游戏。游戏当中，所有人都住在虚拟的村落里，有自己的房子和土地，可以生产或消费红色或蓝色的虚拟“单位”。所有的玩家都知道，自己获得的红蓝单位越多，并接近某个固定的比例（比方说3∶1），能带回家的真钱就越多。但有一点玩家并不知道，按照计算机程序的设计，他既可能是“奇数”玩家，生产红色单位更快，也可能是“偶数”玩家，生产蓝色单位更快。在电脑屏幕上，每一个玩家都能看到其他玩家（两名、四名、八名或所有玩家）在做什么。他们可以趁着游戏进行的时候以及每一回合结束后的100秒休息时间在线聊天。游戏进行到第六轮的某一回合，两名玩家之间出现了如下对话：
甲：“我想，你能不能给我点儿货呀？”
乙：“好啊。”
甲：“哈，我做蓝色更快，你做哪个颜色更快？”
乙：“红色。”
甲：“哈哈。”
乙：“嘿嘿。”
甲：“那么我全做蓝你全做红。”
乙：“然后互相扔到对方房子跟前去？”
甲：“就是这样。”
乙：“好，（我做）百分之百的红。”
甲：“（我做）百分之百的蓝。”
巴特·威尔逊（Bart Wilson）、弗农·史密斯和同事进行的这个实验
，目的当然是想看看人能不能够在没有规则或指示的前提下，依靠自己的力量发现交换和专业化带来的好处。游戏里专业化是有风险的，因为结束时你手里只有一种颜色单位的回报是零，但通过交换实现专业化的回报是自给自足状态的3倍。可游戏没有任何线索告诉你能进行交换。尽管有些玩家从头到尾都卡在了低收益的自给自足状态里，可大部分人最终发现了交易带来的收益。“（人们）发现交换之前，”实验人员评论说，“基本上是靠自给自足的，可一旦他们发现了‘交换的力量’，专业化就慢慢演变出来了。”有趣的是，玩家们是从单个人对单个人的双边交换开始的，也就是说，每名玩家只跟另一名玩家建立交换关系，后来才逐渐扩大到邀请他人加入。
交换始于个人双边形式，这似乎合情合理。19世纪，澳大利亚北部的伊尔约龙特（Yir Yoront）土人
，每个家庭的宿营地都至少有一把高价值的石斧。这种石斧全部来自卡尔卡顿部落精心守护的一处采石场，也是该部落批量化生产出来的。卡尔卡顿部落住在朝南400英里的伊莎山上，远离伊尔约龙特人的控制范围。石斧是靠许多交换伙伴的手手相传，才到了伊尔约龙特村落的。伊尔约龙特部落里每一个年龄较长的男性，都会有个南部来的交换伙伴，他们是在一年一度的旱季庆典上相遇的。后者想要十来枚用在长矛尖端的倒钩刺，所以把石斧给了前者。前者为了得到倒钩刺，又去找另一位更北方的贸易伙伴，并将石斧交给他。再朝南前进150英里的话，交换汇率就不一样了：一把石斧只能换一枚倒钩刺。整个交换链上有不少诸如此类的套购利润。
所以，和陌生人交换的第一步大概始于个人友谊。一位妇女信任自己的女儿，女儿嫁到了同族的另一个部落。于是，这位妇女的丈夫渐渐学着信任自己的女婿。两个部落抵挡共同敌人所结成的同盟关系，可以让怀疑的屏障暂时消融一阵子，足够甲部落发现乙部落居然有一些多余的石头可供制造斧头，或是有一些倒钩刺能够制作长矛尖。渐渐地，一步一步地，在仇外的习性和复杂的男女关系之外，交换的习惯被慢慢培养起来。
大多数人以为，陌生人之间的长途交易以及市场的概念，是在人类历史上相对近期才确立起来的，远远晚于农业的出现，但从澳大利亚土著的例子来看，这种设想完全错了。没有任何一个已知的人类部落不存在交换现象。从哥伦布到库克船长（Captain Cook，杰出的英国航海家），诸多西方探险家最初跟与世隔绝的土人接触时，曾产生过许多困惑和误解，但交易这件事绝不在其列，因为他们遇到的任何土人都早就对“物物交换”有概念了。跟新部落接触的短短几天甚至几个小时之内，所有的探险家都开始了以物易物。1834年，一个叫查尔斯·达尔文的年轻的自然学家在火地岛碰上了一些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土人。
“有几个火地人清楚无误地表现出他们对以物易物很有概念。我给了一个人一枚大钉子（最有价值的礼物），并未做出任何要求回报的表示，但他马上挑了两条鱼，用自己的矛尖把它们穿起递了过来。”达尔文和他的新朋友不需要共同语言，就理解了双方达成的交易。同样，1933年，迈克尔·莱希（Michael Leahy）和他的探矿同事最初碰到新几内亚的高地人时
，给对方香蕉，换回了贝壳。跟外部世界接触之前，新几内亚人早就在长途交换石斧了。在澳大利亚，不知多少代人以前，贝壳和石斧就通过交换穿越了整个大陆。北美洲太平洋沿岸的土人给内陆几百英里的地方送去海贝，从更远的地方进口黑曜石。
在旧石器时代，欧洲和亚洲的琥珀、黑曜石、燧石和贝壳长途跋涉的距离之远，绝对不是单个人带着它们能办到的。10万年前的非洲，黑曜石、贝壳和赭石早就在进行长距离交换了。所以，交换出现于史前时代，并且是一种极为普遍的现象。
此外，一些古老的狩猎采集社会达到了贸易与繁荣的巅峰，它们的人口密集居住，有着复杂的社会层级，专业分工众多。在大海物产丰富的地方，有可能实现通常而言靠农业才足以维持的人口密度，在这样的社会里，酋长、祭司、商人和炫耀性消费，一应俱全。美洲夸扣特尔印第安人（Kwakiutl Americans）靠太平洋西北部回游的鲑鱼为生，对溪流和捕鱼点划分了家庭产权，当地有着用雕塑品和纺织品华丽装饰起来的大型建筑，有着关于炫耀性消费的奇特仪式（比如向彼此赠送贵重的铜制礼物，点燃蜡烛鱼油来博取慈善的名声）。他们还使用奴隶。不过，严格地说，他们仍然属于狩猎采集部落。加利福尼亚州海峡群岛的丘马什人
（The Chumash），靠海产品和海产肉品为生，长久以来靠着独木舟开展复杂的长距离海上贸易，部落里有专门的匠人用鲍鱼贝壳打磨珠子，用做货币。与陌生人进行贸易以及维系贸易的信任感，是现代人类很早就培养起来的习惯。
但交换的实现，靠的是人类善意的乳汁，还是人类追求自利的酸液呢？曾经有个叫做“亚当·斯密问题”
的德国哲学之谜，声称在亚当·斯密的两本著作里存在矛盾。一本书里说，人类天生就具备同情和善良的本能，另一本书里则说，人类主要是靠追求自利来推动的。斯密在《道德情操论》里说：“一个人的性格中，显然存在某些天性，不管以为他私心有多重
，这些天性也会激励他去关注别人的命运，而且还将别人的也是他所需要的快乐转赐予他。他因目睹别人快乐而快乐，不过除此之外，不啻一无所获，然而他依旧乐此不疲。”他又在《国富论》里说：“人几乎随时随地都需要他同胞的协助
，仅仅指望他们的慷慨是徒劳的。如果他能唤起他们的利己心，他更有可能成功。”
斯密对这一难题的认识是，仁爱和友谊是必要的，但要让社会正常运作，这些还不够，因为人“随时都需要很多的合作与帮助。可一个人的一生又是极为短暂的，一辈子也难以博得几个人的友谊”。换言之，人要跳出友谊，和陌生人实现共同的利益，按保罗·希伯莱特（Paul Seabright）的话来说，就是把陌生人变成尊敬的朋友
。斯密天才般地混淆了利他主义与自私自利的区别：如果同情心能让你在取悦他人的时候也令自己欢喜，你是自私还是利他呢？诚如哲学家罗伯特·所罗门（Robert Solomon）所说
：“我自己想要的是得到你的赞许，为了得到它，我极有可能去做你认为我应该做的事情。”
这种把陌生人当成朋友来打交道的能力，是靠人类的内在信任本能来实现的。通常，你碰到陌生人并与之打交道时（比如餐馆里的服务员）做的第一件事，是微笑——这是一个表现信任的本能姿态。人类的微笑，炽热地体现了斯密所谓的“内在同情心”，能进入对方的大脑，影响他的想法。最极端的例子是婴儿的微笑，它能触发母亲大脑里的特定回路
，让她感觉良好。没有其他动物会这样微笑，但实验表明，即使在成年人里，碰触、抚摸，或是表现慷慨的简单动作，都会令接受一方的大脑分泌催产素，催产素是进化用来让哺乳动物对彼此（父母对婴儿，爱人对伴侣，朋友对朋友）产生好感的化学物质。它还能以另一种形式发挥作用：朝学生的鼻子底下喷催产素，能叫他们更乐意地带着钱信任陌生人（相较于喷安慰剂的对照组）。“催产素是一种移情的生理特征，”进行此实验的神经经济学家保罗·扎克
（Paul Zak）说，“它似乎还能让人暂时将这种情谊释放到他人身上。”
2004年，扎克和恩斯特·费尔（Ernst Fehr）等同事进行了经济学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一个实验。
实验表明，催产素带来的信任效应非常显著。他们从苏黎世招募了194名男性受试者（这个实验不能对女性做，因为要是某位受试妇女正怀有身孕，自己又还不知道，催产素可能会引发小产），让他们参加实验包含的两场博弈之中的一场。第一场博弈叫“信任博弈”，一名玩家是“投资者”，得到12个货币单位，并预先得知，如果他能把一部分钱交给另一名玩家，即“受托人”，实验者会把这笔款项翻上4倍。也就是说，如果“投资者”把所有的12个货币单位都给了“受托人”，后者就能得到48个单位。“受托人”可以还一部分钱给“投资者”，但没有非这么做不可的义务。因此，“投资者”有可能损失所有的钱，但要是他对“受托人”的慷慨大度足够有信心，也可能获得相当不错的回报。现在的问题是：“投资者”愿意拿出多少钱来给“受托人”？
结果极不寻常。实验开始前鼻子下喷了催产素的“投资者”比喷惰性盐溶液的“投资者”多拿出17%的钱，前者转交款项的中位数是10个单位，后者为8个单位。喷了催产素的“投资者”转交所有12个货币单位的概率，比对照组高两倍。但催产素对“受托人”却没有同样的影响，喷过和没喷催产素的“受托人”还钱时表现都一样。所以（动物实验也给出了同样的结果）催产素并不影响人的互惠性，而是影响了人主动承担社会风险的倾向性。第二场博弈和第一场大致相同，只不过由实验人员随机决定“受托人”的慷慨程度（即“受托人”还不还钱、还多少钱，都由实验人员规定，跟“受托人”没有关系），这一回，催产素对“投资者”没有产生影响。也就是说，催产素是专门提高信任感的，并不提高人的整体冒险意愿。荷尔蒙催产素促使动物冒险接近同一物种的其他成员（正如情侣愿为彼此冒险，母亲愿为孩子冒险），把“克服社会屏障以及激活大脑里暗示奖励的回路这两点联系了起来”。它能产生这样的作用，一部分靠的是抑制杏仁核的活动，杏仁核是表达害怕的器官。
如果说，人类学会把陌生人当成伙伴而非敌人对待的那一刻真的属于人类经济进步中的一环，那么，催产素无疑在其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人极为擅长猜测谁值得信任。经济学家罗伯特·弗兰克（Robert Frank）和同事做过一个实验，志愿受试者有半小时时间跟一个三人小组谈话。之后，受试者来到单独的房间，跟之前的谈话伙伴进行囚徒困境博弈（即每个玩家必须判断是跟对方合作实现互利，还是选择背叛，以期对方选择合作时获得自利结果）。不过，在这场实验里，每名玩家要先填写一张表格，不光说明自己会怎样对待每名伙伴，还要预测对方会采用什么样的策略。大多数时候，3/4的受试者说自己会合作，强化了亚当·斯密关于人天生善良的观点。（而经济系的学生，因为长年接受“人类本性自私”的教育，选择背叛的概率比常人足足高两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受试者很善于预测伙伴里谁会合作，谁会背叛。凡是他们预测会跟自己合作的人，81%的时候都确实合作了，而整体来看，选择合作的人是74%。凡是他们预测会背叛自己的人，57%真的背叛了，而整体来看，选择背叛的人只占26%。罗伯特·弗兰克说
，大多数人都能判断，在自己的友人（双方无血缘关系）里，有哪个在拥挤的音乐会场捡到了自己的钱包肯定会还回来；反过来，人能准确地记得曾经欺骗过自己的人的面孔
。
因此，人类合作与交换这一整套基石（人类的繁荣和进步完全建立在其上），取决于一点非常幸运的生物学事实。人类有移情的能力，擅长识别值得信任的人。那么，情况是不是像这样呢：人类能够建立起复杂的社会，经历繁荣昌盛，全是因为人类有一种鼓励合作的生物本能？如果只是这样，那可就太简单了。如果只是这样，那么卢梭、伏尔泰、休谟、斯密、康德和罗尔斯的论点，就能落实到一个如此纯粹简单的结论上。可惜，生物本能只是一切的开端。生物本能令繁荣有了出现的可能，但它不能解释所有的东西。
此外，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种生物本能只存在于人类身上。卷尾猴和黑猩猩跟人类一样，憎恶遭到不公平的对待
，并能对自己的亲属和所属群体的成员伸出援助之手。你越是对利他主义和合作进行深究，就越是觉得它似乎并非人类所独有。所有哺乳动物都能分泌催产素，绵羊表现的母爱里有它的身影，野鼠的情侣之爱里同样有它的身影，所以，很有可能，所有的社会性哺乳动物都具备信任能力。要解释人类的交换习性，它是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另一方面，过去10万年里，人类极有可能建立起了一套尤为敏感的催产素系统，更容易为同情心所触发，这是人类这一长于交换的物种在自然选择中实现的结果。也就是说，正如成年人消化牛奶的基因为应对乳制品的出现而发生了改变，大脑的催产素分泌基因可能也为应对人口增长、城市化和贸易而发生了改变——人分泌的催产素远远多于其他许多动物。
此外，找到了潜在的生理机制，无助于解释为什么某些社会如此擅长创造信任感，另一些社会却做不到。更推而广之地说，一个社会里，彼此信任的人越多，社会就越繁荣
，信任感的增长似乎出现在收入增长之前。一系列的问卷调查和实验都对这一点做了量化，比方说，你可以在街上放个钱包，看看路人会不会将它交还，抑或用其母语问各国的民众：“一般而言，你会说大多数人都可以信任，还是说跟人打交道，再小心也不为过？”按这些测量方法所得的结果是这样的：挪威人信任感强（65%的人彼此信任），国家富裕；秘鲁充斥着猜忌（只有5%的人彼此信任），国家贫穷。“一个国家里相信对方值得信任的人口比例提高15%的话，”保罗·扎克说，“此后每年该国的人均收入能提高1%。”说这是因为挪威人大脑里的催产素受体比秘鲁人多，不大靠得住，但它确实表明，挪威社会比秘鲁社会有一套设计更精当的激发信任的制度。
是信任本能先出现，还是交换先出现，目前尚未完全搞清。催产素系统偶然突变出了敏感的形式，接着促使人类发展出了交换——这种设想的可能性是最低的。更说得通的一种设想是，起初，人类试探性地开始交换，体会到了比较优势和集体大脑带来的好处，反过来推动了自然选择偏向那些尤其擅长信任和同情，同时又保持一定程度谨慎和怀疑的大脑突变形式。在文化与基因的协同进化下，如果催产素系统的基因没有表现出为应对交换的出现而快速变化的证据，我倒要奇怪了。
和你妈妈讨价还价的背后，藏着数亿万代生物繁衍都未曾中断的浓浓母爱；对朋友信赖的背后，藏着数百次与他交往的良好经历；与本地店主做的任何一笔生意背后，都笼罩着未来投下的长长阴影。他显然知道，急功近利地狠狠宰你一刀，有可能损失跟你未来的所有买卖。神奇的地方是，在现代社会，你可以信任一个你根本不认识的店主，他也信任你。每一笔现代市场交易背后，都潜藏着近乎于无形的信托担保人：密封外包装、保修期、客户反馈单、消费者法规、品牌本身、信用卡、钞票上印着的“见票即付”字样
。每当我走进一家知名超市，拿起一盒品牌牙膏，我无须打开包装，朝手指上挤出一小节牙膏来测试铁皮管子里装的是不是自来水，我甚至无须知道超市卖假冒伪劣商品受不受法律的处罚。我只需要知道，这家大型零售企业，还有这家生产牙膏的大公司，都想让我一次又一次地回头买它们的商品。它们未来的名誉，全靠这笔简单的生意来维系。所以，我不必有片刻的迟疑，就可以信任这盒牙膏的卖家。
对一盒牙膏的信任度背后，藏着一段一寸一寸建立信任的漫长的历史道路。不过，一旦道路修起来了，新产品和新媒介就能轻轻松松地借来信任。互联网发展之初出现过一个极为惊人的现象：用户彼此是匿名接触的，可大家建立信任丝毫也不困难，反而相当轻松。eBay只要求消费者在完成每一笔交易之后，对卖家发表评论，就实现了这一点。猛然之间，每一笔交易都落在了未来的阴影下面；猛然之间，eBay的每一位用户都感觉，一旦自己胆敢欺骗，名声就危在旦夕了，正如石器时代的驯鹿皮卖家要是胆敢一年前卖给人一张腐烂的鹿皮，一年之后他再回到交易地点，铁定会成为不受欢迎的家伙。皮埃尔·奥米迪亚（Pierre Omidyar）最初创办eBay的时候，几乎没人相信匿名陌生人之间能如此轻易地在网络这一新兴媒介上建立信任感。但截至2001年，该网站所有的交易里只有0.01%涉嫌欺诈。约翰·克里平格（John Clippinger）得出了一个乐观的结论
：“诸如eBay、维基百科和开源运动等以信任为基础的同侪组织（peer organizations）取得了成功，表明信任是一种高度可扩展的网络资产。”互联网兴许带着我们回到了一个有点类似石器时代的世界，在那里，骗子无处藏身。
事实证明，这样的想法太幼稚了。未来将出现大量极具破坏性的创新型虚拟犯罪。尽管如此，在互联网上，陌生人之间的信任问题还是得到了普遍的解决。病毒可以避免，垃圾邮件过滤器能发挥作用，欺骗人泄露银行账户细节的“尼日利亚”诈骗信会遭到排斥，至于买卖双方之间的信任问题，eBay这样的公司会借助简单的事后信息反馈，让客户监管彼此的声誉。换言之，互联网有可能成为最适合犯罪的地方，但同样也会是世界此前从未见过的、最为自由公正的交换场所。
我的观点很简单：由于交换的存在，信任已经在人类的历史中逐渐成长、蔓延和深化了，尽管其间也频遭挫折。交换孕育了信任，信任反过来也孕育了交换。你或许认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充斥着猜忌和不诚实的世界里，可事实上，你仍然是这笔庞大信任财富的受益人。没有信任，让人们越变越富裕的劳动交换就不可能出现。1912年，J.P.摩根在国会听证会上作证说：“信任很重要，甚于金钱，甚于一切。金钱买不到信任……因为，要是我不信任一个人，哪怕他手握整个基督教世界的所有债券（作为抵押），也从我这里借不到钱。”谷歌的行为准则亦与摩根先生遥相呼应：“信任是我们成功和繁荣所依赖的基础，我们每个人，每一天都要以各种方式去重新赢得别人的信任。”（没错，未来的某一天，人们回首过去的时候，大概会把谷歌的创始人也看成“强盗大亨”。）如果人们彼此信任，那么互相服务就在交易摩擦极小的条件下继续演进；一旦人们丧失了对彼此的信任，繁荣就没影了。显然，2008年的次贷危机，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么一回事。银行发现自己持有大量“说谎的债券”，也就是说，债券的真实价值远远不及票面价值，于是交易崩盘了。
两个人之间成功地进行了买入卖出的交易，这应该能叫双方都得利。如果它只让一方得利，这叫剥削，无助于提高生活水平。罗伯特·赖特（Robert Wright）认为
，人类兴盛的历史，在于一次次地发现了能造福双方的非零和交易。正如莎翁名剧《威尼斯商人》中鲍西娅口里的“慈悲之心”，交换同样是“双重的赐福：它不但给幸福于受施的人，也同样给幸福于施与的人”。这就是世界走向富裕的戏法之奥妙。但只要朝你的人类同胞瞟上几眼，你就能意识到，持这种想法的人少得惊人。零和思维支配着主流话语，在贸易辩论里是这样，在对服务供应商的声讨里仍然是这样。你绝不会听到人们在走出商店时说：“我得到了一笔好交易，但别担心，我也给了店主足够的钱，好让他养活家人。”迈克尔·舍默（Michael Shermer）认为，这是因为石器时代的大多数交易很少有能造福双方的
，“我们进化之初，生活在一个零和世界（非赢即输的世界），一方获利意味着另一方的损失。”
真丢脸啊，因为零和的错误认识，是过去数百年里出现的各种主义所犯下的一个弥天大错。重商主义说，出口让你致富，进口让你贫穷，亚当·斯密嘲笑过这个谬论，他指出，英国把耐用的五金器具卖给法国来换取保存期短暂的红酒，是实现“英国锅碗瓢盆产业惊人大发展”
的难得机遇。电影《华尔街》（Wall Street）虚构出来的主人公戈登·杰科不光说过“贪婪是善”，他还补充说，这是一场有人赢就有人输的零和博弈。倘若他说的是某些资本资产的投机市场，倒不见得一定是错的，可他说的是商品和服务市场。人们似乎没能自然而然地理解双方都受益的协同合作概念。如果说同情发自本能，协同合作却显然不是。
所以，大多数人不觉得市场是个充满善意的地方。感觉上，它更像是一个斗兽场，消费者与生产者厮杀，看看谁能胜出。早在2008年信贷紧缩出现很久以前，大部分人眼里的资本主义（以及市场）都是邪恶的东西，没有什么内在的益处可言。当代辩论几乎有一套“不言自明”的公理：自由交换鼓励也要求人自私自利；人在生活商业化之前更仁慈、更温和；凡事都标上价格，令社会支离破碎，灵魂也为之贬价。兴许，这背后蕴涵着一个极为普遍的看法：贸易不道德，钱财肮脏，现代人如此善良，可惜却落在了市场的手里（没人会说，现代人如此善良是因为有了市场）——你任何时候去教堂，都会听到类似的说法。2008年，坎特伯雷大主教说
：“马克思很早以前就观察到，放纵的资本主义变成了一种神话，用以指代现实、权力、政府以及各种本身并无生命的东西。”
和生物演化一样，市场是一个自下而上的世界，没人负责。诚如澳大利亚经济学家彼得·桑德斯（Peter Saunders）所说
：“全球资本主义制度，是没有人规划、没有人开动、没有人真正领会它的。这对知识分子是个特大的冒犯，因为资本主义把知识分子变成了‘多余分子’。它毫不依靠他们，也运转自如。”这不是什么新鲜说法。贯穿西方历史，知识分子对商业贸易一贯持蔑视态度。荷马和以赛亚
鄙薄商人。圣保罗
、圣托马斯·阿奎纳
和马丁·路德
全都认为放高利贷是罪过。莎士比亚克制不住地把《威尼斯商人》里的放贷者夏洛克树成邪恶的典型。说到1900年，布利克·林赛（Brink Lindsey）写道
：“我们时代许多最聪明的脑袋瓜子，把解放大众的终极引擎（竞争的市场体系）误以为是统治和压迫的重要堡垒。”诸如索尔斯坦·凡勃伦（Thorstein Veblen）等经济学家很早就用公共精神和政府集中决策取代了逐利动机。19世纪80年代，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向工人们讲述英国工业革命的时候
，无视工业革命给工人带来了多大的福利，仍痛斥自由企业资本主义是“一个充斥着拜金动物的世界，剥夺了每一种人类情感”，称其“比小人国岛屿
还虚幻”。时至2009年，亚当·菲利普斯
和芭芭拉·泰勒（Barbara Taylor）还是认为
：“资本主义不是一套善良的体制。哪怕是信奉它的人也承认这一点，尽管他们坚持说，不管资本主义的动机有多庸俗，其结果仍是对社会有益的。”这正应了英国政治家塔弗恩勋爵（Lord Taverne）的说法
（当然他说的是自己）：“（这是）一种叫你鄙视财富、不要赚钱的古典教育。”
可惜这种看法的前提和结论全错。说市场必然邪恶，人一富裕就抵挡不了它的腐蚀，此等观念极不靠谱。在市场经济社会，要是你得了个不公平的名声，人们根本就不跟你打交道了。每当以荣誉为基础的传统封建社会让位于以谨慎为基础的商业社会，比方说15世纪的意大利、18世纪的苏格兰、1945年的日本，人们无一例外地走向了文明，而非粗俗。芝加哥大学的约翰·帕吉特（John Padgett）在收集有关14世纪佛罗伦萨商业革命的数据
时发现，随着“对开信用证”（reciprocal credit）制度的出现，商业伙伴们逐渐对彼此产生了更多的信任，愿意给予更多的支持，自私自利的行为非但没有增加，反而枯竭了。这就是“信任大爆炸”。“每当人们行事温文有礼，你总能看到商业的身影，每当你看到商业的身影，人们行事就总是温文有礼。”孟德斯鸠
评论道。
伏尔泰指出，原本会因为信奉的神祇不一样就互相厮杀的人们，一旦相遇在伦敦交易大厅，立刻变得文明起来。大卫·休谟认为，商贸“相当有利于自由
，它有着保护自由政府的天然倾向，甚至会推动自由政府的出现”。他还说：“一群相邻且独立的国家，靠着商贸与政策相互联系，再也没有什么比这更有利于文明和知识的崛起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等维多利亚时代的人注意到，事实证明，罗斯柴尔德和巴林等商业家族的规矩比波拿巴与哈布斯堡等帝王家族的规矩要让人愉快得多，较之勇气、荣誉或信仰，审慎是一种不那么血腥的美德。（勇气、荣誉和信仰，幻想起来总显得更美好些，实则未必。）诚然，总有卢梭、拉斯金
或者歌德一类的人对商业冷嘲热讽、嗤之以鼻，但听了伏尔泰、休谟的话，是不是也能叫人多想一想：商业行为说不定真能让人变得更道德呢。
或许，亚当·斯密想得不错：在把陌生人变成可敬友人的过程中，交换可以让自私自利的本性转变成整体的善心。1800年以来人类生活的迅速商业化，跟人类情感较此前数千年的大幅改善是同步的
。这一轮进步始于两个最为商业化的国家：荷兰和英国。商业化之前的世界，残酷得叫人难以想象：观众为死刑喝彩，断手断脚是例行的惩罚，人被当成了祭品也无可奈何，折磨动物更是司空见惯的娱乐活动。19世纪，伴随着工业资本主义把大量的人口吸引到相互依赖的市场上，奴役、童工、斗鸡斗狐等野蛮现象变得不可接受了。20世纪后期，当生活变得愈加商业化之后，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对儿童性骚扰等恶行再也不能大行其道了。而在这其间的一百多年，各种形式的国家主导极权主义及其苍白的仿效品偶尔也曾驱逐资本主义，每当此时，信仰和勇气就再度崛起，而资本主义的谨慎美德亦因为自身的暂时告败而愈显动人。到了商业化继续蔓延的21世纪，密集式牲畜养殖和单方面宣战也再不能为人接受。随机的暴力事件之所以能上新闻，是因为它稀奇少有；常规的友善扯不来眼球，只怪它寻常可见。最近几十年，慈善捐赠的整体增长速度竟然比经济发展还要快。互联网上到处都是愿意与你免费分享心得技巧的人。
当然，这些趋势兴许只是巧合：随着我们在市场和自由企业制度下越来越彼此依赖，恰好也越变越善良了。但我不这么认为。头一回关心废除奴隶贸易、解放天主教思想束缚、供养穷苦人等事务的，是买卖人的国家。1800年前后，是韦奇伍德（Wedgwood）和威尔伯福斯（Wilberforce）等暴发户出资掀起并领导了反奴隶运动
，而旧式贵族老爷们却冷漠地袖手旁观，正如今天，是新赚了钱的创业家和演员在资助善心，关心穷人、关心宠物、关心地球。商业和美德之间有着直接的联系。“市场制度远远不是堕落，”经济学家埃蒙·巴特勒说
，“是它，把自私自利变成了一种完全高尚的东西。”这便是市场的非凡特点，它能把诸多分开来看缺乏理性的个体变成集体的理性结果，也能把诸多自私自利的个体动机变成集体的善意结果。
比方说，进化心理学家证实，有时候，堂皇的美德背后藏着的动机远远不够单纯。给女性看一张魅力男士的照片
，要她写一段故事，讲述自己与照片中人假想约会的情形。这位妇女会说，自己打算多花时间，从事大家看得见的志愿公益活动。反过来说，要是给她看一张街景的照片，要她写一写假想自己在那儿的天气情况，前述突如其来的慈善冲动就无影无踪了。（处在类似“交配黄金”条件下的男士，会想多花钱在奢侈品上，或去做表现英勇的行为。）查尔斯·达尔文富裕的独身姑妈萨拉·韦奇伍德资助反奴运动（她是该运动最慷慨的出资人），背后可能就藏着一些无意识的性动机。这样的分析很有趣，也出人意料，但丝毫无损她所行的善举，也无从抹杀是商业为这一善行埋单的现实。
无论穷人还是富人，都适用这一点。较之富人，有工作的穷人会把占收入比例更多的钱投入慈善事业，更关键的是，他们的捐款是吃政府福利饭者的3倍。正如迈克尔·舍默的评论
：“行善的障碍不是贫穷，而是福利。”持自由主义立场的人捐起款来往往比持社会主义立场的人更慷慨，因为后者觉得照顾穷人应该是政府用税收做的事，前者却认为那是自己的责任。市场当然不是慈善的唯一源头，宗教与社会都为慈善事业提供了动机，但要是有人说市场教人自私自利，破坏了慈善，那可就大错特错了。市场经济繁荣发展，慈善事业也兴旺发达。不信？你可以去找沃伦·巴菲特和比尔·盖茨问问。
集体大脑发展起来之后，不光残酷和冷漠靠了边，文盲和疾病也退却了。犯罪亦然：17世纪以来，每个欧洲国家的凶杀率都在稳步下降
，这一趋势同样是从贸易盛行的荷兰与英国开始的。欧洲工业革命之前，凶杀案发生率是现在的10倍。
21世纪之初，犯罪率直线下降，非法用药率也下跌了。污染也一样：在集权统治的国家，环境污染情况比自由市场的西方民主社会严重得多。人们根据经验，总结出了一个规律（也叫“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人均收入超过4000美元之后，民众就开始要求治理当地的河流和空气污染了
。西方社会全力投入自由企业制度之后，教育得到了普及。弹性工作制度、企业年金、工作安全——这一切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西方世界得到了改善，因为民众富裕了，提出了更高的标准
，也因为好心的政治家对冥顽不化的企业强制执行了更高的标准。职业安全和健康法案生效之后，职场事故发生率大幅下降，但在法案生效之前，事故发生率的降幅同样惊人。当然，还是那句话：不管人类生活是不是一步步走向商业化，某些趋势恐怕都会发生，但这种好事难得指望，因为维修下水道的税金是商业带来的。
商业对少数派也有好处。要是你不喜欢选举的结果，你只能忍着；可要是你不喜欢自己的发型师，另外找一个就行。根据定义，政治决议是垄断性的，是多数派的暴政和专制，可市场极为擅长满足少数派的需求。有一天，我买了一套把钓鱼竿固定在车上的装置。要是回到20世纪70年代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苏联，我得等上多久，中央计划局的官僚们才能开动脑瓜子，满足我如此琐碎的需求？市场却能把它挖掘出来。此外，多亏了互联网，经济越来越擅长满足小众需求了。世界上需要钓鱼竿固定装置的人很少，想看14世纪自杀书籍的人也很少，但他们现在都能在网上找到供应商了。于是，小众市场欣欣向荣地发展起来。流通的“长尾”
（也就是说，很多种产品都只有极少量的需求者）越来越容易获得供应了。
自由本身也欠了商业很多人情。普选、宗教容忍和女性解放的伟大进程，始于如本·富兰克林（Ben Franklin）等对自由企业持务实态度的热心活动家，又伴随着经济发展，被城市资产阶级推动向前。宪政改革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英国，因为那时制造业城镇发展越来越快，议员代表却严重不足。英国哲学家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坚持认为，自由必会随着商业的发展而增加。
“我的志向，”1842年（比约翰·穆勒早9年）他写道，“是让每个人的自由，只受社会全体同类自由的限制。”但他预见到，要说服领导者不去相信强制的力量，这场战斗远远未曾结束：“尽管我们不再出于灵性上的益处而强制人，但我们仍然认为自己可以出于物质上的益处去强制人。我们没有看出，不管是物质上的好处，还是灵魂上的好处，两者一样靠不住。”且不说官僚主义的腐败浪费倾向，光说它固有的反自由立场，就是斯宾塞反复警告的一大威胁。
一个世纪之后，种族隔离的逐步解体，同样是受到商业化的帮助。美国民权运动走强的部分原因，在于当时出现了一波巨大的经济移民潮。
1940~1970年，离开美国南部的非洲裔美国人，比此前历次跨国移民潮来到美国的波兰人、犹太人、意大利人和爱尔兰人还要多。黑人采棉工人有些受更好工作的诱惑，有些则是被机械化采棉机所淘汰，相继来到北部工业化城市，逐渐发现自己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发言权。此后，他们开始向当初被自己抛在身后的偏见和歧视制度发起挑战。这条路上的首次胜利，就是消费者行使权利的一次实践：1955~1956年蒙哥马利的公共汽车抵制活动
。
20世纪60年代妇女的性解放和政治解放运动，是紧跟在她们靠着节省劳动力的电动机械从厨房里获得解放之后开始的。中下阶层的妇女从来就是要工作挣钱的：在田间耕作，在血汗工厂缝衣服，在客房端茶送水。不过，中上阶层就非得有个不工作（或者说只操持家务）的妻子了——这是从过去封建时代流传下来的等级勋章。20世纪50年代，很多原来住在城市郊区的男人从战场回国，发现自己养活得起不上班的妻子，而很多妇女则迫于压力，把自己在战争期间从事的焊接战舰一类的工作还给了男性。要是没有经济变化，事情大概就这么定下了，可很快，由于家务劳动采用了方便的机械，操持家务所需的时间越来越少，到外面工作的机会也越来越多，到了60年代，女权运动获得了向前的拉力——当然，同一时期的女性政治觉醒也是同样重要的因素。
过去两百年的历史表明，自由和福利，是跟贸易与繁荣手拉着手并肩前行的。今天，在军事政变里失去自由、落入暴政之手的国家，同期人均收入普遍都出现了下降，下降速度平均为1.4%。人均收入的下降还曾在两次世界大战的间隔时期帮助德国和日本转入独裁统治。当然，历史也向我们提出了一道难题：这种情况为什么没有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发生呢？要知道，在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社会整体的多元化和宽容不仅从严重的经济冲击里存活了下来，还蓬勃发展了。又或者，悲剧本来是有可能发生的？考夫林神甫
不就尝试过吗？要是罗斯福总统野心再大些，或者国会稍微弱势一些，天知道新政会走向何方？当然，也有可能，一些民主社会足够强大，包容得下自身的价值观。民主是否为经济发展所必需呢？有关这一点，如今出现了不少争论
，部分国家的例子似乎证明，经济的发展不一定需要民主。
我很乐意与戴尔德丽·麦克洛斯基（Deirdre McCloskey，美国经济学家）一道欢呼
：“为20世纪末的富裕与民主喝彩！为节育与民权运动喝彩！站起来，地球上还在受苦受难的人民！”这些事情的实现，都是靠市场带来的相互依存完成的。正如布利克·林赛的诊断，在政治上，富裕与宽容的并存带来了一种怪异的情形：社会上同时出现了两股思潮，偏保守的那股思潮热爱经济的变化，却痛恨相应的社会后果；偏自由主义的那股思潮喜欢社会后果，却痛恨令这些结果产生的经济根源。“后者谴责资本主义，却狼吞虎咽着它的果实；前者诅咒它的果实，却捍卫孕育它的整个制度。”
和动画片里表现的不一样，是商业把人们从狭隘的物质主义里解放了出来，给了他们并行不悖、坚持各自主张的机会。哪怕知识分子继续鄙视郊区富人，但靠着商业，各阶层之间却实现了和平相处、彼此宽容，社会活动和志愿组织欣欣向荣；也是靠着商业，来自拥挤贫民窟和单调农场的难民们变成了具有权利意识的消费者，变成了嬉皮士的爹妈。靠着商业，郊区青年们实现了经济独立，想做什么就去做，不用再乖乖地听从父母的建议。到20世纪50年代末，青少年赚的钱相当于40年代初的整个家庭收入。商业的繁荣，让猫王、金斯伯格
、凯鲁亚克
、马龙·白兰度和詹姆斯·迪恩在受众当中产生了共鸣。是20世纪60年代美国民众实现了普遍富裕（以及由此产生的信托基金），让嬉皮士们达成了共建“嬉皮公社”的梦想。物质文明不光颠覆了经济秩序，也颠覆了社会秩序——去问问本·拉登好了，他可是个从小被惯坏了的富家子弟。
不过，对于商业带来的所有解放作用，大部分当代评论家却认为，自由市场不可避免地会释放出企业的力量，而企业的力量对人类的自由是一种更为强大的威胁。流行的文化批评家觉得自己就像《圣经》故事里的英雄大卫，朝着庞然大物歌利亚——堕落的巨型企业投掷石头
，这些企业肆无忌惮地伤害他人、污染环境、牟取暴利。据我所知，好莱坞电影里出现过的大公司，还没有哪一家没个居心险恶的老板要密谋杀人的（我最近看的一部电影
里，蒂尔达·斯温顿想要杀死乔治·克鲁尼，因为后者要曝光她的公司农药害人的秘密）。我对大型企业倒没什么好感，它们效率低下、安于现状，还反对竞争，这些倾向经常把我折腾得几近疯狂。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一样
，我注意到：“商业机构一般并不是自由企业制度的捍卫者。它们根本就是自由企业制度的一大威胁。”它们沉迷于企业福利，喜欢限制小型竞争对手进入自身产业的法律法规，它们渴望垄断，并随着岁月的推移变得软弱无力、缺乏效率。
但我发现，上述批评是越来越过时了。当今世界，面对行动敏捷的竞争对手，只要没有国家赋予的特许权，大型企业越发不堪一击。大多数大企业碰上媒体、施压团体、政府或者客户，都表现得虚弱无力、惊慌失措。其实它们本来就该这样。只要看看它们是多么容易消失（要不被收购了，要不就是破产了），你就知道，一切没什么好奇怪的。可口可乐当然希望消费者们像“封建地主手里的农奴
一样听话”（这是一位批评家说的），可瞧瞧“新可乐”
的下场。壳牌石油公司1995年可能真的打算往深海里倾倒石油存储设备
，但消费者的一波抵制就叫它改变了主意。埃克森石油公司可能的确为怀疑气候变化的论调掏了腰包（安然公司则出钱赞助危言耸听的气候变化论调
），非要跟主流舆论对着干，可到2008年，它已经给媒体打压得抬不起头来。
企业的“半衰期”比政府机构短得多。1980年最大的美国企业，如今有一半都因为并购或破产而失去踪影；而现在美国最大的企业，1980年时有一半还根本不存在
。政府垄断机构的情况就不是这样了：不管实际表现有多么不称职，国税局和国家卫生事业局是不会玩儿完的。可是，大多数反对企业的活动积极分子总是觉得，企业巨头能逼得你非跟它们做生意不可，却不愿相信这些巨头会求着你跟它们做生意。我认为这很奇怪。
而且，不管它们日后会造出多少罪孽，创业型企业在年轻和发展期是能带来莫大好处的。以折扣零售业为例，20世纪90年代美英等国出现了一波出乎意料的生产效率大提升，许多经济学家最初曾大惑不解。他们想把功劳归到电脑头上，但正如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1987年说的一句打趣的话：“你到处都能看到电脑，可生产效率统计里偏偏没有它。”用过电脑的人也都知道，用电脑浪费时间实在太容易不过了。麦肯锡的一项研究得出结论，20世纪90年代美国生产效率大幅提升的原因（兴奋的鼓点敲起来！）是企业后勤的改革（失望的呻吟响起来！），尤其是零售行业。后勤改革力度最大的，其实就是沃尔玛这一家企业而已。高效的订货、强硬的谈判、超级正点守时（有时候，供应商送货的时间误差不得超过30秒）、无情的成本控制以及对消费者喜好的巧妙回应，这些因素令90年代初的沃尔玛在效率上领先竞争对手40%。竞争对手们当然火速跟进，90年代末把自己的生产效率也提高了28%，但沃尔玛并未止步不前，同期又提高了22%的效率，更何况，在这10年中，它平均每个月新开7家占地3英亩的大型超市。根据麦肯锡埃里克·贝哈克（Eric Beinhocker）的看法
，光是零售行业的这些“社会技术”创新，就占了全美生产效率提升的整整1/4。特易购（Tesco）在英国可能也达成了类似的效果。
“所有的东西都要卖得比对手更便宜，”20世纪50年代阿肯色州的山姆·沃尔顿打定的这个主意并不是什么新点子，说它是创新都太勉强了，虽说“交叉配货”（cross-docking）这种东西倒的确很新鲜——也就是商品直接从供应商的货车转移到经销商的货车，不在仓库里花时间。然而，他坚决追求并贯彻这个简单的理念，最终极大地提高了美国人的生活水平。跟瓦楞铁箱和集装箱航运一样
，折扣商场也属于20世纪最简单却内涵最丰富的创新之列。90年代，沃尔玛一个例行的小小决策
（除臭剂不再装在纸板箱里出售），每年就为美国人省下了5000万美元，而一半的实惠落到了消费者手里。查尔斯·菲什曼（Charles Fishman）写道：“（我们）所有的森林没灭亡，一部分原因竟是出于沃尔玛总部做出的一项决策……去掉除臭剂盒子。”
平均而言，沃尔玛每到一地开业，就能叫竞争对手下调价格13%，每年为全美消费者节省2000亿美元。然而，批评企业巨头的人（他们一般是抗议牟取暴利的）仍然不喜欢沃尔玛，他们说，价格低是坏事情，因为小企业没法跟沃尔玛竞争，要不就是沃尔玛支付的工资太低，是“全世界最大的血汗工厂”，哪怕沃尔玛给的薪水两倍于最低工资（我撰写本书期间，本来是经济衰退时期，可沃尔玛却宣布向员工发放20亿美元的奖金，因为它的销售创了纪录）。诚然，90年代沃尔玛的发展带来了混乱——就跟沃尔玛在小镇上开新店一样。竞争对手破了产，屈辱地被迫接受兼并；供应商发现自己非得跟着沃尔玛换一套新做法不可；工会对零售行业的工人失去了控制力；纸板箱制造商倒闭了；消费者改变了习惯。创新，不管是技术上的创新，还是组织方式上的创新，都不光创造了新的东西，也摧毁了旧有的东西。正如电脑淘汰了打字机，沃尔玛的卖场也淘汰了小型杂货店。同样，沃尔玛带来的巨大好处也扯平了这些“残忍”的后果：消费者（尤其是最贫困的消费者）能买到更便宜、品种更齐全、质量更佳的商品了。
奥地利著名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指出，最能叫商人夜里惊醒的竞争，不是对手降了价，而是创新家淘汰了他的产品。20世纪90年代，柯达和富士正为争夺35mm胶卷行业老大的地位拼得你死我活
，数码摄影却逐渐消灭了模拟胶卷的整个市场——就跟此前模拟录音、模拟录像带的命运一样。熊彼特说，这叫创造性破坏。他认为，有多少创新，就有多少破坏，也就是说，随着数码摄影的发展，它将创造出跟模拟胶卷行业损失一样多的就业岗位，或者，消费者光顾沃尔玛所省下来的钱，很快就会用到其他东西上，于是，为了满足这些新的需求，新的商店很快会开起来。在美国，每年有大约15%的就业岗位遭到淘汰
，但每年新创造出来的就业岗位也大约有15%。
这种新旧更替本身就保证了工作条件的不断改善。每一代的创业家都在努力改善员工的工作体验：18世纪英国的约西亚·韦奇伍德以自家伊特鲁里亚陶瓷厂的工作条件为荣；1914年的亨利·福特为减少员工流失率，把工资提高了一倍；如今的拉里·佩奇把谷歌总部设计成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地方。互联网发展之初，eBay不过是诸多网上拍卖公司里的一家。日后，它获得了成功，竞争对手们却纷纷失败，这是因为它意识到，关键不在于竞争性的拍卖流程，而是要营造出一种共同的社区意识。“这无关拍卖，”eBay的首席执行官梅格·惠特曼（Meg Whitman）说，“事实上它也无关经济冲突，恰恰相反。”
它是至善者生存。
企业新旧更替的速度越来越快，大多数批评企业的意见早就过时了。近些年来，大企业不光越来越容易倒闭（2008年，许多银行的名字在一个月里就烟消云散了，这还只不过是一个行业里的例子），而且，它们也越来越零散化、分权化了。在经济这片自下而上的汪洋大海里，自上而下的大型企业一天一天走向没落（规模越小，越好规划）。全球最大的保险公司美国国际集团（AIG）和通用汽车公司兴许能靠纳税人的钱侥幸留得一条性命，但从企业的角度来看，它们早就昏迷不醒了。现代市场经济的璀璨明星跟工业资本主义时代的巨头不一样，eBay和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不一样。诞生于1972年的耐克，仅仅靠着相对较小的总部，在亚洲工厂和美国门店之间签合同，就摆弄成了一家大公司。维基百科的受薪员工不到30人，而且还没赚到钱。从前的典型企业要有按层级安排的员工团队，要在一个地方设有厂房，可现在，它却变得越来越像是创意和营销天才临时搞起来的模糊聚合体，靠着转化独立外包工作者的成果来迎合消费者的偏好。
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主义”的确正在走向灭亡，而且很快就将灭亡。短短25年里，美国公司的平均规模就从25名员工缩小到10名员工。市场经济正演化出一种全新的形式，在这种新形式里，哪怕是讨论企业的力量都没抓住要害。不久的将来，大部分工人都会变成自由职业者，根据不同客户要求的时间和地点，在线为之提供服务。到了那时候，再回过头来看如今的老板和工头、会议和评比、日程进度表和工会，他们一定觉得挺可笑。我再说一遍：将来的企业不过是人员的临时聚合体，帮助人们从事方便他人消费的生产活动。
毫无疑问，集体大脑丰富了文化，鼓舞了精神。知识分子往往对商业持轻视态度，认为它必然市侩又俗气，一贯贬低其地位。但倘若有人真的以为伟大的艺术和哲学跟商业没关系，不妨到雅典和巴格达去，问问亚里士多德和花拉子密
是怎么有时间搞哲学的；或者，到佛罗伦萨、比萨和威尼斯去，问问米开朗琪罗、伽利略和维瓦尔第是靠谁挣钱的。再到阿姆斯特丹和伦敦去，向斯宾诺莎、伦勃朗、牛顿和达尔文打听打听，他们是靠谁来资助的。商业兴旺发达的地方，亦是创造力和激情迸发的所在。
就算世界真的在越来越商业化的过程中变成了一个信赖感更多而暴力现象更少的地方，这也并不是说，商业本身就是增加世界信任感的唯一途径，也不是说，靠它本身就足以创造信任。除了新的工具，还必须有新的规则。我们或许可以说，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的创新，不在于技术，而在于制度——类似《圣经》里的“金律”
、法律条文、尊重私有财产、民主的政府、公正的法庭、信贷、消费者权益、福利国家、新闻自由、对道德的严谨教诲、版权、不朝桌子上吐口水的习俗以及总是顺着马路右边开车（如果是日本、英国、印度、澳大利亚和非洲的大部分地区，则是顺着马路左边）的惯例。有了这些规则，诚信安全的商业才有可能行得通；正如有了诚信安全的商业，这些规则也才逐渐形成。
头一回跟西方人遭遇的时候，澳大利亚的土著或南非的科伊桑原住民不光没有钢铁和蒸汽，也没有法庭和圣诞节。当然，实施新规则，往往能叫一个社会先于竞争对手享受到交换和专业化带来的优势，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也改善他们的道德生活。放眼世界各地，既有利用良好规则妥帖地维持公民生活的社会，也不乏以恶劣规则虐待公民的社会。良好的规则鼓励交换和专业化，恶劣的规则鼓励横征暴敛，耍政治手腕。在本书稍后的部分，我会指出，政府的错误性质，有可能是一个导致国家长期贫穷的灾难性因素——我最好的例子便是中国的明朝。如今的津巴布韦要先确立起更好的规则，才能建立更好的市场。这里，我还要指出，要预测一个国家的繁荣程度，以经济自由度为指标，比用矿产资源、教育体系或基础设施等为指标更准确。曾有人采样了127个国家
，经济自由度较高的67个国家人均收入是经济自由度较低国家的4倍多，经济发展速度高于后者近一倍。
几年前，世界银行公布了一份“无形财富”研究
，试图衡量教育、法治和其他类似无形因素的价值。它把自然资产（资源、土地）和生产资本（工具、财产）加起来，然后衡量还剩下了什么东西能解释每个国家人均收入的差异。它得出的结论是：美国人能利用的无形资产平均是墨西哥人的10倍，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墨西哥人一迈过国境线，生产力就立刻翻了差不多4倍。他们接触到了更平稳的制度、更清晰的规则、受过更好教育的客户、更简单的表格——诸如此类的东西。“富裕国家之所以富裕，”世界银行断定，“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人口的技能高，维持经济活动的整套制度的质量好。”另一些国家的无形资本则少到了微不足道的地步，甚至还可能是负数。以尼日利亚为例，它在法治、教育和公共机构诚信度方面的得分极低，连丰富的石油储量都没能叫国家富裕起来。
所以，我把人类进步的风火轮归结到交换和专业化的逐步发展上，也有可能是找错了对象。兴许，交换和专业化只是表象，而非症结，有了制度和规则的创新，才实现了交换。例如，反对报复杀人的规则，必然有利于社会安定。懂得“己所欲，施与人”这条规则只适合用在慈善上，而不拿它当报复杀人的借口，显然是人类文明的极大突破；把复仇这件事交托给国家，让国家通过适当的程序代表你去行使正义，显然对整个社会都有好处。古希腊悲剧《俄瑞斯忒斯》和莎士比亚的名剧《罗密欧与朱丽叶》（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电影《教父》和《肮脏的哈里》也是一样的）都是以对同一主题的纠结打动了整个社会：人人都同意法律惩处好过互相寻仇（虽说这样一来就少了精彩的好戏），但不是所有人都能克制自己的本能并习惯遵守法律，放弃私刑。
这些都一点不假，但我认为，规则和制度同样是演进现象，在社会中是自下而上出现的，而不是靠所罗门式的“明君”突然之间自上而下推行的。就跟技术一样，它们也是靠文化选择的过滤机制筛选出来的。观察一下商法的历史，你保准能看出：商人们总结经商活动的实践，把创新变成惯例，排斥那些违背非正式规则的人，之后，统治者才把这些规则纳入成文的法律。中世纪商法
的故事就是这样：英格兰几位擅长制定法律的国王，比如亨利二世和其子约翰，基本上就是把从事商贸活动的子民在布鲁日、布拉班特和维斯比
跟陌生人做买卖时业已通行的规则确立为成文法。确切地说，所有的普通法（common law，又称“习惯法”）都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迈克尔·舍默和三个朋友刚开始进行横穿美国的自行车比赛时
，几乎没有任何规则。只有到后来逐渐积累了经验，他们才制定了应对意外事件的一系列规则（比如选手在亚利桑那州的一座山上引发交通拥堵而遭警方逮捕等）。
故此，尽管公共领域的制度创新家和私人领域的技术创新家同样重要，但我仍然认为，专业分工乃是两者的关键。专门为整个部落制造斧头令你有了时间、资本和市场来设计更好用的新斧头，同理，成为专业的自行车赛手，你才得以为自行车比赛制定规则。人类历史就是靠规则和工具的共同演进来推动的。人这一物种日趋专业化，交换的习惯越来越根深蒂固，是制度和技术创新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