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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是基于什么样的原理，我们明明看到身后除了进步别无他物，却仍以为眼前只有堕落，再没有别的呢？
——英国历史学家、政治家托马斯B.麦考莱（Thomas B.Macaulay）
《论骚塞的〈社会谈论〉》（Review of Southey’s Colloquies on Society）
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以1990年美元计）
到21世纪中叶，人类即将在10000年的时间里，从不到1亿人口扩展到近100亿人口。如今，仍有数十亿人生活在远比石器时代还糟糕的痛苦和匮乏当中，也有人比自己数年前甚至数月前过得更差了，但跟我们的祖先比起来，绝大多数人吃得更好、住得更好、玩得更好了，面对疾病有了更好的保护，也更有可能安安稳稳地活到老年。
人类生活需要或渴望的几乎每一样东西，在过去200年里都在飞速提高，在此前的10000年时间，亦呈不规则地向上发展的趋势，包括寿命、清洁的水源、干净的空气、私人时间、快捷的交通、便捷的沟通途径等。哪怕把至今仍然生活在赤贫、疾病和匮乏当中的数亿人考虑进来，这一代人仍然比从前任何一代人获得了更多的热量、功率、流明小时、平方米、字节、兆赫、光年、纳米、单位亩产量、每公升汽油行驶里程、食物里程
航空里程，当然还有金钱。他们有了更多的魔术贴、疫苗、维生素、鞋子、歌手、肥皂剧、芒果切片机、性伴侣、网球拍、导弹以及他们能想象得出来需要的任何东西。有人估计，你在纽约或伦敦能买到的不同商品，种类可达数百亿种。
这本来是理所当然的东西，但真的值得说上一说。如今有人以为过去的生活更美好，他们说，不光过去生活里的那些简单、宁静、灵性和人际交往全都消逝了，连人的品德也不复往日了。请注意，这种带着玫瑰色的怀旧，一般仅限于富裕人士。反正，你又不必使用蹲式旱厕，给农民的生活唱唱挽歌多容易啊。想象一下19世纪西欧或者北美东部的某个地方，在木板搭成的简陋屋子里，一家人围坐在壁炉边。父亲大声地朗读《圣经》，母亲为大家准备好了牛肉炖洋葱。二姐照顾年幼的小弟弟，大儿子从瓦缸里舀水，倒进餐桌上每个人的杯子里，大姐在马厩里喂马。外面的世界没有汽车发出的噪声，没有毒贩子，牛奶里绝对找不到二英或者放射性坠尘。一切如此宁静安详，窗外鸟语花香。
拜托，少来了。虽说这是村里家境最好的一户人家，正在读经的父亲仍会因为柴火冒出的烟使劲咳嗽个没完。这么咳嗽下去，他早晚会患上支气管炎，53岁就没了命。（他都算幸运了，1800年，就算是在英格兰，人的预期寿命也不到40岁。）宝宝哭个不停，是因为他得了天花，隔不了多久就会死掉。他的二姐，很快就要嫁一个酒鬼丈夫，成为那人的奴隶。大儿子倒出的水有一股子奶牛味，因为奶牛跟人在同一条小溪里取水。牙痛折磨着母亲。马厩里，邻居的房客让大姐怀了身孕，等一生下来，那孩子就会被送到孤儿院。炖牛肉吃起来没滋没味，很难嚼得动，但除了牛肉，平常的伙食就只剩稀粥了，因为这个季节没有水果或者沙拉。人们用木头勺子从木头碗里吃饭。蜡烛太贵，只能靠着炉火看东西。全家人没有一个看过戏、画过画、听过钢琴演奏。所谓的学校教育，就是让偏执的郊区牧师教上几年枯燥的拉丁语。父亲进过一次城，但旅费用了他一个星期的薪水，其他人从来没有离家超过15英里
。女儿们每人有两条羊毛裙子、两件亚麻衬衫和一双鞋子。父亲的外套花了他一个月的工钱，但现在却长满了虱子。地上铺着草垫当床，孩子们两人合睡一张。至于窗户外面的鸟嘛，明天就会被男孩捉到并吃进肚子里。
如果说我虚构的这家人不对你的口味，来看看统计数字好了。自1800年以来，世界人口翻了6倍，平均预期寿命翻了一番，实际收入提高了9倍多。
就拿一段较短的时间范围来说吧，较之1955年，2005年的全球人均收入翻了差不多3倍（这个数字经通货膨胀调整过），摄入的食物卡路里（calorie，能量单位）多了1/3，初生婴儿的死亡率降低到了此前的1/3，人类寿命增长了1/3。人类死于战争、谋杀、生育、意外事故、龙卷风、洪水、饥荒、百日咳、肺结核、疟疾、白喉、伤寒、麻疹、天花、败血病或小儿麻痹症的概率低得多了；上了年纪之后患上癌症、心脏病或中风的可能性也低得多了；识字、从学校毕业的可能性大大提高；拥有电话、抽水马桶、冰箱和自行车的概率也大大提高。与此同时，这50年里，世界人口增加了1倍多，但全世界人口可用的商品和服务并没有因此限量供应，而是大大膨胀。不管用什么标准来衡量，这都是人类取得的惊人成就。
平均数字能掩盖很多事实，但就算你把世界分成小块区域来看，也很难找到哪个地区在2005年比1955年更糟糕。在这半个世纪里，人均实际收入略微降低的只有6个国家（阿富汗、海地、刚果、利比里亚、塞拉利昂和索马里），人均预期寿命略微降低的有3个国家（俄罗斯、斯威士兰和津巴布韦），初生婴儿存活率降低的一个也没有。在其他国家，这些数字全呈火箭般飙升的态势。跟世界其余地区相比，非洲的进步速度慢得令人沮丧，而且极无规律。20世纪90年代，艾滋病的爆发，令南非许多国家预期寿命暴跌（近年来才逐步好转）。在这半个世纪里，你也可以发现某些国家的生活标准或生存概率在某一时期陷入可怕的恶化，如20世纪70年代的柬埔寨、80年代的埃塞俄比亚、90年代的卢旺达和21世纪初的刚果。阿根廷在20世纪陷入了令人失望的停滞期。但总体而言，50年之后，世界发展的结果是显著的、惊人的、积极的。跟1955年比起来，韩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在2005年增加了26岁，收入翻了15倍。墨西哥人如今的平均寿命比1955年英国人的还长。博茨瓦纳人的平均收入比1955年普通芬兰人的还多。如今尼泊尔的婴儿死亡率比1951年意大利的还低。在越南，日均生活费不足2美元的人所占的比例
，从20年前的90%降低到了现在的30%。
富者的确愈富，但贫者并未愈穷。1980~2000年，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消费量增加比世界整体快两倍。
中国人比50年前富裕10倍，生育速度降低至1/3，预期寿命长了28年。就连尼日利亚人，也比1955年时富裕了两倍，生育速度降低了25%，预期寿命长了9年。尽管世界人口翻了1倍，但赤贫人口（这里的定义是日均生活费不足1985年的1美元币值者）的绝对数字较之20世纪50年代却减少了。赤贫者所占的百分比降了一半多——降到了不足18%。
当然了，这个数字仍然高得可怕，但整个趋势很难说会叫人绝望。按目前的下降速度，到2035年前后，它就会降到0——尽管事实上可能不会这样。据联合国估计，过去50年里贫困人口减少得比此前500年里还要多。
1955年同样并非匮乏的年代。它本身创下了一个纪录——世界变得前所未有地富裕起来，人口更多了，生活更舒适了，哪怕有希特勒朝着反方向的“努力”。跟此前的任何时代相比，20世纪50年代都显得非同寻常的富裕与奢华。印度的婴儿死亡率降到了比1900年的法国和德国还低的程度。日本儿童的受教育年限几乎两倍于此前的世纪之交。世界人均收入在20世纪的前50年里差不多翻了一番。1958年，加尔布雷思（J.K.Galbraith）宣称
，“富裕社会”业已到来，能言善道的广告商正把许多不必要的商品“过度”提供给消费者。
他说得没错，相较于其他国家，美国人的日子过得尤其滋润：20世纪50年代，他们的身高比世纪之初高了3英寸
，花在医疗上的钱是葬礼开支的两倍——跟1900年时刚好反了过来。1955年，80%的美国家庭有了自来水、集中供暖、电灯、洗衣机和冰箱。1900年时，哪一家人也没有这些“奢侈品”。雅各布·里斯
（Jacob Riis）在1890年的经典之作《另一半人如何生活》（How the Other Half Lives）中记录了纽约的一户人家，全家9口人，住在10英尺
见方再加个微型厨房的屋子里，妇女每天在血汗工厂里工作16个小时，收入60美分，连一顿饭都买不起。到了20世纪中叶，这样的场景已经不可想象。
然而，以50年后的今之眼光回望，1955年沉浸在汽车、舒适环境和各种家用电器里的中产阶级，放到现在来看只能算是过着“低于贫困线”的生活。1957年的普通英国工人，按当时英国首相哈罗德·麦克米伦（Harold Macmillan）的说法，“从没摊上过这么好的日子”，其真实收入还比不上当今失着业、领着政府救济、带着3个孩子的蓝领。今天，美国公认的“贫困”人口里，99%的人有电、自来水、抽水马桶和冰箱，95%的人有电视，88%的有电话，71%的有汽车，70%的有空调。19世纪的美国大企业家、大富豪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Cornelius Vanderbilt）可是什么都没有。即便在1970年，也只有36%的美国人拥有空调；而在2005年，79%的贫困家庭都有。
好吧，悲观主义者们会说，就算这些都是真的，代价是什么呢？环境肯定恶化了吧？嗯，在有些地方，的确是。但在其他的许多地方，并非如此。欧洲、美国的河流、湖泊、海洋和空气，一直是越变越干净。泰晤士河污水减少，鱼儿增多。20世纪60年代，伊利湖里的水蛇曾到了灭绝的边缘，现在却随处可见，而秃鹰则满天飞。帕萨迪纳几乎再也看不见烟雾了。瑞典鸟蛋里的污染物比60年代少了75%。美国运输行业的碳排放量在25年里下降了75%。如今，一辆汽车哪怕是全速行驶，排出的污染物也比70年代一辆停着的汽车泄漏出来的要少。
与此同时，最长寿国家（1850年的瑞典、1920年的新西兰、如今的日本）的每年人均预期寿命稳步提高1/4岁，这个速度，200年来一直没有变化。到目前为止，它尚未显示出到达极限的迹象——尽管这一天肯定会到来。20世纪20年代，人口学家信心百倍地断言，“倘若我们的生理结构上不出现突变或神奇的变化”，人的平均寿命，顶了天也就是65岁了。1990年，他们又预测：“除非出现控制老化速度的根本性突破，预期寿命……应该不会超过85岁。”但这两项预言，没过5年就双双被证明说错了。
如此一来，人退休后的生活年限突飞猛进。从1901年开始，英国65~74岁男性的死亡率用了68年的时间下降了20%。过了短短17年，又降了20%，再过了10年，又降了20%——进步的速度在加快。的确很好，悲观主义者说道，可晚年生活质量怎么样呢？人们的确活得更长久了，但多出来的岁月都是在病痛和残疾中度过的吧？非也。美国的一项研究表明，1982~1999年，65岁以上的老年人残疾率从26.2%降到了19.7%——两倍于死亡率下降的速度。依靠更准确的诊断和更多的治疗手段，年长者死亡前患有慢性病的时间略有缩短。人们不光活的时间更长了，躺着等死的时间也变短了。
以导致老人残疾的重大因素中风为例。1950~2000年，美国和欧洲的中风死亡率下降了70%。80年代初，牛津大学从中风患者的研究中得出结论，说未来20年里中风发病率会提高近30%，他们的主要依据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中风概率会大大提高，而人均预期寿命又更长了。结果呢，人们的寿命的确更长了，但中风发病率却下降了30%。（中风发病率仍然会随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它出现的时间越来越晚。）癌症、心脏病和呼吸系统疾病也是一样：它们的发病率的确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提高，但出现的时间越来越晚，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病时间推迟了几乎差不多10年。
从全球范围来看，发展不平等现象也在缓解。英美两国收入平等问题在过去两个世纪里一直在改善（1800年，英国贵族比普通人高6英寸，现在则不到两英寸），到20世纪70年代，改善趋势才停滞不前。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很多，但并不全是些令人遗憾的理由。举例来说，较之过去，高收入者更倾向于与同类人结婚了（故此收入趋于集中），移民增多，贸易实现了自由化，企业卡特尔垄断放开，形成竞争关系，职场的技能溢价
（skill premium）上涨。所有这些因素都加剧了不平等现象，但它们的来源乃是自由化趋势。此外，这里还存在一个奇怪的统计悖论：尽管某些国家的收入不平等在加剧，全球范围内这一现象却日渐缓和。近年来中印两国经济飞速发展，两国内部的收入不平等现象的确加剧了，因为富人的收入增长远远快过穷人，这种收入差距的扩大，乃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可中印经济增长带来的全球性影响，是减少了全世界的贫富差距。
正如哈耶克所说：“一旦低下阶层的地位加速崛起，主要的财富收益来源就不再集中于富人之手，而是改为直接满足人民大众的需求。是以，从前造成财富分配不平等的那些因素，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反过来又在削弱财富分配的不平等。”
另一个方面的不平等性也在缓解。智商得分的差距正稳步缩小（因为低分数已经赶上了高分数。人们在特定年龄的平均智商得分呈稳定的上升趋势，原因就在这里）：每年缩小3%。西班牙的两项研究证明，人们现在的智商比30年前高9.7分，而成绩提高的大部分比重，都出在智商较低的那一部分人里。这被称为“弗林效应”（Flynn effect），因最早注意到它的詹姆斯·弗林（James Flynn）而得名。
起初，研究人员以为这个现象是测试中的人为变化所致，又或是单纯反映了学校教育的年限延长，教育水平改善，但事实与这类解释并不吻合，因为弗林效应在最聪明的孩子身上表现一贯不太明显，在与教育内容高度相关的测试里表现也不明显。它是儿童素质整体性提升的结果，也即不同儿童接受的营养、早期启发或差异性趋于同质化。当然了，你或许会说，智商并不能真正反映智力，但你不能不承认，有些事情正越变越好，同时越变越平等。
由于DNA指纹检验，234名无辜的美国人在平均服刑12年后，重新获得了自由。
其中有17人是从死牢里脱身的。1986年，DNA首次应用在法医学上，就替无辜者洗清了罪名，并帮忙捉到了真正的凶手，自此之后，同样的事情反复出现。
变得更富裕、更健康、更高、更聪明、更长寿、更自由的人们（也就是各位读者）享受的丰裕可是非同小可啊：他们所需要的大部分东西，正一步步地走向廉价。过去两百年里，人类的四大基本需求——衣物、食物、燃料和住房，明显便宜了很多。食物和衣物尤其如此（尽管2008年粮食价格出现了短暂上升），燃料的价格走势有点飘忽不定，但即便是住房，也是越来越便宜。看起来似乎有点奇怪，可如今普通家庭住房的价格比1900年，甚至1700年都略微便宜
，哪怕房子里还多了许多现代便利设备，如电力、电话和抽水马桶。既然基本需求变得廉价起来，那么就有更多可支配收入来消费奢侈品了。人工照明介于必需品和奢侈品之间。从货币的尺度来看，1300年时，英格兰获取同等计量单位的人工照明
比现在贵整整20000倍。
这样的差异够巨大的了，但从劳动量的尺度来看，整个变化更为戏剧性，进步的速度也明显加快。就说说你按平均时薪能换取多少人工照明吧。公元前1750年，当时的平均时薪能换回24流明小时（芝麻油灯）；1800年，可换回186流明小时（牛脂蜡烛）；1880年，4400流明小时（煤油灯）；1950年，53.1万流明小时（白炽灯）；现在，840万流明小时（节能荧光灯）。换句话说，如今工作1小时，能换回价值300天的阅读灯光；1800年工作1小时，只够换回10分钟的阅读灯光。
要不再反过来，说说你挣够1小时阅读灯光需要工作多长时间吧，就按一盏18瓦节能灯泡照明1小时的发光量来算。今天，挣够1小时的发光量，你只需工作不到半秒钟。1950年，照当时的传统灯丝灯泡和工资水平，你要工作8秒钟才能挣回同等的发光量。要是你是在19世纪80年代用煤油灯，挣回同等发光量要工作15分钟。用19世纪初的煤油灯，得工作6个小时以上。在公元前1750年的巴比伦，要从一盏芝麻油灯里获得同等的发光量，你得足足工作50多个小时。从1800年的6小时到现在的半秒钟，进步了43200倍，用你的时间来计算
，你比1800年的祖先都过得好得多。为什么我虚构出来的那家人是就着火光吃东西的，你现在明白了？
这一类的进步，大部分还没纳入“生活成本估算”（cost-of-living calculations）。生活成本估算的目的，是想用不相同的东西，比较大致类似的东西。经济学家唐·布德罗
（Don Boudreaux）做了一番设想：如今的美国人拿着现在的收入，时间旅行回到1967年。他或许能成为镇上最富裕的人，但再多的钱，也买不来他从eBay、亚马孙、星巴克、沃尔玛、百忧解、谷歌或黑莓里获得的乐趣。而前文引用的照明数据，甚至根本没考虑到现代的电力光源与用蜡烛或煤油照明的根本不同：它更方便、更清洁，开关简单，没有烟气，没有怪味，不会忽明忽暗，火灾隐患也小。照明的进步迄今尚未走到尽头。从将电子能量转变成光子能量的角度看，节能荧光灯的效率是灯丝灯泡的3倍，但发光二极管（LED）马上就要把前者取而代之了（就在本书撰写期间，人们已经证明，LED的能效是白炽灯的10倍），何况，它还兼具便携的好处。便宜的LED手电筒，用太阳能充电电池供电，全世界尚未获得市电供应的16亿人口（最主要的是非洲农民），必然会有一部分人的生活因此而发生改变。诚然，LED目前还太贵，无法替换大部分灯泡，但总有一天，这种情况是会变的。
想想看，照明效率的这些进步意味着什么。你可以拥有更多的光明，或是少做大量的工作，要么就再去买点别的。你用更短的工作时间换取照明，意味着你可以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做别的事情上。也就是说，你可以到其他地方去上班。照明技术的进步，把你解放了出来，你可以去生产或购买其他的产品及服务，或者参与慈善活动。这就是经济增长的真正意义。
时间是关键。忘了美元、玛瑙贝壳和黄金吧。衡量一种东西价值的真正标准，是看获取它所花的时间。如果你想自己把它做出来，通常所花时间会比买其他人提供的现成品要长。而倘若你得到的这样东西能由其他人高效率地制造出来，那么你就能负担得起更多。照明变得更便宜了，所以人们用得更多了。如今英国人平均消费的人工照明，大致相当于1750年的40000倍。
他消耗的功率大概是50倍，运输量（以旅客旅行的里程数来计算）差不多为250倍。
什么叫繁荣？这就是繁荣：你以同等工作量换取的商品或服务数量增加了。迟至19世纪中叶，从巴黎到波尔多的驿马旅程，费用与一名职员的月工资相等；如今，同等里程的费用只相当于一天的薪资，速度更提高了50倍。1970年，半加仑
牛奶要用掉普通美国人10分钟的工作，但到1997年，则只需7分钟。从纽约往洛杉矶打3分钟电话的费用，以1910年的平均薪资计算，要耗费90个小时的工作；今天，这耗费不到两分钟。1千瓦时的电，1900年须花1个小时的工作，而今天是5分钟。20世纪50年代，买一个麦当劳的汉堡，要花30分钟的工作，而今天只用3分钟。从工作小时数的角度看，今天只有极少数东西比50年代的费用高，比如教育和医疗。
哪怕是19世纪末出现的最为臭名昭著的强盗大亨（robber baron），大多也是靠让产品更为廉价而致富的。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是《纽约时报》最早拿这个说法称呼的人。他简直就是这个词的缩影。可看看《哈泼斯周刊》（Harper’s Weekly）在1839年是怎么说他的铁路吧
：
只要在范德比尔特架设了竞争铁轨的地方，结果无一例外是票价永远地降低了。只要他一“铺设”竞争铁轨，票价就立刻降低，而且，不管角力结束之后，是他“买断”了对手（大多数时候是这样），还是对手“买断”了他，票价永远不会再涨回原先的标准。我们社会的这一伟大福音（廉价的出行）应主要归功于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
1870~1900年，铁路运费下降了90%。毫无疑问，范德比尔特有时会靠行贿和仗势欺人来铺垫他的成功之路，有时付给工人的薪资也较他人更低——我并不是想把他打扮成个圣徒的样子，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一路走来，他带给了消费者原本无法享受到的巨大福利——负担得起的交通。类似地，同一时期的安德鲁·卡内基，一方面大赚其钱，一方面也把铁轨的价格降低了75%，约翰·洛克菲勒则把石油的价格削减了80%。那30年里，美国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66%。当然，他们也变成了更富裕的大亨。
亨利·福特致富靠的是制造廉价汽车。
他的第一款T型车售价825美元，在当时可算前所未有的便宜，仅仅4年以后，他又把价格降到了575美元。1908年，购买一辆T型车大概需要工作4700个小时。到了今天，买一辆普通汽车（其功能与特性之丰富，是T型车无法相比的）只需要工作1000个小时。多亏了查尔斯·马丁·霍尔（Charles Martin Hall）及其美国铝业公司（Alcoa）继任者们的创新，铝的价格从19世纪80年代的每磅
545美元，降低到了20世纪30年代的20美分。
（美国铝业公司把价格降了这么多，得到的“奖励”却是遭到政府以140项垄断罪提起诉讼：其产品价格的快速降低，被拿来当成了它决意阻止竞争的证据。20世纪末，微软也遭到了同样的指控。）1945年，泛美航空公司（Pan Am Airline）的胡安·特里普（Juan Trippe）出售廉价的航班座位
，其他航空公司深感受辱，竟向政府请愿要求取缔泛美航空。英国可耻地同意了，于是泛美航空公司改为飞往爱尔兰。20世纪最后25年里，计算器运算能力的价格猛跌，以至于2000年的一台袖珍口袋型计算器的性能在1975年要你花一辈子的工资才买得到。英国DVD播放机的价格，从1999年的400英镑跌到了5年后的40英镑，这一下跌趋势跟之前的录像机完全吻合，只是速度还要快得多。
消费品价格下跌，让人们变得更富裕了（当然，股票、房地产等资产的价格紧缩会毁掉他们，但那是因为他们想靠着股票、房地产等资产赚钱，筹措购买消费产品的现金）。这里，我再次提醒各位读者注意，衡量繁荣的真正尺度是时间。如果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或者亨利·福特不光让你能够更快速地前往想去的地方，还缩短了你为购买车票所付出的工作时间，那也就是说，他们带给了你大量的自由时间，让你变得更为富裕了。如果你选择用这部分的闲暇时间来消费其他人的产品，那么你也就让对方变得更富裕了；而如果你选择用这部分时间来为其他人的消费进行生产活动，你就进一步富裕了自己。
房屋，本来也跃跃欲试地想变得更便宜，但出于一些糊里糊涂的原因，各国政府竭尽全力地阻止它降价。1956年，16个星期的工作能换回100平方英尺的住房，现在则只需要14个星期就能买到同等面积质量更好的住房。
但考虑到现代机械组装好一所房子是何等的轻而易举，它的价格跌幅应该远远不止这个水平。这是政府造成的，第一，政府利用规划或分区法规限制供给（尤其是在英国）；第二，它利用税收制度鼓励抵押贷款（主要是在美国）；第三，它想方设法地阻止房地产在泡沫破裂后降价。这些措施的效果是，还没买房子的人生活更艰辛了，买了房子的人却占了大便宜。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政府只好硬性规定修建更多的廉价住房，或是为穷人提供按揭贷款资助。
随着必需品和奢侈品越来越便宜，人们越来越幸福了吗？21世纪前后，少数学者投身到了幸福经济学这一主题的研究当中。它首先从一个悖论入手：更富裕的人不一定更快乐。人均收入超出一定限度之后（理查德·莱亚德的数据
是每年15000美元），金钱似乎就买不到主观幸福感了。随着学术界的有关书籍和论文接二连三地公之于众，并证实了“富人不幸福”的观点，为数众多的评论家们就幸灾乐祸起来。政治家们立刻抓住机会，各国政府（从泰国到英国）转而开始思考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国民幸福度，不再把提高国民生产总值放在首位。于是，现在的英国政府设立了专门的“幸福部”（well-being divisions）。据说，不丹国王吉格梅·辛格·旺楚克是最先意识到这一点的当权者，早在1972年，他就提出，经济增长只是国家福祉的第二目标。这种新冒出来的看法说，如果经济增长不能带来幸福，那么努力奋斗追求繁荣就毫无意义，世界经济应该在一个合理的收入水平上软着陆。一位经济学家甚至说：“嬉皮士一直是正确的。”
如果这是真的，那它足以刺穿理性乐观派吹出来的气球了。如果经济发展连续挫败死亡、饥荒、疾病，减轻烦琐枯燥的家务劳动，竟然不能让人更幸福，那它意义何在？可惜事实并非如此。这场争论始于1974年理查德·伊斯特林（Richard Easterlin）的一项研究
，他发现，尽管在同一个国家内，富裕的民众一般比贫困民众更幸福，但富裕国家的国民却并不比贫穷国家的国民更幸福。从那时起，“伊斯特林悖论”就成了辩论的中心教义。麻烦的是，“伊斯特林悖论”根本就是错误的。2008年发表的两篇论文分析了所有数据，同时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伊斯特林悖论并不存在。
富人比穷人幸福，富裕国家的民众比穷国幸福，随着人们越来越富裕，也越来越幸福。先前研究的样本太小，根本就找不出明显差异。新的研究做了三大类的比较（国家内部的比较、国家与国家的比较、不同时期的比较），发现额外的收入的确能买回整体的幸福。这也就是说，平均而言，整体而言，普遍而言，在其他条件相同的前提下，更多的钱确实能让你更幸福。用研究之一的原话来说：“总之，我们的时间序列比较以及国际社会反复出现的证据都指出：在经济发展和主观幸福感的增长之间存在重要的关联。”
也有一些例外情况。美国人目前没有表现出幸福感增加的趋势是因为近年来富人越来越富有而普通美国人没有随之兴旺繁荣呢，还是因为美国不断吸引贫穷（不幸福）国家的移民令幸福指数保持低位呢？说不清。但总之不是因为美国人富裕得没法变得更幸福了——跟美国人基本上一样富裕的日本人和欧洲人，幸福程度一直随着富裕程度稳步提高。而且，最奇怪的是，近几十年来，美国妇女越来越富裕，但幸福度却降低了。
人当然有可能富有而不幸福，太多名人华丽丽地为我们做出了榜样。人也可能富裕之后仍为自己没有变得更加富裕而感到不幸福，哪怕仅仅是因为邻居或者电视里的人比你更富裕。经济学家们把这叫做“快乐水车”（hedonic treadmill），我们其他人称之为“跟风攀比”。没错，富人可能会给地球造成许多不必要的损害，因为他们在收入早已超过了显著影响幸福的水平之后仍然孜孜不倦地力争变得更富裕——毕竟，他们都从原始的狩猎采集时代继承了“恶性竞争”的本能，相对地位（而非绝对地位）决定了人的性奖励。从这一点来看，征收消费税来鼓励储蓄和投资
不见得是个坏主意。然而，这同样并不意味着人穷一点必然就会更幸福——富裕而不幸显然比贫穷而不幸好多了。
自然，有些人不管多么富裕仍然不幸福，而其他人哪怕身陷贫穷也能迅速调整回开朗心态。心理学家们发现，人有着相对稳定的幸福水平
，大悲大喜持续的时间较为短暂。此外，一百万年来的自然选择塑造了人类的本性：总是雄心勃勃地渴望成为极少数最成功的人，而不是知足常乐。欲望才是人的内设“程序”，感恩不是。
要想越来越幸福，致富不是唯一途径，甚至也不是最佳途径。政治学家罗纳德·英格尔哈特（Ronald Ingleheart）说
，社会和政治解放远为有效：生活在允许你自由选择生活方式（住在哪儿、跟谁结婚、如何表达自己的性欲望，等等）的国家，幸福来得更多。1981年以来，由于自由选择的增多，52个国家里有45个国家的幸福程度都提高了。鲁特·维恩霍文（Ruut Veenhoven）发现
：“国家越是个人化，国民越是享受生活。”
还有，生活尽管美好，今天的生活却不尽美好。对底特律失业的汽车工人、雷克雅未克（冰岛首都）被逐出自己住房的业主、津巴布韦的霍乱病人、刚果遭到种族灭绝的难民来说，近年来幸福度提高的统计数字全然没有意义。战争、疾病、腐败和仇恨仍然损害着数百万人的生活；核恐怖主义、海平面上升、大范围流感，兴许还是会给21世纪的脸上抹黑。没错，但把这些最坏的假设挂在嘴边，并不会扭转这种命运，争取让人类继续进步反倒有些可能。正是因为最近几百年里人类实现了那么多进步，人类才需要为世界的不完美承担起道德上的责任，让经济继续进化。阻挡变革、创新和发展，人的同情心亦无处施展。别忘了，因为过分宣传要当心转基因食物援助，一些施压团体很可能加剧了2000年年初赞比亚的大饥荒。
“预防原则”
（事前多讲究安全，总比事后遗憾好）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在一个充满遗憾的世界里，哪怕光是站着也不安全。
更近在眼前的是，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造成了影响深远的痛苦衰退，世界许多地区都将产生大规模的失业，碰上真正艰难的民生问题。如今有很多人觉得，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就像是个陷阱，一场透支未来的金字塔骗局。
到2008年东窗事发之前，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30年来一直为投资者提供着月息在1%以上的高额稳定回报。他靠的是拆东墙补西墙的连环套手法，把新投资者的资本当成收益偿付给老投资者，这么做当然无法长久维持。骗局败露的时候，他已经骗了投资者650亿美元。基本上，1719年约翰·劳（John Law）在巴黎用密西西比公司耍的是这一套，1720年约翰·布伦特（John Blunt）在伦敦用南海公司耍的是这一套，1920年查尔斯·庞齐（Charles Ponzi）在波士顿用“邮票”优惠券耍的是这一套，2001年肯·莱（Ken Lay）在安然耍的还是这一套。
有没有可能，不光近年来的信贷繁荣，甚至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生活水准提升，全都是一个旁氏骗局，靠着信贷的逐步膨胀才维持起来的呢？有没有可能，我们的富裕是靠透支孩子们的未来实现的，还债的期限已经近在眼前了呢？毫无疑问，你的抵押贷款的确是向未来的自己借的（贷款来自其他地方的储蓄者，说不定是中国），未来的你要还债。而且，不管是在美国还是欧洲，你的国家养老金都是靠你孩子们缴的税来维持的，而不是像许多人想的那样，从你每月的薪水里扣除。
但这也没有什么不自然的。事实上，这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人类模式。黑猩猩到15岁时，生产了一辈子所需卡路里的40%，也消耗了大约40%。而在同样的年纪，人类狩猎采集者消耗了一辈子20%的卡路里，但生产的部分却不到4%。
跟其他任何一种动物相比，人类在幼年时期都更为依赖他人，透支着自己未来的能力。出现这种情形的很大原因在于，狩猎采集者从来只吃需要开采和加工的食物：根茎类食物需要挖出来煮熟，贝壳类和坚果类食物需要撬开或砸开外壳，肉类需要肢解。反过来说，黑猩猩吃的东西，只需要找到后采集一下就行，比如水果和白蚁。学会开采和加工要花时间、要练习、要有体积庞大的大脑，而一旦人类学会了这些技能，就能生产出大量卡路里盈余，和孩子们分享。有趣的是，原始狩猎采集者的这种生活模式，跟当代西方社会的生活方式很相像，有别于农耕、封建和工业时代早期。这就是说，在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社会和现代社会，人类都是头20年里消耗得比生产得多，之后的40年却有着极高的生产力。而在介于两者之间的时代，小孩子则有能力参加劳动维持自身消耗，他们也的确是这么做的。
如今有些不同的是，代际转移采取了一种更为集体化的形式。比方说，对正当盛年的全体劳动者课以所得税，为所有人提供教育经费。在这个意义上而言，经济必须不断向前发展，要不就会崩溃（跟连环套手法类似，但它并不是诈骗）。依靠信贷制度，人可以在年轻的时候借钱、消费，年迈后储蓄、把钱借出去，从而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维持稳定的家庭生活水平。子孙后代可以负担长辈的生活，因为他们通过创新变得更为富裕。如果某个地方有个人办了一笔30年还清的抵押贷款，开了一家公司，发明了一种能帮客户节省时间的小工具，那么，这笔向未来透支的钱，就能让他和客户都富裕到能够向后代偿还本金的程度。这是发展。反过来说，要是有人借贷款只是为了维持奢侈的生活，或是购买第二处住宅，到资产市场上投机，那么他的后代就会遭受损失。现在我们已经看得很清楚，21世纪之初，太多的人和企业已这么干了——他们从后代子孙借的钱太多，远远超出了自身创新能够维持的速度。他们把资源错误地分配到了没有生产性的地方。人类过去繁荣时期大部分泡沫的破灭，都是因为投入创新的资金太少，投入资产价格通胀、战争、贪污腐败、奢侈品或盗窃的钱太多。
西班牙在查理五世和腓力二世
统治期间，来自秘鲁银矿的巨大财富遭到了浪费。打那以后，这种叫作“资源诅咒”
（curse of resources）的现象，折磨了许多靠着资源发横财的国家，尤其是那些突然发现石油的国家（俄罗斯、委内瑞拉、伊拉克、尼日利亚），最终全为寻租
的独裁者所统治。尽管获得了意外之财，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速度比那些完全缺乏资源但忙于从事贸易和销售的国家与地区（如荷兰、日本、新加坡、韩国、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地区）要慢。就连17世纪最典型的创业家荷兰人，在20世纪后期也因为发现了太多天然气而遭到资源诅咒：因为货币升值伤害了出口商，他们称之为“荷兰病”。日本，20世纪的整个前半叶都用在了贪婪地攫取资源之上，落了个毁灭的下场；20世纪后半叶，在没有资源的条件下大力开展贸易和销售，结果从废墟上重新崛起，挤入了“长寿国家”大联盟。21世纪初，美联储打开闸门，中国人的廉价积蓄冲了进来，西方人猛捡便宜，却仍然将大部分的钱用到了错误的地方。
只要有人在创新上分配足够的资金，那么，信贷危机就不可能长时间地阻挡人类生活水平的不断攀升。看看世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图表吧，就连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也仅仅让总体上扬的曲线稍微下挫了一点点。
到1939年，连受影响最大的美国和德国，也比1930年更加富裕了。大萧条时期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新产品、新行业
：1937年，杜邦公司40%的销售额都来自1929年前根本不存在的产品，比如人造丝、搪瓷和纤维素薄膜。所以，发展会恢复的——除非被错误的政策给挡住了。总会有人在不知什么地方倒腾一种软件、测试一种新材料，或是想法子转移基因，让你我将来的生活变得更方便更轻松。我并不确切知道这个人是谁，他在哪里，但我可以给你提个候选人。在我正写着这一段文字的那个星期，北加利福尼亚州有家叫“阿卡迪亚生物科技”
的小公司跟非洲的一家慈善机构签订了协议，免费授权小农户种植新品种的稻子。新品种稻子从小麦身上借来了名为“谷丙转氨酶”的基因，根系比普通稻子长得更为发达，在同等产量下要用的氮肥更少。假设这个新品种在非洲能像在美国加州一样长势喜人，总有一天，某个非洲人能种植出更多的粮食（同时造成的污染更少）卖掉，赚到更多可供开销的金钱，从西方公司买来手机，并靠手机为自己的大米找到更好的市场。而西方公司的某位员工则得到加薪，买一条牛仔裤。制造牛仔裤的工厂，用的是稻米农户邻居种植的棉花。如此周而复始。
只要新点子能以这种方式繁殖，那么人类的经济进步就能持续下去。说不定，当前危机之后一两年，全球经济就恢复增长了，也可能，某些国家要经历“失去的”十年。甚至有可能，世界部分地区会因为经济震荡转为自给自足，陷入专制和暴力，就像20世纪30年代那样，大萧条引发了一场世界大战。但只要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有动机从事发明创造，以更好地满足他人需求，那么，持理性乐观态度的人就必然要得出结论：人类生活最终还是会走向进步。
想象你是一头鹿。基本上，你一天只有四件事要做：睡觉、吃饭、避免给别人吃掉，还有社交（我指的是划一块属于自己的地盘，追求异性成员、照料小鹿，等等）。至于其他的事情，都不是非做不可的。现在假设你是一个人。就算你只考虑最基本的东西，也远远不止四件事要做：睡觉、吃饭、烹饪、穿衣、持家、出行、洗涤、购物、工作……简直数都数不过来。这样看来，鹿的闲暇时间理应比人类更多。可找到时间来阅读、书写、投资、唱歌和上网的，是人类，而不是鹿。这些空闲时间是打哪儿来的呢？它来自交换、专业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劳动分工。鹿必须自己寻找食物，人却能叫别人帮他做，自己又为别人做其他的事情——从而让双方赢得时间。
故此，自给自足并不是通往繁荣的路线。“到月底的时候，谁的进步最快呢？”亨利·戴维·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问道
，“是尽量多阅读相关书籍，自己动手挖矿石、自己冶炼，自己打出一柄弯刀来的孩子，还是参加冶金协会的讲座、要父亲送自己铅笔刀的孩子？”和梭罗得出的结论相反，进步最快的是后一个孩子，因为他有了更多闲暇时间学习其他的东西。试想一下，如果你不得不在每一件事上做到自给自足会怎么样（可不是像梭罗那样假装自给自足）。每天，你都必须早早起来，完全用自己的资源供给自己。这一天你会怎么过呢？首先必须解决的四件事是食物、燃料、衣服和住所。你得到菜园里耕作，得喂猪，得从小溪里取水，得从森林里拾取柴火，洗干净土豆，生一堆火（没有火柴哦），烧午饭，修屋顶，打几把干草铺床，自己磨一根针，纺些线，缝皮革做鞋子，到河里洗澡，用黏土烧陶罐，逮一只鸡当晚饭。没有蜡烛，也没有书。没有时间冶炼金属，钻探石油，外出旅行。按照定义，你这是挣扎在生存的水平线上，坦率地说，虽然一开始你也会像梭罗那样唠叨：“摆脱一切惊人的喧嚣，多么奇妙啊！”但多过几天这样的日子，事情可就严峻了。如果你希望生活里出现最低程度的改善，比如有金属工具、牙刷或照明，你就不得不让别人来帮你分担一些琐事，因为你自己完全没时间来做它们。所以，提高你生活水平的方法之一，是降低别人的生活水平：买一个奴隶。几千年来，人们也的确是这么致富的。
不过，虽说如今的你并没有奴隶，起床的时候也知道会有人以最便利的形式为你提供食物、纤维和燃料。1900年，普通美国人每100美元里有76美元花到衣、食、住上，今天他们却只花37美元。
如果你有一份平均水平的工资，那么，你每天只需工作10分钟，就能挣够钱买食物；再工作10多分钟，就够买你需要的衣服了；购买一天所需的天然气、电和石油，大概需要工作一两个小时；挣够能保证自己有个栖身之所的房租或贷款恐怕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即便如此，工作到吃午饭的时候，你也可以休息了，因为你知道，你这一天的食物、燃料、纤维和居所都有人帮你照料了。之后的时间，你可以用来挣钱买些更有趣的东西：卫星电视费、手机费、休假期间的开销、给孩子的新玩具以及缴纳所得税。“生产意味着生产者渴望消费，”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说，“要不然，他为什么会去从事无用的劳动呢？”
2009年，有个叫托马斯·思韦茨（Thomas Thwaites）的艺术家，打算自己动手做台烤面包机
，就是商店里4美元就能买一台的那种。他只需要几种原材料：铁、铜、镍、塑料和云母（这是一种绝缘的矿物质，用来包住加热元件的）。可他发现，就算搞到了原材料，要做出烤面包机来也近乎不可能。铁来自铁矿石，他倒是可以开矿采些铁矿石出来，但没有电风箱，他怎么可能造出温度足够高的锻炉来炼铁呢？（他只好作弊，用了微波炉。）塑料是用石油制成的，想自己钻探石油可不容易，提炼石油就更难了。诸如此类的困难数不胜数。更重要的是，这个项目用了他好几个月的时间，花了很多钱，做出来的却是个劣质品。然而，从商店里买一台烤面包机只要4美元，就算他拿的是最低工资，也花不了一个小时就能挣够。对思韦茨来说，这深刻地说明，身为一个远离自给自足状态的消费者，是多么的无奈与无助，但它同时也说明了专业化和交换有多么神奇：成千上万的人，没有哪一个人想着要帮思韦茨的忙，却走到一起来，让他得以用一笔微不足道的小钱，买到一台烤面包机。类似的例子还有一个：德雷克塞尔大学（Drexel University）的凯莉·科布（Kelly Cobb）打算完全使用产自自家方圆100英里内的原材料，做一套男式西装。
为了实现这一目的，20个匠人用了整整500个人力小时，即便如此，仍有8%的原材料产自100英里以外。科布说，要是再给他们一年时间，他们肯定能一板一眼地按照限制条件完工。说白了，非得在本地采购原材料，让一件廉价西装的成本差不多翻了100倍。
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是上午9点。在我起床之后的短短两个小时里，我用北海天然气加热的水洗了澡，用靠英国煤炭发热供电来维持运作的美国公司生产的剃须刀刮了胡子，吃了一片法国小麦制成的面包，蘸了一点新西兰黄油和西班牙果酱，又泡了一杯斯里兰卡种植出来的茶叶，穿上了印度棉花和澳大利亚羊毛制成的衣服，脚上是一双用中国皮革和马来西亚橡胶制成的鞋子，读起了一份用新西兰木制纸浆和中国墨水印制而成的报纸。我现在坐在办公桌前面，敲打着泰国产塑料键盘（塑料兴许用从阿拉伯油井开采出来的原料制成的），通过韩国产硅芯片和智利产铜线结合而成的电子元件，让一台美国公司设计和制造的电脑上显示出文字来。光是这一个早晨，我就用上了来自数十个国家的产品和服务。老实说，有些东西的出产国，我也是靠猜的，因为它们的来源纷繁多样，要想确切地说出哪个部分产自哪个国家简直不太可能。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我同时还消耗了几十个人有效生产劳动的一小部分。钻探气井、安装水管、设计剃须刀、种植棉花、开发软件，这些事情总是靠某个人来完成的。不知不觉中，他们全都在替我工作。他们每人把自己的一小部分劳动提供给我，换得我一小部分的开销。我想要什么，他们就给了我什么——就好像我是1700年法国凡尔赛宫里主政的国王路易十四一样。
“太阳王”路易十四每天晚上都独自进餐。他从装在金银餐盘里的40来份菜品里做选择。为他准备一顿饭，所需人手相当惊人，得要足足498个。他很富有，因为他消耗了其他人的劳动（主要是以享受他人服务的形式消耗的）。他很富有，因为其他人替他做事。在那时候，普通的法国家庭都是自己准备伙食自己用，此外还要纳税养活凡尔赛宫里国王的仆人们。故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路易十四富有，是因为其他人都很贫穷。
但今天是怎么样的呢？假设你是个普通人，是位35岁的女性，挣着中位数的收入，生活在巴黎（为了切题嘛），丈夫也上班，养育着两个孩子。你完全算不上穷，但相对而言，你比路易十四穷得不是一点半点。他是当时全世界最富裕城市里最富有的人，而你，没有仆人，没有王宫，没有马车，也没有王国。你搭乘拥挤的地铁下班回家，顺路在熟食店里给一家四口人买好菜，这时你可能会想，路易十四的餐饮安排，简直离你太遥远了。可不妨这么想：超市里迎接你的菜品之丰盛，路易十四绝不曾见过那场面（而且现在的菜品让你沾染霍乱病菌的概率也小多了）；你可以购买新鲜的、冷冻的、罐装的、熏制的或是已经处理好了的牛肉、鸡肉、猪肉、羊肉、鱼肉、对虾、扇贝、鸡蛋、土豆、大豆、胡萝卜、茄子、卷心菜、金橘、芹菜、秋葵、七种生菜，用橄榄油、核桃油、葵花籽油或者花生油炒好的，用了香菜、姜黄、八角或迷迭香等调了味的……你兴许没有御用厨师，但你完全可以心血来潮地在你家附近营业的几十家法式、意式、中式、日式甚至印度餐馆里选上一家，每一家餐馆都有一批技术精湛的大厨等着为你全家人服务，用不了一个小时就能为你端出一大桌子菜来。想想看，在我们这一代人之前，哪一代的普通人都负担不起让别人给他准备伙食呢。
你兴许雇不起裁缝，但你可以浏览互联网，立刻订购亚洲各地工厂生产出来的各式各样的漂亮衣服，棉的、丝的、麻的、羊毛的、尼龙的。你固然没有马车，但你可以立刻买上一张票，搭乘廉价航空公司的飞机，享受老练的飞行员的服务，飞往路易十四一辈子也没有见过的数以千计的目的地。你当然没有樵夫帮你砍来柴火，但俄罗斯天然气钻井平台的运营商争着要给你提供清洁的中央供暖。你没有修剪灯芯的听差，但你按下电灯开关，就能享受到远方某处核电站辛苦工作的人们为你提供的便捷光明。你没有传递信件的传令兵，可就算是在这一刻，世界某个地方也有个修理工爬上移动电话的信号塔，确保它正常运行，保证你的通话需求。你没有私人药剂师，但附近的药店就能为你提供各种药品，那是数以万计的化学家、工程师和后勤专家的劳动成果。你没有政府部长，但只要你打开电视、登录博客，勤勤恳恳的记者们随时可以告诉你电影明星的离婚八卦。
我的意思是说，只要你摇一摇铃铛，可供差遣的仆人远远不止498个。当然，跟“太阳王”的仆人不同，这些人也为许许多多的其他人效劳，但从你的角度看，这有什么区别吗？这就是交换和专业化为人类带来的奇迹。“在文明社会里，”亚当·斯密写道
，一个人“随时都需要很多的合作与帮助。可一个人的一生又是极为短暂的，一辈子也难以博得几个人的友谊。”伦纳德·里德（Leonard Read）1958年写了一篇经典文章，叫《我，铅笔》
（I，Pencil）。文章中，一支普通的铅笔描述了自己如何靠着数百万人——俄勒冈的伐木工人、斯里兰卡的石墨矿工、巴西的咖啡豆种植者（他提供了伐木工人喝的咖啡）——的劳动诞生出来。“这数百万人里，随便哪一个人，”铅笔得出结论，“包括铅笔公司的老板，都只贡献出了一点点的知识。”铅笔很惊讶：“把我带到世上来，需要不计其数的劳动，可并没有一个全知全能的脑袋发号施令做指挥啊。”
这就是我所说的“集体大脑”的意思。正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头一个清楚地看出
，知识“从来不是以浓缩或综合的形式存在的，而是以不完整甚至往往是自相矛盾的知识比特（bit，信息量的最小单位）的形式，为不同的个体所占有”。
你不光消耗了其他人的劳动和资源，你还消耗着其他人的发明。上千名企业家和科学家设计出了你家电视要用的复杂光电子线路。你身上穿的棉布，是一种机器纺织出来的，它的最初发明者，是工业革命时期的一些英雄人物——当然，他们早已过世了。你吃的面包，小麦来自新石器时代某个美索不达米亚人的交叉育种，烘焙方法最初来自中石器时代的某个狩猎采集者的发明。他们的知识长久凝聚在了机器里、菜谱里和程序里，为你造福。和路易十四不一样，你的仆人包括了约翰·洛吉·贝尔德
（John Logie Baird）、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
（Alexander Graham Bell）、蒂姆·伯纳斯·李爵士
（Sir Tim Berners-Lee）、托马斯·克瑞波
（Thomas Crapper）、乔纳斯·索尔克
（Jonas Salk），还有其他数也数不清的各类发明家。因为，不管他们是活着还是已经过世了，你都享受到了他们的劳动为你带来的福利。
所有这一切合作的目的，就是让“少量的劳动完成大量的工作”
（还是出自亚当·斯密之口）。这里有一点奇怪的事实：为了换回这口为你提供无穷无尽服务的聚宝盆，你只生产一种东西。这也就是说，消耗了成千上万人的劳动、享受了他们的发明成果之后，你生产和出售自己所擅长的东西——理发、滚珠轴承、保险咨询、护理、遛狗。但这成千上万“为”你效力的人，每一个也同样只做一件事，他们每人只生产一种东西。这就是“工作”（job）这个词的意思：你投入劳动时间的简化、单一性的生产。就算那些同时干几份受薪工作的人（比方说，既是写短篇小说的自由作家，又是神经学家，或者既是电脑公司的高管，又是摄影师）也最多只有两三份不同的职业，但是他们每人都要消耗成百上千的东西。这就是现代生活的标志性特征和生活水平高的核心定义：消费多样化，生产简单化。生产一样东西，使用很多东西。反过来说，自给自足的园丁、自给自足的农民，或者以狩猎采集为生的自给自足的原始人（我后面将要论述，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样的人其实是虚构出来的），则是生产多样化，消费简单化。他不只生产一种东西，而是很多东西——食物、住所、衣服、消遣，全都要他来自己动手。又因为他只能消耗自己生产出来的东西，所以他不可能消耗太多。他吃不到大鸭梨，看不了塔伦蒂诺（Tarantino）的电影，穿不了莫罗·伯拉尼克（Manolo Blahnik）名牌高跟鞋。他只有他自己这一个品牌。
2005年，如果你是个普通消费者，你的税后收入大概会这样支出
：
·20%用于住房；
·18%用于汽车、飞机、燃料和其他各种形式的交通运输；
·16%花在居家用品上：桌椅、冰箱、电话、供电和供水；
·14%用于食物、饮料和下餐馆；
·6%用于医疗保健；
·5%用于电影、音乐和其他娱乐方式；
·4%用于各类服装；
·2%用于教育；
·1%用于肥皂、唇膏、理发等方面；
·11%用于寿险和养老金（也即为了保障将来的安全而进行储蓄）；
·0.3%用于阅读（唉，从我的角度来看这太遗憾啦）。
18世纪90年代英格兰农场劳动者的薪资大致上是这么用的
：
·75%用于食物；
·10%用于服装和被褥；
·6%用于住房；
·5%用于取暖；
·4%用于照明和肥皂。
现代马拉维
（Malawi）的农村妇女，每天的时间大致会这样使用
：
·35%用于耕种食物；
·33%用于做饭、洗衣服和清洁；
·17%用于取水；
·5%用于拾柴；
·9%用于其他种类的工作，包括受薪职业。
下一回你打开自来水龙头的时候，不妨这么想象一下：你住在马拉维的马钦加省
，走上一两英里路到希雷河去，一面把水桶放进河里取水，一面还得提防着不被河里的鳄鱼抓住（根据联合国的估计，马钦加省每个月会有3个人被鳄鱼咬死，大部分都是打水的妇女），此外还得祈祷打来的水里没有霍乱病菌。之后，你扛着20升的水再走上一两英里路回家，维持全家人一天所需。我并不想叫你感到惭愧，我是想要说明哪些东西改善了你的日常生活。是靠着市场、机器和其他人，艰辛的生活才变得轻松起来。尽管你仍然可以到离你家最近的河里去取水（没有什么东西能阻止你这么做），但你肯定宁愿把收入的一小部分付给某个人，享受水龙头里流出来的干净、便利的自来水。
这同样也是贫穷的意思。所谓穷，就是负担不起以足够高的价格卖掉自己的时间来购买自己所需的服务；所谓富，就是不光能够买到自己需要的服务，还能买到自己想要的服务
。繁荣，或者发展，正日渐等同于从自给自足过渡到相互依存，把家庭从一个辛苦、缓慢地从事多种劳动的单位，变成一个靠专业化的单一生产活动偿付便捷、快速、多元化消费的单位。
近些日子流行声讨“食物里程”。食物从产地到你盘子里所花的路程越长，烧掉的石油就越多，一路上和平也就越是土崩瓦解。但为什么单单把食物挑出来说呢？T恤里程、笔记本电脑里程，不也都值得抗议吗？毕竟，水果和蔬菜占了贫穷国家所有出口量的20%以上，而大多数笔记本电脑则产自富裕国家，所以，把进口食品挑出来大加谴责，也就等于是声讨贫穷国家。最近有两位经济学家对这个问题做了研究之后得出结论，说“食物里程”的整个概念“是一个存在重大缺陷的可持续发展度指标”。
把食物从农庄弄到商店的碳排放量，只占它一辈子碳排放量的4%。从国外空运食物的碳排放量，只相当于把英国本地产食物冷冻起来的1/10
，也只相当于顾客从家到商店去的1/50。把新西兰羊羔船运到英格兰，耗用的碳排放量是把威尔士羊羔陆运到伦敦的1/4。一朵荷兰玫瑰，在温室培育，又卖到英国去，其碳足迹是肯尼亚玫瑰的6倍
，因为肯尼亚玫瑰长在阳光底下，使用渔场的循环水，利用地热发电，还为肯尼亚妇女提供了就业机会。
实际上，世界通过贸易相互依存，非但远远不是什么不可持续的事情，反而是持续现代生活的关键。假设你本地的笔记本电脑制造商告诉你，他已经有3笔订单了，所以，他要关了工厂去度假，冬天之前都完成不了你的订单，你只能眼巴巴地干等着；又假设你当地的农民告诉你，去年雨水太多，他今年的面粉产量只能减半了，这下你只好挨饿。但现实中的情况不是这样，全球化的笔记本电脑和小麦市场让你受益无穷，总有某个地方的某个人能把你要的东西卖给你，你难得面临短缺的窘境，最多不过是价格出现略微波动罢了。
例如，2006~2008年，小麦价格大约翻了3倍，跟1315~1318年的欧洲一样。
14世纪时，欧洲的人口密度低，农业产出完全是有机品，“食物里程”也短，可在2008年，没人吃婴儿，也没人从绞刑架下拖走尸体砍了吃。铁路出现以前，人民流离失所变成灾民，一直比从外地进口食物到灾区更容易。相互依存分散了风险。
早期的经济学家们曾对农业就业率的下降趋势惊慌失措。在18世纪的法国，弗朗索瓦·魁奈（Franois Quesnay）和跟他同样主张“重农”的学者们认为，制造不会带来财富的增长，而从农业转向工业只会让国家的财富缩水，只有耕作才是真正的创造财富。两个世纪后，也就是20世纪末的工业就业率下降，也在经济学家里造成了同样的恐慌情绪，他们认为服务业偏离了制造这一重要的根本。他们都错了。天底下根本没有“非生产性就业”这档子事，只要人们愿意购买你所提供的服务就行。如今，1%的人从事农业工作，24%的人从事工业制造，剩下75%的人提供的是电影、饭馆就餐、保险经纪和芳香理疗。
不过，毫无疑问，很久很久以前，远在贸易、技术和农耕以前，人类的确过着简单的有机生活，与大自然和谐一致。那不是贫穷，而是“最初的富裕社会”
。给以狩猎采集的人类照上一张鼎盛时期的生活快照吧，比方说1.5万年前，家犬出现、长毛犀灭绝之后，美洲还没被人类殖民的时候。人们拥有长毛投掷器、弓、箭、船、针、斧头和渔网。他们在岩石上画出精湛的作品，装饰自己的身体，交换食物、贝壳、原材料和想法。他们唱歌、在仪式上跳舞、讲故事，用草药治疗疾病。较之祖先，他们有更多人能活到老年。
他们的生活方式几乎足以适应任何栖息地或气候条件。其他所有物种都需要自己的独特生态环境，而以狩猎采集为生的原始人却能在任何条件下变出适合自己的生态环境来：不管是海边还是沙漠，北极还是热带，森林还是草原。
一首动人的田园牧歌？这些猎人兼采集者看起来显然很高贵：高大、健康、身材好，比尼安德特人更少骨折（因为用可投掷的长矛换下了击刺型长矛）。他们吃丰富的蛋白质，脂肪不多，却有着充分的维生素。在欧洲，因为天气越发寒冷，他们基本上消灭了狮子和鬣狗
（他们的前辈就曾为这两种动物所捕食），所以对野生动物几乎没什么好怕的。毫不出奇，当今时代对消费主义的控诉里，充满了对更新世
时期的怀旧情绪。比如，杰弗里·米勒（Geoffrey Miller）就在他的优秀作品《花钱》
（Spent）一书里，请读者们想象“一位30000年前生活在紧密家人和朋友部落里的克鲁马努族
妈妈……她采集有机水果和蔬菜……她梳妆打扮，和自己认识、喜欢又信任的人跳舞、打鼓、唱歌……太阳升起在法国里维埃拉郁郁葱葱的海岸线上，她所在的部落，就生活在这里的6000英亩
土地上。”
生活很美好，不是吗？可在狩猎采集者们的伊甸园里，有一条狡猾的蛇——高贵的智人里出了个野蛮人。兴许，那个时代根本不像是放一辈子的户外野营长假呢。因为暴力的长期威胁始终存在，必然是这样，因为（人类没有了肉食动物天敌之后）只有战争才能把人口密度控制在饥荒水平线以下。普劳图斯
（Plautus）说：“人之于人，无异于狼。”（Homo homini lupus）倘若说狩猎采集者们体态轻盈又健康，那是因为要是他们长出脂肪、行动缓慢，一大清早就会挨了闷棍。
这儿有数据。从非洲卡拉哈里沙漠的昆族人（！Kung），到北极圈的因纽特人，现今残存的狩猎采集部落有2/3都生活在永恒不变的交战状态当中，87%年年打仗。用“战争”来形容突然袭击、小规模冲突和摆摆样子似乎太夸张了些，但因为这类情况经常发生，死亡率很高——通常，部落里有30%的男性都死于他杀。许多狩猎采集社会一般每年的战争死亡率保持在总人口的0.5%
，这就相当于20世纪打仗死了20亿人（事实上20世纪只有1亿人死于战争）。埃及的吉贝尔·撒哈巴（Jebel Sahaba）出土了一座距今1.4万年的墓地
，里面埋着59具尸体，其中24人都是因为矛、标枪和弓箭造成的伤口未能愈合而死的。这59具尸体里，有40具属于妇女和儿童。妇女和儿童一般不参加战争——但往往是争斗的对象。狩猎采集社会的妇女，恐怕个个都曾有过被绑架当成战利品的经历，是的，个个。吉贝尔·撒哈巴的考古证据出土之后，各位读者还是忘了伊甸园吧，说是血腥丛林还差不多。
限制人口增长的不光是战争。狩猎采集者很容易遭受饥荒。就算在食物充足的时期，要采集足够的东西吃，也是很麻烦的，要走很长的路，所以，妇女很难得到足够的营养盈余来维持完整的生育期，她们的青春只有短短几年。粮食不够的时候，溺婴现象十分常见。疾病也不远：疟疾、破伤风、各种寄生虫，都是人的大杀手。我有没有说过奴隶制？太平洋西北部很常见。殴打妻子？南美洲火地岛的惯例。没有肥皂、热水、面包、书籍、电影、金属、纸张、布匹，这还用我说吗？要是碰到有谁跑来对你说，他们宁可生活在想起来更美好的过去时代，记得提醒他们：更新世可没有抽水马桶，罗马的皇帝也只能骑马，凡尔赛宫里到处是虱子。
尽管如此，你用不着有一双火眼金睛，也能看出当代消费社会较之石器时代存在多么大的浪费。杰弗里·米勒问道
，“世界上最聪明的灵长类动物怎么会买悍马H1这辆运动型多用途车呢？”它售价139771美元，却只能坐4个人，油耗高达百公里23公升，提速到100公里耗时整整13.5秒。他自问自答说，因为人类进化出了显示社会地位和性价值的动力。这也就意味着，人类消费不仅仅是出于物质主义，还成了一种寻求爱情、英雄主义和钦佩的伪宗教。然而，这种对地位的渴求，又鼓励人们设计重新排列原子、电子或光子的秘方，让它们变成对其他人有用的东西。雄心变成了机会。据说，公元前2600年，中国有个年轻的妃子
，想出了一种将富含甘氨酸的多肽变成精美布匹的秘方：捉来一条蚕，用桑叶喂它一个月，让它织成茧，加热杀死蚕，将茧放在水里，抽取丝线，把从蚕茧里抽出来的长达1000米的单股丝线绕在纺轮上，最终变成丝缕，再织成丝缎。接着上色、切割、缝纫，宣传之后卖出换钱。稍微说说产量好了：制成一条丝绸领带，需要用10磅桑叶养出100个蚕茧所抽出的丝。
我主张，专业知识的累积使得我们每个人得以靠着生产越来越少的东西，消费越来越多的东西，这是人类发展的核心故事。创新改变世界，但那只是因为它帮助劳动分工越来越细化，鼓励了时间的分工。暂时忘掉战争、宗教、饥荒和诗歌吧。这才是历史上最伟大的主题：交换、专业分工以及它们带来的创新，最终“创造出了”时间。理性的乐观主义者会邀请你退后一步，以一种不同的眼光观察你所属的物种，看看这10万年来人类进步的宏伟事业（当然其中也曾频繁遭遇挫折）。等你看到这一切之后，再仔细想想这项事业是结束了，还是像理性的乐观主义者所说的那样，还将数百年、数千年地持续下去，甚至，它有没有可能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加速持续。
如果说繁荣就是交换和专业分工（说是劳动的繁殖比说成劳动的分工似乎更贴切），那么，这个习惯又是在什么时候、以怎样的形式开始的呢？为什么它是人类物种的特有属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