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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他动物种类中，个体的进步是从婴儿期到成长期（或成熟期）
，在它生命的过程中（以一生为限），它能将天性所赋予它的各项能力做到最完美的程度；而人类，则是个体进步，整个物种也进步，他们在前人所奠定的基础上实现随后的成长。
——苏格兰哲学家及历史学家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
《文明社会史论》（An Essay on the History of Civil Society）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桌子上摆着两件形状和大小大致相当的人工制品
：其一是电脑的无线鼠标；其二是来自50万年前中石器时代的一柄手斧。两者都是按人类的手形来设计的，它们都遵循了人类使用时的种种限制条件，但它们有着很大的不同。前者是诸多物体的综合，内部设计错综复杂，反映了分门别类的各行知识。另一种则是单一性的物质，反映的是单一个体的技术能力。它们之间的差异表明，当今的人类体验迥然有别于50万年前的人类体验。
本书讲述的是人类的社会体验以完全有别于其他动物的方式飞速、持续地变化。对生物学家来说，这件事需要做出解释。过去20年间，我写了4本书，谈人类跟其他动物有多么的相似，而本书则重点论述人类跟其他动物有什么区别。是什么使得人类有能力以这种疯狂的方式不断地改变自己的生活呢？
倒不是人类本性发生了多大的变化。正如握着手斧的手跟握着鼠标的手形状相同，不管是从前还是将来的人们，永永远远都会寻找食物、渴求性爱、照料子女、竞争地位、避免伤痛，就跟其他所有动物一样。人类物种的许多特质也没有发生变化。哪怕你走到地球最遥远的角落，仍然会听到歌声和言谈，看到微笑，发现当地人的性妒忌和幽默感——这些东西，跟黑猩猩身上表现出来的完全不一样。如果你能穿越时间，你能轻而易举地跟莎士比亚、荷马、孔子和佛陀的心灵产生共鸣。如果我能跟32000多年前在法国南部肖韦洞穴（Chauvet Cave）岩壁上绘出精美犀牛壁画的人见面，我毫不怀疑，我会发现他心理的方方面面都表现得像个十足的人类。人类生活里相当多的元素，都没有发生变化。
然而，要是说现在的生活跟32000年前一样，那就太荒谬了。我们所属的物种，在这一时期，繁衍了整整10万倍，从300万人口增加到了将近70亿
。人类给自己带来的舒适和奢华程度，其他任何物种都无法想象。他殖民了地球上每一个适于居住的角落，更探索遍了所有没法住人的地方。他改变了世界的外貌、遗传特征和化学性质，将地球上所有植物产出的23%占为己用。他用独有的、非随机安排的微粒包围着自己，并将其称之为“技术”，不断地发明之、改造之，甚至抛弃之。其他动物不可能这样，哪怕是黑猩猩、宽吻海豚、鹦鹉和章鱼这些聪明的动物也不行。它们或许偶尔会使用工具，偶尔会转移自己的生态环境，但它们并不会提高自己的“生活标准”，也不会经历“经济增长”，更不会遭遇“贫困”。它们不会从一种生活模式进步到另一种，也不会强烈反对这么做。它们不曾经历农耕、城市、商业、工业或信息革命，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大萧条、人口变迁、内战、冷战、文化战争或者信贷紧缩就更不用说了。此刻，我坐在办公桌前面，各种各样的东西包围着我：电话、书籍、电脑、照片、文件夹、咖啡杯——猴子可从来不曾制造过。我以一种海豚绝对无法办到的方式，把大量的数字信息散布到屏幕上。我深知抽象的概念（日期、天气预报、热力学第二定律）无论什么样的鹦鹉也摸不着头脑，我肯定跟动物有所不同，可是什么让我如此与众不同呢？
不可能仅仅是因为我有一个比其他动物更大的大脑。毕竟，已经灭绝了的尼安德特人（Neanderthals）平均大脑的体积比我更大，但却不曾经历这种一路向前的迅猛的文化变革。此外，我的大脑或许比其他动物物种的要大，但对如何制造咖啡杯、回形针是一丁点儿线索也没有的，天气预报就更别想了。心理学家丹尼尔·吉尔伯特（Daniel Gilbert）喜欢打趣说，跟他从事同一行业的所有人，在事业的某一段时期，总觉得有责任把以下这个句子补充完整：“唯有人类这种动物，才能……”
使用语言，进行认知推理，生火、做饭、制造工具，拥有自我意识，欺骗、模仿，从事艺术、宗教活动，大拇指与其他四根指头相对，投掷武器，保持直立姿态，隔代照料子嗣（如祖父母照料孙辈）——要列举人类有多少独一无二的特征，真的能排出一份很长的清单来。但食蚁兽、裸脸灰蕉鹃
的独有特征也能列出很长一份清单呢。上述特征的确为人类所独有，也非常有利于促成现代生活，但我可以争辩说，除了语言这一特征
，其他特征并没有出现在人类历史的恰当时机上，也根本没有恰当的影响力，来解释智人何以能够从一种只能算是一般成功的猿人突然变成了进步速度突飞猛进的现代人。它们大多数出现在人类历史的极早期，也并不具备这样的生态效应。拥有足够的意识想在身体上画出花纹，或是通过推理得出问题的答案，这些都很好，但它并不能让人类征服整个生态世界。
显然，脑容量大的大脑和语言，应该为人类应付技术性的现代生活所必需。的确，人类非常善于社会性学习，哪怕和黑猩猩相比，人类对一板一眼的模仿也表现出了近乎痴迷的兴趣。
但脑容量大的大脑、模仿和语言本身并不能解释繁荣、进步和贫困，它们本身并不会带来生活标准的不断变化。尼安德特人具备上述所有的特征——巨大的大脑、复杂的语言、大量的技术，但是他们从来不曾突破自己的原始小生境
。我认为，当我们观察大脑内部的时候，可能找错了地方来解释我们这一物种实现变化的非凡能力。这种事情，并不光发生在大脑内部，更是发生在大脑和大脑之间。这是一种集体性现象。
回头再看看手斧和鼠标。它们都是“人造”的，但前者是一个人做出来的，后者则是上百人甚至数百万人制造出来的。这就是我所说的“集体智慧”的意思。单独的一个人，没有谁知道该如何制造出电脑鼠标来。就算是在工厂装配鼠标的人，也不知道如何钻探油井和从石油里制造出塑料，反之亦然。进化到某个阶段之后，人类的智慧就成了集体性的、积累性的，这种现象并未出现在其他动物身上。
说人类本性没有改变，但人类文化改变了，这一主张并不是在否定进化。恰恰相反，人类正在经历非同寻常的进化大爆发，其动力正是来自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但选择的范围是各种观念和思想，而不是基因。这些观念的栖息之地，构成了人类的大脑。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一概念一直努力地想浮到社会科学的表面上来。1888年，法国社会学家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写道：“当发明创造通过模仿飞速传播的时候，我们或许可以叫它社会性进化。”
20世纪60年代，奥地利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认为，社会性进化的决定性因素是“通过成功模仿制度和习惯所实现的选择”。
1976年，进化生物学家理查德·道金斯（Richard Dawkins）新造了一个词“模因”
，充作文化模仿的单位。
到了80年代，经济学家理查德·尼尔森（Richard Nelson）提出，整个经济都是靠自然选择演化出来的。
我认为文化演进的意思是这样的：在10万年前的某一刻，文化本身开始以一种从未出现在其他任何物种中的方式进化，也就是复制、变异、竞争、选择和积累，跟几十亿年前的基因有点像。正如自然选择一点一滴地累积构造出了一只眼睛，人类的文化演进也可以累积构造出一种文化，或者一台照相机。
黑猩猩可以教彼此如何用尖头木棍去扎眼镜猿，虎鲸可以教彼此如何从海狮手里抢下海滩，但只有人类掌握了能够烘焙出一条面包、创作出一首协奏曲的累积型文化。
没错，但为什么呢？为什么是我们，而不是虎鲸呢？人类的文化存在演进，这个说法并不新鲜，也没太多的帮助。光是模仿和学习不足以解释人类为什么会以这种独特的方式开始变化，不管人们对其展开了多么灵活多样的不懈实践。还必须有点别的什么东西，人类有、虎鲸却没有的东西。我认为答案是：在人类历史的某个时刻，思想观念开始接触、交配、互相结合。
请让我来解释一下。性交带来了累积型的生理进化，因为它把不同个体的基因融合到了一起。故此，一种生物身上出现的突变，可以跟另一生物出现的突变结合起来。最贴切的类比来自细菌，它们可以交换不在同一时间复制的基因，故此，它们能够获得来自其他物种对抗生素的免疫力。如果不是几十亿年前微生物开始交换基因，动物不通过性交继续交换基因，所有构造出了眼睛的基因就不可能同时汇聚在单独的一只动物身上，构造成腿、神经或大脑的基因亦然。每一种突变都会孤立地留存在自己的血统之内，发现不了协同配合的乐趣。用卡通片的方式想想看，一条鱼进化出了原始的肺，另一条鱼进化出了原始的四肢，可两者都不可能爬上陆地。内在式进化
无须性交亦可出现，但它的速度要慢得多。
文化也是一样。如果文化只包括学习他人的习惯，那它很快就会陷入停滞。文化要转入累积，思想必须互相接触、互相交配。“交流思想”是老生常谈了，但却在无意之间带来了强大的繁衍力。法国分子生物学家弗朗索瓦·雅各布（Franis Jacob）说过：“创造就是重组。”
设想一下这样的场景：发明铁轨的人和发明火车头的人永远不能相遇，没办法互相交谈，哪怕通过第三方也不行，事情会变成什么样呢？再想想，纸张跟印刷媒体、互联网和移动电话、煤炭和涡轮机、铜和锡、车轮和钢铁、软件和硬件，这些东西的发明者们也彼此孤立，结果又会怎么样呢？我以为，在人类史前时代的某个时点上，有大体积大脑、有文化、会学习的人类头一回开始彼此交换东西，而一旦他们开始这么做，文化就突然累积起来了，人类经济“进步”的迅猛试验也随之拉开了序幕。交换和交流之于文化演进，正如性交之于生物演进。
通过交换，人类发现了“劳动分工”，也即出于互利的目的，将努力和天赋加以专业化。起初，这看似是件不起眼的事情，要是灵长动物学家们能开着时光机器回到它刚开始的那一刻，肯定会把它忽略掉的。较之人类的生态、层级结构和迷信行为，它显得没意思多了。但一些猿人通过互相交换食物、交换工具，让参与交换的双方都获得了好处，于是，它们双方也都变得更热衷于专业化了。
专业化鼓励创新，因为它鼓励人投入时间创造出能制造工具的工具。专业化节省时间，带来了繁荣，因为节省的时间跟劳动的分工是成正比的。人类在消费上越是多元化，在生产上越是多元化，他们的交换就越多，生活就过得越好。更妙的消息是，这一过程没有必然的终结之日。越来越多的人投入了劳动的全球分工，越来越多的人专攻主业，我们就会变得越富裕。此外，顺着这条路走下去，我们没有理由解决不了困扰我们的各种问题，比如经济崩溃、人口爆炸、气候变化、恐怖主义、贫穷、艾滋病、抑郁症和肥胖症。解决它们当然不会太轻松，但却是完全可能实现的，很可能，到本书出版后的一个世纪，也就是2110年，人类的日子变得比今天好过得多，我们所栖居的地球生态也会变得比现在好得多。这本书鼓励人们去拥抱变革，保持理性乐观的态度，并为了改善人类及其栖居的世界而奋斗。
有人会说，我不过是在重复亚当·斯密1776年就说过的话
罢了，但从亚当·斯密的年代至今，很多事情发生了变化，不断改变、挑战、调整和深化着他的观点。比方说，他无法意识到自己生活在工业革命的早期阶段。我的个人天赋恐怕难与亚当·斯密比肩，但我相较于他有一个很大的优势：我可以读他的书。打从斯密的书问世，他的见解就在跟其他人的见解进行交配。
此外，对于文化动荡变革的问题，很少有人认真想过，为此，我常常感到十分惊讶。我发现，这个世界上到处都有人觉得，自己对他人的依赖正越变越少，自给自足的生活会更舒服，技术进步没有给生活标准带来进步，世界正稳步走向恶化，事物和观念的交换很多余、无足轻重。我还发现，就如何定义“繁荣”、繁荣为什么会出现在人类这个物种之间，训练有素的经济学家（好在我并不是经济学家）竟然漠不关心。所以，为了满足自己的好奇心，我写了这本书。
我是在一个史无前例的经济悲观主义弥漫的时期动笔的。世界经济体系踉踉跄跄地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庞大的债务泡沫破灭了，世界贸易在萎缩，全世界的失业率猛涨，出口急剧下降。前景看来委实暗淡，一些国家的政府正计划进一步扩大本来就够可观的公共债务，哪怕此举有可能损害下一代的繁荣发展。最叫我感到遗憾的是，我是北岩银行的非执行董事长。这家银行是诸多在金融危机中出现流动性短缺的银行之一，我跟这场灾难脱不了关系。这本书不是要谈什么危机经历（根据我在银行的受聘条件，我是不能写这个的），但这段经历让我对资本和资产市场产生了不信任情绪，虽然我仍热情地支持商品和服务市场。要是我早一点知道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Vernon Smith）和同事们在实验室里做的实验就好了。这些实验早已证实，提供直接消费的商品和服务（比如理发和汉堡），市场运作极其有效，要想不让它们高效运作、不让它们创新，反倒是件难事。而资本市场容易产生泡沫，会自动崩盘，要把它们设计得能正常运作起来就很困难了。投机、盲目从众、非理性乐观、寻租和欺诈的诱惑驱动市场暴涨暴跌——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对资本市场谨慎监管的原因。我个人是一直支持对资本市场谨慎监管的。（商品和服务的市场不需要太多监管。）但政府（尤其是美国）的住房和货币政策使得21世纪出现的这场泡沫比历史上大多数的泡沫都更糟糕，出于政策原因，美国人为地操纵廉价资金涌向恶性风险
，涌向资本市场中间商的钱袋。出现这场危机，政治原因和经济原因至少各占一半
，这是为什么我同样不太信任政府的原因。
（本着完全公开的原则，我在这里必须指出：多年来，我除了效力于银行业，还从事过科学研究、物种保护、新闻、农耕、煤炭开采、风险投资和商业房产等行业，也从这些行业里得过利：我的经历很可能影响了我在本书中对这些部门的看法。毫无疑问，我也是通过个人经历才对这些部门有所了解，但我绝对没有收了别人的钱才来宣传哪一种特定的观点。）
理性的乐观主义者认为，由于商品、服务和观念的市场能够有效运作，人类得以相互交换，为了所有人的福祉诚实地专攻主业，世界最终必将克服当前的危机。所以，本书并不会对所有的市场一味赞美或一味谴责，它旨在解释为什么交换和专业化的市场过程比许多人想象中的历史更为悠久，也更为公平，同时，也就我们为什么可以对人类的未来保持乐观态度给出了很多原因。归根结底，本书探讨了改变能带来什么样的好处。我发现，我的立场与各个政治派别都存在很大的分歧：蓝色阵营不喜欢文化变革，红色阵营不喜欢经济变革，绿色阵营不喜欢技术变革。
我是一个理性的乐观派。理性，是因为我的乐观态度并不来自天生的气质或本能，而是靠考察证据。通过本书之后的内容，我希望也能把你变成一个理性的乐观派。首先，我需要在这样一点上说服你：人类的进步，总的来说是一件好事，尽管总有这样那样的理由可以抱怨，但眼下的世界，哪怕处在一场严重的经济萧条当中，也跟历史上普通人生活的世界一样好。因为有了商业贸易，眼下的世界比从前更富裕、更健康、更友善。之后，我想解释一下世界为什么变成了这样，是怎样变成这样的。最后，我希望带各位看一看，它能不能继续走向进步，变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