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思想传授他人，他人之所得，无损于我之所有；犹如一人以我之烛火点烛，光亮与他同在，我亦不因此身处黑暗。

——托马斯·杰斐逊
《致艾萨克·麦弗逊的信》（Letter to Isaac McPherson）

“收益递减”的说法实在是句老生常谈，人们脱口而出，很少多想。从一碗盐渍干果里找山核桃（嗯，我最爱吃这个），就符合收益递减规律：碗里的山核桃越来越少，个头也越来越小。手指头不断在杏仁、榛子、腰果，甚至巴西坚果里扒拉。渐渐地，这碗干果就像一座奄奄一息的金矿，不再能给出体面的山核桃产量了。现在，假想一碗有着截然相反特点的干果。你拿的山核桃越多，碗里的山核桃还越长越大、越长越多。难以置信，我承认。可这正是10万年前人类经历的一切。不管取用了多少，地球干果碗里仍然长出越来越多的山核桃。到了1万年前的农业革命，回报的步伐陡然加速。接着，到了1800年，又来了一轮大提速，而且一直持续到20世纪。1800年以来现代世界最基本的特征（比飞行、无线电、核武器或网站更显著，比科学、健康或物质福利更深远）是不断发现“收益递增”的速度如此之快以至于比人口爆炸还惊人。

你越是繁荣，你就越是能够繁荣。你越是发明创造，就越是能冒出更多的发明创造。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实体世界（不管是山核桃的世界还是发电站的世界）经常出现收益递减，但思想的世界就不一样了。你产生的知识越多，就越能产生知识。现代世界推动繁荣的引擎，就是可用知识的加速产生。比方说，自行车就是一种实体上的东西，符合收益递减规律。一辆自行车固然非常有用，但拥有两辆自行车并不能带来更多额外的收益，三辆就更不必说了。但“自行车”这个概念的价值并不会递减。不管你告诉别人多少次怎样制造或骑自行车，这个概念也不会变得陈旧，不会没有用处，不会出现边缘磨损。它就像托马斯·杰斐逊的烛火一样，给出去也不会有损失。实际情况甚至刚好相反。你把自行车的知识告诉的人越多，就会有越多的人设计出新的东西，比如自行车挡泥板、更轻巧的车身、比赛轮胎、儿童座椅、电动马达，等等。传播有用的知识，会带来更多有用的知识，孕育出更多有用的知识。

没人事先预料到这一点。政治经济学的先驱们全都以为世界最终会陷入停滞。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罗伯特·马尔萨斯全都预测，收益递减最终会占上风，生活水平慢慢地将再无改善。“发明发现以及找到机械的有益用途，总能为国家的净产出带来增长，尽管隔上一段时间之后，它恐怕就不能也不会再让净产出的价值增加了。”李嘉图说 ，各种趋势都朝着他所谓的“静止状态”发展。约翰·穆勒虽然承认19世纪40年代没有出现任何递减的迹象，但他认为这是一个奇迹，他说，创新是外部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原因而非结果，是说不清道不明的好运气。而且，后来者并未接受穆勒的乐观看法。随着发明发现放慢速度，在一个日益完善的市场里，竞争会把企业的利润一步步地挤干，直到只剩下寻租和垄断。新古典经济学家们悲观地预测，靠着斯密无形之手的指导，无限的市场参与者掌握了最充分的信息，达到一种无利可图的均衡状态，回报消失，经济发展走向终结。

这描述的是一个完全虚构出来的世界。“最终稳定状态”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抽象概念，把它运用到像经济这样的动态系统上是完全错误的，它根本就是“帕累托最蠢”。正如经济学家埃蒙·巴特勒所说 ，“完美的市场不光是一个抽象概念，它压根就是蠢……只要你在教科书里看到‘均衡’两个字，就请把它画上叉。”它是错的，因为它假设了完全的竞争、充分的信息和完全的理性，而这些全都是不存在或者不可能存在的东西。只有计划经济才需要完善的知识，市场不需要。

新知识不断冒出来，世界就不可能达成稳定状态。总会有某个地方的某个人提出新的想法，发明一种新的原子组合方式，创造或者利用市场的不完善。诚如哈耶克所说，知识分散在整个社会，因为人人都有特殊的视角。知识永远不可能聚集在单独的一个地方，它是集体性质，不是个人性质。特定市场跟完美市场理论不吻合，并不叫“市场失灵” ，正如一段婚姻跟完美婚姻假设不吻合，并不叫“婚姻失败”。

长久以来，生态科学上有一种完全类似的谬论，说自然世界存在某种完美的平衡状态，生态系统受到干扰之后，会恢复到这种平衡状态。 这种对“自然平衡”的痴迷贯穿了自亚里士多德以来的整个西方科学界，诸如“生态极峰相”以及“只要某个地区长期空置，自然植被就会恢复”等概念，就是它新近的表达方式。但这些全是无稽之谈。以我正在坐着的地方举例好了。据说，它的生态极峰是橡树森林，但橡树是几千年才到来的，它取代了松树、桦树以及更早的苔原。仅仅1.8万年前，我坐的地方还覆盖着1英里厚的冰层，而12万年前，它是冒着热气的沼泽地，到处都是河马。哪一种是它的“自然”状态呢？此外，就算气候达到了一种不变的稳定性（实际上它从来没这样过），橡树苗也不可能在橡树底下长出来（因为吃橡子儿的害虫会像潮水一般地扑上去），所以，橡树森林繁荣几千年过后，总会让位给别的什么东西。维多利亚湖1.5万年前完全是片干旱地，大堡礁则是两万年前冒出来的沿海丘陵的一部分，亚马孙雨林更是处在持续的混乱状态：树木倒下，发洪灾，发火灾……它的多样性要求它不断地变化。自然界里没有均衡状态，只有持续的动荡。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说得好：“万物皆消逝，变幻是永恒。”

创新像野火

那么，为了解释现代全球经济，你就必须解释这台创新永动机到底是哪儿来的。是什么启动了收益递增的引擎？它们不是计划、指导或命令出来的，它们是从专业分工和交换自上而下成形演变出来的。在技术的推动下，思想和人的交流加速，令财富也加速增长，这是过去一个世纪的特点。创新打来的浪头上，政治家、资本家和官员都成了河流上游漂浮的残渣。

即便如此，新的有用知识也绝非以常规、统一、稳定或连续的方式产生。尽管从整体上看，人类经历了不断的变化，单个的民族实现的进步却相当飘忽不定、断断续续，因为这种变化出现的步伐和地方，本身也总在变化。创新就像一团野火，只能璀璨地燃烧很短一段时间，之后渐渐熄灭，再过一阵子，又从其他地方烧起来。50000年前，创新最大的热点区域是西亚（炉灶、弓和箭），10000年前在新月沃地（农耕、陶器），5000年前在美索不达米亚（金属、城市），2000年前在印度（纺织、数字“0”），1000年前在中国（瓷器、印刷），500年前在意大利（复式记账、达·芬奇），400年前在低地国家（阿姆斯特丹汇兑银行），300年前在法国（南运河），200年前在英格兰（蒸汽），100年前在德国（化肥），75年前在美国（批量生产），50年前在加利福尼亚（信用卡），25年前在日本（随身听）。就创造知识而言，没有一个国家能长久地保持领先。

既然创新有可能带来收益递增（乍一看这种情况很奇怪），为什么创新的火炬非要传到其他地方不可呢？正如前面三章所述，答案藏在两种现象里：制度和人口。从前，社会靠创新填肚子，很快就会生出大堆的孩子，超出国家土地的承载能力，减少了发明家需要的闲暇时间、财富和市场（事实上，商人的儿子很快就又变成了苦苦挣扎的农民）。要不然，就是官僚制定了太多的规章制度，统治者耗费了大量金钱用于战争，僧侣们修建了太多的庙宇（事实上，商人的儿子也会变成士兵、纨绔子弟或僧侣）。他们也可能沉溺于金钱，变成放高利贷吃利息的寄生虫。乔尔·莫基尔就说过 ：“繁荣和成功带来了各种各样的天敌，养鹅人最终把能下金蛋的鹅给杀死了。”创新的火焰一次次地燃起又熄灭——直到从其他的地方再冒出来。好消息是，总有一把新的火炬燃起来。到目前为止是这样。

正如创新的野火会在不同的时间、从世界的不同地方冒出来一样，它也不停地在技术上跳跃着。跟500年前的印刷革命时期一样，今天，通信技术带来的收益递增熊熊燃烧，而交通运输却气急败坏地转入了收益递减状态。这就是说，汽车和飞机的速度与效率改进得非常缓慢，每一次改进的成本都越来越昂贵。不管什么交通工具，为了从1加仑汽油里挤出更多的里程数，人们付出的努力越来越大，与此同时，额外1兆比特的成本却越来越便宜。最佳创新行业的发展历程大致如下：1800年，纺织业；1830年，铁路；1860年，化工业；1890年，电力；1920年，汽车；1950年，飞机；1980年，计算机；2010年，网络。19世纪冒出了大量运输人的新途径（铁路、自行车、汽车、轮船），20世纪则冒出了传输信息的新途径（电话、广播、电视、卫星、传真、互联网、手机）。诚然，电报的出现年代比飞机早很多，可这跟我的论点并行不悖。卫星这项技术，本来是交通运输项目的副产品（太空旅行），结果，它却在通信上找到了更合适的用途。看起来，如果创新家们不能每隔30年就掀起一轮新浪潮，收益递增就消失了。

请注意，技术最初发明之后，收益递增的最大一轮冲击波要隔很久才出现，那就是技术大众化、普及化的时候。古登堡印刷机出现几十年后才激发了宗教改革。今天的集装箱货轮，速度上并不比19世纪的蒸汽船快多少；今天的互联网发送的电子脉冲波也并不比19世纪的电报快，但人人都在用它，而不光是富人。喷气机飞行的速度跟20世纪70年代时完全一样，但廉价航空却是全新的东西。早在1944年，乔治·奥威尔就厌倦了世界不断缩小（据说这是现代化带来的）的发展趋势。 他看完了一批所谓“乐观肤浅的‘进步论’书籍”，惊讶于当时的好些时髦词汇1914年前就走红过。这些词汇包括“消灭距离”、“国界的消失”。

但是奥威尔的怀疑态度并没有切中要害。重要的不在于速度，而是成本（按付出多少工时来计算）。消灭距离或许并不是什么新东西，但它让人人都负担得起了。速度一度是奢侈品。在奥威尔的时代，只有最富裕或者政治上最有权势的人，才负担得起飞机出行，使用进口商品，打国际电话。而现在，几乎人人都负担得起集装箱货轮运来的廉价商品，几乎人人都负担得起互联网，几乎人人都负担得起乘飞机出行。我年轻时，打一通横越大西洋的电话贵得离谱；而现在，发一封横越太平洋的电子邮件却便宜得离谱。20世纪的故事，是一个人人都得以享用富人特权的故事，人们不光变得更富裕了，服务也变得更便宜了。

同样道理，20世纪60年代信用卡在加利福尼亚州美洲银行约瑟夫·威廉姆斯（Joseph Williams）的推动下腾飞的时候 ，靠信用赊买并不是什么新鲜事。信用赊买的历史跟巴比伦一样古老。签账卡也没什么新鲜的。20世纪50年代初，大来俱乐部（Diner’s Club，又作“就餐者俱乐部”）就为了方便就餐者在发行账卡了，百货公司这么做的历史更长。美洲银行做到的，是把信贷加以大众化，尤其是60年代末Visa卡从一片混乱中突围出来之后。靠着信用卡的电子化，你可以使用它在全国各地甚至世界各地购买东西，这成了20世纪末经济中专业分工和交换的有力润滑剂。只要消费者觉得可行，就会做出预支自己未来收益的选择。诚然，这里头存在不负责任的行为，但信用卡并未导致知识精英们担心的金融混乱。20世纪70年代初，信用卡还是新生事物，形形色色的政客们说，它不合理、不安全、充满掠夺性，就连使用信用卡的人也普遍存在这种认识。经济学家刘易斯·曼德尔（Lewis Mandell）就发现 ，美国人乐意使用信用卡，却不乐意赞许它们。

这很好地抓住了现代世界的吊诡：人们一方面拥抱技术变革，一方面却又痛恨它们。“人不喜欢变化，”迈克尔·克莱顿（Michael Crichton）有一回对我说 ，“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人才真正为技术的概念感到兴奋，其余人都给变化弄得很沮丧、很懊恼。”发明家之伤就是这样。他们是社会致富的源头，可没人喜欢他们做的事。“最初公布一项新发明的时候，”1679年，古典经济学创始人威廉·配第说 ，“一开始人人都拒绝它，怒气劈头盖脸地砸向贫困的发明家。”

什么才是推动了现代世界的创新永动机的飞轮呢？为什么创新成了惯例，它又是怎样应了阿弗烈·诺夫·怀海德 （Alfred North Whitehead）的这句话 呢：“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就是发明方法的发明。”能把它归结到科学的扩展、货币的应用、知识产权的授予上吗？还是归结到其他某种更加由下至上的东西上？

受科学所驱动吗

虽说我热爱科学，可我觉得很难说发现一定先于发明，也很难说大部分全新的实践性应用工具都是从自然哲学家的深奥见解里涌出来的。弗朗西斯·培根最先提出，发明家把发现家的成果付诸实践，科学是发明之父。而根据科学家特伦斯·基莱的观察 ，现代政治家们都给培根束缚住了。他们觉得制造新概念的办法很简单：把公众的钱投进科学里，科学符合公众的利益，因为如果纳税人不买单，就没人会为下一代新想法买单，之后，就等着瞧新技术从科学管道的下游冒出来吧。麻烦的是，这里存在两个错误的前提：第一，与其说科学是技术之母，倒不如说它是技术之女；第二，从它推导不出来“只有纳税人该为科学思想买单”这一说。

欧洲17世纪的科学革命释放了受教育阶层的理性好奇心，新技术将理论付诸应用，反过来推动了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一度是个很流行的观点。依照这种理论，中国缺乏这种打开科学好奇心的飞跃，也没有确立起哲学这一学科，所以没能保持技术领先的地位，走进现代社会，但历史证明，这是一种事后倒推出来的观点。工业革命中出现的发明，几乎跟科学理论不相干。

诚然，17世纪末英国出现了一轮科学革命，尤以哈维、胡克、哈雷、波义耳、配第和牛顿等人为代表，但他们对其后一个世纪英格兰制造业的影响可谓微乎其微。牛顿对伏尔泰的影响力恐怕超过了他对珍妮纺纱机发明者詹姆斯·哈格里夫斯的影响力。最先发生变化、变化规模也最大的棉花纺织行业，对科学家们兴趣不大，反过来说，科学家们对棉花纺织行业也没什么兴趣。革新棉纺工作的珍妮纺纱机、轧棉机、水纺机和走锭纺纱机，全都是修修补补的商人靠“榆木脑袋和灵巧手指”发明的，并非什么深思熟虑的科学工作者。据说，他们的设计非常简单，没什么东西能难得住古希腊时代的阿基米德。

同样，对蒸汽机做出最大改进的4个人 （托马斯·纽科门、詹姆斯·瓦特、理查德·特里维西克和乔治·史蒂芬孙）里，有3个完全不懂任何科学理论，至于最后一个，也即瓦特，是否受过理论的影响，历史学家们至今莫衷一是。靠着他们的努力，真空理论和热力学定律才有可能出现，而不是反过来。他们的法国先驱丹尼斯·帕潘是科学家，但他是从设计发动机里得来的认识，并不是有了认识再去设计发动机。18世纪的科学家们费尽心机想要证明纽科门的主要设想得自帕潘的理论，但这番努力完全失败了 。

贯穿工业革命，与其说科学家们给新技术造了什么恩惠，倒不如说他们受了新技术莫大的益处。就算在著名的科学精英团体“月光社” （Lunar Society）里，喜欢跟伊拉斯谟斯·达尔文和约瑟夫·普利斯特列（Joseph Priestley）等自然哲学家勾肩搭背的工业企业家乔舒亚·威基伍德，也是从同行的工厂老板马修·博尔顿那儿迸发出自己最聪明的点子（转向车床）的。此外，思维活跃的本杰明·富兰克林根据科学原理做出了许多发明，如避雷针和双焦点眼镜，但它们并不曾开创一种行业。

故此，自下而上的科学在工业革命初期发挥的作用并不大。更重要的是，英国的科学技艺到了关键时刻还枯竭了。你举得出来18世纪上半叶英语世界有什么重大发明吗？对自然哲学家而言，这是一个极其贫瘠的时期，哪怕是在英国。不，工业革命不是靠科学一星半点的灵光乍现给点燃的。之后，科学的确为加快创新步伐做出了贡献，临近19世纪，发明和创造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故此，只有当电子传播的原理得到了理解，电报才完善起来；矿工弄懂了地质分层的连续性，才更确切地知道了怎样开新矿；明白了苯的环状结构，制造商们才能设计染料，不再单纯地靠碰运气。诸如此类。但用乔尔·莫基尔的话来说，即便如此，这基本上仍然是“心灵手巧的专业人士们凭借模糊但逐渐变得清晰起来的概念，半定向的、跌跌撞撞地摸索试错的过程”。 不过，把这一类的事情全叫成科学还是有点夸张 ，它类似如今硅谷的车库和咖啡馆里发生的事情，但跟斯坦福大学实验室里做的项目并不太一样。

20世纪同样充斥着各种不欠哲学、大学人情的技术：航空、固态电子和软件。你认为手机、搜索引擎或者博客归功于哪位科学家合适？2007年，剑桥大学物理学家理查德·弗伦德（Richard Friend）爵士在一篇论述意外发现的讲演中，引用了高温超导电性的案例——它是人们在80年代偶然发现的，之后才有了理论上的解释。他承认，就算是在今天，科学家们的真正工作仍然是跟上技术修补匠们的脚步，在他们发现了什么新鲜东西之后提出解释。

大多数技术变革来自对现有技术的改进尝试，这是不可回避的事实。车间里的学徒和机械师会做这种事，办公室里电脑程序的用户也会做这种事，只有很少一部分技术变革来自应用和转换象牙塔里的知识。这并不是说科学没有用。17世纪发现万有引力和血液循环，同样辉煌地为人类知识库做了补充。但就提高生活水平方面，它们的贡献不如轧棉机和蒸汽机。即便是工业革命的后期阶段，也有很多无视运作原理而设计出技术的例子。生物学世界尤其如此。人们用阿司匹林治疗头痛100多年了，对它何以如此仍然令人摸不着头脑。青霉素的杀菌能力到了细菌都对它有了抗体时才终于搞清楚。在发明维生素C之前，人们用柠檬酸来预防坏血病。食物用罐头保存的历史十分悠久，哪怕没人掌握微生物理论来解释它。

是资本的功劳吗

对于是什么推动了创新引擎这个问题，金钱或许是答案。就像硅谷风险投资家们说的那样，激励创新的办法，就是把资本和人才拉到一起。在历史的大多数时期，人类对维持自身所长都是挺拿手的。发明家们总能找到钱来支持自己。18世纪英国的一大优势 就在于，它积累了一笔通过对外贸易创造的集体财富，又建立了比较有效的资本市场来把资金分配给创新家。具体而言，工业革命需要对很难清偿的资本设备（主要是工厂和机器）进行长期投资。18世纪的时候，英国的资本市场所处的位置能比其他国家更好地提供这种投资。伦敦设法从阿姆斯特丹贷款，在18世纪就培育出了股份制度、有限责任公司、债券和股票流通市场以及有能力生成信贷的银行体系。这些底层结构有助于向发明家提供必要资金，把概念转化为产品。与此相对，法国 的资本市场饱受约翰·劳滥发纸币带来的困扰，银行则因为路易十四欠债不还而叫苦连天，企业法则因为对纳税农民的任意勒索而千疮百孔。

硅谷奇怪地重复了相同的模式：新创造的大爆炸主要都归功于沙山路 上的风险投资家。没有KPCB公司 ，哪儿会有亚马孙、康柏、基因科技 、谷歌、网景和升阳（Sun）呢？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国会准许养老基金和非营利组织把部分资产投资到风险基金之后，技术行业便出现大发展，两者并非巧合。加利福尼亚并不是企业家们诞生的地方，而是他们创业的地方：1980~2000年，加利福尼亚州飞黄腾达的创业公司里，足足有1/3拥有印裔或华裔的创办人。

在罗马帝国，毫无疑问，有无数寂寂无名的奴隶都知道如何制造更好的榨橄榄机、更好的水车和更好的羊毛纺织机，也有无数的财阀知道怎样储蓄、投资于消费。但这两群人住的地方相隔数里之遥，靠金钱讨生活的中间人丝毫无意将他们拉到一起。好几个罗马作家都讲过一件有关玻璃的轶事 ，它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有个人向皇帝提庇留展示了他发明的一种打不碎的玻璃，希望得到奖赏。提庇留问，还有没有其他人知道这种玻璃的奥妙，那人保证说绝对没有。于是提庇留砍掉了那人的脑袋，好避免新材料降低黄金与泥巴的相对价值。不管故事真还是假，它的寓意不光是罗马发明家们会因为自己的辛勤劳动得到负面的报酬，还说明罗马的风险投资家太过稀少，要想让新的想法得到资助，只能去找皇帝。帝国时代的中国也释放出强烈的信号，阻止人去发明挑战现状的东西。明朝时有个基督教的传教士写道 ：“只要一想到自己的努力会带来惩罚而非奖励，什么样的天才也都立刻动弹不得了。”

20世纪时，为创新提供资金的任务逐渐转到了企业内部。私营企业一方面深为熊彼特式忧虑所折磨，担心创新会抢走自己的整个市场，另一方面又为能够通过创新抢走对手整个市场的梦想而兴奋，逐渐学会把创新融入自己的文化当中，并为它划拨出预算。企业调研和开发预算只不到100年的历史，但一直保持着稳定发展的态势。过去半个世纪，美国企业的研究和开发预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翻了一番 ，达到近3%。这也就难怪发明和应用出现相应的增长了。

不过，再深挖一下表面上的统计数据，情况就变了。企业一次又一次地发现，自己根本没法把钱投入创新和发展，内部的官僚愈发保守和自满，扣下研发预算放到风险低的沉闷项目上，结果忽视了巨大的新机遇，这些新的机遇反过来变成了企业的心腹大患。制药企业屡次努力要把激进思想注入研发部门，现在却基本上放弃了这种无用的尝试，改为收购酝酿出大点子的小公司。计算机产业的历史里也有很多的例子，行业霸主错过了大好的机会，快速成长起来的新对手很快就向它们发起了挑战——IBM、迪吉多 、苹果、微软都有过相似的经历。恐怕就连谷歌日后也逃不掉这样的命运。卓越的创新家仍然以公司的局外人为主。

虽说最开始的时候，它们可能怀着满腔的创业热情，可一旦企业或官僚势力发展壮大，也会变得极度厌恶风险。风险投资先驱人物乔治·多里奥特（Georges Doriot）说过 ，企业一辈子最危险的时候，是它实现成功的那一刻，因为那时候它就停止创新了。“这种电话缺点太多，没法看成通信手段。该设备在本质上对我们毫无价值。”1876年，西联汇款（Western Union）在内部备忘录里这么说。这也是为什么完善个人电脑的是苹果，不是IBM；为什么发明动力飞行的是莱特兄弟，不是法国军队；为什么发明小儿麻痹症疫苗是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不是英国国民健康服务（NHS）；为什么发明在线一键下订单的是亚马逊，不是美国邮政局；为什么全球移动电话的领军企业是芬兰的一家木材供应商，而非国有电信公司。

解决办法之一，是公司允许员工像创业家一样自由行事。20世纪90年代，索尼发现旗下出名前卫的技术人员纷纷陷入一种“这儿不是搞发明的”心态，便果断地采取了这种举措。杰克·韦尔奇治下的通用电气公司把自己分成了规模较小的竞争单位，设法维持了一阵新气象。1980年，3M公司的员工亚特·富莱（Art Fry）想在自己的教会赞美诗曲谱上做标记，冒出了弱黏性便签条（即时贴）的主意，3M公司随之大获成功。此后，公司便告诉技术人员，可以把15%的工作时间用在个人项目上，还可以收集客户的想法。

另一种办法是把问题外包出去，承诺给予奖金，让有效的发明家市场来解决它。18世纪，英国政府解决海上测量经度问题用的就是这一招。近年来，互联网把这种可能性发扬光大了。公司可以登入InnoCentive和yet2.com一类的网站，把自己解决不了的问题发布出来，许诺解决者能获得奖金；公司还可以公布自己发明的技术，让有识之士提出应用这种技术的设想和方案。有了这样的网站，退休的工程师就能靠着自己的智慧自由执业，美美地赚上一笔。内部研发的传统模式必将迅速让位给这种创新市场或“创意市集”（idea agora）——后一种名称，是唐·泰普史考特（Don Tapscott）和安东尼·威廉姆斯（Anthony Williams）这两位商业思想家提出的 。

金钱在推动创新方面肯定很重要，但它绝对不是最重要的那一点。就算是在最具创业精神的经济体中，国民储蓄也很难找到途径投给创新家。维多利亚时代，也就是英国发明家所生活的时代，政府有相当部分的支出都花在了偿付利息上，这实际上发出了一种信号：富人最安全的投资之道，就是从贸易税里收租。今天，大笔的金钱被浪费在了未得开发的研究上，很多发明发现都没有用太多钱就做了出来。2004年，哈佛学生马克·扎克伯格发明Facebook的时候，他只需要极少的研发开支。就算后来网站扩展成了一档生意，他的第一笔投资也仅有50万美元，是从PayPal创始人彼得·泰尔（Peter Thiel）那儿借的。这笔钱，跟蒸汽或铁路时代创业家所需的资金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是知识产权的作用吗

兴许答案在产权上。除非发明家至少能留下自己发明带来的部分收益，要不然，他们就不会搞发明。毕竟，要是指望不上丰收，没法留下收益，人是不会浪费时间和精力到地里耕作庄稼的——搞过集体农庄的国家（斯大林时代的苏联、罗伯特·穆加贝治下的津巴布韦）通过惨痛的教训学到了这一课。故此，要是没法至少留下一部分的奖励，也肯定没人会挪出时间和精力开发新工具，创造新的组织类型。

可知识产权又跟真正的产权有着极大的区别，因为要是你把它自己留着，它就毫无用处。抽象概念可以无限共享。这就给那些试图鼓励发明家的人造成了显而易见的困境。人能靠着兜售东西（和服务）致富，但兜售思想却不成。制造最好骑的自行车，你能赚到丰厚的利润；可提出自行车的概念，你什么也得不到，因为人们很快就会竞相仿效。如果创新家指的是提出想法而非制造东西的人，他们要怎样才能从中获利呢？难道说，社会需要设计一种保护新想法的特殊机制，让它们变成像房子和田地一样吗？如果真是这样，思想又如何传播呢？

把想法变成财产有几种方式。你可以把配方保密，这是1886年约翰·彭伯顿（John Pemberton）对可口可乐的做法。要是竞争对手没法靠着拆解你的产品，把你的秘密用“逆向工程”破译出来，这种方法就很管用。相比之下，机械就太容易泄露自己的秘密了。英国纺织制造业的开拓先锋们，就基本上没法靠商业秘密法来保护自己。尽管有海关人员搜查外国人的行李，防止他们夹带机械图纸出境，可弗朗西斯·卡伯特·洛厄尔（Francis Cabot Lowell）一类的新英格兰人却跑到到兰开夏和苏格兰的工厂闲逛，表面上是出于身体健康的原因，暗地里狠命记下卡特莱特动力纺织机的细节，回到马萨诸塞州后立刻复制。19世纪60年代前，染料行业还主要依靠保密法 ，可那之后的分析化学却发展到了能叫竞争对手找出染料制造方法的水平，于是它只好改为申请专利保护。

其次，你可以像沃尔玛创办人山姆·沃尔顿那样，掌握先发优势。哪怕零售行业的竞争对手奋力追赶，他仍然靠着新的削减成本策略昂首前进。英特尔在微处理芯片上的龙头地位，3M公司在多元化科技产业上的主导优势，主要都不是靠保护发明创造，而是靠比竞争对手更快做出改进。发明了数据包交换技术，互联网才有了实现的可能，但没有人靠数据包交换获得版税。如果你是迈克尔·戴尔（戴尔公司的创办人）、史蒂夫·乔布斯或者比尔·盖茨，要想留住客户，你得一次次地主动淘汰自己的产品。

第三种从发明中得利的方法是专利、版权或商标。在食谱这个无法无天、竞争激烈的世界里，知识产权的各种机制发出了奇异的共鸣。法国大厨会为自己的餐厅设计食谱。食谱得不到法律保护，它们没法申请专利、版权或商标。但要是你想在巴黎开一家新餐馆，又想从对手那里窃取最棒的食谱，你很快就会发现，这可不是公共土地。经济学家埃马努埃莱·福沙尔（Emmanuelle Fauchart）曾经采访过巴黎附近开餐馆的10位大厨 （其中7家餐馆都在《米其林美食指南》上评了星级），他发现，高级烹饪的世界是根据三项规范运作的，尽管这三项规范不成文，也没有法律的强制执行，但比起真正的法律毫不逊色。第一，大厨不得照搬其他大厨的食谱；第二，如果某大厨把食谱告诉了另一位大厨，第二位大厨未经许可不得将之外传；第三，大厨必须把荣誉归于技术或创意的最初发明人。这些规范其实跟专利、商业秘密契约和版权是一一对应的。

然而，要说专利推动了发明家搞发明创造，证据很少。 大多数创新从没申请过专利。19世纪下半叶的荷兰或瑞士都没有专利制度，但两个国家都兴旺繁荣，很能吸引发明家。20世纪从没申请专利的发明项目多得数不清 ，这其中有自动变速箱、防火电木、圆珠笔、玻璃纸、回旋加速器、陀螺罗盘、喷气发动机、磁记录、动力转向、安全剃须刀和拉链。相比之下，莱特兄弟积极地捍卫自己1906年申请的动力飞行器专利，为美国初生的飞机制造业奠定了基础。 1920年，收音机制造行业陷入僵局，因为4家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通用电气公司、AT&T公司和西屋公司）分别把持了重要专利 ，结果每家公司都没办法制造出最好的收音机。

20世纪90年代，美国专利局曾经突发奇想，允许对可用来查找基因是否存在缺陷的基因片段、基因序列片段申请专利。要是这事儿真的成了，人类基因组序列就成了一座永远没法创新的空中楼阁了。即便如此，现代生物技术公司在为新疾病开发治疗手段时，还是经常碰到卡尔·夏皮罗（Carl Shapiro）所谓的“专利密林”（patent thicket）。倘若创新之路的每一步都受专利保护，医疗发明家还没开始检验自己的想法就要迈上艰难的谈判之路，那么发明带来的所有奖励都会在谈判中消失殆尽。此外，最后一位持有专利的人会把最大的潜在回报给吞掉。

移动电话行业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但凡想给市场上带来任何一点创新，大手机厂商都要费力地从“专利密林”里杀出一条路来。这些公司随时随地都在打一大堆官司，不是原告，就是被告，再不然就是涉及利害的第三方。一位观察家说，这种情况的结果是，“较之创新或投资，用游说和诉讼的方式来求赢取市场份额更有利可图。”如今，美国体制下申请新专利最多的人，是所谓的“专利倒爷” （patent trolls）——这指的是一些专门收购不太可靠专利的小企业，它们并不想通过专利制造产品，而是通过打官司控告侵权者来赚钱。生产黑莓手机的加拿大公司RIM ，就向一家名为NTP的“专利倒爷”支付了6亿美元，这家小公司并不制造产品，而是收购有争议的专利，完全依靠打侵权官司来谋利。

迈克尔·赫勒（Michael Heller）把“专利倒爷”现象跟神圣罗马帝国势力衰落、现代民族国家出现时期，莱茵河上的情况做了比较。 当时莱茵河两岸修起了上百座城堡，每隔几英里就有一座，每座都由地方上的强盗贵族把持，靠着向通行的商船抽取苛捐杂税逍遥快活地过日子。结果，莱茵河流域的贸易遭到扼杀。商人们多次尝试结成联盟，减轻贸易税负，造福所有人，可每一次的尝试都落空了。20世纪航空业起步的最初阶段，曾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形：每一户土地所有者都可以向飞越自己土地上空的每一架航班收取通行费，就跟莱茵河两岸的强盗贵族一样。只是这一回理性占了上风，法院迅速地否定了这种空中所有权。

当代专利制度尽管也在尝试改革，但很多时候仍然像是层层叠叠的幻影收费亭，凡是经过的发明家都要被抽头，故此，跟损害贸易的真正过路费关卡一样，它必然给创业精神造成损害。当然了，某些知识产权还是有帮助的，尤其在小企业努力打入受巨头垄断的市场的时候，专利简直是天赐的恩物。以制药行业为例，政府出于安全考虑，规定产品推出之前必须进行安全性和有效性测试，这种测试是极为昂贵的。没有一定形式的专利制度，根本不可能创新。有人曾对来自130个不同行业的650名研发主管做了调查 ，只有来自化学和制药行业的研发主管认为专利制度能够有效刺激创新。可即便在这一行业，问题仍然存在。哪怕这些公司把专利得来的收益花在研究上，而不是花在营销上榨取短暂的垄断利润，大部分的钱也都投给了治疗西方人疾病的跟风药品 。

版权法同样也正朝着荆棘林的方向发展，尤其是在音乐和电影行业，法律执行得太严格，人们越来越难于共享和借鉴，甚至连根据一小段作品搞一搞衍生创作都不行。一丁点儿的歌曲片段也受版权保护，美国法院还试图将著作权延长到作者过世后的70年（目前为50年）。可在18世纪，作曲家没有曲子的版权，莫扎特也并不气馁，而在唯一对音乐提供版权保护的英国 ，作曲家反倒越来越少了。正如报纸通过版权许可得来的收入极少却仍然能够存活 ，音乐和电影进入数字时代也能够想出办法向人们收费的。

创新刚出现的时候，知识产权是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要解释为什么某些时代、某些地方涌现了比其他时代、其他地方更多的创新，它的作用实在有限。

是政府出力吗

从核武器到互联网，从雷达到卫星导航，很多大型创新背后都有政府的功劳。可政府误解技术变革的本事也是众所周知的。20世纪80年代，我是个记者，欧洲的政府机构整天对我夸夸其谈，说他们最近又在支持计算机产业上采取了哪些行动。这些项目都有着朗朗上口的名字，比如“阿尔韦”计划（Alvey）、“思捷”计划（Esprit）、“第五代”运算等，它们将推动欧洲工业进入领先地位。它们大多是仿效日本通产省（那是当时很时髦但又笨手笨脚的一个部门）一些同样不成熟的想法，而且无一例外地挑中失败者，鼓励公司往死胡同里钻。移动电话和搜索引擎都没有朝它们预计的方向发展。

同一时期，美国也打着“半导体制造技术战略联盟”（Sematech）的旗号，在政府的主导下来了一轮惊天动地的白痴举动。政府以为未来把握在制造内存芯片（但在亚洲制造的内存芯片越来越多）的大企业手里，于是向芯片制造商投入了1亿美元，要它们停止竞争，专心待在一个飞速日用品化的行业里。为了实现这一目的，国家还修订了1890年的《反托拉斯法》。迟至1988年，国家计划部门仍然批评硅谷各自为政的公司“创业太慢”，不能够长期投资。而这时候，正是微软、苹果、英特尔以及（之后的）戴尔、思科、雅虎、谷歌、Facebook等公司（全都是慢慢创业的 ）在自家的车库和卧室里起步的阶段，它们淘汰掉了国家计划部门赞美的大企业，为各自的全球霸业奠定了基础 。

结果政府丝毫没有汲取教训。20世纪90年代，各国政府都把精力投入到高清电视标准、互动电视、远程办公和虚拟现实等死胡同里，而技术却无声无息地开始探索无线宽带（Wi-Fi）、宽带和移动电话的未知空间。创新不是一个能预测的产业，它可不太爱听从政府官员的吩咐。

所以，虽说政府可以出钱要人们去发现新技术（卫星导航系统和互联网都是其他项目的副产品），但它并不是大多数创新的源头。20世纪末，一方面，公司把创新融入自身文化，产业巨头亦屡次被后起之秀超越；另一方面，绝大多数公立机构却还像从前一样，小车不倒只管推，既不曾努力变得特别擅长创新，也不肯主动退出，为自己的改良版本让出路来。政府机构担心自己的使命给另一个政府机构抢走，这样的念头怪异得叫人无法想象。倘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英国的食品零售业给“国家食品服务局”一类的机构管理起来，那恐怕如今的超市不会有眼下这般琳琅满目的选择，只会以较高的价格卖稍微好一点点的肉罐头吧。

当然，有些事情，比如大型强子对撞机和登月计划，没有哪家公司的股东会允许企业这样做，但我们真的能言之凿凿地说，要不是它们早就由纳税人埋单了，就没有个把巴菲特、盖茨或者米塔尔（钢铁大王，身价名列世界第三，仅次于前面两位）来追逐这样的梦想吗？难道你从不曾想过，要是没有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就没有哪个富豪把自己的财产花在登月计划上，只为了过一把出名的瘾？公共经费把这些可能性都给抹杀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搞过一次大型研究 ，得出这样的结论：虽说各国政府一往情深地相信，科研开支能推动经济发展，但是事实上，它对经济并没有太明显的提升作用。事实上，它还“排挤了私营领域（包括私人研发）本来可以利用的资源”。可这个相当惊人的结论，政府却差不多完全忽视了。

是交换的威力

驱动现代经济的创新永动机能问世，主要不靠科学（相反，科学倒是受了创新永动机不少恩惠），不靠金钱（金钱并不总是限制因素），不靠专利（专利经常挡了创新的路），不靠政府（政府才不擅长创新呢）。它完全不是一种自上而下的过程。现在，我想要说服你接受如下观点：只要一个词就能解释这道难题——交换。思想观念日益频繁的交换带来了现代世界速度日益加快的创新。

回到“溢出效应”（spillover）上来。新的知识内容，不管它属于实用范畴还是理论范畴，不管它涉及的是技术还是社会，其典型特征都一样：你把它给出去，却仍然能留下它。你可以用杰斐逊的蜡烛点燃你的蜡烛，却不会让他那儿变得漆黑一片。你不能把自行车送人，却仍然骑着它，但你可以传播自行车的设想，同时仍然留着它。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认为，人类的进步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人们积累了重新搭配原子、提高生活水平的配方。自行车的配方概略地说来或许是这样：从泥土里开采一些铁、铬和铝矿石，从热带树上采集一些汁液，从地底下弄一些石油，再从牛身上弄些兽皮来。把矿石冶炼成金属，铸成不同的形状。把树汁硫化成橡胶，压成中空的圆环。分馏石油，制成塑料和模具。将它们放到一边冷却。把兽皮制成座位的形状。把上述各种组件组装成自行车的形状，再加上一点有违直觉的惊人发现：原来轮子转起来的时候自行车并不容易跌倒，再之后，你就骑上去吧。

故此，创新家从事的其实是“分享”这档子买卖。分享，是他们所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他们要不把自己的创新分享出来，创新对他们自己，或者对其他任何人，都没有半点好处。1800年之后，分享变得容易了许多，近年来更是变得出奇的容易。交通和通信技术更快、更远地传播了信息。报纸、期刊和电报传播起思想来，就跟传谣一样快。最近有人调查了46项重大发明 ，1895年的时候，其他人根据原始发明制造出第一台可以媲美的仿制品要花33年时间，到1975年，却只需3年时间了。

公元1世纪，希腊人亚历山大港的希罗（Hero of Alexandria）发明“汽转球”（或者说是蒸汽发动机）并把它用来开启寺庙大门的时候，很有可能，有关这项发明的消息传播得太慢，知道的人太少，根本就没能传到马车设计师的耳朵里。托勒密时代的天文学灵敏而精确，但它从来没有被用到航海上，因为天文学家和水手们没能相会。现代世界的奥妙就在于它实现了规模极其庞大的相互联系。思想跟来自全球各地的其他思想交汇，“血统”变得越来越繁杂。电话跟计算机搭上线之后，催生了互联网。第一辆汽车看起来就像是“自行车跟马车车厢生出的杂种”。 塑料的概念源自摄影化学。摄像药丸（camera pill）是胃肠病学家和导弹设计师聊天时冒出的点子。几乎所有的技术都是混血儿。

正是在这个领域，文化演进较之基因演进存在着极大的优势。出于不可逾越的现实原因（与减数分裂中的染色体配对有关），不同种属的动物不可能交叉受孕。（但不同种的细菌则可以，平均而言，细菌80%的基因都是从其他物种借来的 ，这也是细菌特别擅长进化出耐药性的原因之一。）一旦两个物种的动物存在实质上的分歧，它们就只能产下不能生育的后代 （如骡子），甚至根本就无法繁殖。而这一点，也正好对“物种”做了定义。

技术源自把现有技术会聚成一个大于部分和的整体。 亨利·福特曾经坦率地承认 ，他根本没有发明什么新东西，“只是把数百年来其他人的发明组装成了一辆车”。所以，光从设计上看，就知道一种物体是从其他哪种物体来的：观念催生了其他的观念。5000年前的第一把铜斧头，跟早就使用的磨制石器有着相同的形状。之后，等到人们更深刻地理解了金属的性质后，铜斧才变得更纤细了。约瑟夫·亨利（Joseph Henry）的第一台电动马达跟瓦特的旋转式蒸汽机长得一模一样。20世纪40年代最初问世的晶体管收音机是19世纪70年代费迪南德·布劳恩（Ferdinand Braun）发明的晶体整流器的直系后裔，一直到20世纪初，无线电接收器上都还长着“猫胡子”。这种现象在技术史上不见得总是这么明显，因为发明家们喜欢否认自己的祖先，夸大自己作品的革命意义和史无前例色彩，好把功劳全戴在自己头上（有时也是为了让专利全归自己）。所以，才有近年来英国人庆祝迈克尔·法拉第天才地发明了电动马达和发电机（有一阵子，连钞票上都有他的头像），却全忘了他有一半的概念都是从丹麦电学家汉斯·克里斯蒂安·奧斯特（Hans Christian Oersted）那儿借来的。美国人以为爱迪生是凭空把白炽灯发明出来的，但实际上，还有两位在商业上搞得不那么得心应手的前辈，英国的约瑟夫·斯万（Joseph Swan）和俄国的亚历山大·洛地均（Alexander Lodygin）至少应该分上一半甚至更多的功劳。塞缪尔·莫尔斯（Samuel Morse）在为电报申请专利的时候，按历史学家乔治·巴萨拉（George Basalla）的说法 ，“不老实地坚决否认”自己从约瑟夫·亨利那儿学到过任何东西。技术会繁衍，而且还是通过交叉混血来繁衍的。

故此，“溢出”（也就是其他人“窃取”你的点子）并非偶然，对发明家来说，也不是什么令人讨厌的坏事。“溢出”是这一活动的全部意义所在。靠着“溢出”，一项创新跟其他创新相遇，进行交配。现代世界的历史，就是一部思想相遇、融合、交配和变异的历史。过去两百年里经济加速增长，也正是因为思想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混血。结果辉煌得出人意料。20世纪50年代，查尔斯·汤斯（Charles Townes）发明激光的时候，人们嘲笑说，“这项发明可真是没有用武之地 。”而今，激光的用武之地范围大得没人想得到，它既可以把电话信息发送到玻璃纤维光缆上，也可以从光盘上读取音乐，既可以打印文件，还可以治疗近视。

最终用户也加入到这场轰轰烈烈的交配活动里来了。亚当·斯密讲过一个小男孩的故事，他的工作是开关蒸汽引擎的阀门，为了节省时间，他捣腾出了一种设备替自己干活。毫无疑问，他没把自己的想法告诉别人就进了坟墓，要不是这个故事给斯密这位苏格兰大贤者记录下来，也早就化为了泡影；但如今，他可以上聊天网站和志同道合的其他人分享自己设计的这个“补丁包”。今天，开源软件产业凭借诸如Linux和Apache这类产品，正顺着一股巨大的无私浪潮蓬勃发展：程序员们自由自在地分享各自对软件所做的改进。就连微软也无奈接受了开源体系和“云计算”（在网上分享），模糊了自由软件和专利软件之间的界限。毕竟，在勇敢探索新观念的边界这件事上，哪怕是最聪明的内部程序员也不可能比得上一万个用户的集体智慧。维基百科是靠那些从不曾指望以此谋利的人写出来的。计算机游戏行业正一步步为游戏玩家们所接管。随着越来越多的产品登陆互联网，埃里克·冯·希佩尔（Eric von Hippel）所称的“自愿找漏式前瞻用户”（free-revealing lead users）开始推动创新：这些顾客乐意向制造商提出渐进式改良的建议，也愿意说出自己在新产品上发现了哪些出人意料的事情。前瞻用户乐于主动帮厂商找漏洞，因为他们喜欢享受同道们的敬仰。（顺便说一下，冯·希佩尔对自己倡导的实践身体力行，你可以到他的网站免费阅读他的书。）

不光软件如此。一名叫拉里·斯坦利的冲浪者最初更改冲浪板，想不跟冲浪板脱离就迎风跳起来，他从来没有想过要把这个点子卖掉，但他把怎么做的办法告诉了所有人，包括冲浪板的制造商，如今，人人购买新式冲浪板时，都购买到了他的创意。最了不起的前瞻用户创新大概要算万维网了，1991年由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爵士设计，本意是想解决计算机之间共享粒子物理学数据的问题。附带再说一句，还没有人提出过软件和冲浪板的研究必须由政府资助呢，也没有人认为不靠政府津贴，这些行业就没法创新。

换句话说，我们兴许很快就会生活在后资本主义、后公司的世界了，个人可以自由地临时聚到一起分享、协作和创新，网站帮助人们在世界各地寻找雇主、员工、消费者和委托人。同样，正如杰弗里·米勒对我们的提醒 ，这个世界会让“无限的生产力为人们无限的贪欲、暴食、懒惰、愤怒、贪婪、嫉妒和骄傲之心效劳”。不过，精英们最初面对汽车、棉花工厂时差不多也是这么说的，照我猜，他们最早看到小麦和手斧时还是这么说的。世界再次转向了自下而上的模式，自上而下的年代即将结束。

无限的可能性

要不是有了这条不知疲倦流淌的发明与创造之河来灌溉人类福利这亩脆弱的庄稼，生活水平的发展无疑会陷入停滞。就算人口停止增长，化石能源得到开采，也能够自由贸易，但倘若知识不再发展，人类很快就会发现增长到了极限。贸易能让人各展所长，交换能尽量扩大劳动分工，燃料能放大每一名工人的劳动成果，可最终，发展会放缓。凶险的均衡状态日渐逼近。从这个意义上说，李嘉图和穆勒是对的。但只要它能从一个国家跳到另一个国家，从一个行业跳入另一个行业，发明就是一场快速连锁反应，创新是反馈回路，发明是能自圆其说的预言。故此，一个自由交换的世界不光可以避免均衡状态和停滞，确切地说，它也根本不可能变成那样。

纵观历史，尽管生活水平有起有落，人口有增有减，知识却表现出了始终如一的进步态势。取火，一旦人们发明了它，就永远未曾忘记。轮子出现之后，就再不曾离开。弓箭虽说已经过时得只存在于体育活动里，仍然不用再重新发明一次——它还变得比从前更好了。如何冲泡咖啡，胰岛素为什么能治愈糖尿病，大陆漂移是否真的发生过——我敢打赌，只要地球上还存在人类，总有人会知道这些事情，或是能够打听到。一路走来，我们或许忘记了一些事情：没人知道该怎样使用阿舍利手斧了；不久以前，也没人知道如何修造一座中世纪时代的攻城投石车。（20世纪80年代，英国什罗普的一位乡绅最终靠着不断试错，制造出一台全尺寸的投石车，能够把钢琴抛出150多码 ；从那以后，摇滚乐队把它派上了一个有利可图的用场。）但比起知识的增长，这些遗忘无关紧要。我们积累的知识比我们忘记的要多得多。就算是最坚定的悲观主义者，都没法否认：年复一年，他所属的物种一起朝着人类知识库里贡献了越来越多的内容。

知识跟物质财富是不同的东西。制造新的知识，却于繁荣毫无助益，这完全有可能。如何把人送到月球上的知识，到现在已经诞生将近两代人了，对人类起到的富足作用尚且不多（当然，不粘锅的都市神话倒是流传得挺广了）。费马大定理的知识一点也不假，类星体也的确是遥远的星系，可它们恐怕永远也不会增加国内生产总值，不过，钻研这些知识，兴许可以提高某个人的生活质量。不为人类知识库增添内容也完全有可能致富，这一点，非洲的不少独裁者、俄罗斯的财阀或者金融诈骗犯都可以为你证实。

另一方面，人类经济福祉的每一次前进，背后都藏着一些新的知识：正是因为人们知道电子可以指定携带能量和信息，才实现了我所做的几乎每一件事，不管是用电烧开一壶水，还是用手机发送一条短信。包装凉拌生菜的知识，为所有人节省了时间；预防小儿麻痹症的知识，让大量的儿童免于瘫痪；杀虫剂浸渍蚊帐的知识预防了疟疾；咖啡馆里不同大小纸杯仍然可以使用相同杯盖的知识为厂商节省了成本，为商店减少了麻烦——上亿页这类的知识，构成了人类繁荣这本皇皇巨著。

20世纪90年代，保罗·罗默实现了一项伟大成就，他把经济学从一条因为没能融入创新而无奈走了一个世纪之久的死胡同里拯救了出来 。每隔一阵，就有经济学家试着闯到收益递增定理的天地去——19世纪40年代的穆勒，20世纪20年代的阿林·杨格（Allyn Young），40年代的约瑟夫·熊彼特，50年代的罗伯特·索洛。但直到90年代罗默提出“新增长理论”，经济学才彻底回到了现实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凡是能通过新产品或新服务满足需求的人，创新永动机就会让他通过暂时垄断，实现短期的利润爆炸，同时，其他所有最终得以分享“溢出”概念的人，则实现爆发式长期增长。罗伯特·索洛得出结论，凡是无法通过劳动力、土地或资本增加解释的发展，都是创新的功劳；但他认为创新是一种外部力量，是某些经济体比其他地方多出来的一点点侥幸——这跟穆勒的理论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诸如气候、地理和政治制度等东西，决定了创新的速度（地处热带的非洲内陆国家可走了厄运了），而这些东西，人们改变不了太多。罗默认为，创新本身就是投资项目，新的应用知识就是产品。所以，只要愿意花钱尝试寻找新思想的人在传递知识之前能从中获利，就有可能实现收益递增。

知识最美好的一点在于，它是真正无穷无尽的。哪怕从理论上说，也不可能耗尽思想、发明和发现的供给量。我持乐观态度最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信息系统远比物理系统更为浩瀚，这是它的一个很美妙的特点：概念的宇宙辽阔无边，让物质宇宙相形见绌。正如保罗·罗默所说 ，一块1G容量的硬盘能装下不同软件程序的数量，比宇宙原子的数量多2700万倍。这就好比，你从100种化学元素里任意挑选4种，并按从1到10的不同比例将之组合成不同的混合物，从理论上说，你可以得到3300亿种化合物和合金，就算研究人员每天检验1000种，也足足要忙活100万年才能检验完毕。

那么，既然创新无穷无尽，为什么所有人对未来都感到这么悲观呢？ kkeATO84z0pGMYvkXL0vUeGlihkYhsUsqm+mwImQyIOANsqYBm9/S3Pot7Imy55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