眼下的最大问题 是，人类以后是会加速朝着如今无法想象的无限进步而去呢，还是陷入幸福与苦难的永恒动荡之中。

——马尔萨斯《人口论》

既然人类无非是一种动物，人口的故事理应很简单才对。要是我们有更多的食物，我们就会生育更多的婴儿，直到人口密度大到一定程度，饥荒、天敌和寄生虫搞得整个系统崩溃为止。人类历史的确也曾在某些时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很多时候，崩溃之后，人口密度仍然会停留在比从前更高的水平上。最低生活水平不规律却又势不可当地持续提高。从权力和相对财富的角度来看，现代埃及恐怕跟法老王时代没得比，但今天的人口比拉美西斯二世 统治时稠密得多。

还有另外一个奇怪的特点。请看上一页图：在人口增长的时候，丰富的食物鼓励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种植粮食（或捕捉猎物）之外的某种工作，而其他人则生产食物专供出售，不光为了填饱自己的肚子。劳动分工增多了。但是，一旦粮食供应变得紧张，也就是靠近上一页的图顶部的部分，愿意出售粮食或把粮食盈余卖掉的人就变少了。他们会拿粮食养活自己的家人，放弃以前习惯于从别人那里购买的东西。本来不是农民的人，因为发现食物难得到手，自己的服务又找不到客户，所以只好放弃工作，回家自己种粮食吃。可见，人类群体劳动专业分工的情况，是存在涨落周期的。经济学家弗农·史密斯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说 ，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时期，父亲没了机修师的工作之后，全家从堪萨斯的威奇托搬到了农场上，因为“我们至少能种出自己需要的大部分粮食，实践自给自足经济了”。人类历史上多次出现重返自给自足状态的事情。

在动物世界，这可是独此一家的。其他任何动物，个体都不会随着数量的增长而转入专业分工，个体专业分工的程度，也不会随着数量的多少有起有落。老实说，“个体专业分工”的概念在人类之外的物种中极其少见，就算某些物种真的存在专业分工（比如蚂蚁），它也不会以这种形式跌宕起伏。

这说明，由于人类有着交换和专业分工的习惯，传统的马尔萨斯人口限制论并不真正适用于人类。也就是说，人口数量远远超过食物供应的时候，人类不会死于饥荒和瘟疫，而是可以提高专业分工的程度，让有限的资源养活更多的人。反过来说，要是交换变得困难起来，他们会减少专业分工，这样一来，就算人口没有增加，也会出现人口危机。马尔萨斯式危机并不是人口增长的直接结果，而是专业分工削弱所致。 自给自足的情况增多，是文明处于压力中的显著标志，也是界定生活水平下降的标准。直到1800年，每一轮经济繁荣仍然是这样结束的：在上层精英的掠夺下，社会部分地倒退为自给自足，或是退缩回归农业。由于目前掌握的信息残缺不全，我们无法确定，公元前1500年的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或者公元500年的印度和罗马是不是就曾出现过这样的局面，但我们很清楚，几百年后的中国和日本正是如此。正如格雷格·克拉克所说 ：“在工业时代之前的世界，零星分散的技术进步带来的只是人，而非财富。”

中世纪的崩溃

罗伯特·马尔萨斯和大卫·李嘉图虽说是好朋友，观点不同的地方却很多。可在另一个方面，两人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人口不受控制，必定会降低生活水平。

马尔萨斯 说：“有些国家，人口似乎已经逼得当地人习惯靠着最低限度的食物过活了……”

李嘉图 ：“土地的数量有限制、素质有差异，资本每往土地上多投入一部分，生产率就会相应下降。”

乍看起来，中世纪的英格兰为上述收益递减的论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13世纪，整个欧洲大陆的气候温和，人口持续增长，紧接着，之后一个世纪天气恶化，人口随即暴跌。13世纪可谓中世纪的黄金期。宫廷富丽堂皇，修道院繁荣兴旺，大教堂的尖顶高高地指向天空，行吟诗人揣着诗作昂然走四方。英格兰各地都修起了水车、风车、桥梁和港口。市集激增，生机勃勃；1150~1300年，商业活动出现了一波空前的发展浪潮。羊毛贸易推动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商业活动。随着佛兰德商人找到越来越多的英格兰羊毛供应佛兰德斯地区的制衣商，他们也为船东、漂洗工和羊农们提供了生计。全国的羊群猛增到上千万头，每人头上能摊两头还多。英国人发现自己温和、湿润、适合种植牧草的气候在向欧洲供应纤维方面颇具相对优势——这是贸易带来的收获。专业分工和市场交换推动了人口的增长。

举例来说，1225年，有人调查了达摩尔翰威尔特村 的124名村民，其中59人拥有绵羊，总计养羊1259头。这意味着这些人并非自给自足过日子，而是变卖羊毛换取现金。他们大概把换回的钱用来买了面包师烘焙的面包，面包师又从磨坊主那里买面粉，磨坊主从其他农民那里买谷物，所以，人人都有了钱。这下子，所有人都不再靠自给自足了，而是参与市场，有了可支配收入。人们希望外出到索尔兹伯里附近的市场上去买东西，于是，马车夫的生意也很好做，索尔兹伯里的商人们过得也不错。1258年，靠着羊毛带来的繁荣，教会用什一税和其他赋税抽来的钱着手在索尔兹伯里兴建一座壮观的大教堂。你不妨设身处地，站在达摩尔翰粮农的角度想一想。磨坊主想把你种出的粮食都包下来，所以，你鼓励两个儿子早早结婚，从你手里租上几亩地。马车夫、磨坊主、面包师、商人和牧羊人也都这么做：叫孩子接手自己的生意。13世纪，新组成的家庭明显增多——这既是生物性决策，同样也是经济性决策。早婚人数多，结婚的频率又高，结果必然是生育力的大增。13世纪，英格兰的人口好像翻了一倍，从200多万增长到了接近500万。

不可避免地，人口增长渐渐超过了经济生产力。租金涨起来，工资却缩了水；富人抬高地价，穷人却竞相压低薪水。到1315年，实际工资在1个世纪里减少了一半，只不过，由于家庭人数多，家庭收入兴许还不像个人薪资跌得那么快。比如，13世纪90年代，艾塞克斯郡菲尔林有个碾磨工 ，东家新招了一名工人，他便答应薪资减半。新招的工人很可能是碾磨工的儿子，他们不过是全家人分享跟先前同样的收入罢了。不管怎么说，因为钱包缩水，人们对商家供应商品的需求开始下降。为了养活日益增长的人口，人们连贫瘠的土地也开垦了，播进地里的种子越来越多，收成却越来越少，收益递减占了上风，掠夺成性的教士和贵族们则袖手旁观。

没过多久，饥荒的危险就真的来了。1315~1317年多雨的夏季，整个北欧地区的小麦突然减产了一半以上。 庄稼烂在地里，一些人无奈吃起了自己的粮种，甚至出现了母亲遗弃婴儿的事情。还有传言说，有人把绞刑架上刚受处决的犯人尸体拖回家吃了。其后几年持续歉收，冬天异常寒冷，饥饿的牛群里流行起了致命的瘟疫，好些土地未得耕作，从而进一步加剧了粮食短缺问题。整整30年，人口增长陷入停滞，直到14世纪30年代黑死病来临，人类数量彻底崩溃。到了14世纪60年代，瘟疫再度袭来，收成愈发糟糕，之后又来了一轮瘟疫。到1450年，英格兰的人口已经减少到与13世纪大致相当的水平。

然而，无论是13世纪的繁荣，还是14世纪的败落，都不能用简单化的李嘉图或马尔萨斯理论概括。 李嘉图口里的技术变革没有大幅提高13世纪的土地承载能力，马尔萨斯所说的产量下跌在14世纪也表现得并不明显。真正出现变化的，不是土地的承载力，而是经济承载人口的能力。归根结底，黑死病并非人口过多所致，是细菌带来的。这里最为讽刺的是，瘟疫说不定倒是点燃文艺复兴的火花呢，因为劳动力短缺带来了收入转移，地主找不到佃户和员工，地租下跌，薪资走高。随着薪资上涨，存活下来的一部分农民买得起汉萨和伦巴第商人提供的东方奢侈品及精美布料了。金融创新猛然爆发：人们发明了信用证（目的是解决商品偿付问题，而无须运输白银穿过强盗国家）、复式记账和保险。意大利银行家的身影遍布整个大陆，给国王和战争提供资金援助，有时能赚钱，有时也亏得一塌糊涂。意大利贸易城镇聚集起来的财富，很快进入了学术界、艺术界或科学界。具体到达·芬奇这个特例上，赞助他的商人相当于来了个三管齐下。英格兰的人均收入在1450年达到历史高峰，该纪录一直被保持到了1820年。

关键就在这里。14世纪，欧洲可能正处在转轨时期，而那恰好是一场收益递减的劳动密集型“勤劳”革命。还记得前文举的例子吗？13世纪90年代，菲尔林的碾磨工愿意薪资减半，好跟儿子分享工作岗位。还有，1294年，多佛城堡要新建一座风力磨坊 ，妇女们愿意只拿男工人一半的工资，送搅砂浆用的水到那儿去。毫无疑问，哪怕就挣这么一点钱，她们也很乐意有份差使可做。但由于劳动力实在太便宜了，雇主干脆连牛车都不买了。可到了15世纪，欧洲又一部分地转入了劳动集约型的“工业”轨道。这一模式到了寒冷又残忍的17世纪又重复了一遍，当时饥荒、瘟疫和战争再一次地使欧洲人口锐减：1692~1694年，法国饿死了15%的人。不同于美索不达米亚、埃及、印度、墨西哥、秘鲁、中国和罗马，近代早期的欧洲最终走上了资本密集型道路，放弃了劳动密集型轨道。资本被用来让动物、河流和风力干活了，不再被用来驱使人了。用著名经济学家乔尔·莫基尔（Joel Mokyr）的话来说 ，欧洲“头一个建起了不再以人力作为经济基础的社会，不再踩在奴隶和苦力的背上”。

勤劳革命

要是没有黑死病，欧洲会变成什么样子呢？不妨来想想18世纪日本的例子。17世纪，日本是个相对繁荣和成熟的社会，人口跟法国和西班牙加起来差不多，制造业发达，尤其是纸制品、棉纺织品和武器——大部分都是用来出口的。1592年，日本靠着数万支照抄西班牙设计的山寨火枪，征服了朝鲜。 当时的日本，大致属于农业经济，有着数量庞大的绵羊、山羊，很多的猪，少量的牛，极少量的马。犁已经被普遍用于耕作，靠牛拉或者马拉。

可到了19世纪，日本国内的养殖牲畜基本上消失了。绵羊和山羊差不多没人认识，牛和马极为罕见，连猪也只有寥寥几头。1880年，女探险家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说 ：“因为没有用于挤奶、运货或食用的牲口，当地没有牧场，乡村和农场呈现出一种沉默又了无生机的奇异样子。”马车、两轮推车（甚至独轮推车）都很稀少。运输所需的动力全靠人：肩膀挑担子，背上扛架子。水车少有使用——哪怕人们已经掌握这种技术很久了；水稻脱粒和碾磨用的是人推磨盘或是双脚踩踏的石头碾子。就算是在东京这样的大城市，也经常能听到舂米工人裹着条兜裆布卖力苦干的声音；灌溉稻田所需的水泵，往往是苦力用脚踩来带动的。最后，整个国家几乎没人晓得犁是什么了。耕田靠男人女人拿锄头刨。总之，欧洲采用牲畜、水力和风力的地方，日本全靠人力。

看起来，1700~1800年的某段时期，由于人力比牲畜还便宜，日本全国集体放弃了犁，改用锄头了。当时，靠着固氮蓝藻为水稻提供的天然肥料，不怎么需要施肥（不过日本人还是勤勉地收集人类粪便，妥善保存，辛苦地施进地里），粮食实现了高产，人口迅速膨胀。因为食物丰富又讲究卫生，日本的人口增长到了令土地稀缺的程度，劳动力非常便宜。与其空出宝贵的土地放牧牛马来拉犁，倒不如用人力耕地更具经济性。于是，日本人奇迹般地放弃了技术和贸易，退回自给自足状态，减少了对商人的需求。各种技术的市场都萎缩了。他们甚至放弃了资本密集的火枪，改用劳动密集的长刀。 一把上等的日本刀，需要刀匠不懈地锤击钢铁，令刀身的钢质柔软有韧性，刀锋又尖利无比，一击致命。

18世纪，欧洲差点就走上了跟日本相同的道路。跟13世纪一样，在本地贸易和东方贸易创造的财富以及农业技术进步的帮助下，欧洲人口在18世纪蓬勃发展，虽说当时的民众常常以怀疑的眼光对待马铃薯等新作物（统治者们越大力劝说，民众就越发怀疑：玛丽·安托瓦内特亲自戴起土豆花，却叫法国人推迟了几十年才肯吃它），但它们却令爱尔兰等国出现人口大规模增长。种植马铃薯可以用铲子，不用犁；马铃薯又出奇高产（每英亩的卡路里含量是小麦或黑麦的3倍还多），营养也十分丰富，这就导致了人口的极度密集。1840年，爱尔兰每英亩的马铃薯产量可达6吨，几乎相当于长江三角洲地区水稻的每英亩产量了。（1691年，威廉·配第爵士 在声讨爱尔兰人懒惰时，就曾怪罪土豆：“他们既然有土豆吃就满足了，还有什么必要劳动呢？要知道，一个人种土豆，就能养活40个人了。”亚当·斯密的说法略有不同 ，他说伦敦有“全不列颠最强壮的男人、最漂亮的女人”，功劳都在土豆上。）当时，养活一名英国工人所需的面包和奶酪，需要20英亩土地才生产得出来。哪怕到了19世纪，爱尔兰自给自足的农民不光主要依靠人力来种植和运输，而且彻底“退出了市场”，因为缺乏可支配收入，消耗的制成品极少。（贪婪的英国地主再度袖手旁观。）由于每户家庭可耕作的土豆田面积萎缩，就算没有爆发1845年的马铃薯荒，爱尔兰距离马尔萨斯式灾难的距离也不远了。那场饥荒夺取了100万人的性命，还有100多万人逃亡到了美洲。苏格兰高地也是一样，18世纪的人口增长令人们退回到了自给自足状态，当地的说法是“佃农营生”（crofting）。唯有一轮规模浩大又惨烈的强制“清场”降临，外加移民美国和澳大利亚（人们至今对它都充满怨恨），才缓解了马尔萨斯式的压力。

丹麦也曾有一段时间走上过日本的道路。面对18世纪日益加剧的生态限制，丹麦人采取了农业劳动力密集化的应对方式。为了保护未来燃料的供应，他们禁止牛群进入森林，结果提高了肥料的价格。为了保持土壤的肥力，他们极为辛苦地开沟挖渠、种植苜蓿、撒泥灰（费力地挖开土壤表层，把石灰和黏土撒进下面的土层，中和并释放沙地或酸性土壤里的营养成分）。工作时间延长了50%以上。到19世纪，丹麦这个国家已经彻底沦入了自给自足状态。 人民忙着务农，没人会有闲暇从事其他行业，也几乎没人消费得起制成品。生活水平停滞不前，尽管勉强停留在了一个相对体面的水平上。最终，到了19世纪末，几个邻国相继实现了工业化，为丹麦的农产品出口创造了市场，这才缓慢地提高了丹麦人的生活水平。

例外的英国

英国却幸运地逃脱了日本、爱尔兰和丹麦掉进的准马尔萨斯陷阱里。原因有很多，也各有争议，但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人口因素。较之其他国家，英国在无意中以一种极其基本的方式为工业生活做好了准备。几百年来，相对富裕的人生育的孩子比穷人更多——贵族例外（他们留下的子嗣比较少，因为孩子们还没长大就跌下马摔死了）。平均来看，遗产里能留下1000英镑的英国商人能有4个活下来的孩子，只能留下10英镑的体力劳动者却只有两个。 这个数据来自1600年前后，但其他时期的情况也相去不远。中国也存在类似的生育差距，只不过没这么明显。由于1200~1700年生活水平几乎没有太大的提高，富人的孩子生得多，意味着人口是持续向下流动的。格雷戈里·克拉克证明，从法律记录来看，穷人留下的姓氏远比富人留下的要少。

故此，到1700年，英国的大多数穷人其实是富人的后代。他们有可能把许多富人的习惯和风俗往下带到了劳工阶层：比如识字、算术，或许还有勤奋、理财精明等。近代早期英国识字率猛增，用这个理论是最好解释的，其他理论都说不清。它大概还能解释暴力事件的稳步下降。1250年，英格兰凶杀案发生率是0.3‰，1800年就跌到了0.02‰：你若早生几百年，被人杀死的概率要高整整10倍呢。虽说这种人口学上的发现颇有意思，但还不能完全解释工业革命。黄金时期的荷兰就不是这样。

1750年之后的欧洲实现的是劳动分工的日益精密化，也就是说，每个人每年都可以生产更多的东西，消费更多的东西，创造需求，开展规模更大的生产（这在历史上是独一无二、出人意料的，完全是碰巧）。著名历史学家彭慕兰（Kenneth Pomeranz）说，欧洲取得的成就要靠两件关键的东西：煤和美洲。英国经济起飞，而中国（还有荷兰、意大利、阿拉伯、罗马、印度、腓尼基和美索不达米亚）却没做到的最终原因在于，英国逃脱了马尔萨斯式的命运。他们自己种植玉米、棉花、食糖、茶叶和燃料所需的土地，不断从其他的地方冒了出来。以下是彭慕兰提供的数字：1830年前后，英国有1700万英亩耕地，2500万英亩牧场，不到200万英亩的森林。但它消耗的来自西印度的糖，提供了至少相当于200万英亩小麦的卡路里含量；来自加拿大的木材，相当于100万英亩的林地；来自美洲的棉花，相当于2300万英亩牧场上出产的羊毛；地下挖出来的煤，相当于1500万英亩森林。没有这些面积广大的“鬼田” （ghost acres），英国的工业革命（直到1830年才开始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恐怕早就因为缺乏卡路里、棉花或煤而半路夭折了。

美洲不光为英国运回了自己的农产品，还打开了移民这道安全阀，减缓了工业革命引发的人口爆炸带来的马尔萨斯式压力。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是德国。19世纪迅速实现工业化之后，该国出生率大幅提高，但因为移民们如洪水般涌向美国，土地不用再分给繁多的继承人，它终于逃过了200年前日本遭受的苦难，无须重返贫苦和自给自足状态。

20世纪早期亚洲出现人口爆炸时，它没有这道移民减压阀。事实上，因为害怕摊上“黄祸”，西方国家还故意紧紧地关上了大门。结果，马尔萨斯式的自给自足不约而至。到20世纪50年代，中国和印度挤满了自给自足的贫苦农民。

人口过渡

林登·约翰逊任总统期间，他的顾问约瑟夫·卡利法诺提议赶在英迪拉·甘地（时任印度总理）访美之前，宣布增加对印饥荒救济。约翰逊却回答说 ：“管不好自己人口问题的国家，才不给他们援助咧。”生态学家加勒特·哈丁（Garrett Hardin）在他的著名论文 《公地悲剧》（The Tragedy of the Commons）（近年来人们又想起了它，以为它讲的是集体行动，但其实它的论点是要强制性地实施人口控制）中说：“自由繁殖是不可容忍的，”强制大有“必要”，“要保护和关照其他更为宝贵的自由，我们唯一的办法就是放弃繁殖的自由，而且要快。”哈丁的观点在学术界内相当普遍。 “较之大多数非自愿节育的主张，往饮用水或主食里添加节育药物似乎很吓人，”1977年，约翰·霍尔德伦（John Holdren，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科学顾问）和保罗·埃尔利希夫妇写道 ，“可以断定，倘若人口危机的严重程度足以危害社会，现行宪法能够接受强制性人口控制法，甚至强制堕胎法。”所有思维正常的人都同意（他们一贯如此），有必要采取自上而下的政府行动：必须命令人们，或至少收买人们，让他们接受绝育措施，不这么做的人要加以惩罚。

当年的政府也确实这么做了。在西方政府和国际计划生育基金会等施压团体的挑唆下，20世纪70年代，亚洲很多地方都采取了强制绝育措施。在美国吃了安全官司的“盾形宫内节育器”，由联邦政府批量购买，运到亚洲。在世界银行（当时的行长是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欢呼下，印度总理英迪拉·甘地的儿子，桑贾伊·甘地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运动，半是奖励、半是强制 地迫使800万印度穷人接受了输精管切除术。历史学家马修·康纳利（Matthew Connelly）曾经详细讲述过一件事：警察包围了乌塔沃村，凡是符合条件的男性都给做了绝育手术。消息传出之后，相邻的皮普利村聚起了反抗的人们，警方朝人群开了火，打死4人。政府官员毫无歉意。在这场对抗“人口污染”的战争中，动武是情有可原的：“如果出现了一些过激行为，那不能怪我……不管你喜欢不喜欢，总要死几个人。”事实证明，桑贾伊·甘地的政策极不得人心，1977年，他母亲在选举中一败涂地，打那以后的很多年，人们都对计划生育深表怀疑。

但更为悲剧的是，这种自上而下的强制做法不光没有成效，而且毫无必要。20世纪70年代，整个亚洲大陆的出生率都自发地迅速下降。它们跌得和当初强制节育时一样快，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下跌。一旦感受到了贸易带来的繁荣，亚洲就跟此前的欧洲一样，实现了完全相同的低出生率转折。

孟加拉国如今是全世界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每平方英里生活着2000多人；它的人口比俄罗斯还多，但全国总面积却比美国的佛罗里达州还小。1955年，该国每名妇女平均要生6.8个孩子。 50年后的今天，这个数字减少了一半多，每名妇女仅生2.7个孩子。按照目前的趋势，孟加拉国的人口很快就会完全停止增长。邻国印度的出生率也出现了类似的萎缩，从每名妇女5.9个孩子降到了2.6个。巴基斯坦的人口出生率是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下降的，但跌幅已经赶上了邻国：短短20年，它的出生率就减半到了每名妇女生育3.2个孩子。这3个国家的人口占了全世界的1/4。要不是它们的出生率下降速度如此之快，世界人口铁定爆炸得震天响了。

可不光它们是这样，世界各地的出生率都在下降。如今，没有哪个国家的出生率比20世纪60年代要高，从整体来看，较不发达地区的出生率降了将近一半。2002年之前，联合国预测未来世界人口密度的时候，依照的都是大多数国家每名妇女生产不低于2.1个孩子的假设：这是一个最基本的“更替率”，也即妇女生育的孩子足以替代自己及其丈夫，多出来的0.1个孩子，是为了弥补儿童死亡的情况以及男孩略占多数的性别比例。但到2002年，联合国改变了这一假设，因为事情变得很清楚：一个接一个的国家里，儿童出生率径直跌到了2.1个以下，而且还在继续下跌。倘若再加上家庭规模变小的复合效应，下降速度还将变快。现在全世界有一半的地方生育率都低于2.1了。斯里兰卡的人口出生率是1.9，远远低于更替水平。俄罗斯的人口下降更快，到2050年，它的全国人口会比20世纪90年代初的最高峰期整整少1/3。

看到这些统计数字，你吃惊了吗？人人都知道世界人口正在增加。但知道以下这一点的人似乎就不多了：世界人口增长率自20世纪60年代初就一直在下降，每年新增的人口数从80年代末也开始下跌。正如环保人士斯图尔特·布兰德所说 ：“大多数环保人士尚未意识到，就世界范围内，出生率的下降速度有如自由落体运动……每一块大陆的每一个角落上，每一种文化里，人口出生率都在猛降。它们降到了更替水平，之后仍在下降。”人口出生率下降是一个铁板上钉钉的事实，哪怕由于人们寿命更长，世界人口膨胀的势头还将持续更长一段时间，儿童死亡率也不像20世纪初那样高。即便死亡率下降，人口增长仍在放缓。

坦率地说，这真是非同寻常的好运气。要是人类继续像之前的数千年那样，把财富变成更多的孩子，总有一天要遭遇不幸的。当世界人口貌似即将在2050年达到150亿，而且之后还将继续上升的时候，要给这么多人提供粮食和水源就出现真正的危机了，至少，依靠自然栖息地是维持不下去的。但现在，就算按联合国的最大估计，一旦达到2075年92亿的巅峰，世界人口很可能就开始下降了，这样的话，养活全世界绝对没问题。毕竟，地球上已经有了68亿人，每隔10年，日子还越过越好。离92亿，就差24亿了。

这么想吧。1804年（这是一个跟实际情况相去不远的估算年份），世界人口首次达到10亿之后，人们又过了123年才想出怎么养活另外10亿人：1927年，人口突破了20亿的里程碑。接下来，达到30亿用了33年；达到40亿，14年；50亿，13年；60亿，12年。可尽管人口增长的步伐越来越快，按人均卡路里来算，世界粮食供应却得到了显著改善。而现在，再增长10亿人口的速度慢了下来。2013年，世界人口才会达到70亿，用时14年；再隔15年，人口才会达到80亿；再过26年，人口达到90亿。至于100亿，按目前的官方预测，永远也不会到来。

用行内人的话来说，整个世界正经历着从高出生率高生育率到低生育率低死亡率这一“人口过渡”的下半段。 这是一个许多国家都已出现的过程，最初始于18世纪末的法国，之后蔓延到1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20世纪又扩散到欧洲的其余地方。20世纪60年代，亚洲逐渐走上相同的道路，70年代，轮到拉丁美洲，80年代，连非洲的大部分地方也是这样了。出生率下降现在是一个世界性现象：除了哈萨克斯坦，再没有任何国家的出生率继续维持在高水平上，且持续上涨。各国模式全都一样，先是死亡率下降，造成人口膨胀，过了几十年，出生率突然极其迅速地下降。一般只要15年，出生率就会下降40%。就连也门，20世纪70年代的大多数年头出生率都为全世界最高，妇女人均生育9个孩子，如今这数字也减了半。一旦国家的人口过渡拉开了序幕，同一时期社会各个阶层都是如此。

不是所有人都看出了即将降临的人口转型，但的确有人做出了这样的预见。1973年，记者约翰·马多克斯（John Maddox）写了一本书，提出人口过渡业已放缓亚洲的出生率，却挨了保罗·埃尔利希和约翰·霍尔德伦居高临下的一番批评 ：

马多克斯在人口问题上犯下的一个最严重错误，是误以为“人口过渡”会缓解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人口增长。他预计，这些国家的出生率会像发达国家在工业革命之后那样下降。但由于最不发达的国家出现工业革命的可能性极低，这种说法似乎太过乐观了。但即便上述国家真的走上了工业革命的道路，而且是立刻就开始，其人口增长也会持续1个世纪以上——令世界人2100年达到200亿。

话音还没落，这段话就被事实给否定了。

费解的现象

有意思的是，没人真正明白该如何解释这一可以预见的神秘现象。人口过渡理论完全是一个让人费解的领域。 出生率的崩溃基本上是一种自下而上的东西，因文化演进而出现，靠口口相授而蔓延，但又并不受上述因素控制。不管是政府还是教会，在这件事上都邀不了功。毕竟，欧洲的人口过渡发生在19世纪，官方并无鼓励，连相应的知识也尚未到位。就法国来看，它甚至是在官方鼓励生育的当口出现的。同样，在当代，很多国家没有提出计划生育政策，却仍然出现了人口过渡，拉丁美洲尤其如此。1955年之后 ，中国固然是靠计划生育（独生子女政策）让出生率下跌的（从5.59降到1.73，跌幅达69%），但同一时期，斯里兰卡的出生率下跌却纯属自愿（从5.70降到1.88，跌幅达67%）。再来看宗教：就在教皇的后院，意大利的出生率猛降（现为妇女人均生育1.3个孩子），在非天主教徒的眼里，这是个有趣的现象 。当然，宣传计划生育显然对这一趋势起了推动作用，并加速了亚洲部分国家的人口过渡进程，但总体来看，它不过是廉价又方便地帮助妇女们实现了自己本来就想做的事情。英国的人口过渡始于19世纪70年代，正好碰上安妮·贝森特（Annie Besant）和查尔斯·布拉德洛（Charles Bradlaugh）写的避孕小册子变成了畅销书——但谁说得清，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呢？

那么人类生育力大幅下降，到底会是哪些原因造成的呢？很怪，排在榜首的原因，居然是儿童死亡率的下降。婴儿死亡的概率越大，家长生得就越多。只有当妇女认为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安活下来时，他们才会控制家庭规模，不再继续生下去。这个值得注意的事实似乎很少有人知道。大多数受过教育的西方人都觉得（当然也合乎情理），贫穷国家的孩子活下来的越多，只会越发恶化人口问题……呃，言外之意就不用说了吧。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回忆道 ：“数不清有多少次，”演讲结束之后，好多听众跑来对他“小声说”，“要是我们救活了所有的孩子，他们长大之后不会挨饿吗？”答：不会。如果我们把孩子救活，人们会缩小家庭的规模。在如今的尼日尔或阿富汗，1岁儿童的死亡率在15%以上，妇女一辈子平均要生育7个孩子；而在尼泊尔和纳米比亚，儿童死亡率不到5%，妇女平均只生育3个孩子。但有时候两者也不必然相关。举例来说，缅甸的婴儿死亡率是危地马拉的两倍，生育率却只及后者的一半。

另一个因素是财富。收入更多，意味着你能养活更多的孩子，但它同样也意味着你能负担更多的奢侈品，让你远离不断生育。儿童也是消费品，但较之汽车来说，孩子更耗时间。每当国家走向富裕，人口过渡就出现了，但出现在什么收入水平上并无定数，而且，在同一个国家里，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生育率都是同时下降的。当然，还是有例外：也门的人均收入是老挝的两倍，出生率也是两倍。

这跟女性解放有关系吗？当然有。女性普遍接受教育和低生育率存在紧密的相关性，许多阿拉伯国家的生育率高，部分地反映了女性对自己的人生相对缺乏控制。迄今为止，减少人口的最佳政策，恐怕就是鼓励女性接受教育 。从进化上来看这也有一定的道理：在人类这一物种当中，女性希望生育较少的孩子，高质量地抚育他们；而男性则希望生一大堆孩子，对抚养质量不怎么关心。故此，通过教育赋予妇女权利，节育的愿望就能占上风。但这里还是有例外：肯尼亚90%的女孩都能完成小学教育，但生育率却是摩洛哥的两倍，摩洛哥女童完成小学教育的比例只有72%。

这和城市化有关系吗？当然有。人们住在农村的时候，孩子能下田帮忙，可一旦人们离开农村进了城，住房昂贵，工作在家外面，大家庭就碍手碍脚了。大多数城市的死亡率都超过出生率——从来如此。它们是靠移民来维持人口的。可还是没法一概而论：尼日利亚的城市化程度是孟加拉国的两倍，出生率也是后者的两倍。

换言之，对于人口过渡，我们最多能肯定地说，随着各国变得更富裕、更健康、教育程度更高、城市化率更高、自由度更高，出生率会降低。典型的妇女或许是这样考虑的：现在我知道自己的孩子不会死于疾病，我不需要生育那么多；现在我可以找到工作养活孩子们，我不希望频频打断自己的事业生涯；现在我受过教育，能挣回薪水支票，我可以主动避孕；现在的教育能让我的孩子们从事非农业工作，我必须负担我生下的孩子们去上学才行，生太多了我供养不起；现在我可以购买消费品，我应该小心控制，别让家庭规模太大，收入太分散才好；现在我住在城市里，应该对家庭有个规划。或者诸如此类的想法互有结合。她还会受其他人以及节育诊所榜样的鼓励。

说人口过渡是一种神秘的渐进式自然现象，而非政府政策取得的成功，并不是说政府的政策没在背后出力。倘若非洲人口出生率缓慢的下降速度能加快些，恐怕能带来巨大的福利回报。倘若靠慈善机构或者政府援助开展一个大胆的项目 ，降低尼日尔等国的儿童死亡率（而不仅仅限于宣传节育），从而减小家庭规模，并把计划生育的消息传到农村，那么，到了2050年，非洲说不定能少喂整整3亿张嘴巴。

消费和商业是控制人口的战友，人们以消费者身份“进入市场”之后就会控制家庭规模，这一类的观点，知识分子们是不乐意接受的。患了市场恐惧症、倡导反资本主义“克己复礼”禁欲观的教授们才不想听这些呢。可两者的关系不仅存在，而且还很强。赛斯·诺顿（Seth Norton）发现 ，经济自由度低的国家跟经济自由度高的国家相比，前者的出生率（妇女人均生育4.27个孩子）是后者（妇女人均生育1.82个孩子）的两倍还多。此外，还有一个独特的例子能证明这一规则。北美洲的再洗礼教派，也即哈特人和阿米什人，基本上顶住了人口过渡带来的变化 ：这也就是说，他们的家庭规模很大。尽管（说是“因为”更恰当）他们禁欲般地强调家庭角色（所以反对培养任何耗费时间的爱好，包括接受高等教育，也反对使用各种昂贵的新工具），仍然实现了这样的成就。

好个欢快的结论。当劳动分工达到所有个体都彼此交换商品和服务的程度，不再依靠自给自足，人类这个物种的数量大爆炸就停止了。我们越是彼此依存，越是生活富足，人口就越是趋于稳定，靠地球的资源足够养活。罗恩·贝利（Ron Bailey）发表了一通跟加勒特·哈丁完全不同的看法 ：“采取强制性人口控制措施是完全没必要的，经济自由实际上造就了一双无形而又仁慈的人口控制之手。”

较之人口爆炸，大多数经济学家现在更关心人口萎缩造成的后果。出生率极低的国家，劳动力迅速走向老龄化。这意味着靠储蓄吃饭的老人越来越多，处在工作年龄的纳税人却越来越少。这样的担忧虽然不无道理，但说末日将至也未免言过其实，毕竟，今天40岁的中年人到了70岁肯定还能高高兴兴地继续操作电脑，而现在70岁的老人继续操作机械工具就太困难了。理性的乐观主义者又一次为我们带来了宽慰。最新的研究发现了第二波人口过渡：非常富裕的国家一旦达到某个繁荣程度之后，出生率便略有增加。以美国为例，它的生育率在1976年触底，妇女人均生育1.74个孩子，而今这个数字已增加到2.05。24个人类发展指数高于0.94的国家里，有18个的出生率都出现了回涨。当然也有令人费解的例外情况：日本和韩国的出生率持续下降。宾夕法尼亚州的汉斯-彼得·科勒 （Hans-Peter Kohler）跟人合作开展了一次新研究，他认为，这两个国家在富裕以后，没能给妇女提供更好的机会去达成工作与生活的平衡，所以才会这样。

总之，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有关全球人口的消息实在是好得不能再好了，当然要是进步来得更快些还会更好。人口爆炸逐渐销声匿迹，人口萎缩也有望止跌回稳。人们越是自由，越是过得繁荣兴旺，出生率就越是有望稳定在每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左右，完全不需要强制。这还不算好消息吗？ 7HM4ITG42IIe8ziKqzLqFYLzWX595OJ/0vA0OKcxgTKm/4fwsrpVlEiC955YgZ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