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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纪元”理论认为：只要是”好”的股票（或者蓝筹股）都值得投资，无论它们的价格有多高。这种理论其实就是在“投资“的名义下将一种类似于赌博的狂热逐利行为合理化。
——本杰明·格雷厄姆和大卫·多德，1934年
股票投资变成了一项全国性的爱好，人人都为之着迷。它已经取代马克思主义从而成为新的大众信仰。
——罗杰·罗文斯坦，1996年
1929年10月14日，那是一个阴冷的周一夜晚，欧文·费雪来到位于纽约第二公园大道的建筑家交易俱乐部。这位耶鲁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和该时期最有名的经济学家即将按照约定在美国采购代理协会（PAA）的每月例会上发表讲话。
耶鲁大学的经济学家费雪，被誉为现代资本理论的创始人，但他绝不仅仅是个学院派经济学家。他深入分析和预测了金融市场环境，写下了许多关于卫生保健和投资的时事通讯。他还在自己发明专利的基础上创建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卡片索引公司，尽管他的家庭背景十分普通，但在1929年夏天，他的个人资产就已经超过了1 000万美元。
会议室挤满了美国采购代理协会的会员和各大媒体。费雪这次演讲的主题是为投资信托基金（共同基金的前身）辩护。但是听众最关心的还是他对股票市场的看法。自从9月初市场预测者兼商业人士罗杰·巴布森预测股票价格将会经历一次严重的下跌以来，投资者就一直非常紧张。
但费雪否定了巴布森的悲观主义，认为他预测的熊市不会出现。而公众所期待的正是这位股市中的常胜将军的保证。
费雪没有让观众失望。在一个简短的介绍性评论之后，费雪讲了一句让他终身后悔不已的话，日后还成为了股票市场历史上被引用最多的话。他宣称：“股票价格看起来已经到达了一个永久性平稳的高水平。”
10月29日，就在费雪演讲过后的两个星期，股票市场崩溃了。他所谓的“平稳的高水平”变成了无限跌落的深渊。接下来的3年美国经历了历史上最为惨痛的股市崩盘。正如张伯伦骄傲地宣称希特勒在1938年9月签署的《慕尼黑条约》“保证了我们的和平一样”，费雪对股票市场预测也成为这位伟大人物对即将来临的灾难缺乏预见性的愚蠢的见证。
对于公众而言，尽管费雪成功地预测到了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牛市，并正确认识到美联储在创造一个有利经济环境中的重要性，还坚定地维护了投资信托基金，使它们成为公众参与股票市场的最佳途径，但这些过去的成就依然无法挽救1929年的大股灾以后费雪大幅跌落的声望。
但在对费雪的预测做出严厉否定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承认他的贡献。就在1929年年末，股票价格几乎恢复到股市崩溃前的50%，而且如果不是美联储——费雪和其他许多投资者都曾经非常信任的机构——的错误决策，股价或许还会继续上升。
就在其他金融系统陆续崩溃而中央银行还在苦苦支撑的时候，历史上最严酷的熊市来临了。20世纪30年代注定要在所有投资者心里留下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记。股票在长期投资上的优势已经经过了长期以来历史数据的证明，并成为股票市场发展过程的基本原理，但是这一点也在投资者不顾股票的内在价值而疯狂抛售时被忽视了。公众和专家对于股票的态度都像市场本身一样反复无常。
在整个19世纪，人们都认为股票只是投机者和内部人员的领域，绝对不适合保守投资者生存。直到20世纪早期，研究者才开始意识到在某些经济环境下，股票也不失为一种合适的投资方式。20世纪20年代早期，欧文·费雪就坚持股票业绩在通货膨胀时期将优于债券，而在通货紧缩时期，普通股的业绩就不如债券。
这个观点成了20世纪早期的主流观点。
20世纪20年代的金融分析师和投资经理人埃德加·劳伦斯·史密斯推翻这个流行的认知。史密斯第一次提出，普通股的多样化投资组合的回报率不仅在商品价格上升时高于债券，在商品价格下降时也是如此。史密斯在一本出版于1925年名为《普通股长期投资》（Common Stock as Long-Term Investments）的书里发表了他的论点。在导言中，他说道：
那些先入为主的理论通通失败了，而这些研究就是一系列失败的记录……（理论认为）即使在（商品价格下降时期），高级债券仍被证明是一个更优的投资方式。
通过研究自美国内战以来的股票回报率，史密斯发现无论是在商品价格上升还是下降时期，股票的业绩都优于债券，他还发现投资者在通过出售股票获利之前不需要等待太长的时间（通常在6~15年之间）。他总结道：
我们发现有一种动力可以促使股票本金朝着增值的方向发展……除非我们非常不幸地在一轮显著上涨以后的高点进入股市。市值低于投资成本的时期一般相对较短，所以我们的风险一般只有在这种极端情况下才会出现。
史密斯的结论不仅通过了历史的检验，而且非常具有前瞻性。尽管1929年股灾比史密斯预测的还严重得多，但是那些当年市场高峰期进入股票市场的投资者仅仅花了15年的时间就挽回了损失。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股价恢复期的缩短更是大大超过了史密斯的预期。自1945年以来，在经历了股市大跌以后投资者的资本恢复到原始投资额（包括再投资的股利）最长的恢复期是从2000年8月到2006年4月的5年零8个月。
史密斯的书是在历史上的一个大牛市之初开始写的。他的结论引起了学术界和投资界的轰动。最具威望的周刊《经济学家》写道：“每个聪明的投资者和股票经纪人都应该研究史密斯先生这本十分有意思的书，然后分别验证那令人吃惊的结果。”
欧文·费雪把史密斯的研究当成对他长期投资观点的认同。费雪认为，在一个通货膨胀不确定的世界里，债券投资的安全性是被高估了的。费雪总结了他的新发现：
现在看来，市场夸大了“安全”证券的安全性，并且为之付出太多；市场也低估了风险证券的风险，并对其回报太少。市场的短期回报过高，而长期收益过低。最后，还错误地认为债券货币收入的稳定性就等于实际收入的稳定性。但是事实上，从实际收入或者购买力的稳定性来看，普通股多样化投资要优于债券投资。
史密斯的观点迅速传遍了大西洋彼岸，成为英国许多论坛里讨论的主题。英国伟大的经济学家凯恩斯——商业周期理论的创始人，该理论被后代许多人奉为经典——怀着激动的心情阅读了史密斯的书。凯恩斯说：
史密斯先生的成就十分杰出。他发现在各种情况下，无论商品价格上升还是下降，普通股的长期业绩都是最好的……美国过去50年的实践经历给人的印象是：由于投资者和投资机构对于债券安全性的偏好和对股票投机性的厌恶导致了债券价值的相对高估和股票价值的低估。
基金经理也很快认识到了史密斯的贡献。哈特利·威瑟斯在《伦敦投资者编年史》（London Investors Chronicle）和《货币市场回顾》（Money Market Review）中写道：
那些传统投资者和他们的投资顾问在长期内都保持一个习惯，把持有普通股作为一种投机甚至幼稚的行为，这样的习惯根深蒂固，以至于他们公开讨论一些已经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时还非常犹豫。比如普通股在某些情况下确实比……债券安全，即使是那些后来被用来进行多样化投资的金边债券。
史密斯的文章被发表在如《经济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和《美国统计协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Statistical Association）等一些很有名气的杂志上。
其他学者的研究进一步证明了他的结论。当西格弗里德·斯特恩公布了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到1928年关于13个欧洲国家普通股的回报率的研究后，史密斯开始在国际上享有很高的声誉。斯特恩的研究显示，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的普通股投资相对于债券和其他金融资产的优势已经超过了美国金融市场。
随着《普通股投资理论》一书的出版，显示股票优越性的研究就逐渐被人们所认识了。
史密斯本人十分谨慎，尽量做到不夸大其发现。他写道：
如果选取核心产业中具有代表性的公司股票进行多样化分散投资，那么在一定时期内，这些以复利计算的本金必然会增加……这样的股票持有方式在一段时间内可以保证价值持续增加并获得比目前商业票据利率更高的平均回报率。
20世纪30年代布朗大学的经济学教授切尔斯·波斯兰宣称普通股理论通常误导人们不考虑股票价格而盲目投资。波斯兰说：
1922年以后购买普通股获利的可能性大于损失的可能性。即使在一个具有上升趋势的循环周期里，许多人仍然相信普通股是长期投资的最佳选择的正确性。所以人们广泛地参与到了这个利润创造的过程中来，“坚信繁荣的心态”遍布各处。毫无疑问，普通股理论给那些彻头彻尾的投资者吃了一颗定心丸，让他们觉得自己的行为是有科学依据的。
但是普通股的辉煌时代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股市崩溃毁坏了股票安全而可靠的形象，使之变成了垃圾，同时也使宣称股票是长期投资最佳选择的史密斯失去了忠实的拥护者。知名投资银行家和作家劳伦斯·张伯伦说：“普通股作为长期投资手段，并不像人们想象中的那样优于债券，因为它们根本就不是投资，而是投机。”
普通股投资理论遭到了全面的攻击。1934年，投资基金经理本杰明·格雷厄姆和哥伦比亚大学金融系教授大卫·多德合写了一本名为《证券分析》（Security Analysis）的书，这本书很快就变成股票和债券价值分析方法的圣经。在不断的再版过程中，这本书对学生和市场专业人士产生了持久的影响。
格雷厄姆和多德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史密斯的观点，认为他的理论貌似可信实则十分荒谬，正是这些理论导致人们在20世纪20年代狂热地购买股票。他们写道：
然而，大量自欺欺人的投机者必然有其冠冕堂皇的借口……在新一轮牛市里，通过多样化投资获得长期收益必须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新时期理论喜欢夸大交易量的上涨程度。这就是史密斯在出版于1924年的《普通股长期投资》中宣扬的观点。
所有人都在这次股市崩溃中损失了毕生的积蓄，当这个消息传开时，那些仍然相信股票优于其他金融资产的观点听起来就十分滑稽可笑了。
20世纪30年代末，考列斯经济研究委员会的创始人阿弗雷德·考列斯创建了资本加权股票指数，并计算了1871年以来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的所有股票的资本加权值。考列斯检验了包括再投资股利收益在内的所有股票的回报率，他最后总结道：
在1871~1926年这段时期内，有充分的证据显示：股票一般按照其实际价值——这可以用投资者所获得的回报来衡量——的3/4出售。
而且，考列斯直截了当地把1929年股市崩溃的责任归在了政府身上，他认为不断增加的税收和政府的控制是导致股票价格下跌的直接原因。
随着股市逐渐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股票的回报率似乎呈现出了一个新面貌。1953年密歇根大学的两位教授威尔福德·埃特曼和弗兰克·史密斯公布了他们关于所有在1936年交易额超过100万美元的工业公司的投资回报率的研究成果。他们发现，在不考虑市场周期的情况下，通过规律地购买者这92只股票（一种叫做平均成本的策略）
就能在接下来的14年里实现12.2%的平均回报率，这个回报率远远超过了那些固定收益资产的回报率。12年后，他们对曾经研究过的股票再次进行分析，尽管没有对在这段时间内新出现的公司或者发展迅速的公司进行调整，但结果表明，这次研究得到的回报率更高。他们写道：
如果一个普通股资产组合按照如本文一样笨拙的方法选股，都能获得14.2%的年均复利回报率，那么即使是一个对市场环境了解有限的散户也可以把他的积蓄投入到一系列普通股中，假以时日，相信他手中持有的股票不仅能保证其本金的安全，还能带给他一个不低的年均收益率。
许多人对埃特曼和弗兰克·史密斯的研究表示怀疑，因为它没有包括1929~1932年的股市大崩溃。但是1964年，芝加哥大学的两位教授劳伦斯·费雪和詹姆斯·洛里分别研究了1929年股票市场的崩溃、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股票回报率。
费雪和洛里总结道，在1926~1960年整整35年里，股票的回报率明显比其他金融资产高（据他们的报告，年回报率为9.0%）。他们甚至把税收和交易成本也纳入其回报率计算中，结果是：
也许让许多人都感到十分吃惊，股票回报率居然可以保持如此高的水平……众多投资者宁愿选择一个低回报率的资产而放弃普通股正表明了他们保守的本性以及对普通股内在风险的关注。
10年后，罗杰·伊博森和雷克斯·辛克费尔德在一篇名为《股票、债券、国库券和通货膨胀：各年历史回报率（1926~74）》（Stocks、Bonds、Bills， and Inflation：Year-by-Year Historical Return（1926~74））的文章里公布了一个关于回报率的更加详尽的资料。
他们承认自己的研究受惠于洛里和费雪，并进一步确认了股票作为长期投资方式的优势。他们的数据被编入年鉴并受到频繁的引用，而且经常被研究者作为证券业回报率基准。
伊博森和辛克费尔德在大萧条以后的严重熊市的末期发表了他们的研究。由于越南战争、严重的通货膨胀和欧佩克石油禁运的影响，股票实际回报率从1966年年底到1982年夏天一直都是负值。但随着美联储成功地遏制了通货膨胀和利率的大幅下跌，股票市场在1982年8月开始进入新一轮的大牛市。道琼斯指数从790点开始狂涨，年底就超过了1 000点，刷新了历史纪录。
虽然许多人对这次牛市心存怀疑，但仍然有一些分析家对市场趋势持乐观态度。E.F.赫顿（E.F.Hutton）的主席兼董事长罗伯特·佛蒙在1983年10月宣称“我们处于一个股票新世纪的黎明时期”，他还大胆地预测道琼斯指数将在20世纪80年代末涨到2 000点甚至更高。
但即使是佛蒙也过于保守了，因为道琼斯指数在1987年1月就突破了2 000点。除了我们将在第16章提到的1987年10月的股价大跌，股票价格在其他时间内都保持稳定的上涨，道琼斯指数在萨达姆1990年8月入侵科威特之前就涨到了3 000点。海湾战争和房地产危机导致了第二次熊市，但是这次熊市跟1987年的股价大跌一样，很快就过去了。
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失败造就了股票市场历史上最惊人的10年。随着冷战的结束，美国将大量用于军事的支出转向国内消费，从而保持了持续的经济增长和低通货膨胀率。美国人的注意力转向了国内，不断增加的就业机会和退休保障很好地安排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婴儿潮”中出生的人口。
1991年3月，道琼斯指数迅速恢复到3 000点。几乎没人相信这种趋势会持续下去。1992年，《福布斯》发表了一篇名为《人们所做的疯狂的事就是认为股票价格是理性的》（The Crazy Things People Say to Rationalize Stock Prices）的封面文章来警告投资者。文章认为，股票目前正处于“投机性的狂热购买中”，还引用了雷克伯在1929年市场高点时愚蠢的建议来劝告投资者。
但是如此谨慎是没有意义的。在1994成功地遏制了通货膨胀以后，美联储降低了利率，道琼斯指数紧接着在1995年年初涨到了4 000点。当道琼斯指数达到4 300点时，《商业周刊》在1995年5月15日一篇名为《道琼斯指数达到5 000点？别笑》（Dow 5000?Don’t Laugh）的文章中为牛市的持久性辩护。道琼斯指数很快在11月超过了5 000点，并在11个月后达到6 000点。
1995年年末，股票价格的持续上涨引发了更多分析师的警告。欧普海默公司（Oppenheimer）首席投资组合规划师麦克尔·梅茨，美林证券的查理斯·克鲁格和摩根士丹利的韦恩对这次牛市反弹的基础深表怀疑。1995年9月，所罗门兄弟公司首席股票策略分析师大卫·舒曼写了一篇名为《恐惧和贪婪》（Fear and Greed）的文章，他认为现在的市场氛围和1929年及1961年高点时十分相似。舒曼宣称牛市的持续要以理性为基础，并提到埃德加·史密斯和欧文·费雪在20世纪20年代的研究，费雪在60年代的发现，还有笔者出版于1994年的本书第1版中的观点。舒曼的长期研究以股利增长为基础，着重强调了其股票长期熊市的观点。
1996年标准普尔500指数的市盈率达到20，明显高于战后平均水平。市场上出现了更多的警示。著名金融评论家兼作家罗杰·罗文斯坦，在《华尔街日报》上说：
股票投资已经变成了一个全国性的爱好，人人都为之着迷。人们可能诋毁他们的政府、学校、他们迷恋的体育明星，但是他们对于市场的信念是坚不可摧的。它甚至已经取代了马克思主义，成为大众的信仰。
《纽约时报》的首席金融评论家弗洛伊德·诺里斯通过发表在1997年1月的一篇名为《我们所相信的市场上》（In the Market We Trust）的文章回应了罗文斯坦的观点。
坚信固定收益资产经常在20世纪80年代引起债券市场波动的观点的所罗门兄弟公司的亨利·考夫曼宣称“对金融市场的乐观主义被夸大了”，他还引用了乐观主义者如欧文·费雪的预测“股票价格已经达到了一个稳定的高点”来作为反例。
牛市末期的诸多警告并不仅仅来自于华尔街，学者们也开始不断研究股票价格史无前例的上涨现象。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和哈佛大学的约翰·坎贝尔的一篇学术水平非常高的文章显示，市场已经被严重高估，他们还在1996年9月初将这个研究呈给了美联储。
随着道琼斯指数突破6 400点，时任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于1996年12月5日在华盛顿召开的美国企业研究所（AEI）的年度聚餐前发表的讲话中发出了警告。他问：“当非理性的繁荣大范围超出了资产价值，从而变成我们无法预期的正如日本在过去10年里表现出来的通货紧缩时，我们该如何得知呢？而我们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又当如何处理这些因素呢？”
他的话产生了激动人心的影响，而“非理性繁荣”这个短语也成为格林斯潘担任美联储主席期间的著名言论。随着他的演讲通过网络传遍世界各地，亚洲和欧洲的市场开始急剧跌落，第二天华尔街的早市也出现低开。但是紧接着投资者又迅速挽回了损失，当天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收盘价仅仅比前一天跌落了少许。
从那天开始，道琼斯指数又开始不断向上攀升，1997年2月该指数冲破7 000点，7月份就达8 000点。甚至连《新闻周刊》的一篇名为《嫁给市场》的警示文章也丝毫不能平息投资者的热情，这篇文章描述了美国和牛市之间在华尔街上的“婚礼”故事。
股票市场成了中等收入和高收入者的主要战场。关于多样化组合投资的商业书籍和杂志以及所有商业新闻频道，特别是CNBC吸引了大量的观众。酒吧、机场和其他公共场所的电视毫无例外地在转播商业频道。电子行情指示器和所有信息平台遍布了主要商学院的餐厅、酒吧甚至休息室。游艇和世界上一些位于偏僻之地的名胜都能收到所有的金融频道。即使在3万5千米的高空，飞机上的乘客也可以从装在前排座位后面的电话视频中看到最新的道琼斯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
通信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刺激了本来就已经高涨的市场。网络服务提供商如美国在线可以保证投资者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与其股票保持联系。投资者可以从网络聊天室、财经网页或者电子邮件中轻而易举地发现很多有用信息。CNBC受到很多人的欢迎，以至于主要的投资公司要求其所有的经纪人通过电视或者笔记本电脑收看这个频道，以便领先于客户完成限价买入。
而且，牛市似乎不受金融和经济波动的影响。第一次亚洲金融危机——我们会在第10章进一步讨论——将1997年10月27日的市场大盘拉低了554点，市场交易暂时关闭，但这对投资者的热情并没有太大影响。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俄罗斯政府难以还清其债务贷款；世界第一大对冲基金长期资本管理（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被卷入了数万亿美元的投机行为以至于无法继续运营。市场显得有些力不从心，美联储为了复兴金融市场决定实行基金拯救计划。这些事件使道琼斯指数下降了近2 000点，但是美联储3次下调利率的行为使市场重新振兴。1999年3月29日，道琼斯指数收于10 000点，之后在2000年1月14日收于11 711.98点，再次破纪录。
与以往一样，牛市的出现让某些人认为这种上涨的趋势会不断持续下去。1999年，两位经济学家詹姆斯·格拉斯曼和凯文·哈塞特出版了一本名为《道琼斯指数36 000》（Dow 36 000）的书。在书中，他们认为尽管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增长非常迅速，但是市场总体上仍然是被低估了的，其实际价值应该是现在的3倍，即36 000点左右。他们还宣称自己的分析是建立在本书的观点之上的。由于我在书中提出，名义（非指数化）债券在长期内的风险与股票一样大，因此他们就错误地认为股票价格应该上升到足够的高度来减少它们相对于债券的收益，而他们所认为的合理的股票价格纯粹就是一个天文数字。
虽然这些自命为权威的研究者把注意力集中在了道琼斯指数上，但此时的纳斯达克指数才真正反映了市场的情况。随着公众对计算机、网络、移动通信和网络公司股票的热情增长，这个曾经一度低迷的柜台外交易市场迅速升温。由于投资者狂热地交易思科、Sun公司、甲骨文公司和JDS Uniphase等其他在10年前几乎不存在的公司股票，纳斯达克的交易量使得纽约证券交易所黯然失色。交易最热的板块是互联网，24只网络公司股票构成的网络指数从1997年11月的142点上升到2000年3月10日的1 350点。
2000年3月10日，在纳斯达克指数达到顶峰的同时，许多网络和科技股票指数也都达到了高点。当科技资本支出出乎意料地放慢脚步时，泡沫破灭了，严重的熊市来临。按照标准普尔500指数的计算，市场在2000年3月10日和10月9日之间下跌了49.15%，比1972~1974年的熊市48.2%的损失还要严重，是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一次熊市。对于这次灾难，还应该补充一点，那就是最近几次熊市并没有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所以经过通货膨胀调整以后的下跌并不是非常严重，2002年熊市中的小盘股并没有像20世纪70年代那样暴跌。
即便如此，股票市场市值下跌总额仍然超过了9万亿美元，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惨重的损失。熊市分两波来袭，第一波主要是科技股泡沫的破灭致使纳斯达克指数在2001年夏天缩水70%，非科技股在这次冲击中并没有受到太大影响；第二波冲击则是由安然公司和其他许多公司，包括一些如通用电气等的财务丑闻引起的。
正如牛市产生乐观主义者一样，股票价格的崩溃也引发了悲观主义浪潮。2002年9月，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债券交易部门的法律代表兼最大共同基金的管理者比尔·格罗斯发表了一篇名为《道琼斯5 000》（Dow 5 000）的文章，他在文章中说道，尽管市场正在急速下降，但是股价仍然位于基于经济基础之上的适当水平。我们将会在下一章讨论这个问题，以上分析的错误在于它只关注投资收益的历史增长，而忽略了影响未来收益增长情况的股利分配政策和投资政策的改变。在这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既有经济学家宣称道琼斯指数的适当数值应达到36 000点，也有经济学家认为指数应该止步于5 000点。
熊市使公众对股票投资的热情迅速减退。公共场所的电视用体育和好莱坞八卦新闻代替了CNBC。一位酒吧老板对当时的情形做了十分形象的描述：“人们在静静地舔着自己的伤口，不再与任何人谈论股票，话题又回到了体育、女人和游戏上。”
熊市同样也让许多专家学者对股票的优越性产生了怀疑。因为债券的收益率也降到了4%以下，所以投资者并不把债券当作股票的有价值的备选投资，许多人反而转向了其他前景可能光明的非传统资产。
1985年以来担任耶鲁大学投资办公室主任的大卫·斯文森似乎对此提出了解决办法。在牛市的顶峰时期，他写了一本名为《机构投资与基金管理的创新》（Pioneering Portfolio Management）的书，大力赞扬“非传统”（通常流动性比较差）资产的质量，如私募股权、
风险投资、
房地产、timber和对冲基金。
对冲基金（hedge funds）——基金经理认为这是一种可以以任何方式进行投资的基金，也是斯文森最为推崇的一种反传统资产——开始受到人们的欢迎。
1990年对冲基金的总额仅为1 000亿美元，而2007年就达到1.5万亿美元。
同时，对冲基金资产的繁荣也将许多非传统资产的价格拉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一位曾经成功推动非传统基金发展的基金经理人杰里米·格兰森在2007年4月称：“在这些变动后，大多数多样化组合资产和非传统资产的价值都被过度高估了。”相反，2007年年初股票的价格特别是大型资本加权型股票却正在接近其历史平均水平，而许多对冲基金的出价都在大型上市公司的市场价格之上。
尽管股市泡沫破灭，非传统投资者获得了巨大成功，但许多散户依然把股票作为他们长期投资的最佳选择。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希勒教授收集的数据证实，尽管2001~2002年出现了严重熊市，但至2007年1月，仍有3/4的投资者认为股票是最佳的长期投资方式。
这样的观点有充分的理由，因为从2002年10月股市达到最低点到2006年年末这段时间，股票年均回报率达到15%。2007年，比较流行的资本加权指数衡量的股票价格几乎全部都处于高点，已经弥补了它们在熊市中的全部损失。
上个10年的牛市和熊市的交替出现与以前的牛市和熊市没有什么区别。当股价上涨、牛市出现时，投资者在牛市顶峰会找一些理由来使自己相信这个牛市还会再创新高。而熊市来临以后，人们则对以后的市场失去信心，这时，几乎所有的人都会支持股票长期投资优势的历史证据。投资者如何才能摆脱这些摇摆不定的预言家，真正准确地估计未来市场的回报率呢？这就是我们下一章讨论的主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