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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凭直觉就简单地认定，我们的思想以某种方式独立于身体而存在。大多数宗教观点将上述想法概括为：人在肉体消亡后，仍以某种形式继续活着（在来世继续做人，或者转世投胎变成另一种动物）。根据这些宗教观念，意识与我们的大脑和身体无关。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阿司匹林有止痛作用？为什么早上一杯浓咖啡能够赶走倦意？在药物引起人脑化学结构变化的同时，人的某些特定的感受也发生了改变，这难道仅仅是巧合吗？
如果上述这些精神状态受生理变化影响的例子过于含蓄，那我就举一个较为直接的例子。几年前，我的一个朋友兼同事马丁·蒙蒂在做一个新实验，我作为实验对象做过大脑扫描测验，这样的测验之前我做过好几次。这种现象很常见，研究人员先拟订一个初步的实验方案，然后互相之间做扫描，根据扫描测试结果确定最终实验方案，最后根据这个方案对普通志愿者进行测验。但这次测验与以往不同：马丁将扫描仪作为心灵感应的工具。
通常我躺在扫描仪内的任务就是看一系列的图像，而我的大脑活动情况要几天后才能被解读出来，因为图像分析过程很复杂。现在马丁用了一套新程序，能快速地做粗略分析，这样在几秒钟后他就能解读到我的大脑活动。图片显示在测试中我大脑的哪块区域会亮起来，测验结果远没有平常的测验结果详细，但对于马丁来说已经足够了。
在实验过程中马丁会问我各种问题。如果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我就想象环顾房间四周，这样位于大脑底部（海马旁回区域）负责导航运动的脑区就开始运作。如果我的答案是否定的，我就想象在打网球，启动位于大脑顶部负责手及手臂动作的运动皮层。这两项任务是特意设计的，目的是形成两套记录完备、不受干扰却截然相反的激活模式，从而经得起粗略的实时分析的检验。这类激活模式的原理是这样的：根据对象的变化，不同的脑区会被激活，如此反复。之所以产生这种结果，是因为大脑处理这些任务的方式很相似。
这个实验是一个科研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的任务是尝试与一批患者进行交流，这些患者具有清醒的意识，但因丧失运动控制而无法表达自己的想法。对这些病情严重的患者做扫描实验有很多不便之处，所以马丁先以我作试验对象，检查他的实验方法是否可行。
躺在扫描仪中，刚开始我感到很放松，甚至有点无聊，偶尔睡意来袭还要挣扎着保持清醒（这点我可不会向研究者报告）。但是没过多久，我惊奇地发现自己变得很激动。我躺在那儿，放射线技师把我推进功能性磁共振成像扫描仪中，这个扫描仪体积很大，是白色的，形状像胖胖的甜面圈。我的整个身体都进入扫描仪中，只有脚露在外面。这时我感到有点紧张，好像自己在精神上是赤裸的，在控制室的马丁通过扫描仪显示屏能清楚地解读我的想法。虽然我也知道事实并非我想象的那样，但我还是明显地感到自己此刻的脆弱性；这种感觉又让人异常兴奋，再过一会儿，世界上将没有人在精神上比我更透明的了。
在校准扫描仪器所发出的一阵嘟嘟声和咔嗒声后，耳机里传来了马丁的声音，他问我是否有兄弟姐妹。接下来的30秒钟，我回想家里各种家具、房间的大小和形状——表示我的答案是肯定的。接着休息30秒（时间是受控制的），再开始这种持续1分钟的循环，连续重复4次。经过5分钟的训练，扫描仪发出的嘟嘟声停止了。耳机中又传来马丁的声音，打破了短暂的寂静，他说：“好的，这么说你确实有兄弟姐妹，并且不止一个吗？”接下来的5分钟，我想象自己对准向我飞来的网球，猛地一个正手击球——表示我的答案是否定的。这时马丁的声音又响起：“好的，这么说你只有一个兄弟姐妹。是兄弟吗？”我又开始想象房间里的东西，表示肯定的回答。马丁仅仅通过盯着反映大脑活动的电脑显示屏就准确地解读了我给的每个答案。其实，马丁在第一个1分钟就能读出我的答案，后面的4分钟只是为了确定。
问完家庭情况的问题，就开始闲聊：“你认为今天晚上英国队会赢得世界杯吗？”我虽然对足球所知甚少，但对英国队的实力还是清楚的，所以我开始拼命想象打网球的动作，表明我的答案是：根本不可能。这样的对话进行了大概半个小时，我有30秒思考时间，马丁则观察我大脑活动的模式，很快知道我的答案是肯定或是否定。诚然，一个问题要花上5分钟时间作答的对话算不上高效率，但是我要强调的是：这个对话是在一方完全不使用语言、手势和书写的情况下进行的。我通过在脑海里想象做不同的事情来回答问题，而马丁在我想这些答案的时候观察我大脑的活动情况来判定答案。当放射线技师扶我从扫描仪床上下来，卸除绕在我身上的电线和装备的时候，我停了一会，然后想道：“我刚刚参加的实验有力地证明了，思想只不过是大脑的产物。”
当然，我不是第一次产生这样的想法。父亲因大脑右半球脑血管堵塞而导致个性改变，那时我就产生了类似的想法。我曾经为父亲精神上产生的变化感到很震惊，但那都没有减轻这次实验给我带来的震撼力。我成功地用科学方法完成了“心电感应”实验。马丁观察我的大脑运作，好像那正在上演一场电影，而此时我正在指派想象任务，并将正确的图像投射到大脑这个“电影屏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