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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得出结论：无意识就像是派对上的傻瓜。也许有些实验看起来好像是无意识占优势，但这不能排除意识在实验初期的积极参与作用，即从一系列的数据中找到意义。如果情况不是这样，那么无意识表面上的优越性很可能来源于意识偶尔过于活跃形成的一种特殊模式，而这种暂时的小差错是没有创造力的无意识无法做到的。
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无意识只能处理相对简单的、几乎不具备任何结构的信息。相应地，意识处理复杂的信息（尤其是具有多层次意义或深层模式的信息）的作用也得到强化。我们思考任何复杂的事情，都需要将注意力集中到正确的方向，并且识别与这件事相关的各种特性。
但是，我们是通过有意识学习还是通过无意识学习，与到底是意识还是无意识决定我们的选择，是两个不同的问题。到底是哪一种支配了我们的决定，意识还是无意识？
一些早期的著名实验试图弄清楚这个问题，考查我们的决定是否轻易地受潜意识信息的支配。市场调查员詹姆斯·维卡里于1957年做了一个简单的实验，使得这一领域受到广泛关注，而维卡里本人也因这个实验受到诸多牵连。实验情形如下：在电影播放过程中，插入简单的画面，让观众选择“吃爆米花”还是“喝可口可乐”（这些画面一闪而过，速度太快了，以致几乎注意不到）。一部电影中这样的画面每5秒钟出现1次。维卡里是在新泽西州利堡的一家电影院做这个实验的，实验持续了6周的时间，总共有45 699名观众看过插入的画面。据维卡里称，这些插入的信息使爆米花的销售量提高了57.7%，可口可乐的销售量提高了18.1%。一年后，中央情报局（CIA）发布了一个报告，描述了情报局是如何利用这一实验结果的。很快地，在传播媒介中插入信息在美国被认为是不合法的。同时，大众文化中形成一种普遍的观点，认为我们会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一闪而过的信息的影响。不幸的是，维卡里没有正式发表这个实验成果，而在5年后，他公开承认实验数据是他编造的！事实上，没有证据表明潜意识信息可以影响我们的行为，尽管不少人试图重做维卡里的实验。
但是，从某些角度看，维卡里在不知不觉中选择了正确的方向。其实，不需要科学论证我们就明白，自己的决定很少是理想的、有见识的。如果我们能绝对客观地做决定（如同我们代表一个完全陌生的人慎重考虑，做某个决定），那么我们会选择深思熟虑的、有建设性的意见，而不会选择欠考虑的、毁灭性的意见。我们不会吃得过多，会适当地做运动，不会被愤怒控制，会思考、分析各种可能性，避免冲动之下做出错误决定。我们会根据科学分析做出决定，而不是靠直觉，甚至是固执的、教条的猜想来做决定。我们会对自己的决定抱有一定怀疑，而不是轻率地相信一个完全不理想的建议。不幸的是，即使是最聪明的人都不能达到这样理想的境界。为什么我们这么不擅长做决定呢？
主要的原因在于，我们生命的轨迹（从琐碎的事到重大的事，无一例外）很大程度上是由进化决定的。我们无法逃脱生物学遗传，这种遗传是经过几百万年演变而被设定好了的，目的是为了让我们生存下去。我们吃得过多，是因为自然界通常缺少食物，一旦食物供应充足，将食物“囤积”起来的欲望会变得很强烈。即使我们的生命没有受到任何威胁，我们还是感到巨大的压力，那是因为我们是在一个危险的世界中为生存努力奋斗。我们总想出人头地，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原因之一是为了获取更多资源，同时也是为了找到性伴侣。性对成年人来说是一个主要驱动力，毕竟，我们进化的“目的”在基因信息中遗传了下来（很可能，我们会犯影响自己一生的错误，如找错了结婚对象或婚外恋，等等）。通常我们会感到这些决定不是自己能控制的，我们只是在冲动下做的，好像自己只是消极地、被动地做决定。我们甚至会强烈质疑自己的决定，但又感到无能为力；有时候我们会以愚蠢的、事后的辩解取代质疑，让我们不安的心灵获得一些慰藉。
科学实验令人不满意的结果加深了这样的印象：我们的决定是由无意识控制的，往往产生一些让人不安的结果。
在读本科时，我知道很多有趣的实验，其中一个实验看似很平常，方法也很简单，但却让我印象深刻，甚至有些让人不安，因为它对研究人类心理与自由意志具有普遍的意义。实验过程如下：让参加实验的志愿者做一个动作——靠墙站立，不能扶着椅子，大腿和小腿要成一条直线。做这个动作很容易，但坚持1~2分钟，即使是身体很强壮的人都会感到肌肉酸痛。然后告诉志愿者，他做这个动作是在为一位亲戚赚钱，保持这个姿势的时间越长，赚到的钱就越多。其实报酬很少，20秒钟30美分，但志愿者还是努力为亲戚多赚点钱。我们与自己的子女、父母、兄弟姐妹共有的基因特性是1/2，与（外）祖父母、姑姑、阿姨、叔叔、舅舅、外甥、外甥女、侄子、侄女共有的基因特性是1/4，与堂兄妹、表兄妹共有的基因特性是1/8。参加实验的志愿者来自各个文化阶层，包括男性与女性，而他们所有人的行为都是一致的：他们保持站立姿势的时间与要为之筹钱的那位亲戚与自己血缘上的亲密程度成正比。他们为自己保持站立姿势的时间最长，接下去是兄弟姐妹、外甥（女）及侄子侄女等，最短的是为（表）堂兄妹。志愿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按照这一模式行为的，只是在无意识中判断自己与亲戚在血缘上的亲密程度，然后以此为依据，决定为他们分别忍受多少时间以获取相应报酬。
无数类似的实验都表明，无意识和非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左右了我们的选择。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以色列心理学家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清楚地知道，在表象之下，有很多复杂的、互相竞争的因素，这些因素相互作用形成了最终的决定。卡尼曼是个犹太人，7岁时他待在纳粹占领的法国。一次他与一个基督教男孩出去玩，忘了时间，过了犹太人的宵禁时间（晚上6点）。他把汗衫反过来穿，隐藏衣服上象征犹太人身份的大卫王之星，然后飞快地步行回家。这时他看到一个士兵迎面走来，这不是普通的士兵，他穿着令人生畏的纳粹党卫队的黑色制服（党卫队参与了臭名昭著的大屠杀）。这个纳粹士兵盯着丹尼尔看，丹尼尔加快脚步，想快速从他身边经过，但是没有成功。党卫队士兵示意丹尼尔过去，但他没有像对待其他违背宵禁令的犹太人那样对丹尼尔，反而充满感情地与他打招呼，抱住他，热情地用德语对他说话，全然没有注意到印在丹尼尔汗衫里面明显的犹太人标志。他给丹尼尔看放在钱包里的儿子的照片，最后反讽的是，他还给了丹尼尔一点钱，让他在路上花。小时候经历的这一事件使卡尼曼长大后选择研究心理学，探索我们做各种选择的原因。
几十年后，卡尼曼成了著名的心理学家。卡尼曼与他的长期合作者阿莫斯·特沃斯基（Amos Tversky）合作写了一篇经典的、证据确凿的综合性论文。文中概述了令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想法和决定带有偏见的各种原因，揭示了以下现象：我们平常做的决定是轻率的、任意的，却是有规律可循的。例如，问参加实验的志愿者：“非洲国家在联合国中的百分比是多少？”然后转动幸运之轮，转轮最后停在1~100的任一数字上。转轮本身对实验结果没有任何影响，它只是为志愿者提供数字而已。如果转轮停在10上，那么志愿者答案的中间值是25%；如果转轮停在65上，答案中间值是45%。无意识引导我们做的选择是随机的，但无意识却明显影响我们做出猜测。
所有这些表明，意识的作用是进行重大革新，揭示深层的模式，但在做决定时只是起辅助作用，而不是起支配作用。从生物学上来说，人类的目的是为了生存和繁衍，无意识为这个目标尽一切努力，而意识是协助无意识达到目标的高级助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