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课
衡阳《彭氏谱》序

〔清〕曾国藩

题解	本文追述了曾氏家族和彭氏家族的起源和迁徙流变，赞扬了彭氏家族人口之众、英才之多、香火之旺、文化品位之高，强调了曾彭两家郡望相同（都是衡阳）、击柝相闻、墟烟相接的特殊关系。

人物故事

曾国藩（1811—1872）：字伯涵，号涤生，宗圣曾子70世孙。湘军创始人和统帅，通过镇压太平天国起义，崛起为朝廷重臣，对清王朝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等产生了深远影响，与左宗棠、李鸿章、张之洞并称“晚清中兴四大名臣”。在理学、文学上也有所建树。

主课文

吾少时读家谱，曾子十五世孙据 ［1］ ，以关内侯 ［2］ 避王莽之乱，南迁，为南州诸曾之祖。私怪据事迹不见于他书，旧谱于何取征？后读欧阳文忠公集，见其答曾子固 ［3］ 书，亦以关内侯据为疑，引史例以讽之。乃知吾曾氏本据为始迁之祖，相沿且千岁由来旧矣。

欧阳公谱牒之学，号为精审。然其所著唐宰相世系表，于巨族既推其本源，出于某帝某王，又历叙汉世名贤，如琅邪王氏，已称出周灵王子晋之后，而又叙王吉、王骏之系；兰陵萧氏，已称出帝喾之后，而又叙萧何、望之之系；相承不绝，如屈伸指而数庭树，略无参稽犹豫之辞。公尝讥司马迁不能阙疑 ［4］ 。后人又讥欧阳氏不善阙疑，所谓目能见千里，而不能自见其睫也。

君子慎度身世，信诸心则蒙大难、决大计而不惧；未信诸心，则虽坦途而不肯轻试。其余临文亦若是焉可耳。

衡阳彭雪琴侍郎 ［5］ ，以诸生从戎 ［6］ ，十有三载，肃清长江，克名城以百计，殕巨憝于金陵 ［7］ 。当其提挈饥军，出入锋镝，誓不与此贼同戴三光 ［8］ ，天下称为烈士。及夫勋劳日著，朝庭授为安徽巡府，授为漕运总督，皆屡疏固辞不拜，退然若漆雕 ［9］ 之内不自信，卒不轻于一试，又何慎也！

同治四五年 ［10］ 间，东南大定。侍郎与其宗长老，修订《彭氏家谱》。彭氏本贯江西之泰和，至明世，有曰声扬者，始迁于衡。其后八传，曰步南者，肇修谱牒。我朝康熙 ［11］ 中再修之。道光十三年，侍郎之考赠光禄君，三修之。及是，四次修撰。族之才俊子弟，奋迹师中，积功累伐，珥貂相望，簪绂云兴，皆著于录 ［12］ 。彭氏日益光大矣。

其系表，断自声扬公。凡前世达人，暨同姓异望之显者，别为一编，不与本同相淆，盖凛凛乎阙疑之谊云。

国藩之先世，亦自江西迁居衡阳。至明季，更迁湘乡。而祠庙今尚在衡，与彭氏击柝相闻，墟烟相接 ［13］ 。曩 ［14］ 者不揆 ［15］ 愚陋，尝慨然欲重订家谱，述其可知者，而差其可疑者，区为别录。不求尽合于欧、曾大儒，但求慊 ［16］ 于吾心。久困兵间，未遑执简 ［17］ ，感侍郎急于先务，故为之序，以答其请，因抒余之夙怀 ［18］ 。

（选自《曾国藩文选》）

注释

［1］曾子十五世孙据：曾子第十五世孙名叫“据”。曾子（前505—前435），名参，字子舆，孔子弟子。

［2］关内侯：曾据的爵位。

［3］曾子固：曾巩，字子固，宋代著名文学家。

［4］阙疑：存疑，对疑难问题不妄加断语。

［5］彭雪琴侍郎：侍郎是官名。彭雪琴即彭玉麟，曾国藩麾下主要将领之一。

［6］以诸生从戎：以诸生身份参军。诸生，明清时期就读于各级官办学堂的学生。

［7］殕（bó）巨憝（duì）于金陵：使大恶人倒毙溃败于南京。殕，倒毙。憝，恶人。此处可理解为使敌人倒毙。指彭玉麟协助曾国藩镇压太平天国起义事，恶人是官府对起义军的诬称。

［8］誓不与此贼同戴三光：与太平天国起义军不共戴天。贼是诬称，三光指日月星。

［9］漆雕：即漆雕开，孔子弟子。孔子安排他出仕，他说尚不自信，辞谢。孔子因此高看一眼。

［10］同治四五年：1865年、1866年。同治为清穆宗载淳的年号。

［11］康熙：清圣祖玄烨的年号（1662—1722）。

［12］珥貂相望，簪绂（fú）云兴，皆著于录：（那么多功臣官员）官服上的装饰物像云一样成片起伏，都记载在官服的文献中。此句盛赞彭家人才济济，功勋卓著。珥貂，插在帽子上的貂尾。簪，帽饰。绂，同“黻”，丝质缨带。

［13］击柝（tuò）相闻，墟烟相接：你家打更声，我家能听见，两家炊烟能融汇为一。用距离之近，强调关系亲密，利害相关。柝，古代打更所用梆子。

［14］曩（nǎng）：以前。

［15］揆（kuí）：估量。

［16］慊（qiè）：满足。

［17］久困兵间，未遑执简：一直忙于军务，未及动笔写作。

［18］因抒余之夙怀：借此抒发我早就有的心愿。

参考译文

我年少时读家谱，看到曾子的15世孙曾据，获封关内侯，为了躲避王莽之乱，向南迁徙，成为南方曾氏的始祖。我私下里很疑惑，在其他书中看不到他的事迹。这本旧的家谱从哪里获得证明？后来我读欧阳修的文集，看到他写的《答曾子固书》，也把关内侯作为一个疑点，而且引用史料来说明。我才知道，我们曾氏把关内侯曾据当作始祖已经有1000多年了。

欧阳修的牒谱之学，向来号称精细审慎。然而他所做的关于唐代宰相的世系表，对于世家大族，又推其本源，出于哪个皇帝、哪个王侯；又把这些姓氏在汉朝的名人贤者一一列出，比如琅琊王氏，出自周灵王世子姬晋的后代，又罗列了王吉、王骏的家族世系。兰陵萧氏，出自五帝之一的帝喾的后代，然后又罗列了萧何、萧望之的家族世系作证明。这些世家大族，延绵不绝。欧阳修说起他们的时候，就像掰着手指数庭院里面的树，清清楚楚，一点都没有犹豫怀疑的意思。欧阳修曾经讥笑司马迁写史书不能阙疑，后人又嘲笑欧阳修不善于阙疑，这就是所谓的眼睛能够看见千里之外的东西，却不能看见自己的眉毛。

君子谨慎地看待自己的身世，内心有所坚信，然后面临大的困难或者做大的抉择的时候，就能够无所畏惧。如果内心无坚信，哪怕事情再简单容易也不敢轻易尝试。其他的事情也一样。

衡阳人彭玉麟侍郎，以生员的身份投军，已经13年了，在肃清长江匪患过程中，攻打城池上百座，在金陵城使穷凶极恶的敌人倒毙溃败。当他带领条件艰苦的军队，出入于兵锋之中，有着誓不与反贼共生在天地之间的气概，天下人都称赞他为壮烈的勇士！后来功勋日益卓著，朝廷任命他为安徽巡抚，又担任漕运总督。他都上书推辞不就，谦虚得就像当年孔子门下的漆雕开一样，内心谨慎，不轻易去做一件事。

同治四五年间，东南基本安定。彭玉麟侍郎和他宗族内部的长老，修订《彭氏家谱》。彭氏本来是江西泰和人，到明朝的时候，有个叫彭声扬的，才开始迁徙到湖南衡阳。彭声扬以后第八代有个叫彭步南的人，才开始修族谱。到了我朝康熙年中第二次修订。道光十三年，彭玉麟的父亲获得朝廷赏赐光禄之职，于是第三次修族谱。到了这一次是第四次修撰。彭氏家族中的才俊子弟，在军队中奋斗历练，积功累德，因此很多人获得了官职，他们的官服上的纹饰连起来就像成片成片的云一样，他们的名字都被收录到了族谱中。于是彭氏家族日益光大。

家族的世系一直追溯到声扬公。凡是以前那些显赫的族人，属于同一个姓，但是不同地方的显赫的人物，另编一本，不跟本宗混淆。这就是所谓的阙疑吧。

我曾国藩的先辈，也是从江西迁居到衡阳。到了明朝，又迁到湘乡。而现在宗庙祠堂仍然在衡阳，和彭氏祠堂非常接近。以前我不度量自己的粗陋，曾经激情满怀，想要重新修订家谱，记述那些可以了解的祖先，留着那些无法了解的另外编一本。不追求能够全部符合欧阳修、曾巩这些大儒的标准，但求自己的内心能够得到满足。后来久困于军务，没有时间执笔写作。感谢彭玉麟侍郎在这件事上先走一步，所以给他作序，也借此抒发我长久以来的心愿。

赏析与写作指导

文无定法

文无定法，每篇文章都可按照特定的情感和需求，确定内容，谋篇布局。彭玉麟是曾国藩麾下几位主要将领之一。他请曾国藩为家谱写序，乃有深化感情、强化同盟之意。曾国藩作为统帅，尤需巩固命运共同体关系，没有干将，统帅将一无所成。

曾国藩对写序特别上心。他先写自己的家世，后写彭玉麟家世，对彭玉麟家族人丁之盛、人才之众、地位之高，深为褒奖。家谱也修得特别恰当，特别有学术价值和文化品位（其系表，断自声扬公。凡前世达人，暨同姓异望之显者，别为一编，不与本同相淆，盖凛凛乎阙疑之谊云）。最后，强调曾彭两家世代友好、利害相关（击柝相闻，墟烟相接。而且，你家衡阳，我老家也是衡阳啊，“祠庙今尚在衡”啊）。其所达到的效果，当然是曾彭命运共同体更为牢不可破。

曾国藩是个政治家，剿灭太平天国，辅佐清王朝，挽救大清危局，是其志向功业所在。他的学术研究和文章著述，都是为这样的志向功业服务的。此文也不例外。

写文章并不难，只要有明确的志向，知道自己要干什么，知道需要什么条件的支持才能干得最好，就必定知道该写什么样的文章。落实到每一篇具体文章，无非结合特定写作对象、特定语境，合理剪裁、编排，使之符合自己的志向和功业。《衡阳〈彭氏谱〉序》可谓典范。

延伸知识

族谱可能早于国史

家谱，又称族谱、宗谱，是一种追溯男系家族起源、考索家族世系繁衍、记载其重要人物事迹的图书，由谱序、郡望、山川田地图、世系表谱等内容组成。

中国流传下来的家谱成书较晚（北宋时期各宗族自觉修谱），但家谱意识形成应该特别早。西方殖民者近代对殖民地原始社会进行考察时，发现一些没有文字的民族，自觉地背诵25代祖先以来的世系，这可以理解为无文字的家谱。中国在文字诞生之前，应该也有这种无文字的祖先谱系，靠人们口口相传。

先秦时代，中国历史记载的主体是天子和诸侯朝廷，事件言论均以政治和外交为中心。天子诸侯传承谱系，即含有家谱意味。西汉前期司马迁著述《史记》时，自觉地建构中国历史记载体系，他选择了以天子家族世系为中心，展开国家和社会历史的描述。《史记》以天子本纪、诸侯世家、功臣列传、书、表五种体例组成，后世史家基本沿袭此史书体制。

此史书体式的形成，可能受到远古以来家谱意识的影响。其中天子本纪、诸侯世家的内容，纯为家谱体式。《周本纪》即周族家谱，《楚世家》《晋世家》《郑世家》即各姓家谱。如果此前没有完备的家谱意识和家谱体例，司马迁要凭空建构这样的天子诸侯家谱，是很难想象的。

司马迁还颇为武断地把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以及其后的夏、商、周、秦、楚、吴、越、匈奴、西南夷等人群，确定为具有同一血缘关系的不同分支，这既是出于建构大一统帝国意识形态的政治需要，也是家谱观念浸染下特定思维模式所致。中国的史学体系，与宗法社会制度和家谱意识形态配合得天衣无缝。

宋以后中国各族各姓修纂家谱时，反过来参照以《史记》为代表的历史著作体式，好像家谱和家谱意识完全是在历史著作影响下形成的。这是一种颠倒二者关系的误解。

家谱意识的发展，与中国文化祖先崇拜基因互为表里。祖先崇拜必定会引发家族观念和家谱意识，家族观念和家谱意识必定会促进祖先崇拜。中国对祖先的崇拜具有宗教意味，各族各姓都可以自由崇拜自己的祖先，这是其他民族所不曾有过的宗教自由。中国有多少姓氏，就有多少种宗教。所有姓氏都能自由祭祀自己的祖先，说明中国社会百姓平等、兆民大同。

近代以来，中国宗法社会和家族文化，处于空前迅猛的解体过程之中。五四一代学人，为了从根子上摧毁传统文化，在解构民族起源、祖先崇拜、家谱意识、史学体系方面，做足了文章。胡适说我们的祖先都是罪人，顾颉刚说大禹只是一条虫子，鲁迅更是激烈抨击二十四史为帝王家谱，这从反面凸显了中国历史文化和史学体系的特征，证明家谱意识对中国历史和文化的深刻影响。

时至今日，家谱意识依然旺盛。当下修家谱的规模越来越大，很多姓氏都在集资设局，着手撰修包含迁徙世界各地所有支系和人口的庞大家谱。可见家谱文化多么深入人心。

家谱文化，是中国文化的有机构成部分，它与国家大史相互照耀，通过宗族认同而强化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副课文

百代文宗苏东坡

轼与弟辙，师父洵为文，既而得之于天。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

高宗即位，赠（轼）资政殿学士，以其孙苏符为礼部尚书。又以其文置左右，读之终日忘倦，谓为文章之宗。亲制集赞，赐其曾孙峤。遂崇赠太师，谥文忠。

苏轼自为童子时，士有传石介《庆历圣德诗》至蜀中者，轼历举诗中所言韩、富、杜、范诸贤以问其师。师怪而语之，则曰：“正欲识是诸人耳。”盖已有颉颃（xié háng，比肩而立）当世贤哲之意。

弱冠，父子兄弟至京师，一日而声名赫然，动于四方。既而登上第，擢词科，入掌书命，出典方州。器识之闳伟，议论之卓荦（luò），文章之雄隽，政事之精明，四者皆能以特立之志为之主，而以迈往之气辅之。故意之所向，言足以达其有猷（yóu，思谋），行足以遂其有为。至于祸患之来，节义足以固其有守，皆志与气所为也。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

神宗尤爱其文，宫中读之，膳进忘食，称为天下奇才。二君皆有以知轼，而轼卒不得大用。一欧阳修先识之，其名遂与之齐。岂非轼之所长不可掩抑者，天下之至公也，相不相有命焉，呜呼！轼不得相，又岂非幸欤？或谓：“轼稍自韬戢（tāo jí，含藏），虽不获柄用，亦当免祸。”虽然，假令轼以是而易其所为，尚得为轼哉？

——《宋史·列传第九十七·苏轼传》

思考与训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