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施补华
题解 |
作者弟弟远道来新疆探亲,准备重返家乡时,施补华给同患难、共贫寒的弟弟,写了这篇送别文。文章回顾了母亲养育的艰辛与深恩,劝诫弟弟及后嗣,不要强求富贵,永远自食其力,恪守普通人的平安与幸福。这是一篇底层人不谋富贵、甘守本分、居卑守微的家训。 |
施补华(1835—1890):字均甫,浙江乌程县(今浙江省湖州市)人。同治九年(1870)举人。沉默少言,人疑其骄,多有诽谤。有人向祁寯(jùn)藻推荐,不见重。复荐于曾国藩,曾国藩乃桐城派传人,施补华却当面批评桐城派。因疾就医外地,国藩亦不再召回。受荐入左宗棠幕府,声名不显。后从西北军,保官至知府。光绪三年(1877),随军入新疆,任事于嵩武军提督张曜(yào)幕下,颇受重用。后辅佐张曜(时任山东巡抚)治理黄河,功勋卓著,晋升道员。张曜钦其学行,重其才干,正密荐朝廷委以重任,施补华突然病故。张曜哀哭甚痛,赠万金归葬之,刊其遗集。补华诗文朴素深沉,气象雄阔,有《泽雅堂文集》等传世。
光绪八年 [1] 十月,施子之弟自喀什噶尔 [2] 还湖州,施子饮之以酒,告之曰:
吾家故寒敝也,今之所有已为异数矣。夫巨富中落,而余千金之产,湫然 [3] 不可为生;贫人得十金以为资本,则左宜右有 [4] 。所处之势异,所操之术殊也。此行归资之外,赢数百金,岂非贫人之雄乎?以此坐市上权量 [5] 百货,贱入贵出,逐什一之利,终岁之所获,足以赡妻子。营心与力,非所耻也,贤于为官者夺民以肥己。
吾忆道光二十又九年 [6] ,吾父弃养 [7] ,吾年十五岁,尔年九岁。家无一笥 [8] 衣、一贯钱,租屋而居,月偿其值。岁又大凶 [9] ,米价十倍。吾母晨起坐络丝 [10] ,率至夜半,得钱一百,籴 [11] 米作粥,杂以菜根豆屑,母子乃得半饱。一日不络丝,即忍饥清坐。人有问之,则曰已食毕矣。吾痛母氏之勤,涕泣自奋,读书不熟,至啮其指,血斑斑洒书本。尔亦拾薪担水,任炊爨 [12] ,暇坐母侧,亦学络丝。姻连族党,恐其开口假贷,不敢至吾门。母氏亦戒勿往来,虑为所厌。甚者议先大夫好施与,勿为子孙计,至有今日。尤笑吾读书,谓渠 [13] 谋食不暇,尚想作秀才,取饿之道也。当是时,视邻里之有父而温饱者,如天上人,尔年虽小,不应忘之。
其后门户稍立,咸丰十年,寇乱又作。吾随赵忠节 [14] 公守城,至同治元年,城中粮尽,全家啖马肉,并煮牛羊之革左之。五月城破,吾负母而逃,掘野菜充饥,母子十月身亡寸棉。尔为贼掠几死,脱去至家,形色非人,疾病疮痏 [15] ,相替而作。其饥寒视 [16] 道光之末,而颠危忧困过之。管仲 [17] 告齐桓公曰:“愿君勿忘在莒 [18] ,臣亦念堂阜 [19] 之囚。”故而与他人校 [20] ,则诚不足;以一身先后自校,尔亦苦尽之甘,否极之泰矣。
老氏有言:“知足不辱。”以今日为过望则乐,犹有奢望,则辱在其后。吾在军中,不无多费,然每对盛馔 [21] ,念先人未及食也;每御华服,念先人未及衣也。甘在口,适在体,而痛在心。禄养既不逮,得立功名天壤间,使姓氏不朽,先人而有知,含笑地下矣。蹉跎中岁 [22] ,此志不衰。至于富贵之乐,不能享,亦不忍享也。
人须自量其力,吾才识学问,实过于尔,欲有所成就为先人光;尔则自安愚分,积铢累寸,以足衣食,持门户,保子孙,抑其次也。彦诒 [23] 长矣,持此篇归,使读其词而识其意,莒与堂阜,居之终身可也,告之后嗣可也。
(选自《晚清文选》)
[1]光绪八年:1882年。
[2]喀什噶尔:今新疆喀什市。
[3]湫(qiū)然:忧愁悲伤貌。
[4]左宜右有:干什么都得心应手,顺利,犹言左右逢源。
[5]权量:衡量,选择。
[6]道光二十又九年:1849年。
[7]弃养:父母去世的婉称。父母去世则不得儿女的奉养,故称弃养。
[8]笥(sì):盛饭或衣物的方形竹器。
[9]岁又大凶:年成不好,谷物歉收。
[10]络丝:把丝线缠绕在络子上。
[11]籴(dí):买粮食。
[12]爨(cuán):烧火做饭。
[13]渠(qú):代词,他。
[14]赵忠节:指湖州道员赵景贤(1822—1863)。太平军忠王李秀成在咸丰十年(1860)以重兵围湖州城,赵景贤组织乡勇抵抗,数度打退太平军,至同治元年(1862)正月城陷被俘。同治二年(1863)三月被杀。
[15]疮痏(wěi):指疮疡,伤痕。又比喻痛苦、灾难。
[16]视:比照,相同。
[17]管仲:春秋霸主齐桓公的宰相,功勋卓著的政治家。孔子曾经盛赞管仲说:如果没有管仲,我们恐怕会变成野蛮人。
[18]莒(jǔ):西周时诸侯国之一,其地在今山东莒县。齐桓公曾投奔莒,后返回齐国争夺君位。
[19]堂阜:齐国地名,在今山东蒙阴县西北。管仲曾在堂阜脱去囚犯缚绳,被鲍叔牙推荐担任齐相。
[20]校(jiào):比较。
[21]盛馔(zhuàn):美食。
[22]蹉跎中岁:庸庸碌碌混到中年。
[23]彦诒:作者弟弟的儿子。
光绪八年(1882)十月,胞弟从喀什噶尔启程回湖州,我设酒宴为他饯行,告诫说:
我们家以前贫寒,能有现在的好光景已是奇迹。巨富败落,即使剩余千金之产,还要担心生活没法过;穷人即使只获十金起家,干什么都得心应手。所处境遇不同,治家格局也不同。你此行除了盘缠,还有数百金富余,难道不是穷人中的富豪吗?用这些资金到市场上选购百货,低价买进,高价卖出,赚十分之一利润,一年的收入,足以养活老婆孩子。这是靠自己的心智和劳动赚钱,不是什么丢人的事。这比当官掠夺民财占为己有光荣得多啊。
我想起道光二十九年(1849)父亲辞世,我才15岁,你才9岁。家无一筐衣、一贯钱,租房子居住,每月交租。要是遇上收成不好的年景,米价是往年10倍。我们的母亲清晨就起床,给别人络丝,一直干到半夜,才有100文报酬,买米煮粥,杂以菜根豆屑,咱母子3人只能吃个半饱。少一天没有络丝的活,我们就只能饿着肚子干坐。有人问候吃饭了吗?我们就说刚吃过。我心疼母亲如此劳苦,流着眼泪下决心,一定要立志自强。书读不熟,就咬破手指,赶走疲倦接着读,鲜血滴在书本上。你拾柴挑水,负责做饭熬粥,有空就坐在母亲身边,也学着络丝。同族和亲戚,担心我们开口借钱,都躲着不进我们家门。母亲也告诫我们,不要去亲族家,免得讨人厌恶。有人甚至批评先父生前乐善好施,散尽家财,不为子孙后代着想,才有今日之困苦。他们尤其喜欢嘲笑我发奋读书,说我饭都吃不上,还妄想当秀才,能不挨饿吗?那时候,我们看邻里有父亲疼爱、能得温饱的人,那简直就是天上的神仙啊。你虽然年小,这些一定也还记得。
后来勉强自立门户,到了咸丰十年,太平军起事,天下大乱。我跟随赵景贤道员守湖州城,坚持到同治元年,城中粮尽,全家吃马肉,煮牛羊皮制品凑数。五月城破,我背着母亲逃难,挖野菜充饥,天气渐寒,母子没有一件厚衣服。你被太平军抓去,差点死了,逃回家时,贫弱憔悴不像个人样,多种疾病,交替发作。贫困饥寒,几乎跟道光末年一样,而颠簸忧愁比那时更为严重。管仲劝告齐桓公说:“希望君上不要忘记流亡在莒国的困境,臣也不忘囚禁在堂阜的苦难。”咱们家今天的境况,与他人比较,固然不算什么;跟自己的过去比较,你我算是苦尽甘来、否极而泰了。
老子有言:“懂得满足就不会受到耻辱。”把今天的境况看作超过期望,就会知足而乐,如果还有过分的奢望,老是奔波钻营,往后难免受辱。我在军中,待遇已算优厚,然而每次面对美味佳肴,都怜惜父母没有吃过;每次穿上华服,都怜惜父母没有穿过。吃着爽口的饭菜,穿着华贵舒适的衣服,心里却总是隐隐作痛。奉养父母已经没有机会,必须建人间功业于天地之间,使家族绵延不绝,先人魂魄有知,一定会含笑九泉。蹉跎岁月,一晃已到中年,此志一直坚定不移。至于富贵之乐,不能享,也不忍享啊。
人须自量其力,我的才识学问,比你强些,所以想有所成就,为祖先争光;你则应该安守本分,积铢累寸,以足衣食,支撑门户,养育子孙,尚在其次。侄子彦诒已经长大了,你把这篇文章带回去,让他读完后能够明白其中的内涵和意旨,莒国与堂阜的苦难,应该终身记取,应当这样告诫子孙后代。
古语云,文如其人。信哉斯言!贫寒出身的施补华,在其事业的高峰期,给家族后人留下了这份居卑守微的家训。其中况味,何其丰富。
施补华少年丧父,在饥寒交迫中发奋学习,对于宇宙大化、人间文史、世态沧桑,有自己独特而又刻骨的理解,因而有异于俗流。于是多沉默不语,沉浸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中。当他入幕谋生,也不爱炫才逞能,不谋出人头地,而是安静低调地做事。能够入曾国藩幕府服务,本是脱颖而出的好机会,但他内朴外素,不阿权贵,一心坚守自己的本真理念和趣味,在桐城派传人曾国藩面前,敢于对桐城派弊端提出批评,故而命运多蹇,难得荣华富贵。
这篇《别弟文》的风格,就是他的为人风格。心态平静,面貌朴素,手法简单,行文自然,毫无渲染与雕琢。
文章起因是,施补华入幕多年,小有积蓄,特将此积蓄交给弟弟带回家,嘱他开家小店(而不要用于冒险),以图过上温饱生活。为了告诫弟弟合理使用这笔钱,他说:“巨富中落,而余千金之产,湫然不可为生;贫人得十金以为资本,则左宜右有。所处之势异,所操之术殊也。此行归资之外,赢数百金,岂非贫人之雄乎?以此坐市上权量百货,贱入贵出,逐什一之利,终岁之所获,足以赡妻子。营心与力,非所耻也,贤于为官者夺民以肥己。”——靠劳动吃饭,凭辛苦谋生,任何时候都不要贪图富贵,他把自己这种本分的处世态度,作为家训,传授于弟弟。
这种本分的处世态度,乃是在艰苦备至、寒凉透骨的成长过程中形成的。作者追溯了他们共同的苦难经历,以此警醒弟弟的悟性,希望他真正领会自己的意旨。
先说母亲的艰辛:“吾父弃养,吾年十五岁,尔年九岁。家无一笥衣、一贯钱,租屋而居,月偿其值。岁又大凶,米价十倍。吾母晨起坐络丝,率至夜半,得钱一百,籴米作粥,杂以菜根豆屑,母子乃得半饱。一日不络丝,即忍饥清坐。人有问之,则曰:‘已食毕矣。’”
后说为兄的发奋:“吾痛母氏之勤,涕泣自奋,读书不熟,至啮其指,血斑斑洒书本。”
再说弟弟的努力:“尔亦拾薪担水,任炊爨,暇坐母侧,亦学络丝。”
最后总叙孤儿寡母被所有亲友抛弃和蔑视的悲凉境遇:“姻连族党,恐其开口假贷,不敢至吾门。母氏亦戒勿往来,虑为所厌。甚者议先大夫好施与,勿为子孙计,至有今日。尤笑吾读书,谓渠谋食不暇,尚想作秀才,取饿之道也。当是时,视邻里之有父而温饱者,如天上人,尔年虽小,不应忘之。”
这一段是重点,作者也只是简笔白描,平淡叙之。当年“涕泣自奋,至啮其指”的激越行为,表明那时他颇有崛起于绝境、谋求家族复兴的磅礴意志,本可感叹一番,可他毫无渲染之意。万里风云眼底过,百世沧桑笔下平。一切苦难都不值得计较,只是化作平和淡泊、清心寡欲的人生态度。这个态度的基本内容,就是不以害国掠民谋富贵(贤于为官者夺民以肥己),只图自食其力守卑微(营心与力,足以赡妻子)。这是他要告诫弟弟的核心意思。
另一个重点可能令所有读者禁不住心头一震。“吾在军中,不无多费,然每对盛馔,念先人未及食也;每御华服,念先人未及衣也。甘在口,适在体,而痛在心。”
一个不忘初心的贫寒子弟,其痛彻体验,既非其长官所能体会,也非其弟弟所能理解。他把内心最隐秘的痛,告诉弟弟,然而也不事铺张,不事华彩,只是点到为止。他只是一个不太显赫的将军的幕僚,远非富贵。可能他起点太低,对比太强烈,感受之敏锐丰富,远超群伦。这正是他形成居卑守微、知足远辱理念的感情依托。吾夏三千年文学史,言及此痛者,仅此一见矣。这篇散文,应该成为华夏文学史上的名文。
作者施补华怀金玉之心,奔波半生,只图以幕僚谋生,先后被呼风唤雨的祁寯藻、曾国藩、左宗棠所遗弃,仅得左宗棠部将张曜所赏识。张曜靠围剿捻军和太平军而崛起于军帐,后随左宗棠远征新疆,消灭了入侵的英军和阿古柏,收复南疆地区。他内心的朴素与本分,可能跟施补华很对路,故能体察其金光玉润。作者能一手交给弟弟几百大洋,恰是得益于张曜对他的重用重赏。
可能他的地位和收入激发了弟弟心底的渴望,也想拜托兄长介绍他出山任职,谋求富贵。施补华直言诫之曰:“人须自量其力……尔则自安愚分,积铢累寸,以足衣食,持门户,保子孙,抑其次也。”甚至进一步告诫侄子和后裔,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够、都应该像齐桓公和管仲那样从“莒与堂阜”愤然而起,成就叱咤风云的大业,你们还是平静地安守“莒与堂阜”吧,世世代代“居之终身可也”。
为什么呢?“知足不辱。”那种大起大落,都是命定的悲剧,咱们不过是升斗小民,何必去冒险受辱呢?居卑守微,自食其力,香火绵延,告慰先祖,才是我们普通人的幸福所在。
历史上颇有一些豪杰,从底层而崛起为叱咤风云、驾驭天下的大人物,可是他们不提携家人,而是任由家族居卑守微,平安绵延。他们都是大彻大悟的人杰啊。施补华虽然一直平凡,也有此彻悟,这从一个侧面证明,他是个不同凡响的平凡人。
主课文以“光绪八年十月”开头,表示事件发生的时间,这是中国古代发明的一种特殊纪年方法。“光绪”二字,是清代皇帝德宗载湉的纪年。德宗在位34年,所以清末以“光绪”纪年长达34年。
先秦至汉初帝王,均无特定年号。比如《史记·秦始皇本纪》写秦始皇登基之后史事:“晋阳反,元年,将军蒙骜击定之。二年,麃公将卒攻卷,斩首三万。三年,蒙骜攻韩,取十三城。”只是按顺序称之为元年、二年、三年。
汉武帝即位,在年数之前加上有纪念意义的名号,是为中国古代帝王年号之始。汉武帝在位54年,先后用过11个年号,建元、元光、元朔、元狩、元鼎等。有的年号用6年即改,有的用4年即改。汉武帝狩猎时,捕获一只独角白麟,大家认为这是吉祥物,值得用来纪年,于是改年号为“元狩”,称那年(前122)为元狩元年。6年之后,在山西汾阳地方获得一只三足宝鼎,大家认为这是吉兆,当用以纪年,于是改年号为“元鼎”,称那年为元鼎元年(前116)。
后世新帝王即位时,为了区别于上一任帝王,重新计算在位年数,都给自己取一个吉祥名字作为年号名,一般从登基第二年起改年号。汉武帝发明的纪年方法,于是成为沿用2000多年的制度。人们把起用新年号之年称为“纪元”,改换年号叫作“改元”。
汉唐宋各代帝王,喜欢经常改元,所以在位时间长的帝王,往往有很多年号。比如汉武帝有11个年号,汉顺帝7个,唐高宗14个,武则天13个,宋仁宗9个。明清帝王则只用1个年号,明太祖朱元璋在位31年,一直用“洪武”纪年。明成祖在位22年,一直称永乐。后来人们逐步习惯于用年号指称该帝王,而不用其庙号,比如,清代康熙、雍正、乾隆、光绪都是有名年号,后人都用这些年号来指称该帝王,至于他们的庙号“清圣祖、清世宗、清高宗、清德宗”,人们反而很少提及。
中国年号制度,对周边国家产生过深远影响,朝鲜、日本、琉球、越南等国,都采用帝王年号纪年,有的国家还曾经直接用中国帝王的年号纪年,以表示对宗主国的忠诚。
中国古代规定,每年正月初一为一年之始,名为“正朔”。究竟哪一天为正朔,必须以朝廷颁布的历法为标准。颁布历法乃是国家主权的一部分,定正朔也就被看作主权行为。新帝王即位,自命年号,被称作“奉正朔”,标志着该帝王乃是华夏正统的继承者。如果某人拒绝使用新帝王的年号,意味着不承认其正统地位,那可是杀头凌迟大罪。
满族入关建都北京之后,明代皇室先后在南方各地建立弘光政权、鲁王监国、隆武政权、绍武政权、永历政权,最后还有郑成功在福建、台湾坚守明祚。他们且战且退,流浪于江苏、浙江、福建、广东、广西等地以及现缅甸部分地区,各有年号,表示不承认清政权的正统性。清代大作家戴名世,在《与余生书》一文中,引述方孝标《滇黔纪闻》所述南明年号,并表示自己有志于纂修包括南明政权在内的明代全史。
该文曰:“……昔者宋之亡也,区区海岛一隅,仅如弹丸黑子,不逾时而又已灭亡,而史犹得以备书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闽越,永历之帝两粤、帝滇黔,地方数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义,岂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在崖州,而其事渐以灭没?”作者直接写出南明政权弘光、隆武、永历三个年号,又将南明小王朝与三国时期川中蜀汉、南宋末年退守崖州的宋帝昺相提并论。康熙帝认为这是大逆不道,立即处死戴名世,牵累受害者甚众。
戴名世著文时,南明政权早就成为历史,他只是想发掘、叙述那一段历史,竟然被处以极刑,可见清代文字狱何等残酷。
另一方面,也说明年号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它是一国文化主权,是国家主权的象征符号之一。如果一国使用他国年号,就是表示愿意放弃自己的国家主权,一心效忠于他国,成为该国藩属国。
既然年号具有如此强烈的政治性,对一国历法和年号的坚守,实际上就是对国家主权、国家正统地位的坚守。郑成功一直沿用南明永历年号,表示与清廷势不两立。朝鲜民间则沿用明末崇祯年号,一直用到崇祯300多年,用以表示对明王朝正统地位的眷恋。
洪军(洪秀全军)既踞武昌,遂乘势东下,步骑夹岸,旂旗蔽野,帆樯如云。诸王皆衣黄袍,侯以下衣红,绣龙织凤,间以云物及麟狮鸾鹤之属,冠亦如之。时据船楼上置酒会饮,悬灯张彩,夜半照耀如火龙。后舱则鸣金擂鼓,丝竹间作,如世俗之戏十番者。长江数千里,仅于老鼠峡、东梁山两遇官兵,未及交绥(敌对双方军队刚接触即各自撤退)而退。
总兵恩长(满人)、陈胜元中炮落水死,而两江督陆建瀛,缩首金陵矣。建瀛之初出师也,中军以下属橐鞬(装甲胄、弓箭的袋子),将弁整队伍,敬候大帅祭旗,而建瀛久不出,则与爱姬执手涕泣,不忍遽别也。
按,陆氏之遁还金陵闭户不出也,或谓其婿、女为洪军所掳。洪氏致书于陆,言将假道入浙,决不相犯。如肯让路,即放还婿及女,否则加以极刑云。陆得书,不知所措。会前队战殁,遂狼狈而逃。俞仲华撰《荡寇志》,称宋江掠蔡京婿胁和,影射陆事也。
——〔清〕佚名《咸同将相琐闻》
1.《孟子·公孙丑上》第二章,列举了伯夷、伊尹、孔子三位圣人略有差异的人生态度:“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圣人也,吾未能有行焉;乃所愿,则学孔子也。”
本文作者施补华,出身寒门,不事投机钻营,而是抱朴见素,宁静淡泊,颇有“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的平和自然心态。可见,境界高远的圣人,不光存在于历史教科书的名人榜中,更存在于社会的各个角落和无人眷顾的荒野中。请用心观察,你身边那些并不显赫的平凡人中,是否有这种修为超远、境界阔大的人杰?
2.清代体制内人士,凡是提到洪秀全太平天国起义军时,一律称为“贼军”,唯独《咸同将相琐闻》以中性“洪军”称之(“洪军既踞武昌”“洪军或穿隧以迎”等),这表现了该书作者什么态度?该书出版传播时为什么没有署作者姓名,以至于长期佚名传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