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西方社会总是批评中共的“保守性”，认为中共缺乏西方所认同的“现代性”。但事实上并非如此，甚至完全相反。中共从其产生的第一天起就和国际背景分不开，中共内部的发展和变化也一直是和国际背景相关的。改革开放以来的40年时间里，中共内部发展和国际背景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几次很大的变化。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共主动开放，抓住国际机遇，赢得了发展的机会。但是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中共转向应对危机。这段时间里，尽管也有制度变化，但主要是通过应付危机来巩固自己的领导权。从十八大以来，中共再次转向，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不仅巩固了自己的领导权，而且把制度建设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从这个角度来看，要认识中共十九大所发生的“自我革命”，就必须理解当今世界所面临的政治权力危机，尤其是政党危机。不理解世界性的权力危机就很难理解中共所进行的“自我革命”的世界意义。
今天，在世界范围内，政党及其权力都深陷危机。从欧洲、美国和很多发展中国家的政治现状及其发展趋势来看，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发生着一种可以称之为“核心危机”（或者“首脑危机”）的现象，无论对各国国内政治还是国际政治都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而“核心危机”的核心便是政党危机。近代以来，几乎在所有可以称之为“现代的”国家，政党无一不是政治生活的核心，政党组织社会、凝聚共识、产生领袖、治理国家。但在今天，在所有这些方面都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政治危机也随即产生。
在西方，今天的权力危机和民主政治密切相关，甚至可以说是西方民主政治的直接产物。当然，核心危机并不是说今天西方各国没有了核心，而是说西方所产生的核心没有能力履行人民所期待的角色和作用。今天西方的政治核心或者统治集团至少表现为如下几类：
第一，庸人政治。民主制度所设想的是要选举出“出类拔萃之辈”成为一个国家的领袖或者领袖集团，但现在所选举出来的领袖很难说甚至可以说绝非是最优秀的。退一步言，如果说所选举出来的政治人物是否“优秀”很难判断，那么从经验上看，这些被选举出来的领袖没有多少是有所作为的。再者，即使这些政治人物想作为，实际上也很难作为。这或许是因为领袖个人的能力之故，或许是因为领袖所面临的制约过多之故。不管是什么原因，结果都是一样的。相反，人们看到的是，不负责任的领袖越来越多。最显著的行为就是领袖们动不动就进行公投。西方代议制产生的原因在于，在现代大的环境，公民直接民主不可能，因此公民选举出他们的代表让这些代表来行使权力。这些代表也就是人们日常所说的政治精英或者统治精英。不过，因为这些“代表”之间达成不了政治和政策共识，政治和政策之争最终演变成了党争，领袖在面临这种情况时不负责任地诉诸公投，把事情交付给老百姓决定。这样，间接民主又转变成为直接民主。就其形式来说，公投的确是直接民主的最直接表现，但问题在于公民本身对很多问题是没有判断能力的，他们公投表决之后，对公投的结果又后悔。这在英国的“脱欧公投”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公投更是如此。更为严峻的是，公投经常导致一个社会的高度分化，社会处于简单的“是”与“否”的分裂状态。可以说，公投这一最民主的方式导致了最不民主的结果，往往是51%的人口可以决定其余49%人口的命运。
第二，传统类型的“出类拔萃之辈”正在失去参与政治事务的动机。就民主政治所设想的“政治人”理论来说，参与政治（即参与公共事务）似乎是人类最崇高的精神。从古希腊到近代化民主早期，这一设想基本上有充分的经验证据，因为无论是古希腊还是近代民主早期，从事政治的都是贵族或者有产者（主要是马克思所说的资产阶级或者商人阶层）。贵族和有钱阶层往往能够接受良好的教育，并且不用为生计担心，是有闲阶层，他们中的很多人有服务公众的愿望。德国社会学家韦伯（Max Weber）称这个群体为“职业政治家”。但在大众民主时代，“政治人”的假设已经不那么和经验证据相关了。从理论上说，大众民主表明人人政治权利平等，有更多的机会让普通人参与到政治过程中去。不过，很多政治人物不再是专业政治家，政治对他们来说是一份工作，并且是养家糊口的。与过去相比，政治的“崇高性”不再。并且在大众政治时代，政治人物所受到的制约越来越甚，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出类拔萃之辈”不再选择政治作为自己的职业，而选择了商业、文化或者其他领域，因为那些领域更能发挥自己的作用。
第三，代之以传统“出类拔萃之辈”的便是现代社会运动型政治人物的崛起。无论在发达社会还是发展中社会，这已经是非常明显的现象。当然，这种现象并不新鲜，从前也发生过。在西方，每当民主发生危机的时候便会发生社会运动。无论是自下而上的社会运动还是由政治人物自上而下地发动的社会运动，都会产生民粹主义式的政治人物。在发展中国家，二战之后反殖民地运动过程中，曾经产生很多民粹式政治人物。为了反对殖民地，政治人物需要动员社会力量，同时社会力量也已经处于一种随时被动员的状态。今天，无论是发达的西方还是发展中社会，民粹主义到处蔓延，有左派民粹主义的，也有右派民粹主义的。民粹主义式的社会运动一方面为新型的政治领袖创造了条件，另一方面也为各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第四，强人或者强势政治的回归。民粹主义政治的崛起正在促使政治方式的转型，即从传统制度化的政治转向社会运动的政治。从社会运动中崛起的政治领袖往往具有强人政治的特点，即往往不按现存规则办事。破坏规矩是民粹主义的主要特征。这不难理解，如果根据现行规则办事，那么就出现不了民粹。西方民主政治一般被视为是已经高度制度化了，甚至是过度制度化了。不过，民粹主义式的领袖往往可以对现存政治制度轻易造成破坏。这一点美国特朗普的崛起表现得非常清楚。
非西方世界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甚至面临着更大的危机。西方世界不管怎样，政治制度化水平相当高，政治力量或者政治人物很难轻易撼动现存制度。但发展中社会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在发展中社会，政治制度化水平往往很低，很多仍然处于初级建设阶段，政治力量和政治人物可以轻易破坏现存制度，导致更大的不确定性。对很多转型中的体制来说，面临着两个最大的不确定性：一是体制的西方（民主）化；二是体制转型失去了方向，旧的体制不可行了，新的体制又建立不起来，从而出现僵持局面。
这里我们可以举中国台湾地区的转型和俄罗斯的转型来说明。当然，体制的危机不仅仅发生在台湾地区和俄罗斯，也发生在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这些国家和地区早些时候都实行西方式民主，现在都面临调整甚至转型，包括印度和土耳其。
台湾地区在“两蒋时代”实行高度集权的体制，取得了辉煌的经济和社会建设成就，成为亚洲“四小龙”的一员。但自李登辉时代所谓的“民主化”以来，中国台湾社会经济处于长期停滞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台湾的人均GDP所得水平和另一个“四小龙”国家新加坡差不多，但今天新加坡人均国民所得已经超过5.6万美元，但台湾只有2.3万美元。尽管新加坡只是一个城市，而台湾拥有农村，但这么大的差异的确能够说明台湾民主化对社会经济的负面影响。台湾如果不是在蒋经国时代已经提升为发达经济体，那么今天的状况会更为糟糕。
“台湾”所面临的问题并不是民主化本身，而是过度的西方式民主化，确切地说，是美国式的民主化。民主化以来，台湾政党之间互相否决，不管谁当选“领袖”，也做不了事情。经验地看，如果说台湾的民主化不可避免，但是西方式民主化是可以避免的。问题出在蒋经国时代的转型。
在蒋经国时代晚期，尽管国民党已经面临民进党的挑战，但其仍然掌控着各方面的资源，包括人、财、物。人才方面尤其显著，国民党几乎录用了社会上大多数最聪明能干的人才。遗憾的是，蒋经国没有设计好国民党的权力顶层，既造成了国民党的分裂，也造成了国民党和社会基础的脱节。也就是说，国民党的问题并不是民进党的挑战，而是自己断送了自己。国民党走到今天的地步尽管可惜，但也是预期之中的。
国民党的关键问题就是没有处理好“核心”与“党内民主”问题。蒋经国之后，李登辉被指定为“核心”，其之下有包括连战、宋楚瑜在内的一大批能干的政治人物。李登辉为了其“私心”（即实现“台独”的目标）就根本不想搞“党内民主”，不仅如此，李登辉还助力分化其之下的政治人物。当然，蒋经国挑选李登辉为继承人负有很大的责任。如果蒋经国时代开始搞党内民主，那么“台湾”就更有可能演变成今天新加坡那样的“一党独大”体制，不至于造成党内分裂，让位于反对党。
西方式民主化一旦开始，台湾就走上了“不归路”。这些年来，台湾政治人物之间的恶斗是出了名的，根本就产生不了权力核心，深刻影响着“台湾”的治理制度。在很大程度上，“台湾”已经进入“后权威时代”，即建立不起任何权威来。除非发生重大的危机，“乱世出英雄”，很少有人认为台湾会出现一个强势政治人物。这种政治格局不变，台湾的现状很难维持下去。今天，台湾已经远远被亚洲其他三个“小龙”所抛离。
俄罗斯的情况为我们提供了另一类型的转型，即失去了方向感。苏联戈尔巴乔夫的西方民主式的改革解体了苏联共产党。之后，叶利钦变本加厉，希望俄罗斯成为一个西方式“民主国家”。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是典型的寡头时代，所谓的民主政治便是寡头政治。寡头当道，他们不仅主宰着国家的经济命脉，而且也是俄罗斯政治的实际操盘手。更为重要的是，寡头们没有一点国家利益观念。
普京可以说是崛起于国家危难时刻。2000年，普京一上台就不惜一切手段整治寡头。首先，寡头们必须离开政治。当时寡头得到的明确指令是他们必须放弃政治野心，才能得到中央的保护，继续在俄罗斯生存和发展。在强大的政治压力下，很多不服的寡头开始流亡国外，有政治野心的则锒铛入狱。但是，普京不仅没有在制度层面解决寡头问题，反而以新的寡头替代了老的寡头，所不同的是新寡头在政治上是支持普京的。在普京治下，亲政府超级富豪成了新的寡头，并且成为克里姆林宫权力网络的一部分。
因此，这么多年下来，普京仍然没有能够改变俄罗斯最基本的问题，即经济格局的重塑，俄罗斯仍然是寡头经济结构。直到今天，俄罗斯依然是原料经济，经济结构单一，中小型企业发展不起来。在欧盟国家，中小型企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0%左右，但在俄罗斯只占15%左右。俄罗斯中小企业不发达，除了上述寡头经济结构之外，更有意识形态和政治原因。俄罗斯的一些较小的政党主张发展中小企业，但这些政党经常被执政党怀疑，认为他们有政治野心，因此正确的主张受到打压，不能转化成为有效的政策。在寡头经济和政治的双重挤压下，俄罗斯的中小型企业没有很大的发展空间。正如苏联时期，经济发展缺少动力已经成为俄罗斯的一个最严重的短板，就政治来说，可能是一个致命性的短板。
普京个人的成功不在内政，而在其外交政策。普京娴熟地动员和利用了俄罗斯民众多年压抑的民族主义。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一路下滑。尽管俄罗斯走向了民主，符合西方的意愿，但俄罗斯民众很快就发现西方的虚伪性，即西方所关切的是一个弱化、不会对西方构成威胁的俄罗斯，而不是健康发展的、民主的俄罗斯。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则大肆侵入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普京经历了整个过程，深刻了解民众的心理。因此，他具有足够的勇气来反击西方，不仅在乌克兰的克里米亚问题上打了漂亮一仗，而且在其他方面的外交上（例如中东问题上）也赢得了民众的支持，甚至一定程度上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同。
不过，外交的成功对内政发展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负面作用。普京面临的两难是：西方越反对普京的外交，内部民众越是支持他。这样就进入了一个恶性循环，普京越是施展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越能赢得国内民众的欢迎，尤其是小城镇和底层社会群体的支持；但同时，普京越受民众欢迎，越能掩盖国内不断积累起来的矛盾。也就是说，当普京可以从强硬的外交政策方面获取足够的合法性资源时，他无须通过内部的发展来获得民众的支持。不过，就俄罗斯内部发展而言，强硬外交并不是解决问题的有效方法。现在，在外交上，俄罗斯已经成为美国和西方的公开“敌人”，很难通过和西方改善关系来发展经济。美国总统特朗普意在改善和俄罗斯关系的努力受挫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普京所做的一切都不是确立和建设新制度，而是相反。为了掌握政权，普京进行了难以令人相信的政治操作。从总统变成总理，再从总理变为总统，就是一个最显著的例子。俄罗斯尽管有了“民主的”政治体制的构架，但极其脆弱。普京不仅没有巩固这一制度，或者改进这一制度，反而利用这一制度的弱点来强化个人权力。普京的一些做法，例如切断反对党和国外势力的联系，应当说是对的，也受到民众的支持。一个国家的政治如果受到海外势力的影响，那么必然出现社会政治的分裂，因为海外力量是不需要负责的。但其把反对党视为“敌人”，意识形态化，不听反对党的任何意见，包括建设性意见，这反而使得普京忽视了国家面临的很多问题。即使在普京的执政党党内，也没有确立任何制度机制来协调不同利益和意见。党内从地方到领导层，派系林立，不属于普京派系的人的主张经常受到怀疑和打压，而属于普京派系的则得到重用。
俄罗斯民众普遍认同不要盲目照搬西方制度。不过，自己的制度是怎样的呢？普京并没有做任何意义上的探索。近年俄罗斯有政治人物提出要恢复君主制度，普京也不表态，这是很能说明一些问题的。
不难发现，无论是体制内外，普京的所作所为不是以制度建设为中心，而是以个人权力为中心的，结果造成了制度弱化而个人权力强化的局面。无论是在戈尔巴乔夫时代还是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错失了制度转型和建设的机遇，今天的普京仍然在错失机遇。这些年，普京完全可以通过其所掌握的权力进行有效的制度建设，但普京并没有这样去做。结果，站在一个强大的普京背后的便是一个微弱的俄罗斯。如果普京能够支撑这个国家，那么普京之后谁来支撑呢？
因此，有观察家认为，在很多方面，普京的俄罗斯仍然没有走出苏联模式。尽管政权的支持率仍然很高，但这个支持率主要来自普京本人，而非体制。在苏联时代，政权的投票支持率几乎可以高达百分之百，也没有人预测到苏联会解体，但它最后的确解体了。有人会认为，这是俄罗斯文化的本质，即一种“危机产生强人、强人制造危机”的循环。不过，这绝对不是一种好的循环，而是恶性循环。历史地看，无论哪个国家，是否强大的最主要标志是制度，即一套新的制度的出现。强人的出现对这套制度的出现至为关键，因为新制度不会从天而降，新制度是需要强人去造就的。不过，强人的出现不见得一定会导致新制度的出现；如果强人只是为了自己，那么就很难把自己的权威转化成为新制度。如果这样，那么强大的只是这个强人，而非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