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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改革开放4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整部世界近代史在高度浓缩之后，在短暂的时间里突然在中国大地放大呈现出来。今天和未来的人们可以在这40年的中国，或多或少找到近代以来的大多历史变革主题，无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经济、社会、政治、技术、文化、生活方式等方面的急剧变化，使人眼花缭乱，在没有理解甚至意识到一项变化的时候，另一项就发生了。
在意识层面，所有近代以来的“主义”或者“意识形态”都可以在中国找到发展空间和相当的支持力量，正如在城市空间不断冒出来的各种奇形怪状的建筑物那样。不过，很多变化很可能仅仅是假象，有“乌托邦”，也有善意和良愿。
然而，不管怎样的变化，中国还是中国，并且越来越中国。在开放状态下，各种变革都成为可能，但各种变革必须得到中国实践的检验。诚如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就强调过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人们可以追求各种自己以为是“真理”的东西，但是否能够成为中国的“真理”，就需要被中国的实践所检验。各种表象掩盖不了真实的中国，更不用说是替代了。
变革并非只是这40年的主题。无论是客观环境对变革所构成的压力，还是变革者的主观意愿，这40年远远比不上近代中国。那个时代，传统中国不仅被遥远的西方国家所打败，而且被昔日的学生日本所打败。因此，那个时代的人们呼出了“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感叹。人们也找到了被那个时代视为必然的变革方向，那就是从小农经济到工业经济、从帝制到共和、从经学到科学。
不过，所有这些变革并没有成功，中国陷入了长期的战争、革命与“继续革命”。等到下一次变革便是20世纪80年代的事情了。不过，也正因为近代变革没有成功，浓缩了的历史和变革动力最终在20世纪80年代爆发出来，造就了今天的中国。
变化的是中国，不变的也是中国。变化什么？变化多少？如何变化？如何在变化中维持不变？如何在不变中求得必要的变化？这些问题谁都可以试着回答，谁都可以有自己的答案，但最终决定这些答案的便是政治。政治谁都想参与，谁都可以凭自己的能力来影响政治，但政治必须有一个主体，没有了这个主体，不管什么样的变化最终都会归于失败。
近代中国方方面面的变革的失败并没有必然性，但从帝制到共和的失败，就决定其他方面失败的必然性。没有了变革的主体，谁来掌控变革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变革是有主体的。有了这个主体，中国重新出发进行变革，拾起了近代留下的变革主题，一路走到了今天。
也就是说，在所有方方面面的变革中，政治变革不仅不可或缺，而且必须是主体。今天的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或者说一个转折点，政治的变革的重要性是显见的。当人们说今天进入了“新时代”，就假定了过去的一个“旧时代”的存在。所以，人们必须理解如何从“旧时代”走到“新时代”。“新时代”的“新”在哪里？在理解这个转型的时候，人们不仅要理解学术上所说的“宏大真理”（各种“主义”），更要理解“小真相”（即实际所发生的）。
如果光看“宏大真理”，就容易把自己的主观意志强加在客观的变革之上，就很难理解和评介客观的变化。在理解中国政治变革逻辑的时候，“小真相”甚至要比“宏大真理”更为重要。“小真相”发生在实践领域，正是众多的“小真相”才把“宏大真理”转化成为现实。
的确，学界关于“政治变革”的“宏大真理”，并不能解释中国这40年的政治变革逻辑。大多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没有政治变革，因为他们倾向于把中国的政治改革定义为西方式民主化。抱持这种认知的学者在中国本身也不在少数，很多人也是希望中国走上西方式民主化道路，并且在每一个发展阶段都是以“是否民主化”来评介中国的实际政治变革的。
不过，具体的政治实践则反映出全然不同的情况。在过去40年里，政治变革实际上是主体性变革。不承认政治变革就很难解释所有其他方面的变革和转型。中国政治不仅适应了由其他变革所带来的新环境和新挑战，而且还通过自身的变革来引领其他方面的变革。很显然，政治主体的这种领导能力，把当代变革和近代变革区分开来。
在下一个层面，在不同时代，人们对政治改革的认知的确是不同的，不同的领导层和不同的环境导致了不同的认知，不同的认知又导向不同的改革。这样，人们便可以区分出三个时代来，即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和2012年之后的“新时代”。这三个时代呈现出不同的政治思维和不同的政治变革逻辑。
其中，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尽管也有不同的政治变化，但都属于同一个变革范式，可以称之为“旧时代”。中共十九大提出“新时代”的概念，但从十八大到十九大是一个大背景，没有这5年的变化，很难出现“新时代”，因此这个“新时代”要从2012年十八大算起。
20世纪80年代的政治变革逻辑是什么呢？政治变革首先取决于一个时代的政治思维。要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思维，首先就要理解政治思维者或者思考者。80年代的政治思考者是邓小平、陈云、彭真这一代。尽管邓小平称这个群体为“第二代领导人”，但这个群体很难和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区分开来。他们同样积累了革命的经验和党内政治生活的经验。有了共同的经验，他们之间就可以有共识；有了共识，再有改革的集体努力。
就国内环境而言，这一代人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经济发展。中国共产党闹革命的目的也是近代以来所有政治精英的目的，那就是“富国强兵”。当这一代人走上政治舞台的时候，他们的共识便是要彻底改变当时仍然面临的“贫穷落后”局面。
就国际背景而言，美苏两大阵营仍然对峙，但英美开始了以“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为核心的经济变革，国际局势相对和平。新一波全球化开始，欧美呈现出很强的发展势头。邓小平的判断是：“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问题。”中国领导层把这种国际格局视为自己的“发展机遇”。无论是关于“球籍”的讨论还是走向海洋文明的讨论，都是当时改革动力的直接反映。
计划经济如何改革？市场经济是改革方向吗？建立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体制？所有这些问题都没有现存的答案。邓小平因此形象地把改革称为“摸着石头过河”。从1978年仍然流行的“计划经济”概念，到改革初期的“商品经济”概念，再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概念的确立，中国足足花了14年的时间。
在实践层面，中国参照的主要是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经验，尤其是匈牙利的改革经验和亚洲国家或地区包括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尽管经济“意识形态”的变革十分缓慢，但现实层面的变革方向是明确的，即走向市场经济，体现在从农村改革、经济分权改革再到城市体制改革的过程中。国家部委从1981年的100个（大多是主管国有企业的机构）减少到1988年的41个，更体现了市场化的大方向。
在进行经济改革的同时，领导层也在探索政治上的变革。从20世纪80年代初到80年代末，邓小平对政治改革发表了一系列的看法，可以视为当时领导群体的共识。总体来看，这些改革并没有受当时关于“政治民主化”的“宏大真理”的影响，而是为了解决当时中国政治实践所面临的问题。也就是说，改革不是为了实现“政治民主化”的理念，而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小真相”）。改革主要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法制。法制一方面是针对社会而言，另一方面是对党内政治生活而言。改革开放前的“继续革命”，导致法制的大破坏。
第二，干部类型和干部录用制度的变革。主要表现在干部的“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标准，以适应上述经济建设和发展的需要。
第三，党和国家领导体制的改革。这项包括几个方面。首先要解决领导人个人和体制之间的关系。其次，选拔中青年干部，解决接班人问题。再次，和接班人问题相关，也需要解决老干部的退休问题，例如设立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作为废除领导终身制的过渡办法。
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政治改革聚集了相当的力量。这不仅因为中国社会有了民主化的要求，处于一线的年青一代领导层，也在不同程度上认为民主化是可以接受的政治改革。80年代中期之后，政治改革加速。在领导体制方面，明确提出了“党政分开”的改革思路。这一思路认为类似“文化大革命”那样的大灾难的出现，是领导人个人高度集权的产物，而个人集权又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造成的。
再者，政治变革不仅是为了保护已有的经济改革成果，而且也是为了克服改革的阻力和提供改革的动力。在社会层面，当时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在中国社会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知识界的共识是中国要走西方式民主道路。
如果人们深入细节就会发现，20世纪80年代早期和80年代中后期的政治改革是不一样的。早期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小真相”），而中后期则滑向“宏大真理”（追求民主的价值）。总体来看，“小真相”的改革相当成功，党内政治生活正常化、干部录用制度和领导人退休制度都得以确立。但“党政分开”的改革不仅没有成功，而且“党政分开”的改革促使“党”“政”成为“两张皮”。
此后很长时间的机构改革，基本上都是政府机构的改革，而党的领域并没有进行任何形式的改革。政府不断改革，党的领域没有改革，这就是一个大问题。尽管党的领导不能动摇，但现实中，因为没有进行党的任何改革，党的领导一直被弱化。在20世纪80年代后期，当党本身要通过“民主化”的改革来改变自己的时候，危机的爆发变得不可避免。
以“党政分开”为主题的政治改革，到20世纪80年代末戛然而止。“党政分开”在现实中演变成“党政分裂”。而这也是执政党的最大危机之根源。之后，邓小平重组中共领导层。尽管邓小平的侧重点仍然是“领导集体”，但无论是80年代的经验还是现实的需要，都已经在呼唤一种新的政治变革思维了。而这种新的思维，促成了政治变革从80年代转向到了90年代。
中国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逻辑适用时间较之20世纪80年代长，涵盖了从1989年到2012年的23年时间。如果说把1978年开始的、由邓小平主导的改革开放称为“邓小平时代”，这23年可以说仍然属于“邓小平时代”。或者说，邓小平时代可以分为两个“小时代”，即20世纪80年代的“第一小时代”和从1989年起到2012年的“第二小时代”。
“三个代表”时期可以说是“第二小时代”的高峰期，而“科学发展观”时期则在延续这个“小时代”，同时开始纠正这一改革思路所出现的弊端。不过，“科学发展观”时期还没有形成改革的新思路，这个新思路直到中共十八大之后才开始形成。
从1989年结束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可以视为新思维酝酿期。因为西方的全面制裁，内外部经济发展条件恶化，领导层暂时处于保守和防御状态。
但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很快促成了邓小平新的改革思路。新的改革思路把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分开来，并且把重点置于经济改革。苏联戈尔巴乔夫因为经济改革受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不能实施，因此求助于政治改革（即“新思维”），但政治改革很快就演变成民主化。西方式的民主化不仅导致了苏联本身的解体，更导致了整个苏联东欧集团的解体。
苏联解体对中共的冲击、影响和教训至少有二：第一，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不能同时进行，尤其不能期望用政治改革来促进经济改革。第二，政治改革的方向不是西式民主化，而是强化作为政治主体的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也就是巩固执政党、提高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邓小平的判断是：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并不仅仅是因为民主化，更重要的是因为那里的共产党政权缺少能力发展经济，使人民满意。或者说，因为那里的共产党缺少统治合法性，被人民推翻了。
经过邓小平“南方谈话”，1992年召开的中共十四大充分体现了邓小平在考察南方过程中所形成的新改革思路。多年争论不休的“市场经济”概念被正式确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新概念的确立为经济改革提供了新的意识形态。
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也努力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为了和国际经济体系和国际组织“接轨”，中国修正了一系列内部法律、法规和政策，以符合市场经济的“国际要求”。内部改革和外部开放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在1992年之后的近20年时间里，中国平均每年实现了近两位数的经济增长。
在政治领域，20世纪90年代开始一直没有出现类似20世纪80年代那样的“宏大真理”，而是侧重于细节（“小真相”）的改革，而这些改革的意义并不亚于“宏大真理”，构成了邓小平遗产的重要（甚至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小真相”的改革包括几个方面。
第一，1992年十四大解散了中央顾问委员会，正式在制度层面解决了老人政治问题。第二，确立国家主席、副主席、总理、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政协主席等领导职位的任职规定。第三，年龄限制。公务员系统包括部级干部的退休年龄制度牢固建立起来。第四，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尽管邓小平在1989年之后确立了“核心”的概念，但同时也强调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最重要的莫过于“三合一”体制的确立，即党的总书记、党的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由同一人担任，以保障最高权力的集中和政治责任的明确化。在20世纪80年代，这三个职位分别由三个不同的人担任，并且国家主席和副主席的职位只具有象征性意义。
这种“三驾马车”的体制造成了权力行使的很多问题。应当说明的是，“三合一”体制的形成本身是对20世纪80年代“党政分开”制度的直接否定，而在局部领域开始走上了“党政一体化”的改革道路。
“三个代表”时代，有一项改革可以算得上在“宏大真理”层面，即1997年中共十五大提出的“法治”改革。之前，官方用语一直是“法制”。十五大之前，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乔石力推“法治”改革。在中国的政治语境里，“法制”和“法治”尽管只一字之差，但含义非常不同。前者表明法律是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工具，而后者则表明即使是执政党及其政府也都必须服从法律，无论作为组织还是个人。
但是，“法治”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里，仅仅作为一个概念或者理念而存在着，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法治”并没有提到执政党政治改革的议事日程上来。只是到了2014年的十八届四中全会，执政党才形成了以“法治”改革为核心的总体改革方案。
还有一项改革尽管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但也对执政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那就是“三个代表”概念的提出。尽管这个概念的提出是为了解决新兴阶层的政治身份问题，但容许新兴阶层进入政治过程则大大扩展了执政党的社会基础。
2002年到2012年这10年为“科学发展观”时期。这个时期，在政治上的新探索很多，但出现的问题也越来越多，预示着旧的改革思路需要告一个段落了。
在社会经济层面，之前的经济优先发展政策很快演变成了单面向的“唯GDP论”，即过度强调经济增长而忽视社会环境问题。到这个阶段，各种问题一一爆发出来。领导层开始质疑之前的发展观，提出了“中国要追求什么样的发展”这一重要问题，并试图通过“科学发展观”来缓解和解决问题。
就机构改革上说，这个时期基本上承继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思路。“党政分开”不再提及，党政在实践上开始“一体化”，表现在上述“三合一”体制，也表现在省一级省委书记兼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制度。不过，从1992年到2012年，每一次的机构改革都是政府（国家）机构改革，党的机构改革却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
这种“两张皮”的现象使得党政机构的发展很不协调。即使在“三合一”体制内部也如此。
在这10年中间，最重要的探索莫过于“党内民主”了。2007年执政党十七大提出了“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的改革思路。应当说，这是对以往改革思路的改进。以往的思路并没有解释民主的发展路径，但十七大说清楚了。这个时期，党内民主最重要的试验就是党内票决制，尤其是在选拔领导干部时采用票决制。
这个方向也不能说错，因为当时人们对民主的普遍理解就是票决，或者选票制。不过，因为执政党并没有票决传统，不存在明文的票决规则，因此潜规则太多导致了滥用与不公。
在实践层面，对党内民主的探索也暴露了另一些甚至更为深刻的问题和矛盾，主要表现在两个大的方面：首先，为了体现党内民主，原先的“核心”概念被去掉。邓小平在确立“核心”概念时说得相当清楚，中共体制的运作需要一个核心，如第一代的毛泽东和第二代的邓小平，因为核心意味着政治责任。但2002年之后不再使用“核心”的概念。主要原因就是为了体现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
其次，领导顶层实行分工制度，一人管一块。这种顶层分封制的确比较民主，但实际上很快就产生了一些恶果，一人管一块，又因为党的领导层不存在“核心”，那么每个常委具有了其管辖领域实际上的最终决策权。
这10年党内民主的探索，也涉及一个外在政治压力问题。在民主问题上，自改革开放以来，外在的压力始终是存在着的。西方自由主义是一种具有使命感的主义，具有很强的扩张性。和资本一样，自由民主如果得不到扩张，就会趋于死亡。在20世纪80年代，当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自由主义力图在中国寻找发展空间，这就是为什么邓小平认为一些政治风波是国际大环境和国内小环境互动的产物。
20世纪90年代，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之后，西方自由主义在俄罗斯和东欧寻找到了空间。中国因为内部改革和外部开放的一系列重大举措，在民主方面所面临的压力实际上并不大。但在跨入新世纪之后，中国在民主方面面临的压力再次加大。这个时期，民主在东欧的版图已经确立，这些国家或多或少都实现了民主，这样，西方自由主义再次转向中国。
在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领导层尽管都竭力反对在中国搞西方式民主，但他们也没有忽视探索中国本身的民主政治发展。这种探索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西方对中国的压力。很显然，在西方成功地把中国经济融入以西方为主导的世界体系之后，很难容忍中国的非民主政治，甚至把此视为政治“威胁”。这种情况近年来随着西方民主出现问题变得越来越甚。
总体上说，从1992年到2012年的20年间，在政治领域，邓小平的“遗产”得以延续，在一些方面得到了加强。党内民主方面的探索加快，重要的问题似乎随着十八大的到来，都处于随时爆发出来的边缘，而有些甚至开始爆发出来。十八大因此开得非常艰难。所有这一切都预示着需要改变旧的改革思维，另外寻求一条新的改革思维。这便是十八大以后的事情了。
尽管“新时代”这个概念在中共十九大正式提出，但十八大应当被视为这个概念的起点。或者说，这一概念是在十八大之后5年的改革实践基础上提出来的，而十八大之后的改革实践，是对之前所发生的情况的反应。
十八大之后，鉴于执政党党内越来越甚的腐败现象，领导层开始进行有效集权。当然，有效集权不仅仅是因为大规模反腐败的需要，更是进一步改革的需要。十八大之后的改革强调“全面”和“深化”。改革因此需要“顶层设计”。再者，改革越深化，所遇到的来自既得利益的阻力也就越大；要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也需要集权。所有这些方面的因素，有效强化了集权的动力。
对执政党来说，首先要改革的是政治领域。十八大以后，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状态”。高增长不仅不可能，也不需要。而政治变革则紧迫起来，因为十八大之前所出现的种种政治状况，表明执政党面临着党内治理危机。这就决定了十八大之后的改革重点，就是党内治理制度的改革。
而党内治理制度的改革，正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党政分开”概念下所一直忽视的。十八大之后提出了“四个全面”，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很显然，在“四个全面”中，“全面从严治党”是最为关键的。在中国，中共是执政党和政治主体，一旦执政党出现了问题，其他所有方面的发展必然会出现问题，甚至可能酿成危机。
接下来的党内改革合乎逻辑。高层首先进行了权力重组，主要是成立了四个领导小组（十九大之后改为“委员会”）。尽管十八大时领导小组就已经存在，但新设立的领导小组和旧式领导小组，至少在两个方面是不同的。首先，旧式领导小组是非正式的，其组成成员和活动是不公开的。但新设立的领导小组是正式的，其组成人员和进行的活动是公开的。其次，新设立的领导小组（除了军事方面）的组长是习近平，副组长是李克强，其他几个常委被分配在不同的小组。这样，就改变了从前常委一人分管一块的局面，使得高层权力协调性大大提高，运作更为有效。
顶层权力集中至少在两个方面很快显出成效，即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和政策的顶层设计。尽管自改革开放以来，反腐败一直在进行，但顶层的反腐败往往是最困难的。十八大之后那么多的高级别政治人物（包括前政治局常委和现任政治局委员）被查处，无疑是权力集中的结果。
在整个政治过程中，高层也重新确立了权力“核心”的概念。为了更多的“党内民主”等因素，自2002年中共十六大开始不再使用“核心”概念，使得高层权力扁平化。但扁平化带来了政治责任问题，即谁承担政治责任。“核心”概念的重新使用，不仅仅是权力集中的制度体现，更重要的是强调政治责任问题。很显然，在任何政治体系中，无论是总统制度还是内阁制度或者其他的制度，政治责任是最重要的。
不过，这个政治过程最重要的就是导致了新的改革思路的出现和形成，那就是中共十九大正式推出的“党政一体化”改革思路，正式改变了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党政分开”的改革思路。这一改变无疑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中共十四大已经在实践层面开始进行局部的“党政一体化”改革。最显著的就是最高层“三合一”体制的形成，即党的总书记、党的军委主席和国家主席由同一人兼任，同时国家主席的职位从20世纪80年代的“虚位”转型成为“实位”。在省一级，省委书记兼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也是党政一体化的制度体现。不过，从理论上，执政党从未宣示从“党政分开”转变到“党政一体化”。实际上，尽管实践上行不通，并且已经发生变化，但在很多人那里，“党政分开”仍然是政治改革的理想。
在这方面，十八大之后最大的变化就是从理论上得到转变，正式提出党政一体化的改革理论。王岐山在这一理论形成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在主导反腐败运动过程中发现了腐败的深刻原因，腐败导致了党的衰败，党的衰败又导致更深刻的腐败。“党建”因此成为十八大以后中共改革的重中之重。“党政一体化”首先包含在王岐山的“广义政府”概念中。
2017年3月5日，王岐山参加两会北京代表团的审议时讲了一番话，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政治概念，即“广义政府”，之后新华社特意发表了一篇题为《王岐山：构建党统一领导的反腐败体制提高执政能力完善治理体系》的新闻稿。王岐山并非随性而发，而是指向了中国的政治制度建设，一种新的制度即“以党领政”原则下的“内部三权”制度已经呼之欲出。
王岐山是这样说的：“中国历史传统中，‘政府’历来是广义的，承担着无限责任。党的机关、人大机关、行政机关、政协机关以及法院和检察院，在广大群众眼里都是政府。在党的领导下，只有党政分工、没有党政分开，对此必须旗帜鲜明、理直气壮，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
人们也注意到，王岐山讲“广义政府”，这不是第一次了。2016年年底，在会见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的时候，王岐山就讲了一次，“完善国家监督，就是要对包括党的机关和各类政府机关在内的广义政府进行监督”，这就是监督全覆盖，比如，巡视组和纪检组派驻“不留死角”，也是在呼应“广义政府”。
正如王岐山在之后2017年3月“两会”的讲话所展示的，“广义政府”的意义远远超出了纪委系统，而涵盖了中国的整个政治制度。“广义政府”要解决的就是中国政治制度顶层设计问题，即党政关系问题。具体说来，较之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改革，这里至少有两大方面的基本制度性变化：
第一，“广义政府”确立了“以党领政”的思路。“党政一体”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概念，承认在中国的现实政治生活中，“党”与“政”根本不可分开的现实。既然现实分不开，就要走现实主义路线，另寻思路，那就是“党政一体”。这一新思路很快就体现在201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把党和国家的机构整合在一起改革，这是改革开放以来的第一次。
此前的改革都是政府部门的机构改革，党的机构改革从未提到议事日程。政府结构改革到了大部制改革已经走到了顶点，并且因为没有党的机构改革，也很难再走下去了。从这个视角来看，党政一体化的改革为真正的大部制改革提供了可能性。接下去的改革具有两个目标：一是实现“以党领政”原则，二是通过机构的整合提高治理效率。
第二，“内部三权”的分工合作体制。“党政一体化”的改革思路对那些接受了西方多党制概念的人来说很难理解，更难接受。自近代以来，包括孙中山先生在内的很多政治和知识精英，希望确立西方式的“三权分立”制度。孙中山本人确立的“五权宪法”就是把西方的三权和中国传统两权（考试权和监察权）整合在一起。
从台湾地区的经验来看，一旦实行了西方“三权分立”制度，中国传统两权边缘化，起不了任何有意义的作用，台湾地区的现状就是这样。中国大陆的现实是，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并且不存在所谓的反对党，因此一个国家只能出现一个政治过程。在西方多党制下，同时存在几个政治过程，执政党有自己的政治过程，反对党也有自己的政治过程，政治就是以一个政治过程替代另一个政治过程。
在中国，随着监察权的正式到位，已经形成了党内三权分工合作的制度，即决策权、执行权和监察权。这意味着，尽管国家只有一个政治过程，但这个政治过程分成前后三段，或者说把一个权力行使过程根据时间先后分成三个阶段。
就中国机构来说，决策权包括中央委员会、全国人大、政协、社会组织等，执行权包括国务院、公检法等，而监察委履行监察权。“内部三权”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制衡”，但不会导致“西方三权”那样的制衡——出现权力瘫痪现象。同时，“内部三权”也可有效防止腐败，建立清廉政府。
今天，如果“以党领政”和“内部三权分工合作”的体制建设成了，就可以为今后的长治久安打下坚实的制度基础。正因为如此，通过政治变革的制度建设任重道远，面临很多巨大的挑战，至少需要探讨如下几个方面的大问题：
第一，“内部三权”体制如何适用新的大环境，即今天的社交媒体时代？“内部三权”是传统精英体制，即皇权和士大夫阶层权力共享体制。但今天，人民不仅已经具有了民主意识，而且也获得了参与政治的手段和工具。如果不能充分考量到社会的民主意识和参与要求，“内部三权”建设会非常困难。
第二，“三权”之间的分工与协调如何进行？尽管“三权”是“党权”下的“三权”，但因为是“三权”，它们之间必须确立边界，没有边界，各权就没有办法正常行使。
第三，决策权的民主性和科学性如何保障？现在决策权体现在决策的顶层设计上，强调的是集权。但如何保障集权下的决策的科学性呢？这就需要引入民主要素。没有民主过程的集中很难实现决策的科学性。在这方面，决策权如何融合开放、民主、分权、集中等要素呢？
第四，执行权的有效性如何保障？执行权被决策权和监察权夹在中间，往往导致很难干活甚至不能干活的局面。要解决这个问题，就需要试错的制度设计，也需要行政责任承担的制度设计。
第五，监察权的边界问题。监察权是一个新权，需要很多时间探索其权力范围和行使方法。如果监察权泛滥，就会演变成“内部反对派”，形成“为了反对而反对”的局面，执行权必然不能运作。
此外，“广义政府”概念下的“党政一体化”还面临如何确立政府和经济、政府和市场、政府和社会的边界问题。如果不能确立边界和处理两者关系的有效方法，就会出现政经不分、政社不分的情况，同样会出现问题。因为“广义政府”并不是说整个社会都是“政府”了。
可以预见，如果这些关键问题解决了，“以党领政”基础之上的“内部三权”制度得以确立，并且具有持久的生命力；但如果不能解决，体制的变革仍然有可能再次回到20世纪80年代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