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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样的国际背景下，十八大以来中共进行了前所未有的“自我革命”。十九大会议期间，王岐山在参加湖南省代表团讨论时对十八大以来习近平的作为有一个评介。王岐山说：“习近平从根本上扭转了中共的领导弱化、党建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状况，校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的前进的航向。”这个评介应当说是非常恰当的。十八大以来中共正是在矫正“领导弱化、党建缺失、从严治党不力”的情况下重新界定和获取现代性的。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十八大以来所提出的“四个全面”中，即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建设法治社会、全面从严治党，最后一个“全面”即“全面从严治党”是最重要的。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的政治主体。这一简单的事实表明，没有这最后一个“全面”，其他三个“全面”就会无从谈起，因为前面三个“全面”都需要中共这个行动主体去实现。如果我们把前面三个“全面”理解成为中国的现代化过程，那么也很容易理解，如果没有中共本身的“现代化”，其他方面的“现代化”也就无从谈起。
在十八大到十九大的5年时间里，中国政治领域发生了诸多重大的变化。这里所说的“政治领域”的变化指的是在中共内部所发生的变化。中共是中国的政治主体，重大的政治变化都是围绕中共自身的变化，这一点并不难理解。再者，中共内部的变化也具有“外溢性”，导致了其外部各方面关系的变化，包括党政关系、党军关系、党和经济的关系、党和社会关系，等等。不难观察到，十八大之前中共所发生的变化大都是调整其外部关系，即执政党对社会经济变化作出“与时俱进”的调整和适应。而十八大以来所发生的变化主要是内部的，也就是这里所说的“自我革命”。党内所发生的变化已经远超出内部关系的调整，而是诸多重大关系的重新构造，涵盖了上至顶层权力运作机制下至党内政治生活准则在内的各个领域。笔者一直有一个观点，因为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因此其面临两种选择，即“被革命”和“自我革命”。“被革命”就是由他人来“革命”，而“自我革命”则是自己对自己的革命。十八大以来中共选择的是“自我革命”。通过“自我革命”，不仅避免“被革命”，更是强化中共的领导力量。
在十八大至十九大的5年间，中共的“自我革命”表现为围绕着反腐败运动而展开的“破”和“立”两个方面。反腐败运动最早始于2012年底由政治局审议通过的“八项规定”，内容包括轻车从简、严格控制出访随行人员、严格执行住房车辆配备待遇等具体事项。到今天，这场反腐败运动普遍被视为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最持久深入的运动。根据中纪委网站十九大前发布的消息，5年里，共处分了200万名党员，约占中共全体党员的2%。其中，共立案审查副部级以上中管干部280多人，厅局级干部8600多人，县处级干部6.6万人。除了对高层干部反腐败外，推动全面治党向基层延伸，5年来处分乡科级或以下党员134.3万人，处分农村党员干部64.8万人。
“立”的方面表现为从严治党的制度化。作为执政党，“从严治党”也一直都是中共高层所特别强调的。自1987年中共十三大以来，每次党代表大会报告都会特别强调“从严治党”。不过，十八大之后，更进一步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这一概念是习近平2014年在中共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总结大会中首次提出，并在之后成为“四个全面”中的最后一个“全面”。这最后一个“全面”实际上是最为关键的。针对党风党纪问题，2015年中共修订印发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之后，中共十八届六中全会更是通过了两个重要政治文件，即《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和《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
对中共内部所发生的这些变化，无论党内还是党外，无论是海内还是海外，很多人很难理解，甚至很不理解。例如针对反腐败问题，就有很不相同的看法和意见。一些人认为，反腐败过度了、过头了。还有一些人认为，反腐败表现为“选择性”，即表现为“路线”问题。还有一些人简单地认为，之所以如此反腐败只是这一代领导人想建立自己的“丰功伟绩”罢了。当然，更多的人则持传统的观点，即反腐败就是为了中共的自我生存和发展。
不过，所有这些看法都忽视了中共反腐败背后的真正目的，那就是对执政党本身的现代化和现代性的“残酷无情”的追求。现代性问题已经不仅仅是执政党的生存和发展问题，而是中共的性质问题。对现代性的追求表明中共要对新时期的一系列问题作出确切的回答，包括中共是一个什么样的政党？依靠什么执政？如何获取合法性？如何执政？
如何解释中共的现代性？这个问题就需要把中共置于中国近代以来的政治启蒙运动的历史及其演进中。作为一个近代政治组织，中共那样的组织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它是中国近代政治启蒙的产物，是在启蒙运动中萌芽、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中外学界有这样一个共识，即中国传统政治体制和现代政治体制的最大不同在于，传统政治体制目的在于守旧和维持现状，而现代政治体制的目的在于转型和进步。传统体制也不是没有变化，但变化的目标在于维持现状，就是防止具有“革命性”的变化。汉朝之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从思想上遏制了任何可以催生重大变化的因子。儒家成为唯一的统治哲学，而儒家的核心就是维持统治。德国近代哲学家黑格尔就认为中国没有历史。的确，从秦始皇帝晚清数千年，中国只有朝代的更替，但没有基本制度的更替。人们既可以说这是传统政治体制的生命力，但也可以说是数千年缺少结构性的变化。
现在的政治体制则很不一样了，主要是因为在启蒙运动过程中牢固确立了进步的观念，社会是可以有进步的，进步可以是无止境的。从孙中山革命到蒋介石的国民党再到共产党革命，数代中国人都在追求变化，都有一样的目标，即要改变中国，要有进步。在近代启蒙运动中，人们对从前维持旧体制的儒家个人伦理做了最激进的批评和攻击。不过，尽管从前的伦理不再可行了，但各派政治力量对未来是怎样的则没有共识。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变化？如何追求变化？变化的目的是什么？各种政治力量都持不同观点。中国共产党选择追求最激进也是最深刻的变化，这也就是中共成立以来所追求的社会主义革命，用革命来推翻旧政权，彻底改造社会，确立一个全新的制度。自然，这里面也引申出今天中国所面临的种种“矛盾”，最主要表现为传统儒家哲学和马克思列宁主义之间的矛盾，前者的功能在于维持现状，或者为了生存而调适自己，而后者则是追求变化，而且是无穷尽的变化。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老一代革命出身的政治人物的去世，中共开始了一个巨大的转型，即从原来的“革命党”向“执政党”的转型。这个转型方向极其明确，但是对“何谓执政党”这个问题，人们的认识并不是很清楚，也不深刻。可以说，自从转型开始以来，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实践层面，对这个问题一直处于探索过程之中。不过，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如果一个政党为了执政而执政，那么必然导致执政党的衰落。这既明显表现在苏联和东欧共产党执政的历史中，也表现在今天西方那些根据选票计算其执政合法性的政党历史中。
那么，现代性表明什么？现代性不会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会“随波逐流”而来？整个近代以来，现代性是通过“革命”或者“斗争”而来。今天，现代性意味着中共如何在向现代执政党转型过程中仍然不失其“革命性”。在成为执政党之后，在其传统意义上，继续的启蒙和革命显然已经很不适应。革命毕竟是要推翻现存制度，而执政则是要维持现行的体制。
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所领导的中共重新界定了中共的现代性，即要解决普遍贫穷化这个革命原来的目标。不过，邓小平时代在重新界定中共现代性的同时，也努力保留着执政党的“革命性质”。邓小平所力主推动的“干部四化”就是很好的例子，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革命化”居首，还是头等重要的，即只有“革命化”才能促成执政党在达成其所设定的新的使命的同时实现现代性。但是，因为邓小平时代的现代性主要是由国家的经济现代性所规定的，执政党的现代性不可避免地要受这种经济现代性的影响。在经济领域，中国很快形成了GDP主义。就经济发展而言，GDP主义功不可没，中国在短短的数十年时间里彻底改变了“贫穷社会主义”。十八大之前，中国已经跃升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最大的贸易大国；即使就人均国民所得而言，也从20世纪80年代初的不足300美元跃升到9000美元。更重要的是，中国促成了数亿人口脱离绝对贫困状态。这些成就被国际社会视为是世界经济史上的中国经济奇迹。
不过，GDP主义也深刻地影响着执政党作为组织本身，影响着其党员干部的行为方式。简单地说，执政党本身被严重商业化了。在十九大报告和修改党章的说明中，中共已经充分意识到商业化对党作为组织及其党员个人的负面影响。
简单地说，因为商业化，中共失去了其传统上的“革命性”。早在十八届六中全会上，习近平在其所讲的一段话中就很直观地描述出了执政党所面临的严峻局面。习近平说，“在一些党员、干部包括高级干部中，理想信念不坚定、对党不忠诚、纪律松弛、脱离群众、独断专行、弄虚作假、无赖无为，个人主义、分散主义、自由主义、好人主义、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拜金主义不同程度存在，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问题突出，任人唯亲、跑官要官、买官卖官、拉票贿选现象屡禁不止，滥用权力、贪污受贿、腐化堕落、违法乱纪等现象滋生蔓延。特别是高级干部中极少数人政治野心膨胀、权欲熏心，搞阳奉阴违、结党营私、团团伙伙、拉帮结派、谋取权位等政治阴谋活动”。这里所说的既有执政党党员的个体行为方式，也有他们的集体行为方式；既有地方层面的，也有中央层面的。这里涉及派系、集体堕落等等，而所有这些已经并非“腐败”这一概念所能涵盖的了。
再者，商业化更表现在执政党的外围组织，尤其是共青团的变化上。习近平对共青团也有过严厉的批评。在《习近平关于青少年和共青团工作论述摘编》中，习近平批评共青团，“空喊口号”，“形同虚设”，“四肢麻痹”，“说科技说不上，说文艺说不通，说工作说不来，说生活说不对路，说来说去就是那几句官话、老话、套话，同广大青年没有共同语言、没有共同爱好，那当然就会话不投机半句多。”“如果青年在前进，而团组织没有与时俱进，不能成为青年的领头羊，反而成了青年的尾巴，那何谈扩大有效覆盖面？跟都跟不上！”人们把共青团的现象概括成为“四化”，即“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可以说，类似的现象也普遍存在于其他组织中间。
无论是党内所出现的现象还是共青团所出现的现象，或许是现代商业社会的共同现象，或者说这些现象也具有“现代性”，不管人们喜欢与否。但不管如何，这是中共作为执政党必须避免的“现代性”。如果执政党迁就这些“现代性”，随波逐流，向这些“现代性”投降，那么其衰落变得不可避免了。
因此，中共需要通过重新确定自己的使命，复兴其革命性，再次界定自己的现代性。如上所说，毛泽东的设想是通过“继续革命”保持执政党的现代性，但其实验没有成功。邓小平所界定的国家经济现代性成功了，但执政党本身出现的重大问题。十八大以来，执政党通过大规模的反腐败运动，“去除”政党的商业性，通过确立新的使命和建设新的制度机制规范党组织和党员干部的行为来重新界定党的现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