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在中国，“政党”的概念是近代从西方引入的，但引入之后其含义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西方，政党是竞选“选票”的工具，在此之外并无其他功能。在中国，政党是政治行动的主体，而行动不仅仅是求生存和发展，而是引领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就是说，政党的现代性不是被变化着的环境所被动规定和界定；恰恰相反，执政党要通过行动来主动规定自身的现代性，追求和获取自身的现代性。通过不断更新和规定其现代性，执政党才能在不断更新自身的同时保持其引领社会发展的使命感。
确立新时期的新使命是中国共产党追求现代性的关键。在西方，政党主要通过选票计算来获取其合法性。也就是说，社会决定了执政党的现代性，而非相反。这里的逻辑很简单，因为选票是社会成员给的，社会性决定了执政党的性质。这也就是前面所讨论的今天西方政党危机的根源，“随波逐流”，政党本身失去了自己的发展方向；政党不仅失去了自身的凝聚力，失去了整合社会的能力，反而演变成为分化社会的政治力量。在中国，情况是相反的。中共的合法性是通过确立其使命、实现其使命来获取和实现的。换句话说，中共的合法性来自于其是否能够兑现向社会作出的许诺。这里的逻辑也明显，即执政党不仅要有使命，更要有能力实现使命。
所以，在每一个时期，执政党需要对社会经济发展现状作出一个“基本判断”，再在这个判断之上确立自己的新使命。中共历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最重要的议题就是要回答我们从哪里来、到了哪里、往哪里去的问题。中共十九大也是如此。回答这三个问题需要一个基本判断，而这个基本判断对执政党的新使命是最重要的。只有有了这个基本判断，中共才能确定新的使命和未来的发展方向。
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规划中国现代化发展的“三步走”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国民生产总值（GDP）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这在20世纪80年代末已基本实现。第二步，1991年到20世纪末，GDP较1980年翻两番，达到初步小康。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邓小平也在20世纪中叶强调，中国要在21世纪中叶实现“民主富强”的国家。此后，因为中国的加速度发展，江泽民时期，执政党对80年代的规划作出修订，提出2021年中共建党100周年GDP较2000年再翻两番，基本实现现代化；到20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100周年时，建成现代化国家的“两个一百年”计划。
这次，十九大报告更描绘了走向未来的蓝图：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十九大报告中，对从2020年到2050年之间30年的现代化目标再作出两阶段具体规划：第一个阶段从2020年开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第二个阶段，从2035年到本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中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这个将持续30年的新“两步走”规划，就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战略安排。
应当说，这幅蓝图的描绘就是基于上述基本判断。从经济上说，中国已经到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从这些年的政策讨论来看，中国的焦点已经从如何避免中等收入陷阱转移到如何把国家提升成为一个高收入经济体，即富裕社会。中国目前人均国内生产总值（GDP）接近9000美元，按照“十三五”规划，到2020年人均GDP要达到1.2万美元。这个经济目标尽管也不容易，但鉴于现在的发展势头和中共的强大动员能力，一般认为，这个目标并不难实现。
不过，如果要从中等收入提升到高收入经济体，困难是显见的。在东亚，到现在为止，能够逃避中等收入、进入高收入的经济体只有5个，即日本和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的香港和台湾）。这5个经济体能够成为高收入经济体有其特殊的历史条件。首先，在这些经济体成长时期，世界（主要是西方）经济处于快速上升时期，并且它们都属于西方经济体，西方对它们“照顾有加”，至少没有设置多大市场进入障碍。其次，这些经济体的体量也比较小。再次，这些经济体的政府能够形成有效的经济政策或者产业政策，成为学界所说的“发展型政府”。但中国今天的情况很不相同。其一，中国的经济体量巨大。日本是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但今天中国的经济体量是日本的两倍还多。其二，世界经济形势不乐观。西方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彻底走出自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以来的阴影。从西方经济现状看，要恢复正常成长仍然需要很长一段时间。因为中国和世界经济的高度融合，中国内部的发展必然受制于世界总体经济形势。其三，中国和西方经济体之间经常因为各种因素（例如西方所谓的国家安全、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而产生矛盾，西方不乐意对中国全面开放市场。不过，较之这些经济体，中国也有自身的优势。中国是个大陆型经济体，内部发展潜力巨大。同时，中国也在通过包括“一带一路”在内的策略大力发展国际经济、开拓国际市场。也就是说，中国有潜力逃避中等收入陷阱把自己提升为高收入经济体。但前提条件是具备一个有效政府。
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在满足了温饱、总体上实现小康的情况下，其他方面的需求，例如对美好环境、社会公平正义、政治参与等的需求，也在与日俱增，进而显现出中国经济和社会、经济和环境或者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之间的发展不平衡。所以，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社会全面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