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英国作家伊弗林·沃在他的“荣誉之剑”三部曲里塑造了一个既可敬又可怜、既可爱又可恨的主人公盖伊·克劳奇贝克的形象，他是一个没落的世家子弟，才智平庸，继承着祖先传下来的天主教信仰和旧派的绅士作风，在“二战”的时代背景下处处吃亏碰壁，几乎在所有的人际关系里都只会遭人白眼。但盖伊始终不肯向新兴的小市民道德风尚做出任何妥协—是的，他看着自己的累累伤痕，不得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失败者，但是，无论如何，与其他失败者不同的是，他坚持要做一个“体面的失败者”（a good loser）。

然而在任何一个笑贫不笑娼的时代，所谓“体面的失败者”就像“椭圆的正方形”一样，本身就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那么，作为旁观者的我们是否会对盖伊寄予十足的同情呢？——在做出答复之前，我们不妨来看盖伊和一名军官的一段对话：军官问盖伊，如果今天有人来找你决斗，你会怎么办呢？盖伊说，我只会一笑置之。军官表示赞同，继而议论道：“我是在思考荣誉的问题，你不觉得荣誉是随着时代而改变的吗？我是说，假如150年前有人找我们决斗，我们只能接受，现在我们当然会一笑置之。在150年前，这还真是个棘手的问题。”盖伊应道：“是的，决斗不再有了，道德家和神学家没能做到的事被民主时代做到了。”

现在，有些读者可能会重新考虑方才的那个问题了，但还不急，我们再看军官接下来的一句应答：“那么，等下次打仗的时候，我们彻底民主化了，军官把士兵丢在身后置之不理也会是一件很有荣誉感的事了。”

上述这短短的几句对话里显然包含着诡辩的成分，但除了对“民主化”一词显而易见的曲解之外（这却符合柏拉图的见解），问题究竟出在哪一个环节上呢？

二

荣誉感是与正义性直接相关的，那么，究竟什么才是正义呢？

正义到底是某些具体的目标，还是某种抽象的准则？

我们是否可以达到绝对的正义？如果不可能的话，是否至少可以将之清晰地描述出来？

正义究竟是永恒不变的，还是一时一地的？是先验的，还是经验的？

这些问题伴随着人类的历史，深深困扰着最杰出的才智之士们，直至如今。从古代中国的百家争鸣到现当代西方世界里功利主义、自由主义、社群主义的喋喋不休，对正义的困惑就像圣奥古斯丁对时间的困惑：“如果没人问我，我是明白的；如果我想给问我的人解释，那么我就不明白了。”

首先有必要做出界定的是，“正义”一词的含义常常比较宽泛和模糊，时而指公平或正当，时而指善或福利。所以在上一节结尾的问题里，结果主义更加与福利有关，原则主义则更加与公正有关，这实际上是目的论与义务论的区别。

事实上，英语里的“正义”（justice）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混淆往往是在最不经意间发生的。一个显见的例子是，2009年被誉为“最受欢迎的公共课”的迈克·桑德尔的题为“公正”（Justice）的讲座以及由企鹅公司出版的同名图书，便在最后表明自己的社群主义立场的时候，所诉求的已经完全不是作为“公平”的justice，而是作为福利的common good。

这个混淆实在太容易发生，譬如基督徒说上帝“至善至公”，善与公正是水乳交融的，对公正的追求往往就是对善的追求，尽管反之未必亦然。然而，对“善”下定义的事情，在1903年摩尔的《伦理学原理》出版之后，一般已被看作不可能的； “正义”或“公正”的概念也存在着同样的境况，我们只能约略地加以描述。

英语justice一词源自古罗马正义女神的名字Justitia，该女神的外形特征是蒙着双眼，左手提着一只天平，右手执剑。这些特征蕴含着特定的象征意义，一般认为，蒙眼象征着执行正义纯然依靠理智，不可被感官和表象蒙蔽；剑象征着制裁的严厉；天平象征着裁量公平，使受害者可以不多不少地讨还损失，这恰恰与孔子“以直报怨”的意思如出一辙。文艺复兴时期，正义女神雕像的背面往往还刻有一句古罗马的法谚：“为实现正义，哪怕天崩地裂。”

这话有着玉石俱焚的气概，看来正义女神显然应该被划入原则主义的阵营，但结果主义难道就相形见绌了吗？—在美剧《尼基塔》（ Nikita ）第5集的结尾，男主角欧文因为恋人艾米丽被杀而持枪寻仇，眼看就可以击毙元凶，女主角尼基塔却突然出现拦住了他，之后就发生了下面的这段对话：

尼基塔：我和你一样想杀掉他。

欧文：那就让我动手好了。

尼基塔：不行。你如果现在杀他，那些黑盒子里的秘密会泄露出去，那会伤及无辜的。

欧文：是像艾米丽那样的无辜者吗？

尼基塔：是的，像艾米丽一样的无辜者。她跟我讲了你的事，讲你有多在乎她。欧文，你在乎过人的。请你记住，我会帮你挺过来。我们得先毁了那些黑盒子，然后再杀这个浑蛋。如果你现在杀他，很多人会死的。

欧文：问题是，我不在乎。

尼基塔的逻辑脉络是：艾米丽无辜被杀，欧文在乎艾米丽，所以欧文也应该在乎其他像艾米丽一样的无辜者，在自己完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保护他们免受伤害，而现在为艾米丽报仇则会毁掉这个目标。欧文的逻辑脉络则是：自己深爱艾米丽，自己在乎的人只有艾米丽一个，艾米丽无辜被杀，自己当然要为她报仇，至于其他像艾米丽一样的无辜者，自己一点也不在意他们的死活。

欧文似乎正在实践着正义女神雕像背后的那句古罗马法谚：“为实现正义，哪怕天崩地裂。”他所寻求的justice，应当确切表述为公正、公平、公道，亦即“作为公平的正义”，使正义女神左手的天平两端保持平衡。杀掉艾米丽的凶手自然应当给艾米丽抵命，这正是标准的“以直报怨”。那么，为此而将被殃及的无辜生命是否就属于“哪怕天崩地裂”之列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站在尼基塔一边，又有多少人会站在欧文一边，但是，欧文的支持者们如果遇到更加极端的例子，不知道是否还会坚持自己原来的态度。——在中国明清之际的历史上，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的确把欧文“我不在乎”的精神发挥到了极致。我们不必考虑历史考据上的疑点，假定这就是全部的历史真相的话，吴三桂为了寻求公平，确实搅得“天崩地裂”。

亲亲原则，等值复仇原则，两者都是上古社会里最天然、最本真的道德，因为这正是最天然、最本真的人情。儒家所谓缘人情而制礼，缘的也正是这样的人情，所以血缘观念和等值观念都是儒家最基本的理念。

尤其值得重视的是，等值观念是人的一种基本的心理模式。这道理非常易于理解，试想一下，如果人总是善待那些侵害自己的，虐待那些善待自己的，则必然无法在物竞天择的环境里幸存下来。这道理在动物身上也是一样，以善报善，以恶报恶，这是最佳的生存策略，在亿万年的进化史上已经牢牢地写在基因里了。

似乎基督教的繁荣构成了一个有力的反证，因为耶稣基督提出了“要爱你的仇敌”这一著名的道德训诫，但事实上，除了在真诚感人的使徒时代，这一训诫极少被信徒们认真地奉行过——除了把消灭敌人解释为对敌人的“大爱”之外。

从中我们似乎可以模糊地推测，对公平的诉求是人的一种先天的心理认知模式，是与生俱来的，是一种只有形式而没有具体内容的先验的道德。

三

无论在政治哲学的传统语境下来说，还是就一般的社会认知来说，“正义”的内涵比“公平”宽泛得多，因此也难以确证得多。正义女神手上的天平只能称量“公平”，而无法称量“正义”，因为前者只要求“等值”，这恰恰是天平唯一可以完成的任务，而后者的要求就远非对“等值”的称量所能达到的了。

从历史脉络上看，“正义”的观念应当比“公平”晚出，因为前者需要文明的积淀，后者则是与生俱来的。“正义”因其含义的模糊性以及标准的相对性，注定会是一个无法被清晰讨论的问题，而为了避免这个麻烦，我们只有把复杂的“正义”还原到两个最基本的层面：公平与利害。但是，随后我们就会发现，公平与利害竟然完全缺乏客观标准。 xTDaG6pRusm1RY0iT7FT3aE1dzpGqTXfc9iCF5o/sBbGD7wpLQDZ7RfXEYDu5Rm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