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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我们在了解了有明一代文化发展的梗概以后，可以进一步来看一看它的文化特征了。其实我们在前面的叙述中，已经谈到了明代文化在不同时期的一些主要特征，现在只是要将这些特征做一个简明的概括。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背景之下，明代的文化应该说包括了传统文化的一切主要的内容。作为汉族地主阶级建立的政权，它继承了汉唐以来历代统一朝代的政治特征，这也就必然对当时的文化产生强有力的影响。诸如文化专制及各阶层文化的发展等，都曾经是历朝出现过的现象，但是与前不同的是明代明显地表现出了这些传统文化现象的成熟性，或者说在政治与文化的关系上，它比以前的历朝都更加突出。例如文化专制，明代的文化专制超过了它以前的历朝。宋代虽然就已经出现了文字狱，但与明代的文字狱相比，无论其程度或者范围、内容等方面，都有着相当的距离。再如多层文化的发展，表面上看起来，明代虽然没有唐代那样的文化辉煌，但是它在多层文化的发展方面却不仅毫不逊色，而且成就了一个时代文化的特点。
对于中国的历史，人们总乐于讲说汉、唐的强大与文明。这两个中国历史上的辉煌时代，后来虽然也走向了没落衰亡，但是因为其后都曾有过一个分裂时代的缓冲，从而显得不那样的突然。明朝却在内忧外患中突然地灭亡，留下了万历以后的混乱疲弱和南明政权的不堪一击。这恐怕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人们对明代文化不甚以为然的看法。
明代的文化诚然与前有所不同，这不同主要便在于它特殊的时代特征，换言之，明代的文化代表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终极，而且体现了中国传统社会转型时代的文化特征。
一般来说，就不同角度来看，文化的特征也不尽相同。对于明代文化的特征，我们可以从四个不同的角度来分析。
首先明代文化的一个特征应该是它的时段特征。
从明朝的历史来看，它经历了传统社会与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过渡的前后两个历史阶段。按照这样的理解，我们也可以将明代的文化分为前后两个截然不同的时期。它的前期突出表现了传统文化的成熟，具体说来便是文化专制的空前发展。它的后期则表现为传统文化的变异，具体来说便是多层多元文化的发展与主文化的转换。这种变化是非诗文成就所能概括的。黄梨洲《明儒学案》序中称：“有明事功文章，未必能越前代，至于讲学，余妄谓过之。诸先生学不一途，师门宗旨，或析之为数家，终身学术，每久之而一变。”他所谓的前代，大约便是指的汉、唐盛世，他所说的超逾前代的讲学之风，其实也就是明代多元多层文化发展的一种现象。明代的文坛，从它被政坛吞没，到它的再生，经历了相当的历史时期和种种变化。因此明代文化的繁荣表现出来的不是帝国文化的辉煌，而是民间文化的发展。
永乐五年（1407年）十一月，当太子少师姚广孝和诸臣将奉敕编修告竣的《永乐大典》上呈的时候，成祖曾为之亲自撰写了序文：
昔者圣王之治天下也，尽开物成务之道，极裁成辅相之宜。修礼乐而明教化，阐理至而宣人文。……尚惟有大混一之时，必有一统之制作，所以齐政治而同风俗，序百王之传，总历代之典。（《明太宗实录》卷七三）
这段话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后来便成了明朝前期的文化定式。这与汉、唐的文明具有更多的相近之处——追求官文化的发展，并将其作为盛世炫耀的资本。不过明成祖比前人更加追求官文化的宏大，在他的心目中，大，才算是大混一之时的一统之制作。我们很容易在明初找到许多这类的例子，除去《永乐大典》之外，还有郑和的航海、北京城的修建以及那块巨大到始终未能树立起来的孝陵石碑等等。
明初对于大的追求，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当时统治阶级的自信。明初的极端专制政治的成功，给了统治者们强大的信心，也培养了他们一切求大的心理。
然而此时，与官文化的发展相反的则是民间文化的寂寞。这一方面是出于当时政治的控制，另一方面也是出于当时经济条件的限制。我们且不必去说那些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尚未复业的农民，就连当时的文人士大夫们也不能去奢求文化的满足。以《明史·艺文志》中收录的明人的文集为例，洪武、建文中120余人的文集，其中包括了元末明初士大夫们的不少作品，真正由太祖朝培养的文人士大夫的文集则寥若晨星。而且明人的文集到了永乐中便锐减至不足50种，仁、宣时则再减至20种，到了英宗、景帝两朝后始有所恢复，达到了50种左右。成、弘以后，更是一发而不可收，到正德时，共有文集约140种之多，但这与嘉靖以后的情形尚无法相比，嘉靖、隆庆两朝更多达330种，而万历以后至天启、崇祯时则更达到350种以上。这千余种文集虽然只是明人文集的一部分，但就其前后发展的不平衡情况来看，已经明显反映出了明代前后期非官方文化的发展变化。
我们从列举的各时期明人文集数量的情况来看，不难发现这与明朝社会经济的发展和文化生活的发展几乎是完全同步的。明朝的经济文化状况在成化后为之一变，正德、嘉靖后为之再变，万历后更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这些变化所体现出的实质则是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的转型。
明朝后期的士大夫们经常谈到正德、嘉靖前后社会的变化，他们几乎都认为正、嘉以前风尚淳厚。士大夫们所关心的无非是文章、政事、行谊、气节，很少有人去关心田舍声利之事，更不用说去畜养妓乐了。没有取得功名的士人，授徒为生者更是常见之事，军民百姓则各守本分，敬畏官长，没有敢于服饰僭越而与士大夫抗衡者。所以人们一般都会感到，正、嘉以后社会的变化就现象而论，与前即有四大不同之处：一是逐利，二是纵欲，三是僭越，四是不守妇道。这实际上反映出了当时的社会特征，所谓逐利，便是商品经济的发展；纵欲则是对于传统禁欲主义的一种反叛；僭越说明传统的等级标志失去了旧有的价值，金钱开始发挥作用；妇女活动的增多，一定程度上也反映出了传统礼法的破坏。如此种种，其实都是传统社会开始发生转型的表现，并且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社会观念的进步，当然这种进步是极其有限的，而且伴随而来的还有许多复杂的社会问题。
然而正因为如此，所以并非所有的士大夫都批评正、嘉以后的风气变化，一批思想解放的人士甚至开始从商品生产与流通的观念上去看待这种社会风气的变化，认为这乃是“天地间损益流通不可转移之局也”（顾公燮：《消夏闲记摘抄》上）。于是陆楫的《禁奢辨》便应运而生了。能够对明初的《禁奢令》提出质疑并公开主张开奢侈之风气，这不能不说是时代的一个巨变。
随着社会生活的丰富，文化生活也变得丰富起来。一些过去只有通过权力才能够享受的东西，现在通过金钱也可以享受得到了。这就不仅打破了传统等级的神秘，而且将以往少数人的某种活动扩大到了相当的范围。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便是文学作品的主人公不再限于那些官宦人家和才子佳人们，痴情的卖油郎、发迹的商人们也开始成为自己命运和社会的主宰者。这便是向人们展示出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明朝后期的文化便是在这样的基础之上产生的。我们之所以会感到明朝前后期文化有着相当大的差别也就不足为怪了。
明代文化的第二个特征应该是它的层面特征。
我们一向都十分强调文化的阶级性，认为这是文化的一个基本属性。从这个基点出发，我们可以找到属于各个阶级阶层的特有的文化内容。在传统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文化，或者说地主阶级的文化成了时代的主文化；人民大众的文化，或者说民间文化虽然以其极强的生命力而能够在统治阶级的摧折下顽强地存在，但是却不得不长期处于从属地位，而且往往得不到表现与发展的机会。明代的前期基本上也还是保持了这种文化特征。然而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政治经济情况的变化，这种统治阶级文化一统天下的局面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明中叶以后，下层文化有了明显的发展，从而使文化的层面开始显得鲜明了起来。
如同传统政治的发展一样，传统文化发展到明朝以后更加表现出它的没落和毫无生命力。与之相反的是民间大众的文化却得到了勃兴与繁荣。难怪我们今天谈到明代文化的时候，几乎立刻想到的便是那些情节生动的戏曲和脍炙人口的长篇及短篇小说。这些戏曲和小说后来虽然大多由文人士大夫们进行了加工改造，但它们的创作之初则出于民间艺人之手，或者出自民间戏曲，或者出自民间说唱艺人之口。
明代的文化基础虽然没有摆脱传统社会的文化模式，然而与前毕竟有了很大的不同，一方面在商品生产的冲击下，传统的等级制度部分地被金钱所打破；另一方面无法进入仕途的受教育人数增多。这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文化分野的格局，文化层面的特征鲜明起来，文化的层间互动也随之而加剧。
在传统文化中，最上层的文化应该是宫廷文化，宫廷文化是统治阶级文化的集中体现。明代的宫廷文化与前有所不同，而它本身前后期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明初的宫廷文化突出反映了极端君主专制的政治背景，明中叶以后的宫廷文化则鲜明地反映出这种专制政治的逐步瓦解与政治的腐败。这种情况直接影响到了上层官僚文化。从太祖到成祖时宫廷文化的枯寂与主宰文坛的台阁体表现出政治上的协调。而武宗时从廊下家到豹房中所体现的则是走向腐败的政治局面与民间文化的一种畸形的结合。事实上，自从成化间内阁大学士开始向皇帝进献房中术小册子开始，那种歌功颂德追求宏丽的台阁体诗文的时代也就一去不复返了。
于是上层官僚文化变化了，这成为人们对于传统文化的一种传统认识。从台阁体到茶陵派，体现的是政治文化的逐渐衰落。但是随后取而代之的“前后七子”似乎并不应该笼统地被划入到官僚文化的范围之中，虽然他们也有排斥布衣人士的做法，而他们自己其实也并不代表政治的主流。所以说这时候政治集团与文化集团已经不再是浑然一体了。明中叶以后士大夫文化出现的种种变化，也可以看作是统治阶级中不同阶层文化的先后崛起。不过在这中间我们可以看到一种颇为有趣的现象，在明代士大夫文化的发展变化中，政治上的低层者不断成为文化的主导者，这种自下而上的文化发展趋势，也成为明代文化发展的一个特征。不仅士大夫文化如此，整个明代文化也都如此。如果说明朝前期文化的趋势是自上而下地发展的话，那么明朝中叶以后则形成了一种逆转。
下层文化永远比上层文化更具活力，因此当上层文化去改造下层文化的同时，它也就必然要被下层文化所改造。
所谓的下层文化，更准确地来说就是民间文化。明代民间文化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市镇民间文化的兴起，这是与明代市镇商业的发展情况密切相关的。这也就使我们能够从中看到一些体现出社会转型时期新兴的生产关系萌芽的内容。明代的民间文化也有着前后时期的发展变化，它的前期由于受到专制政治的种种限制，也曾一度处于低落时期。可以试想一下，当民间的正月节庆活动都如同永乐间那样由官方组织倾城观看所谓的鳌山灯火，真正民间活动的余地恐怕也就很小了。所幸的是，这种情形到后来逐渐得到了改变，明中叶以后，随着专制政治的削弱，民间文化迅速发展了起来。
过去我们在谈到民间文化的时候，往往会立刻与那些最传统的民间活动联系起来，这些当然属于民间文化的范围，但是明代的民间文化却超出了我们的这种习惯认识。因为明代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现象是社会文化教育的普及。所谓“后生小子，无不读书”（张岱：《嫏嬛文集》卷一《夜航船序》），“虽十家村落，亦有讽读之声”（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卷六一《赠程君五十寿序》）。这些民间文化人不仅充当了上下层文化的中间人，而且对于民间文化的总结与推动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一方面是上层文化的不断向通俗化发展，一方面是民间文化的不断提炼与提高，因此明中叶以后的民间文化实际上已经不能再笼统地称之为下层文化了。例如在著名的“民抄董宦”事件中，当董其昌父子欺辱乡里生员陆兆芳，以致合郡不满时，董氏姻亲生员范氏便作词曲《黑白传》授予说书人钱二，于郡中说唱。范氏为董氏姻亲，却并没有站到董氏立场之上，而是帮助了与自己同属一个阶层的生员陆氏。其后董氏追查《黑白传》之事，范被逼与钱二同跪赌誓，而范氏不旬日而死，范妻向董氏哭诉，再受其辱，由此而引发民抄董氏的事件。民众这时候又站到了生员范氏一边。这一事件中的那个词曲《黑白传》虽然出于生员之手，但从内容到形式，似乎都应当属于民间文化的范畴，而且事实上也成了宣传民众的武器。这种情况在明中叶以前是很难见到的。民间文化也与前有了很大的不同。
因此我们可以说，明代民间文化本身也出现了不同的层次特征。这与通常所说的民间各种群体或者行业自身保持的文化特征情况是有所不同的，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了各个阶层在社会中的自我表现的追求。这时候的社会确实是发生了与前明显的变化。多层文化主要是民间文化发展的结果，而一些本来属于民间文化的东西在被文人士大夫们吸收加工后，成为上层社会的文化形式和内容，于是出现了一种人们常说的雅俗共赏的文化，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传统等级观念的变化。但是，这种文化的互动并不意味着多层文化的消失。文化的多层特征的明显与层间互动的加快是从传统社会向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突出的文化现象。
明代文化的第三个主要特征是它的地域特征。
文化的地域特征可以包括国家、民族等特定的地域界限，然而仅就同一国家民族内部而言，文化的地域特征也是非常明显的。人们常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在某种程度上便反映了地域的文化特征。明代的地域文化特征也是十分突出的，而且有它自身的特点。
明朝建国之初，政治文化中心是江南一带，大约主要包括江浙和江西地区，这是自唐宋以来形成的一种经济文化布局。明初太祖建都应天（今南京）以及北方与北元的战争形势更决定了这样一种文化的布局。随着明朝统一局面的发展，这种南重北轻的布局本应有所改变，但是北方在经济文化上的恢复发展却比人们所能想象的要困难得多，虽然太祖晚年曾经发生“南北榜”的案件，给了北方士子们更多进入仕途的机会，其目的却只是为了保证皇帝对于科举的控制，而并非专意于扶植北方士子，所以这并未能改变北方与南方的文化差异，这种情况直到成祖后期迁都北京以后，才开始有所变化。
成祖迁都北京的目的当然只是为了政治与军事的北移，以保证朝廷对北方的控制。但是政治中心的北移和大批江南官僚士大夫来到北京，对于北方的文化发展也就必然会起到相当大的作用。永乐迁都后，以北京为代表的北方文化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到明中叶以后，逐渐形成了以南北两京为中心，以江浙为先趋的全国文化新布局。这时候江浙的文化与南北两京的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融为一体了，大量江南官员的入仕，把江南文化带到了北京，同时也把北京的文化带到了江南一带，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全国经济流通的加快，这种地域文化间的互动也愈来愈快。不仅官僚士大夫的文化加快了流动，民间文化的流动也随之而加快了。
这种互动的突然加快大约也是在正德以后，一个名叫董穀的明朝人曾经记述了当时这种互动的情况。他从家乡来到北京，见到市间交易皆用一种质量低劣的铜钱，称作“板儿”，感到很奇怪，然而待到还乡，乡里也已经盛行质劣之“板儿”了。他还谈到其乡妇女一向流行窄衣尖髻，到京师后，见京中妇女长衣大袖，感到新奇，既而南还，家乡妇女也都已改行宽衣平髻了。
这种地域间的文化影响最突出的还是在那些经济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在有明一代的近三百年间各地区文化的发展也并不平衡，随着一些地区经济的发展，文化也相应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而且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例如明初在北方设立的军事重镇如大同、宣府（今河北宣化）等地区经济与文化的发展。或者像永乐迁都前后漕运的通航使得沿运河城市的发展，对山东临清这样的北方城镇的经济文化发展所起到的作用，以及如徽商或晋商的发展对于当地经济文化发展的影响等等。当然明朝政府对于地方儒学以及科举考试的南、北、中分卷录取制度，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相对落后地区的文化发展。但是总的来说，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也往往就是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而且到明中叶以后，这些文化相对发达的地区也都是商品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地区间的文化影响也不断加快，到明中叶以后，便出现了流行文化的趋势，地域文化在保持自身固有的特点的同时，也融入了相当程度的各种外来文化。直到真正的外来文化的到来：西方传教士的来华。
明代文化的第四个特征是中西文化的交流。
明朝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代，它的前期曾经是帝国文化向外输出的时期，郑和的航海以及派往中亚的使者们，将恢宏的中华文化传播于海外。但是到了它的后期，却开始了外来文化的输入。西方传教士们的来华使明朝人开始了对西方文化的接触。这样的前后期截然不同的变化，实际上是当时世界经济文化形势发展的结果，也是明朝自身经济文化发展的结果。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它们逐渐走到了东方的前面，而明朝自身这时候也开始了在传统社会基础上的转型。这前后三百年间的变化给予中国人的启示应该是永远难忘的。
当西方文化到来的时候，明朝人采取了不尽相同的态度。一种本能的对外来文化的排斥和部分士大夫对西方文化的乐于接受，构成了明后期中西文化交流中那种不十分协调的进程。
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一书中，作者谈到当时明朝对外国人的封闭做法，只有三种人按照法律被准许入境：一是自愿来向中国皇帝朝贡的人；二是打着朝贡旗号来寻求财富的外国商人；“第三种人是羡慕这个伟大帝国的声名而来此永久定居的，中国人认为他们是受了他们道德名望吸引。过去这类人很多，但现在中国人已不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富于吸引力了。传教团神父们在中国工作，是属于第三类人因而符合法律的。……正是以这第三种资格，神父们才被允许在中国居留，他们的教友才得以入境，但是人们不应认为他们隐瞒了他们来这里的目的，那就是要传播福音。凡是和他们打过交道的人都很了解这一点，而他们那些当大臣的朋友们也是用这一合法的借口来保护他们的，使他们能在中国待下去。”（《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墓》）
最为生动的事例便是在利玛窦死后，他们请求神宗皇帝赠给一块墓地时的努力，那些作为利玛窦朋友的朝廷官员们，在没有先例的情况之下对于这件事情的小心谨慎的帮助，以及事后神父们送给叶向高等人的那份颇具特色的礼物：“用一块象牙同时精美地雕上日、月、星辰图。”（《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墓》）中国文化观念的包容性和以科学技术为主体的西方文化这时候有了一次微妙的结合。但是其后便又发生了选择墓地时的文化冲突。利玛窦的墓地被定在北京西郊的仁恩寺后，作为寺庙主人的已被治罪的宦官杨某的同辈曾经到寺中寻衅闹事，他们一方面出于对寺院被选作墓地的不满，但同时似乎还有另外的文化原因。当时在场的人记述了几个闹事的宦官在离开寺庙之前的一段经过：
当他们穿过一间供有偶像的外厅时，有一个人就跪倒下来向主神说：“再见！最后一次告别了。从此我不能像从前那样自由地进入这个大厅了。”另一个人为了泄愤，就用更直率一些和可能更诚实一些的语气对同一座偶像说话。他说：“你这个泥胎，”这座怪像是用泥塑的，上面涂金，“如果你没力量能保住你的寺和照顾自己，我怎么能希望从你那里得到什么呢？你一点也不值得尊敬，所以我不感谢你，甚至于也不承认你。”别的几个人说这座像本来是叫某一个偶像的名字，后来又改了名字，而原来的那个偶像现在就对盗窃了它的名字的这个偶像来报仇。他们对那几座偶像进行了这类的谴责之后，终于离开了原来属于他们的这座寺。（《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墓》）
在这场关于寺庙产权的冲突中，也明显地表现出了中西文化信仰的冲突。但是中国文化的包容性以及由此而造成的多神崇拜也在这场赐墓事件中得到了体现。就连西方的传教士们也为之感到惊异，他们说：“谁听到中国皇帝赐给穷苦的外国人一个家园和墓地，会不感到惊奇呢？这种特权以前从未赏给过外国人，也很少给予政绩卓著的最高级大臣。就是这几个外国人拆除了异教偶像及其神坛，不仅是在京城的眼皮底下，而且是在全国的众目睽睽之下，在朝廷和皇太后本人都了解的情况下，经过高级部门和整个阁部的赞同，然后把偶像换上了救世主基督和圣母的画像；有谁听了这些会不觉得奇怪呢？更令人惊异不止的是，他们在自己的神坛上应皇上本人的要求为皇帝祈福，而且出于他本人的意思在神坛上还刻上了他的名字。”（《利玛窦中国札记·利玛窦墓》）由此看来，到崇祯皇帝的时候准备在宫中改奉基督教也就并不那么突然了。
作为皇帝来说，信仰之目的只是为了有利于统治，然而对于一些思想比较开放的儒臣来说，从他们与传教士的接触中反映出了当时士大夫中一些人对于西方科技文化的积极态度。如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李之藻，他是一个毕生接受了儒学教育的上层人物，而且具有一定政治地位，但他不仅接受了利玛窦的洗礼而信奉基督教，而且成为一个倡导西方科技的代表。他在奏疏中给予传教士们极高的评价：“伏见大西洋国归化陪臣庞迪我、龙化民、熊三拔、阳玛诺等诸人，慕义远来，读书谈道，俱以颖异之资，洞知历算之学，携有彼国书籍极多，久渐声教，晓习华音，在京仕绅与讲论，其言天文历数，有我中国昔贤谈所未及者。”（李之藻：《请译西洋历法等书疏》，《明经世文编》卷四八三）将异国的传教士与“昔贤”相提并论，足见李之藻对于西方科学的重视程度。
晚明时期是中国思想解放的一个高峰期，有些学者甚至将其比之于先秦的诸子百家时代。但是正如有人指出的那样，这时候来华的西方传教士所代表的还是西方封建教会的旧教，而不是代表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新教，因此他们的来华并没有给中国带来真正新观念的冲击，尽管与这些传教士接触的明朝士大夫中颇有一些思想比较开明的人士，却未能够从这种中外接触中引出更为激动人心的发展，明朝人完全是依靠着自己在进行着艰难的社会转型。
明代的文化不是一个固定的单一的内容，它存在于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段中，而且是一个动态过程。所以倘若一定要给它一个历史地位的评价的话，我们也就必须将它放到有明一代的历史时段中去认识。明代既是传统文化的高峰期，同时也是传统文化注入了新内容的转变时期，是一个传统文化没落的时期，或者是一个化腐朽为新奇的时期。
也许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个转变，到了清代，人们从传统角度来评价明代的文化的时候，给予它的评价却是颇多的贬抑。人们普遍认为，明代的文化尽是一些华诞无实的东西。这里所说的明代文化当然是指那些只限于文人士大夫中间的文化内容，民间的文化活动大约是不包括在内的。但是从我们今天所了解的情况来看，其实这种对于明代文化给予贬抑的主要原因还在于明代士大夫文化之中包括了以前所不能相比的娱乐性和通俗性特征。
我们在前面已经说到，有明一代的三百年间，传统文化经历了一个反复与转变的过程。而这样的过程在其前是不曾有过的。例如明初的文化专制，那样大规模的文字狱，以及正德以后商品生产的发展和那种从上而下的奢靡风气。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社会环境，但却反映了同样的一个现实，即传统社会的晚期特征已经相当的明显了。文化作为时代的反映，也就必然具备同样的特征——晚期传统文化特征。
明朝人在对于传统文化的继承上确实没有表现出应有的作用。半个多世纪的极端君主专制政治明显地限制了人们的创造力。待到一批士大夫起而打破这种局限的时候，明朝的社会又开始进入商品生产的发展阶段，开始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那种利用追寻汉、唐传统文化作为文化突破的做法，只是在很短一段时间里造成了传统文化的繁荣，而这种起点并不很高的传统文化繁荣几乎立刻就被社会转型时期的文化内容所替代。所以我们评价明代文化的历史地位，实际上也就是评价明中叶以后文化的历史地位。
在当今的文化史研究中，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文化发展到了宋代“新儒家”以后，开始了进一步的再普及与再深入。就其现象而论，确实如此。但是宋代的“新儒家”们事实上并未真正代表社会文化的再普及与再深入。他们所代表的文化主体仍然只是一个并不很大的士大夫集团。这情形到了明代中叶以后便大不相同了。明代的“新儒家”们才真正开始了文化的再普及与再深入，例如泰州学派那种包括了工商仆隶的哲学学派的形成与发展。这时候的哲学已经普及深入到全社会之中，成为一种人人可知的学问。这有些类似先秦诸子百家的时代。虽然它不及那时候的辉煌，却同样使人感到了一种社会变革的气息。与先秦诸子不同的是，这时候的思想家们没有能够像先秦时代那样得到新兴的地主阶级的认可，也未能成为时代的实用之学。因此明代中叶以后的文化虽然带有了社会变革的气息，却始终未能成为一种真正的新型的文化，它只能够像过去人们常说的那样：带有新的社会形态的萌芽。
从汉赋到唐诗，到宋词，到元曲，再到明人小说，就其形式而论已经带有一种走向普及的趋势；就其内容而论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时代特点。不仅如此，就明代小说自身前后的情况来看，所表现的内容也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我们在前面已经说过，明代前期的小说基本上保持了宋元话本的内容，作品中的主人公，大都是些官宦及其子弟。而明中叶以后的话本或者拟话本小说中的主人公，已经逐渐为富商大贾或者城市平民所取代。这些变化给予明代文化以更强的生命力，与此同时，雅文化的范围不断缩小，俗文化的范围不断扩大。这种文化的再普及与再深入也是前所未有的。鲁迅曾经在《致姚克》中说过：“歌、诗、词、曲，我以为原是民间物，文人取为己有，越做越难懂，弄得变成僵石，他们就又去取一样，又来慢慢的绞死它。”（《鲁迅全集》卷一二，第339页）这对于我们了解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甚有启发。一方面是文人的取作己用，另一方面则是文化形式的不断更新，待到明中叶以后，文人们大量从民间说话人那里汲取营养，再创作成长篇或者短篇小说的时候，他们已经无法再像以往那样将其绞死了。因为这时候他们已经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去垄断书面文化，更无法用他们的作品去取代流传于世的说唱话本。这固然是文化再普及与再深入的作用，同时也是时代变革在文化上的反映。
许多学者都认为，中国的传统文化形式，到宋元以后为之一变，而其变化的代表则是话本文学的出现。这是因为一些未能走上仕途的文人逐渐构成了一个文化创作群体，这一群体对于民间文化的发展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诚然如此，在宋元的文化创作中，除去像关汉卿那样伟大的文化巨匠之外，我们确实无法列举更多的作者，他们确实是一批生活于社会下层的文化人。这种情况到了明代中叶以后便又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些从事于民间文化再造的文人已经不再限于下层文人，而几乎成为当时文人士大夫们的一种时尚，他们尽管没有都去专门从事拟话本的再创作，但是他们对于当时文化的汲取与发挥也在不同程度上表现在他们的那些野史笔记之中。这种变化可以说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再普及与再深入。
与这种再普及与再深入直接相关联的还有那些没有为文人士大夫们所取用的更广泛的民间文化的发展。民间文化是一种承袭性很强的文化，从目前对于民间文化很不充分的研究情况来看，我们还很难将它们准确地划分，哪些是从明代开始出现的，哪些不是从明代开始出现的。这甚至比我们去区别明初与明中叶以后的民间文化特征都要困难许多。因此我们若要对明代的民间文化做出一个与历代民间文化明显对比的评价是相当困难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可以评价明代的民间文化。中国民间文化活动不少习俗始于唐、宋，而且大多还是在宋代得以形成习俗，例如上元张灯的活动，便始盛于宋代，但是到明代以后，这种民间活动更进一步固定了下来。再如端午节的龙舟竞渡，亦自唐代而有之，但始终未曾成为固定的民间活动，并多见于三月间举行。到了宋代，还有元夕竞渡的习俗，文天祥就曾经有诗记述道：“南海观元夕，兹游古未曾。人间大竞渡，水上小烧灯。”（赵翼：《陔余丛考》卷二一《竞渡、乞巧、登高》）而到明代以后，这种竞渡活动才逐渐固定下来，而且全国大部分地区都于五月初五举行。事实上，我们今天能够从文献上、口传上或者实物上看到的以及民间流传至今的活动中了解到的民间文化的内容，绝大多数都可以追溯到明代，因此可以说，从明代开始，民间文化进入了一个空前丰富繁荣的阶段。这种丰富与繁荣是从明中叶以后开始的，在明前期那种极端专制政治条件下，民间文化也呈现出萎缩的状态。《明史·丁珏传》中记：
（丁）珏，山阳人。永乐四年（1406年），里社赛神，诬以聚众谋不轨，坐死者数十人。法司因称珏忠，特擢刑科给事中。
这样的事件在当时恐怕不会仅此一例。只是因为丁珏由此得官，其后又因好伺察百僚小过上闻，为同官所恶，才得以将其不光彩的得官过程彰示于人。通过这个事例我们可以看到，在明初的政治条件下，大规模的民间活动还是很容易引起官府注意的。此外便是经济条件所限，明初的贫穷状况使人们还无法追求更多的文化生活。而到明中叶以后，人们对于这类活动则习以为常了。不仅是在江南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就是一些相对僻远的地区，这类民间活动也相当频繁，而且活动的规模也愈来愈大，逐渐形成了不同地区的相近而又各具特色的民间活动。
同一种民间活动，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会各具不同的时代特色。我们从明中叶以后的民间文化活动中所看到的那种时代特色，主要便是商品生产发展的痕迹，许多民间文化活动实际成了一种带有浓厚商业色彩的活动或者就成了一次次的商业活动，民俗活动的场所于是也就成为集市。而这种带有商业性质的传统民间活动，也就更容易为人们所接受，并得到较快的发展。这种情况虽然在唐、宋间也曾经有所表现，但其规模程度都无法与明中叶以后相比。许多地方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去推动这些民间文化活动的发展，一方面借以表现出地方的特色，同时也是地方经济实力的具体体现。民间文化活动到这时候，似乎已经偏离了旧的传统的轨道。这也正是明代文化与前所不同之处。
明代民间文化的发展，也改变了旧的文化格局，促进了社会文化的民俗化。所以说明代的文化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
从先秦诸子百家到秦汉统一时代，再到唐、宋传统文化的繁荣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的发展，明中叶以后的文化，可以算作是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这一阶段文化开始随着社会转型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从而表现出了它所独具的近代文化特征，它一方面对旧有的等级文化的界限要有所突破，一方面却又在维系着旧的文化。这种有限的文化变革，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变革一样，无法找到真正的出路，待到清朝取而代之的时候，新的文化专制轻而易举地便将这无力的变革切断了，中国的文化开始在新的条件下步入了新的歧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