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字有最少五千年的历史,大汶口文化出土的一件黑陶尊,器表上用硬物刻了一个符号——上端是一个圆,像是太阳;下端一片曲线,有人认为是水波海浪,也有人认为是云气;最下端是一座有五个峰尖的山。
这是目前发现最古老的汉字,比商代的甲骨文还要早。
我常常凝视这个又像文字又像图像的符号,觉得很像在简讯上或Skype上收到学生寄来的信息。信息有时候是文字,有时候也常常夹杂着“表情”的图像符号。
一颗红色破碎的心,代表“失望”或“伤心”;一张微笑的脸,表示“开心”、“满意”。这些图形有时候的确比复杂啰嗦的文字更有图像思考的直接性。
汉字造字法中本来有“会意”一项。“会意”在汉字系统中特别可以连结文字与图像的共同关系,也就是古人说的“书画同源”。
安徽蒙城出土的刻纹瓮上(同
一个永恒的圆,从山峰云端或
铭文“祖”字。
人类使用图像与文字各有不同的功能,很多人担心现代年轻人过度使用图像,会导致文字没落。
我没有那么悲观。汉民族的文字与图像在漫长文明中相辅相成,彼此激荡互动,很像现代数字信息上文字与图像互用的关系,也许是新一代表意方式的萌芽,不必特别为此过度忧虑。
文字与图像互相联结的例子,在现实生活中其实常常见到。例如厕所或盥洗室,区分男女性别时当然可以用文字,在门上写一个“男”或一个“女”。但在现实生活中,厕所标志男女性别的方法却常用图像而不用文字:女厕所用“耳环”、“裙子”或“高跟鞋”,男厕所用“礼帽”、“胡须”或“手杖”;女厕所用“粉红”,男厕所用“深蓝”。物件和色彩都可以是图像思考,有时候比文字直接。
我在台湾原住民社区看过厕所用男女性器官木雕来区分的,也许更具古代初民造字之初的图像的直接性。我们现在写“祖先”的“祖”,古代没有“示”字边,商周古文都写作“且”,就是一根男性阳具图像。对原住民木雕大惊小怪,恰好也误解了古人的大胆直接。
山东莒县凌阳河大汶口黑陶尊器表的符号是图像还是文字,是一个字还是一个短句,都还值得思索。
太阳,一个永恒的圆,从山峰云端或汹涌的大海波涛中升起。有人认为这个符号就是表达“黎明”、“日出”的“旦”这个古字。元旦的“旦”,是太阳从地平线上升起,一直到今天,汉字的“旦”还是有明显的图像性,只是原来的圆太阳为了书写方便,“破圆为方”变成直线构成的方形而已。
解读上古初民的文字符号,其实也很像今天青少年玩的“火星文”。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数千年的汉字传统一路走来有清楚的传承轨迹,一直到今天的“简讯”“表情”符号,并没有像保守者认为的那么离“经”叛“道”,反而很可以使我们再次思考汉字始终具备活力的秘密(有多少古文字如埃及象形文字、美索不达米亚楔形文字,早已消失灭亡)。
汉字是现存几乎唯一的象形文字,“象形”是建立在视觉的会意基础上。
我们今天熟悉的欧美语言,甚至亚洲的新语言(原来受汉字影响的韩文、越南文),大多都成为拼音文字。
在欧美,常常看到学童学习语言有“朗读”、“记诵”的习惯,训练依靠听觉掌握拼音的准确。汉字的语文训练比较没有这种课程。汉字依靠视觉,在视觉里,图像的会意变得非常重要。图像思考也使汉文化趋向快速结论式的综合能力,与拼音文字靠听觉记音的分析能力,可能决定了两种文化思维的基本不同走向。
大汶口黑陶尊上的符号,如果是“旦”这个古字,这个字里包含了“日出”、“黎明”、“朝气蓬勃”、“日日新”等许许多多的含意,却只用一个简单的符号传达给视觉。
汉字的特殊构成,似乎决定了早期汉语文学的特性。
一个“旦”字,是文字,也是图像,更像一个诗意的句子。
汉语文学似乎注定会以“诗”做主体,会发展出文字精简“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短诗,会在画面出现“留白”,把“诗”题写在“画”的“留白”上,既是“说明”又是“会意”。
希腊的《伊利亚特》( Iliad )、《奥德赛》( Odyssey )都是鸿篇巨制,诗里贯穿情节复杂的故事;古印度的《罗摩衍那》( Ramayana )和《摩诃婆罗达》( Mahabharata )动则八万颂十万颂,长达几十万句的长诗,也是诡谲多变,人物事件层出不穷,习惯图像简洁思考的民族常常一开始觉得目不暇接,眼花缭乱。
同一时间发展出来的汉字文学《诗经》却恰巧相反——寓繁于简,简单几个对仗工整、音韵齐整的句子,就把复杂的时间空间变成一种“领悟”。
汉字文学似乎更适合“领悟”而不是“说明”。
昔我往矣,杨柳依依;
今我来思,雨雪霏霏。
仅仅十六个字,时间的逝去,空间的改变,人事情感的沧桑,景物的变更,心事的喟叹,一一都在整齐精简的排比中,文字的格律性本身变成一种强固的美学。
汉语诗决定了不与鸿篇巨制拼搏“大”的特色,而是以“四两拨千斤”的灵巧,完成了自己语文的优势与长处。
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
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
汉语文学最脍炙人口的名作,还是只有二十个字的“绝句”,这些精简却意境深远的“绝句”的确是文化里的“一绝”,不能不归功于汉字独特的以视觉为主的象形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