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

韩愈描述石鼓文字之美

用了如下的形容：

「鸾翔凤翥众仙下，

珊瑚碧树交枝柯。」

上千年石鼓文字的斑驳漫漶，

充满了岁月历史的魅力……

商周时代镌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成为后代学者了解上古历史、文字、书法的重要依据。一般来说，商代青铜器上铭文较少，而重视外在器型的装饰，常常在器表布满繁复雕饰的兽面纹，也有立体写实的动物造型，像是著名的“四羊方尊”。“尊”是祭祀用的盛酒容器，四个角落凸出四个立体羊头，是完美的雕塑作品，在制作陶“模”陶“范”与翻铸成青铜的技术过程都繁复精细，是青铜工艺中的极品。

青铜器在西周时代逐渐放弃外在华丽繁复的装饰，礼器外在器表变得朴素单纯，像是台北故宫称为镇馆之宝的西周后期的“毛公鼎”、“散氏盘”，器表只有简单的环带纹或一圈弦纹，从视觉造型的华丽讲究来看，其实远不如商代青铜器造型的多彩多姿与神秘充满幻想的创造力。

“毛公鼎”、“散氏盘”被称为台北故宫的“镇馆之宝”，不是因为青铜工艺之美，而是因为容器内部镌刻有长篇铭文。

毛家是周天子的世袭御厨，受封为公爵，于是用天子赐的铜铸了一个鼎，纪念这份高上的荣誉，最后说“子子孙孙永宝用”。（台北故宫博物院藏）

“散氏盘”的“散”，指的是周朝时有个叫做“散”的小国。周朝当时分封了很多国家，大国如齐、鲁等，都有独立的政治体制。“散”和“矢”是两个相邻的小国，因国界始终划不清楚，经常打仗，人民觉得生活不安定，就找了第三国来仲裁。他们决定用青铜铸一个盘子，上面注明国界位置，说明不能反悔或随便发动战争，有问题时就把盘子拿出来作证。这个盘子等于是一份契约，而且比现在的法律文件还不容易伪造呢！

“毛公鼎”有五百字铭文，“散氏盘”有三百五十字铭文；上海博物馆的“大克鼎”有二百九十个字，中国国家博物馆的“大盂鼎”有二百九十一个字，这些西周青铜礼器都是因为长篇铭文而著名。西周以后，文字在历史里的重要性显然超过了图像，文字成为主导历史的主流符号。

清代金石学的学者收藏青铜器，也以铭文多少判断价值高下，纯粹是为了史料的价值。许多造型特殊，技巧繁难，在青铜艺术上有典范性的商代作品，像“四羊方尊”、“人虎卣”反而被忽略，流入了欧美收藏界。

西周青铜铭文已经具备严格确定的文字结构和书写规格，由右而左、由上而下的书写行气，字与字的方正结构，行路间有阳文线条间隔，书法的基本架构已经完成。

从西周康王时代（公元前一〇〇三年）的“大盂鼎”，到孝王时代（公元前十世纪）的“大克鼎”，到宣王时代（公元前八〇〇年）的“毛公鼎”，三件青铜铭文恰好代表西周早、中、晚三个时期的书风，也是书法史上所谓“大篆”的典范。

其文字严谨圆遒，布局匀称，散发出浑厚古朴的气韵。（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石鼓文世称“石刻之祖”，文字刻在十个鼓形的石墩上，每具石鼓都记述有游猎、行乐盛况的四言韵诗。全文约七百余字，现今只流传下二百余字。这些石鼓原埋没在陕西凤翔府附近，到隋唐时才被人发现，唐宪宗元和十二年（公元八一七年），韩愈曾为文记述此事。当时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现已定为秦刻石。

石鼓文承秦国书风，为小篆先声，与金文相比，也具有明显的动感。康有为赞誉为：“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裁，自有奇采。”（编写）

西周的文字不仅是铸刻在青铜器上的金文，唐代也发现了西周刻在石头上的文字，也就是著名的“石鼓文”。

“张生手持石鼓文，劝我试作石鼓歌；少陵无人谪仙死，才薄将奈石鼓何？”韩愈的《石鼓歌》是名作，正反映了唐代文人见到石鼓的欣喜若狂。

韩愈描述石鼓文字之美用了如下的形容：“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上千年石鼓文字的斑驳漫漶，对韩愈充满了岁月历史的魅力，相较之下，使他对当时流行的王羲之书体表现了轻微的嘲讽：“羲之俗书趁姿媚，数纸尚可博白鹅。”

唐代在陕西发现的石鼓文，当时被认为是西周宣王的“猎碣”，也就是赞颂君王行猎的诗歌。只是经过近代学者考证，这位行猎的君王不是周宣王，而是秦文公或秦穆公。

石鼓文在书法史上的重要性，常常被认为是“大篆”转变为“小篆”的关键，而“小篆”一直被认为是秦的丞相李斯依据西周“大篆”所创立的代表秦代宫廷正体文字的新书风。秦始皇统一天下以后，由李斯撰写的《峄山碑》、《泰山刻石》，都是“小篆”典范。“皇帝立国，维初在昔，嗣世称王，讨伐乱逆”（《峄山碑》文），线条均匀工整，结构严谨规矩；“乃今皇帝，壹家天下”，书法也到了全新改革、“壹家天下”的时代。 XZT98ZpeTkG4iv8ruBbG4zUyaOEQ5vqPA/3mkiUxVbHCR0Ix1lvkdAE7Rt/9kW9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