敌人非常强

在频繁的作战中，机会到处都是，唯一的条件是，你还活着。

1930年，第一次反“围剿”开始时，粟裕升任师长。到第三次反“围剿”，他已经是红十一军参谋长。

即使在苏区和红军的鼎盛时期，战争的天平也并非完全一边倒，胜利的一方有时亦须付出不小代价。在战斗中，粟裕的左臂被子弹打中，而且正好击中动脉血管，鲜血喷出一米多远，他当场就昏了过去。

送到军医院时，为避免感染，医生主张将左臂踞掉。

只剩一只胳膊，打仗该多不方便。粟裕对医生说：“即便有生命危险，我也不锯！”

最后没锯，自此粟裕的左臂一直残疾，活动无法自如，仅能帮助右臂做一些辅助性动作。

由于缺乏医药，伤口痊愈很慢，当粟裕伤愈出院时，第五次反“围剿”已经开始一个多月了，红十一军也早就改编为红七军团，军团长便是寻淮洲，粟裕出任军团参谋长兼第二十师师长。

第五次反“围剿”与前面四次都不同，突出表现为，参与进攻的国民党军队从数量、战斗力、武器乃至战术都有了极大改进。

过去讲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好像就赖一个李德，粟裕却很坦白地承认，这次敌人非常强。

战场上首次出现了飞机和坦克的影子。蒋介石原来并没有飞机坦克的成型化特种部队，是受了长城抗战失败的影响后，才开始着手建立的。这些特种部队当时连雏形都算不上，作战能力很弱，地空协同、步车协同更是无从谈起，不过做个样子罢了，但它对红军的心理威慑作用却着实不容小觑。

有个号称“游击健将”的红军团长，从未见过飞机集中轰炸的场面，当敌机投弹时，忍不住失声惊呼：“不得了啦，不得了啦。”

出动的坦克一共才两辆，而且都是轻型的，威力十分有限，可也是因为从没有见过，大家全都手足无措，不知道该拿这俩铁家伙怎么办，结果一个师的阵地眼睁睁就被坦克给冲垮了。

打得顺时无所谓，怎么打都行，一旦不顺了，其他弊端也会慢慢暴露出来。

寻淮洲参加过秋收起义，他和粟裕都是从战争中学习，凭借一拳一脚在战场上打出来的好汉。可问题是两人都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军团政委手里。

红七军团政委是乐少华。他有留学莫斯科的背景，是所谓“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此人缺乏军事经验，但行事蛮横霸道，动不动就拍桌子骂娘，看谁不爽，就拿“反政治委员”的大帽子压过去，你不服还不行，因为他有“政治委员最后决定权”。

军团开欢迎大会，请刚上任的乐少华作报告，恰巧粟裕从战场回来，寻淮洲上前跟粟裕打招呼，刚简单谈了几句话，乐少华在台上看见了，便拍着桌子大骂：“他妈的，我在作报告，哪个还在讲话？”

当时乐少华还不认识粟裕，他骂骂咧咧，是要当众给军团长难堪，以便树立他自己的权威。

很快，矛头又转向了粟裕。

某次粟裕率部队打退并消灭了一股敌军，他亲自从前沿跑回军团指挥所，请示是否继续追击。当时寻淮洲和乐少华坐在一根木头上，寻淮洲一听，这正是乘胜穷追的好时机啊，马上说：“好，好，好。”

乐少华没有吱声。粟裕以为他同意了，军情紧急，转身就走，不料乐少华突然跳起身来大叫：“站住！他妈的，政治委员制度不要了吗？回来，回来。”

寻淮洲和粟裕都傻了眼，可又不能不从，只得停止追击。

当晚中央军委来电，批评红七军团为什么不继续追击，乐少华才闭口不言，但他随即就把粟裕列入“反对政治委员制度的危险人物”，长期对其进行限制和监视。

乐少华把粟裕当成了寻淮洲的人，一意打击报复。说粟裕反对某制度云云，不过是挂神圣之名，行猥琐之事罢了。

在这里，对错并不重要，站队最重要，粟裕其实就是站队没站好，不会顺风使舵而已，他后来吃的许多苦头，可以说都与此有关。

外面拼命给压力，里面还在自缚手脚，这仗当然只会越打越憋气，越打越失败。到1934年夏，中央苏区已由原来的纵横近千里，缩小到300余里，中央军委也不得不考虑离开苏区，进行长征。

1934年7月，红七军团被调回瑞金，包括李德在内的中央军委接见了军团领导人，当面宣布由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

当时中央军委没有把先遣队的战略意图说得太清楚，只是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最后到达地域为皖南，因为那里将举行“皖南暴动”，并由此建立苏区，红七军团到皖南有立足之地。

若干年后，粟裕才知道，事情远非如此简单。

从字面上看，红七军团是“先遣”，主力红军会随后跟进，但按照后来朱德提供的说明，派先遣队北上，只是要让他们“去做个引子”，以便掩护中央红军南下。

换句话说，中央红军和红七军团的行军方向正好相反，当红七军团北上，从而调开敌军兵力时，中央红军将从中央苏区的西南部寻求突围。

其实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初期，毛泽东就曾提出过一个挽救中央苏区的策略。那时恰好爆发了“福建事变”，他主张趁机派红军主力挺进包括皖南在内的苏浙皖赣地区，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决战，以迫使对方的“围剿”大部队回援。可惜的是，当时毛泽东没有决策权，中央未能采纳这一良策。

时移世易，现在再派小股部队深入险地，其本来的效果和意义已一去不复返。毕竟蒋介石也不傻，在第五次“围剿”胜局已定的情况下，他绝不会因为一个北上抗日的口号，或者一支小股部队的出动而改变原有部署，更不会放松对中央苏区的继续围困。

当然，在情况万分危急之际，中央尝试丢卒保帅也未必就没有一点道理，事情糟就糟在，决策者中途又头脑发热，对先遣队的要求也远远超出了“保帅”的范围。 tcTPcegrV1rsqwf+BpoSGQsEn3aSVrxrTjXEgF9WcVQ9y2wUUQEqhqOQj4Xoty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