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吃哪块吃哪块

还是搞搞“清剿”吧，给新四军一点颜色看看。

1942年6月12日，南部着手实施第一期“清剿”。

南部的“清剿”战术一方面吸收了“清乡”的长处，即对根据地不光从军事上围攻，还从政治和经济上予以封锁；另一方面又强调像“铁壁合围”那样，对苏中一个分区一个分区地实行分进合击或多路重围。

南部以第十二旅团各大队为主力，组成了1300多人的机动突击队，并以3000余伪军相配合，进入第四分区的海门、启东，意图对第三旅进行合围。

这种“铁臂”跟华北日军没法比，空隙极多，作为三旅主力的第七团很快就转移到了外线，南部要找他们决战都找不到。

1942年6月28日，南通警卫团深夜奔袭海门茅家镇，毙伤日伪军90余人，生俘日军2人。茅家镇是敌军后方补给基地，南部被迫从“清剿区”内抽出兵力回援。

日伪军顾此失彼，到7月上旬，虎头蛇尾的第一次“清剿”只能以一无所获而告终。

天才的构想没能落着满意的结果，南部当然不甘心，七八月间，他又对第三分区的靖江、泰兴进行第二期“清剿”。

从南部的设计桥段来看，“清剿”要比他以往实施的“扫荡”难对付得多。刘少奇和陈毅几次致电粟裕，认为苏中还要苦斗下去，面对“清剿”，必须保存力量，作战规模不宜太大。

粟裕想的却是不能太小。

一物须用一物降。南部的兵力有限，在他集中精力对分区“清剿”的同时，后方和其他区域必然空虚，正是予以主动攻击的好时候。

为了给第三分区解围，粟裕再次起用得心应手的“王牌部队”第七团，攻击目标定为南通石港镇。

石港是南通、海门的交通枢纽，乃该地区的必争之地，由伪军一个团约600余人驻守。该镇有72座半庙宇之称，镇上庙宇极多，伪军利用这一条件，在镇内广建卫星据点，计有16座大小碉堡。

此外，石港四周河水环绕，河岸上筑有丈余高的围墙，河底还布有竹签，宛如一座四面环水的城池。

伪军在新四军眼中是“黑乌鸦”、“豆腐军”，不难打，难打的是据点。

运用四面围攻的常规打法，也有可能打得下来，但以碉堡的坚固程度，恐怕难以速战速决，而石港距离周围的敌据点又较近，如果短时间解决不了问题的话，日伪军必然会赶来增援，到那时就麻烦了。

七团进攻石港，所用战术还是粟裕在黄桥决战前打姜堰的老办法，即“掏心战”。

1942年8月9日凌晨，七团团长严昌荣以一个连偷袭石港南门获得成功，接着各营各连便按计划分头抢占镇内的各个要点，就像中心开花一样，把伪军一个团切成数块，想吃哪块吃哪块。

与姜堰攻坚战有所不同的是，在伪军团部及主力被打掉后，几个大碉堡里的守敌仍未投降。

七团不愧是“老虎团”，严昌荣组织突击队，用打墙洞的办法钻入碉堡旁边的伙房，之后通过手榴弹和机枪，抢先堵住碉堡底层的出入口。

底层被堵，伪军只好退至碉堡的二三层，因为七团突击队员都隐蔽于出入口的死角处，他们既看不见，也打不着，完全成了瓮中之鳖。

最精彩的好戏是火攻。突击队将旧棉被送入碉堡底层，浇上煤油，浓烟由一层直蹿二三层，上面的人被浓烟呛得睁不开眼，张不开口。

依靠碉堡的掩护，伪军本来是想扛着，可人的承受能力毕竟有限，如此烟熏火燎，凭他们那小肩膀，哪里还扛得住。于是一个个把枪扔下来，再从上面往下跳——确切地说，是先跳到房顶上，再跳到地面，这罪受的。

石港一战从开始到结束，计时一个半小时，全歼伪军1个团，缴获轻重机枪7挺，长短枪300余支，手榴弹近万发，而七团无一伤亡，这样的仗最符合粟裕心目中的“划算原则”。

粟裕在石港一打，第二期“清剿”也搞不下去了。

两次“清剿”无果，南部仍然不肯死心，从9月起，他对第三分区启动了第三期“清剿”。

1942年9月25日，是农历中秋节，第三旅主力集中于四分区的二窎镇附近，准备热热闹闹地过个节，休整一下。

谁知道一大早就有人来搅局了。第七团团长严昌荣得到侦察报告：在第十二旅团第五十二大队大队长保田中佐的率领下，日伪军昨晚占领了附近的白龙庙，现在正直奔北新桥而去。

在南部麾下战将中，保田以“老滑头”著称，严昌荣跟他交手3年，几次都想吃掉他，但全部都落了空。新四军内部形容保田：“像个玻璃球，滑得没角没棱，要是你手上只有一个套子，是套不住他的。”

这一次，保田又想耍什么滑头？

粟裕的判断是：“保田要钻我们的空子，他认为我们刚刚攻下石港，兵疲马乏，又是中秋节，想搞我们个措手不及。”

粟裕指示严昌荣：“我们也要在这个节骨眼上，给保田一个意外的打击，你要想办法把保田引到二窎，组织部队歼灭之！”

过节的事只好先放到一边，“打好仗再过中秋”。 wDm821AXz2gmN25z6y9Yb/CmnNDpjuuOGjokTV6WWAdVIw5/S8esd9urKlU8x0Aj