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得谈买卖

最早驻扎苏中的日伪军只有日军一个联队，伪军两个师，翻不起多大的浪。

到1939年年底，日军对关内指挥系统进行了调整，苏浙皖地区的“治安”转由驻上海的日本第十三军司令部负责，司令官泽田茂中将把原驻镇江的独立混成第十二旅团调驻泰兴，那个光溜溜的联队被替了下来。

第十二旅团具备单独执行战略任务的能力，在一定时期内，可以出兵下乡对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挺进纵队当初退至郭村，即缘于该旅团对吴家桥发起的“扫荡”。

日军是苏中的“老大”，但对于一个旅团来说，苏中实在太大了，要扫也扫不过来，所以他们其实非常希望中国人“内讧”，以便坐收渔翁之利。

在苏中，如果国共双方发生“摩擦”，日军通常仅作警戒和观察而不参战，郭村战斗是如此，以后的历次作战也一样。黄桥决战时，陈、粟曾担心日军趁机进攻，不过从始至终，第十二旅团都是坐山观虎斗，除派出一部到黄桥附近观察战况外，未做任何其他反应。

两败俱伤，是日军想达到的效果，可惜的是，黄桥决战后，韩德勤确实是败了伤了，而新四军却在苏北迅速扩大，对日伪军的威胁也超过了韩德勤主导时期，这让第十三军司令官泽田茂大感苦恼。

此前，泽田一直计划对苏中进行“扫荡”，黄桥决战后，他赶紧加快实施步骤，以3000兵力进行了第一次“扫荡”。

在这次“大扫荡”中，日军率先攻占了黄桥，随后又成功地诱使“泰州二李”中的李长江叛国投敌。

李长江与南京的“和尚”（指汪伪政权派出的密使）其实暗中早有往来，不过最初没有谈妥，此次泽田放宽条件，以50万元和25发子弹的代价，终于将李长江拖下了水。

在苏中国民党的敌后部队中，李长江第一个公开投敌，对抗战起到了极坏的影响。有了李长江这个“榜样”，其他的一些国民党保安旅也先后投敌，使苏北伪军迅速增加到13个师以上，共达37000余人。

如此“榜样”，不揍不行，粟裕迅即发起“讨逆战役”，率部直取泰州。

李长江投敌是背着部队进行的，突然宣布当伪军后，他的部队立刻陷入混乱，官兵们感到当伪军抬不起头，士气极为低落。一师有个老侦察员，骑一辆自行车从姜堰赶到泰州去侦察敌情，车子骑得太快，没留意李长江部队的哨兵，最后竟然单枪匹马地闯进了某团的集合场所。

退是不可能了，侦察员正好看见一个军官在发号施令，他腾地跳下车，把这名军官抓住，并且掏出手榴弹，拉下弦线，大喝一声：“快下命令叫部队缴枪，否则，你死我也死！”

军官吓坏了，乖乖地下令士兵们把枪支堆在空地上，然后集合四五百人跟着侦察员走了。

经3天激战，第一师攻克泰州，李长江翻越墙头才得以逃命。

在新四军发起“讨逆战役”的同时，为接应李长江投敌，泽田集中独立混成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七旅团3个旅团，对苏中发起第二次“扫荡”。

1941年2月19日，第十二旅团突然包围兴化，并于第二天上午攻入城内，韩德勤率部败走。由于兴化失守，重庆政府的苏北行政机关很快丧失机能，国民党江苏省党部迁到了溧阳，半年后几乎完全消失。

泽田对第二次“大扫荡”做了“战果记录”：“重庆军（指韩德勤部队）被打死和被俘4000余人，我方战死26人。”

这是一个悬殊极大的对比数字，泽田对此显然极为满意，他随后写道：“此次作战进展顺利，完全如我当初预料的那样完成了。奉谢皇恩。”

可是泽田似乎患了失忆症，他忘记了自己发起“大扫荡”的初衷。“扫荡”之前，他在日记中对作战目的有明确记载：“消灭江北兵匪，尤其是新四军。”

直到第二次“扫荡”结束，泽田也没见到新四军这个心目中最大的敌人。

没有见到，不等于没有。

早在日军进攻黄桥之际，一师内部讨论攻守战策时，有人曾提出要打一场“黄桥保卫战”，像黄桥决战那样，与日军拼一拼，粟裕果断地否定了这一建议。

“老二”与“老大”看上去虽然只有一步之遥，实际差距可不只一步。仅以第十二旅团为例，该旅团无联队编制，在日军编制中，仅属警备旅团，级别并不高，但无论武器装备还是战斗力，都比新四军要强。

日军不是韩德勤，你可以跟它拼一拼，但是拼光了怎么办？

打仗不能只谈感情，还得谈买卖，吃亏的事情绝不能干，因此粟裕下令部队撤出了黄桥，“讨逆战役”结束后，面对日伪军的反攻，他又主动撤出了泰州。

不光是黄桥、泰州，除了驻于盐城的新四军军部外，苏中几乎所有城镇里的新四军，都像阳光下的水珠一样，蒸发得无影无踪。

日军找不到，很正常。 8ML/K8kYhS274cb0tWuElSYaqcJbEK0P194EVNnQxbRwfvpH2EufYaD29uIpb8M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