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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多不如兵精
到达苏南后，粟裕朝思暮想的就是要先打上一仗，以改变当地军民低落的士气，侦察员带来的另一个情报正好与此对路。
据侦察员说，在镇江到句容的公路上，运输相当繁忙，每天通过的日军汽车多达五六十辆，通行时间多在上午8点到9点，以及下午4点前后。
几天前，粟裕曾亲自到那一带公路沿线进行过侦察，并且当时就对一处地形情有独钟。
被粟裕青睐的地方叫韦岗，位于镇江西南15公里处，属于丘陵山地，南北各有两座近百米高的连绵山冈，公路就像一条狭长的带子，前不见头，后不见尾，弯弯曲曲，夹于其间。
粟裕仔细观察了一下，尽管山上树木稀疏，但有许多高低不平的小土丘，可用于隐蔽埋伏，以他多年从事游击战的经验和眼光来看，这是一个打伏击战的绝佳地形。
到韦岗去伏击日军车队，不仅可以避开日军的“搜剿”，还能借此打开江南抗战的局面，何乐而不为？
粟裕立即召集各连干部到竹林开会。他告诉众人：“根据日军车队活动的规律，战斗可能在明天拂晓前后打响……”
粟裕已记不清自己打过多少次伏击，汽车也打过，但通常没有押运兵，只有司机，跑得快的就溜了，反应慢的看到红军便瑟瑟发抖，不用费什么手脚，他自己就会把车停下来。
打日军的军用汽车，这还是第一次。对于粟裕来说，另一个他必须面对的现实是，由于电台损坏，已经来不及将作战方案向上级报告，也就是说，这一战必须完全由他自己策划、自己指挥，当然也要由自己承担后果，无论是好是坏。
在对韦岗伏击战进行部署时，粟裕斩钉截铁地说：“一定要把日军的车队截住，否则我们今后在政治上、军事上的困难会很大！”
会议结束，粟裕的视线才离开了地图。
从一支队抽到先遣支队的那个连的连长叫童炎生，三年游击战争时期在湘赣边打游击，此前与粟裕从未谋面，但他和许多新四军老兵一样，对粟裕慕名已久。就在这次会后，他难得地与“粟司令”唠起了嗑儿。
粟裕说的是先遣队，不过不是现在这支，是4年前的那支：“4年前，在方志敏同志领导的抗日先遣队里，我被任命为参谋长，但那支先遣队的使命没有能完成，我们在怀玉山上被围困了……”
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但是粟裕的声音随后便转向激越：“4年后的今天，我们又搞出一个先遣队，并胜利挺进到苏南，现在我们面临着一个全新的形势。”
粟裕手握着竹枝，目光停留在青青的竹叶上，低吟起了方志敏在狱中留下了的一首绝句：“雪压竹头低，低下欲沾泥，一轮红日起，依旧与天齐。”
形势好，不等于就能打得好。4年前的抗日先遣队，说败，也就是败在伏击战上，那场伏击战没打好，从此一路败下去，直至覆亡。
又要打伏击战了，还是先遣支队出师江南后的处女作，对粟裕来说，它的规模也许不大，但是意义不小。最重要的是，他在这场战斗中决不能败，只能胜。
随着夜幕降临，在粟裕的率领下，先遣支队从下蜀后山出发，插向韦岗。
天正下着大雨，每个人的头上都像罩着一口大铁锅，到处是黑乎乎的一片，能见度极差，只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一些树木、草棚和土冈，这使行军变得非常困难。人们的汗水跟雨水混在一起流淌，还没跑多少路，就个个浑身湿透。
从奉命执行任务开始，先遣支队就这样天天泡在雨水里，加上破击铁路时通宵苦干，官兵越来越疲劳，生病的人增加到10多人，队伍也逐渐拉开了距离。
这当然不是一个好的兆头，粟裕很快意识到这一点。行至中途，他传令停止行军，重新编组部队。
粟裕从各连挑选出精干人员，也就是那些身上还有一股虎劲的官兵，共组成6个步枪班、1个机枪班和1个短枪班，各班均配备了手榴弹投掷手。
兵多不如兵精，他要用这支精兵来打伏击战，以确保以一当十，得心应手。
凌晨两点，编组后的先遣支队分路而行。不参加战斗的人员携带病员和行李，到预定地点集结待命，参战部队则继续往韦岗前进。
在到达距韦岗约8里地的一处小芦苇荡后，粟裕再次下令休息，除分配作战任务外，对伏击战做最后一次准备。
机枪班共有两挺轻机枪，这是先遣支队唯一的重火力，毫无疑问，机枪手将在战斗中起到很关键的作用，机枪手也因此被反复叮嘱：“你可要沉着，打得要准，要猛，但不能浪费子弹！”
机枪手是老兵，一拍胸脯：“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话音刚落，就有人抛出了难题：“你先别吹牛，你知道打汽车该打哪里呀？”
先遣支队面临着很多第一次，“打汽车究竟打哪儿”是一个，其他还有“向鬼子喊话怎么个喊法”等等，但是最后的焦点都集中在了打汽车上。
从粟裕到童炎生等连班级指挥员，都没有准备标准答案，他们临时给士兵们开了个“诸葛亮会”，让大家一起想办法。
有人说：“把开车子的打死了，汽车不就僵了。”
这个办法马上就遭到反对：“光打死开车的，说不定再冒出个活的来把汽车开走呢……”
“那你说怎么个打法呢？”
反对的人自有主意：“我说应该打轮胎，把轮胎打漏气了，车不就跑不动了！”
“打轮胎”得到一致同意，部队在完成准备后，即向韦岗猛扑过去。